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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兴(中共情报保卫人员)

周兴(19051975),出生于江西省永丰县,早年在染坊做学徒。大革命的风潮震荡着偏僻的赣西,周兴接触了共产主义思想,在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转入共产党, 1927年周兴随朱德的教导团参加了南昌起义毛泽东开辟井冈山根据地之后,周兴先后担任江西省肃反委员会秘书、侦察部长、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长征途中,周兴任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红军干部团特派员。遵义会议期间,周兴亲率警卫连三次打垮土匪武装, 受到时任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的表扬。长征胜利到达陕北时,周兴任西北保卫局局长。后来,西北保卫局改为边区保安处,从1936年至1948年周兴一直执掌这个极其重要的情报部门,也就成了资深的特工首领,是共产党隐蔽战线的重要领导人。1975年因病逝世,终年70岁。 [1-6]

周兴(19051975),江西永丰人,早年在染坊做学徒。1925年参加革命,同年夏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1926年转入共产党。1927年6月,周兴经同学袁振亚介绍,参加朱德同志领导的南昌市公安局教导团,编入第三营担任战士。不久爆发了著名的南昌起义,21岁的周兴参加了这场起义。南昌起义失败以后,党组织立即派周兴到折桂山区去开展游击斗争,担任折桂区委委员。周兴在贫穷落后的山区组织起一支游击队伍,打土豪、惩恶绅,同县城的反动势力相抗衡。1930年10月4日,红一军团攻占了赣西重镇吉安城。10月7日,在工农群众庆祝攻占吉安胜利的大会上,成立了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周兴奉调到省政府工作。

由于当时苏区的内外形势十分复杂,省政府设立了一个重要部门省肃反委员会,专门从事公安保卫工作。红一军团秘书处处长李韶九担任中央政治保卫局江西政治保卫分局局长、省肃反委员会主任。周兴则担任省肃反委会员的侦察部长、执行部长,以后又担任秘书长。从此,周兴同情报保卫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省肃反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确保苏区红军和党、政部门的安全和纯洁,清理混进来的特务、坏分子。周兴到任不久,省肃反委会员就接到中央的通知,已经在红一军团的基层连队中发现“AB团”,并且同地方党政组织中的“AB团”分子有联系,要他们根据发现的线索,抓紧侦破工作。李韶九对此十分重视,专门召开会议研究布置,集中精力打“AB团”。

周兴对打“AB团”,开始是很积极的。只要李韶九下了命令,周兴就去执行。抓起来的人,连夜突击审讯。第二天一早,就把口供笔录送给李韶九。后来,周兴逐渐感到势头不妙。因为这些“嫌疑分子”中,涉及到红军和地方政权的一些高中级领导,有的还是他的亲人和战友,难道这些人都是“AB团”吗?尤其是听说自己的亲弟弟在红一军团也被定为“AB团”遭处决的消息后,十分震惊。经过了解,组织上认为:打AB团扩大化有上面的原因,省肃反委员会主要由李韶九负责,周兴是执行问题,认识和态度又比较好,所以没有执行处分,就报告省特委取消了。在苏区肃反搞扩大化,却成为许多干部对周兴的重要印象。周兴严于责已,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错误。他曾多次向身边的人谈到在江西苏区打“AB团”时自己曾犯过扩大化的错误,受过处分。在党内每次填表时,周兴都一定要把这件事填上去。

1934年10月,周兴奉命随红一军团长征。长征初期,周兴是以国家保卫局特派员的身份到红一军团工作的。到任不久,周兴即被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副局长,局长是罗瑞卿。

1934年底,中央红军抵达乌江南岸。这时,周兴被调到中央军委干部团任特派员。干部团是直属中央和中央军委指挥的,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周兴作为特派员主要负责部队的安全保卫工作,接受“双重领导”,既受干部团首长的领导,又受国家保卫局的领导。具体任务有三条:一是保卫好党中央、中央军委领导的安全;二是抓俘虏、审俘虏,为部队行军打仗搜集“情报”。三是保护好董老(董必武)、徐老(徐特立)、谢老(谢觉哉)等老同志。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期间,周兴奉命担任会议外围的警卫工作。当时遵义城不大,但红军初来乍到,情况不熟。城内有红军主力部队控制,问题不大,而城外却有好几股土匪,经常滋扰治安,横行乡里。在开会的前两三天内,土匪武装几次来犯。周兴率领警卫连顽强阻击,不准土匪进城,保证会议的绝对安全。事后,干部团领导向中央军委领导作了正式汇报,周兴受到周恩来的表扬,说他们为保卫遵义会议立了一功。

1935年6月,周兴随军委干部团翻越了海拔四五千米的夹金山。8月,在四川松潘县又极其艰难地走过了杳无人烟的草地。刚刚三十岁的周兴,本来身强力壮,但这个时候已经消瘦得不成样子。此时,周兴得了肺病,刚过草地就发高烧、吐血。有几天时间,他躺在一个老百姓家里昏迷不醒。部队里缺医少药,无法医治。幸好当地有个中医,给了点中草药,吃下去以后,出了一身虚汗,烧逐渐退了,可是痰中仍夹有血丝,咳得比较厉害。医生说,这可能是肺上的毛病,需要慢慢调养。干部团的同志对周兴很关心爱护。团长陈赓、政委宋任穷经常来探望。干部团首长决定派一个担架,抬着周兴上路。周兴继续在担架上行军。在过六盘山的时候,周兴的病情逐渐好转。不久,他的体力逐渐恢复,能够自己拄着棍子,慢慢跟着部队走。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到了陕北。

隐蔽战线斗争一直是受到党中央重视的。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长征到达陕北。11月5日,西北政治保卫局就以原中央苏区和红一方面军中的政治保卫局干部为基础,在瓦窑堡正式成立,负责西北苏区和红军中的肃反、保卫工作。保卫局首任局长为王首道,1936年2月后由周兴接任。1936年6月,保卫局随中央迁至保安(今志丹县),1937年1月迁到延安棉土沟。1937年9月,西北政治保卫局更名为陕甘宁边区政府保安处,负责陕甘宁边区的锄奸、肃特保卫工作。在延安隐蔽战线斗争史上,边区保安处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一把令敌人闻风丧胆的利剑。

公安保卫工作,一向没有平时、战时之分。以往,中国国民党一直武力围剿陕北根据地;随着抗日时局的发展,国共开始合作,国民政府对边区公开的军事进攻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是,却重点转入秘密破坏活动。这样,保安处的工作就更加繁重了。当时的情况相当特殊。尽管边区取得了合法地位,但边区周围的所有军事要地,都被国民政府重兵围困,挖封锁沟,拉铁丝网。出入边区的人员一律受到严格盘查,特务据点专门堵截投奔延安的进步青年,强迫送进“战干团”,进行特务培训后再派遣进边区。

在党中央的领导下,边区建立了严密的保卫工作体系。党中央的社会部指导全党各地区、各系统的情报、反间谍工作。在陕甘宁边区,治安、情报、反间谍工作则由边区保安处负责。出入边区的“护照”上,无不盖有周兴的大印,因此,从政府机关到行商百姓,都知道周兴的大名。

在敌我交错的复杂环境之下,保卫工作很难不出纰漏。可是,谁都没有想到,问题会出在中共保卫工作的创始人周恩来的安全上。1937年4月,周恩来准备从延安去往西安谈判,乘坐的卡车在延安与甘泉交界的劳山遭到突然袭击。卡车上的战士们多是跟随周恩来长征过来的,英勇善战。但是卡车是暴露目标,我方又只配备驳壳枪,敌人在三面山上,居高临下,火力很强。我方牺牲很大,最后,仅周恩来、张云逸等四人脱险。

周恩来遇险的消息震动了整个延安,保安处难辞其咎。周兴立即派人带骑兵排驰援,同时命令独立团增援。边区党委也急令剿匪。周兴殚精竭虑,部署部队。不到一个月,就消灭了这股土匪。乘胜追击,边区各地纷纷行动,军政配合,严厉打击、消灭了46股土匪,全边区秩序迅速好转。1939年初,在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参议会上,周兴被选为边区政府委员,并在之后召开的委员会上被任命为边区政府保安处处长、边区保安司令部副司令员。

据统计,从1941年到1944年,陕甘宁边区周围密布有国民党特务机关53个,特务据点57个,潜入边区的特务700多人。为了彻底肃清汉奸特务对边区的阴谋破坏活动,边区政府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群众锄奸运动,建立起了从乡到村有群众广泛参与的锄奸组织和网络。1939年11月的一份陕甘宁边区群众锄奸组织统计表显示:当时有群众哨站1004个,锄奸网员4859人,锄奸团员129523人。另据边区保安处统计,从1937年1月到1946年 1月,在群众的大力支持下,仅保安处设立在各地的检查站,共查获汉奸特务100多名,便衣侦探95名,土匪50余名,以及大量的毒品和违禁物品。周兴深有感触地总结道:没有锄奸保卫工作的宣传教育,就没有群众的锄奸保卫工作。专门工作和群众路线相结合,这条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安保卫工作的正确路线在延安时期就已创立,并得到了灵活的运用。

陕甘宁边区人口约有150万,边区保安处仅有百十号人。在当时异常复杂的环境下,保安处在党中央和毛主席的亲自领导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确保了党中央在延安13年中的安全保卫工作万无一失,创造了人民公安事业的历史奇迹。

揭穿“进步青年”阴谋 迫使杀手撤离延安
  1938年4月,国统区的重庆大学组成教授访问团访问延安,参观了陕北公学、鲁艺、抗大等学校,观看了延安留守部队的训练,受到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
  在访问团中,有位名叫肖致平的教授,他带有一个名叫沈辉的私人助手,年龄二十多岁,在重庆一所大学工作。访问结束后,沈辉主动要求留在延安参加抗日,得到批准后,被安排在边区政府教育处普教科工作。此后,沈辉常用积极的态度和进步的语言,向同事打听中央领导人的情况,甚至对领导人的个人生活也很关心,还曾独自一人去过毛泽东住地杨家岭。沈辉这些反常的表现,很快反映到保安处,立即引起了周兴的警觉,为了慎重起见,周兴委托副处长王范找其谈话。
  经过近半天的闲聊,沈辉终于露出了破绽:他自称是河南人,却讲一口江浙话,追问之下,说是小时候曾在上海舅舅家生活了几年,难改口音。此说并没有消除周兴、王范对他的怀疑。
  经过审查,沈辉的真名叫沈之岳,是军统局长戴笠手下的骨干分子,并从拘捕的国民政府延长县县长周景龙的供词中得知,沈之岳可能就是奉军统陕西站站长毛人凤之命潜入延安的所谓“高级杀手”。但沈之岳到延安后,见布防严密,与王范交谈后更是惶恐不安,为保护自己,便主动中断了与特务组织的联系,后来沈之岳撤出了延安。1950年代沈之岳赴台湾,官至调查局局长。
  “化敌为我服务” 捣毁军统“汉训班”
  1939年9月,国民政府军统局在陕西汉中开办特务培训班,简称“汉训班”。培训的大批特务都被派往陕甘宁抗日根据地进行潜伏。
  1940年初春的一天,21岁的吴南山受同事推荐,从老家甘肃庆阳到陕西汉中找一个联络人帮助他去重庆战时干部训练第一团读书。到了汉中后,那个联络人却把他带到汉中郊外一个大宅院,进来这里的人不准和外界联系。几天后,吴南山才明白自己被骗了,原来这是国民政府军统局开办的训练班。于是,吴南山为离开这里暗中做了许多准备。
  1940年6月,第三期培训结束,吴南山受命回家潜伏。这时,共产党已掌握了庆阳县政权,吴南山也很快在新筹建的陇东中学当了一名教员。他一边想要摆脱身上肩负的秘密任务,一边又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疑虑。思虑再三,下决心向党组织交代了这段历史,并交出了供军统特务使用的万能显影液等器材,表示与特务组织一刀两断。党组织决定将吴南山留在原岗位“为我服务”。
  几个月后,吴南山被任命为庆阳县教育科长,而吴南山的上级领导就是陕甘宁边区保安部。
  一天,吴南山从延安参加边区教育工作会议回庆阳县途中,恰遇汉训班第三期同学祁三益,由于两人都是西锋镇人,祁三益便把此行的任务等情况和盘向吴南山托出。吴南山得知军统已有大批特务打入延安,暗自吃惊。为了钓到这条大鱼,吴南山对祁三益说:“你通过驻扎榆林共党友军邓宝珊部开的证明信去延安是不行的,因为国共关系紧张,延安查得很严,不如先随我去庆阳再说。”由此成功拘捕了祁三益。
  祁三益同样也是一位抗日热血青年,误入军统训练班结业后,留班当了四至九期学员的教员,他并有爆破技术专长。
  为了摸清戴笠的“汉训班”底细,周兴于1941年10月指派保安处侦察科长布鲁去庆阳县与吴南山他们接头。
  布鲁,原名卢茂焕,又名陈泊,是中共早期的地下工作者。布鲁和时任中央社会部治安科长的陈龙、总政治部负责锄奸工作的副部长钱益民并称延安三大“侦察专家”,毛泽东还笑称布鲁是延安的“福尔摩斯”。布鲁为了验证祁三益交代的真实程度,指令他在庆阳寻找有无“汉训班”的学员,一周内认出了2人。经审讯,与祁三益交代完全吻合。随后,布鲁又带他到延安。利用“五一”劳动节集会的机会,布鲁等身穿便衣,以工作人员的身份,故意放慢入场速度,使隐蔽在一旁的祁三益便于指认。入场完毕,祁三益共指认了24人。
  数天后,保安处抓捕了潜伏在延安的军统特务32人,他们分别打入了从中央到地方的50多个单位,且大部分已混入党内,有的甚至进入了机要部门,有的女特务还嫁给了我党的领导干部。将他们拘捕后,对其中31人进行反用,“为我服务”。边区其他县也先后抓捕24人,其中多数人都向共产党投诚。他们中的许多人后来成为坚定的革命者,祁三益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保安处历时三年侦破被称为陕甘宁反特第一案的戴笠“汉训班”,引起了毛泽东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毛泽东对时任中央社会部长康生及周兴说:“这个案子给我们上了一课,特别是给那些对蒋介石存有幻想的人上了一课。可惜我们的布鲁太少了,今后要多调几个像布鲁这样的干部,来加强延安的保卫工作。” [5]

1949年3月,刘伯承、邓小平的二野与陈毅、粟裕的三野解放了南京。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国都”,政权易手,对国共双方都有巨大的现实意义与象征意义。
  蒋介石撤退前亲自布置潜伏破坏。毛人凤的保密局在南京设立了9个组,配备460多人,还有上万名保密局特工人员转入警察机构;中统建立“首都实验区”,578名特工渗透到政府机关中任职;国民党各特务系统在南京地区留下的特务人员,共有3300多人,有的秘密发展组织,有的散发传单,有的展开“敌后游击”,企图炸桥、炸发电厂,炸掉一切重要目标。南京国民党警察系统有23个单位,仅首都警察厅就有9798人。其中有共产党地下党员,也有国民党特工人员,有职业警察,也有地痞流氓。
  在空前复杂的局面下,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公安局长。2月,中共中央向西北局发报,点名周兴任南京市第一任公安局长。1949年5月16日,南京市公安局宣告成立。与敌特斗争,是周兴的老本行,南京公安局开始就把肃特作为工作重点。周兴认为,新政权百废待兴,不能按部就班地来,必须采取大动作。于是,发出布告,勒令一切特务组织立即解散,其人员立即停止活动、自首登记。在强大的政策攻势下,一个月间,就有246名特务自首,还提供了几百条线索,孤立了少数潜伏特务。公安局又接连破获“保密局潜京一分站”、“反共救国军”等重大特务案件。
  周兴又部署“银币之战”,突击封闭非法银元交易所,整顿68家银楼,拘捕人犯103名,“黄牛”266名,南京的经济秩序迅速稳定。随后,进行户口登记,游民收容,鸦片馆、妓院取缔。一连串漂亮的公安行动,使南京城很快出现了社会安定、人民乐业的局面。
  不久,二野挺进大西南,周兴等人又随同刘邓大军进川,在山城重庆安营扎寨。大西南,中国是国民党经营八年的抗日后方,乡保长大都是外面派来。这里又是中国国民党最后撤离的地区,高官飞了,喽罗跑不了,国民党军警宪特分子都沉淀下来。
  周兴出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长。这时,他已经有了接管南京的经验。他首先把很大功夫下在调查研究上,细致摸清了四川、贵州、云南三省的社会、经济情况,为大规模镇压反革命做好准备。周兴在西南地区首先抓紧建立各级公安机构,依靠人民群众打击敌人的破坏行径,及时地破获了一批危害大、影响恶劣的反革命案件,毫不留情地镇压了一批穷凶极恶的反革命分子,使社会秩序迅速稳定下来。之后,周兴根据党中央和西南局的决定,配合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了镇压反革命的群众运动。到1953年底,镇反胜利结束,共打击反革命分子80万余名,破获潜伏特务、间谍案件569起,歼灭空降特务37名,消灭110多万土匪,取缔291个封建把头组织,缴获毒品200余万两,逮捕惯犯2.9万余名,破获刑事案件21万余件,逮捕处理人犯27万余名。按照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西南地区的各类反革命分子分别作出了不同的处理。
  当时,周兴还担任西南政法委员会主任。西南地区的死刑案件一般都要经过他亲自审查,他对这项工作十分重视,经常彻夜不眠,审阅一个又一个的案卷。看到有疑问的地方,他立即把有关办案人员找来,亲自查问,直到弄清情况为止。他特别强调“重证据,不轻信口供”,坚决禁止搞“逼供信”。周兴经常对办案人员说:“人命关天,脑袋掉了不能再长出来,我们可要慎之又慎!”他号召政法工作人员向延安时代以秉公断案著称的陕甘宁边区人民法院院长马锡五学习。正因为这样,才保证了西南地区的镇反运动得以正常进行。

1954年8月,周兴调任中央公安部副部长,分管全国的治安、劳改工作。1957年初,大批盲流人员涌入北京,栖身前门火车站等地,其中混杂着一些小偷流氓,他们白天混入街头作案,晚上回车站睡觉。这里虽然不归周兴直接管理,但他十分重视首都的社会治安,决心亲自调查解决。
  周兴在北京站亲自和一些盲流人员谈话,访问被害者,征求旅客意见,获得了真实情况,一直到天亮才回家。微服夜访之后,由周兴口授,秘书记录,稍作文字修改,向中央分管政法的领导彭真、罗瑞卿写了一份简报,提出要集中精力整顿首都的治安秩序。不久,彭真作了批示,同意周兴的意见,由公安部办理。公安部党组在罗瑞卿、徐子荣的主持下,专门开会作了部署,决定由周兴具体负责,在首都集中时间和力量,迅速开展了一场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斗争。同时,配合民政部门收容、遣送了大批从农村盲流到城市的人。当时,对一些“大事不犯,小事常犯”的人如何处理很伤脑筋,周兴和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的专家多次讨论后,认为要制订一个《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在彭真、罗瑞卿亲自主持下,由周兴具体组织起草工作。周兴对每一稿都反复琢磨,仔细推敲,力求准确和符合国家法律。经过半年多的努力,修改了十几稿,最后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由毛主席颁布执行。以上几项重大措施,在首都和全国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对维护社会治安起了比较显著的作用。
  1958年,周兴调到最高人民检察院任常务副检察长。1961年秋,周兴调到山东省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分管农业。1965年初,周兴调云南工作,任中共云南省委书记处常务书记、云南省省长。文革初期,云南省委书记阎红彦愤而自杀,省长周兴就成了造反派批斗的众矢之的。中央把云南的造反派和干部召到北京办学习班,两派群众对于是否“结合”周兴争论不休。一天,毛泽东亲自接见云南学习班,大家都无比激动,也有些人心中嘀咕——毛主席会支持谁呢?毛泽东走进会场后,没有理会那些热烈的掌声与欢呼,径直问道:“周兴在哪里?”周兴此时正躲在远远的角落里,毛泽东招呼周兴站到自己身边:“来!我们照个相!”周兴立即进入革命群众、解放军、革命干部的“三结合”领导班子,成为云南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在云南省委第一书记谭甫仁遇刺身亡后,1971年夏,周兴任云南省委第一书记、昆明军区政委和云南省军区第一政委。1975年10月3日周兴因肝癌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终年70岁。逝世后,第一个赶来致哀的中央首长就是邓小平。 [1] [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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