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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震(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家、政论家和出版家)

雷震(18971979),字儆寰,出生于浙江长兴,祖籍河南省罗山县周党镇雷畈村,中华民国时期政治家政论家出版家。1916年赴日本京都帝国大学留学,1917年加入中华革命党。1926年回到中国,曾任中学校长,随即转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为王世杰之部属,1932年担任中国国民党南京党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1934年7月起担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总务司司长。在抗日战争时期,获得蒋介石的信任和提拔,担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等职。1949年赴台湾,并资助《自由中国》刊物。1960年雷震因极力主张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被判十年有期徒刑。1970年出狱,斗志一如既往。 [1] 1979年在台湾病逝,终年82岁。2002年9月4日台湾正式宣布为雷震冤案平反。 [2]

1897年,雷震出生于浙江长兴县,祖籍河南。

1916年,19岁的雷震考取日本京都帝国大学

1917年,在日本留学期间,雷震在戴季陶张继的介绍下,加入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前身)。

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政治学系,旋即进入大学院攻读宪法。

1926年,北伐战争爆发,二十九岁的雷震留学归国,在戴季陶的举荐下很快进入国民政府,先后担任法制局编审、编译局编撰、教育部总务司司长等职。

1937年秋,胡适与雷震正式结交,胡适代表北京大学,雷震代表教育部。同年庐山会议,两人对话曾不欢而散,雷震主张「对日抗战」,胡适则主张「忍辱负重」。但因当时胡适住在教育部宿舍,得以朝夕相处,终成莫逆。雷震意见较激进,胡适则比较缓和,终其一生,雷震都尊崇胡适。

1938年7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武汉召开,汪精卫为参议会议长,雷震为议事组主任。

1940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宪政期成会,雷震出任秘书长。对于雷震的火速上升,除了雷震本人的政治才干,戴季陶、王世杰等人的提携和蒋介石的信任外,雷震恰好赶上了当时中国政治的需要。

1946年1月,雷震出任政治协商会议秘书长,负责协商各党派意见,迎接周恩来等共产党代表团来南京,争取国共及其它党派相互合作。 [3]

1946年11月中,制宪国民大会开幕前后,雷震负责协商青年党与民主同盟中的民社党参与制宪国民大会,任制宪国大代表兼副秘书长。

1947年,雷震当选国民大会代表,同年4月出任张群组阁之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1948年底离职。

1949年3月,胡适、雷震、王世杰杭立武傅斯年等人在上海聚会,商议办份刊物,宣传自由与民主,“以挽救人心”。刊物名字系胡适所取为《自由中国》。并曾赴溪口向蒋介石报告,取得其赞同,但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军队渡过长江威逼上海而未成。雷震协助汤恩伯忙于上海、厦门守备工作,并参与中国国民党改造工作。

1949年10月22日,自大陆抵达台湾第二天,雷震便全身心投入创刊工作,并再次与杭立武讨论办刊事物,受到杭立武的支持。杭立武当时是教育部部长,由杭立武出面资助《自由中国》的成立。

1949年11月20日,该刊的创刊号在台北正式出版,当天下午便有人上门订购。在美国的胡适挂名发行人,以社长雷震为实际负责人,负责经费、邀稿、撰稿、校对、主持编辑委员会议等职,第一任总编辑为毛子水,副总编辑为王聿修聂华苓为行政编辑,发行部经理为马之。在蒋介石为宣示政治改革决心以取得美援背景之下,自由派人士纷获见用。 [4]

1950年,雷震被蒋介石聘为国策顾问,所办这份刊物自然得到了中国国民党高层的鼓励和资助,创刊不久,就有军方订户。此为雷震到台湾后与蒋介石的“蜜月期”。雷震曾于1950年、1951年两度代表蒋介石赴香港宣慰反共人士,并探听第三势力在香港的发展情形。《自由中国》初期站在“拥蒋反共”立场发言,与蒋介石关系密切。

1951年6月初,《自由中国》刊登夏道平执笔之社论《政府不可诱民入罪》,评论政府采行金融投机做法可能导致执行人员借机敲诈,第一次与情治部门发生言论冲突,引发第一次言论风波。10月,杂志发表社论认为言论自由是天赋人权,并讨论舆论与民主政治的关系;继而又对“党化教育”“青年救国团”等问题提出批评,导致政治部下令禁止阅读此刊物。在获得美援後,自由派人士重要性减弱,雷震与蒋介石关系也渐行渐远。

1953年,雷震即遭免除国策顾问等职。

1954年5月,这份刊物又刊发读者来信《抢救教育危机》,对党化教育严重干扰校内正常教育提出质疑,并指出“青年救国团”系非法组织。蒋介石震怒,下令注销雷震党籍。《自由中国》的言论逐渐转变为“民主反共”立论,以宪政民主、自由人权检视政府施政,对蒋介石的威权统治有所批评,与蒋介石的关系日益紧张。

1956年10月31日,蒋介石七十大寿,已触怒蒋介石的该刊物又推出轰动一时的“祝寿专号”,刊发胡适、雷震、徐复观毛子水王世杰陶百川等学者文章,为“自由派人士向蒋介石建言之总计,言人所不敢言者”,专号大为畅销,加印十三版,引来党、团、军刊物集体围攻。遭全面打压后,雷震与中国国民党彻底决裂,提出希望促进在野党之间的团结,并在此基础上组建一个反对党。1957年4月至1960年5月,该刊又连续刊发二十余篇文章,其中《反对党!反对党!反对党!》一文,成为推动反对党成立的理论支点。

1957年,《制宪述要》在香港出版。《自由中国》以“今日的问题”系列社论全面讨论国是,首篇由殷海光执笔之“反攻大陆问题”,触动政治禁忌,末篇“反对党问题”,主张“反对党是解决一切问题关键之所在”。

1958年,起参与李万居吴三连高玉树等78人发起组织的“中国地方自治研究会,该组织无法取得行政机构之许可而无法成立。

1960年,雷震与台港在野人士共同连署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三连任总统,雷震等人密拟《中国民主党创立宣言草案(稿)》,宣布将在9月底成立新党。5月4日雷震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迫切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反对党》,极力主张成立反对党参与选举以制衡执政党。5月18日非中国国民党籍人士举行选举改进检讨会,主张成立新党,要求公正选举,实现真正的民主。决议即日起组织“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随即筹备组织中国民主党。雷震担任地方选举改进座谈会召集委员,与李万居、高玉树共同担任发言人。7至8月间举行四次分区座谈会,情治单位进行密切监控。9月4日,中国国民党先发制人,将雷震、傅正、马之、刘子英抓捕,震惊海内外的“雷震案”爆发。10月8日,台湾政府以“知匪不报、为匪宣传”两项罪名,判处雷震有期徒刑十年。 [5] 在美国的胡适返台找蒋介石求情,蒋介石不予理睬。

1961年,雷震65岁生日,胡适想念狱中的雷震,手书南宋诗人杨万里的《桂源铺》馈赠:“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唐德刚说:“胡先生这个懦弱的本性在当年所谓雷案中真毕露无遗。他老人家那一副愁眉苦脸,似乎老了二十年的样子,我前所未见,看起来著实可怜。後来,我拜读了他那自我解嘲的雷案日记,尤觉这位老秀才百无一用之可怜。‘我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胡适对这件事,始终内疚弥深。”在蒋介石的威权下,甚至後来也不便探监。

1962年,胡适病逝,雷震为此恸哭,雷震自言他如苏雪林一生二次大哭,一次哭母丧,一次哭胡适,但后者他哭的次数恐怕还要多些。 [3]

1970年9月4日,73岁的雷震十年徒刑期满出狱,身体大不如前,无法再参与政治活动。雷震曾在狱中撰写回忆录,计四百万字,却遭警总烧毁,因此出狱后的雷震用了人生最后的几年重新撰写回忆录,对于台湾施政的疏失,雷震仍严词批评,斗志一如既往。

1971年12月,决定撰写《救亡图存献议》,提出政治十大建议,希望政府速谋政治、军事改革,以民主化方式应付危局,并要求将国号改为中华台湾民主国

1972年1月10日,呈送《救亡图存献议》至总统府、行政院,未获回音。

1976年,雷震患了癌症,自觉来日无多,便在南港买了一块山坡地,亲自监工建了「自由基园」,准备了五个大理石骨灰坛,安置已亡故的两位《自由中国》编委罗鸿诏殷海光以及亡儿雷德成。

1979年3月7日,雷震病逝,由于他生前要求不声望,后事稍显冷清。

2002年9月4日,台湾政府正式宣布为雷震冤案平反,当局公开为雷震平反,并出版《雷震案史料汇编》两册。 [5-6]

四十年代中,雷震与妻子向筠和五个孩子游无锡太湖,在湖畔留影。尽管国事如麻,雷震仍万分依恋生活,他注重饮食游乐,闲暇之余经常带着家人到南京附近踏青,十分惬意。

从1945年重庆谈判到1946年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再到后来的制宪国民大会,雷震始终是穿梭于各党派之间进行游说协调的关键人物。雷震为人豪爽真诚、责任心强、交际能力出色,交友广泛。 [5]

对言论的负责,即针对中国国民党在五十年代施政弊病丛生提出批评和建言,直率抒陈所见,即“议政者”的角色;

对反对党的落实,突破了自由主义“皆以思想上的启蒙为志业”的这一旧辙,即“参政者”的角色,概言之,就是从“坐而言”到了“起而行”。

雷震和以他为灵魂的这份刊物对台湾社会转型的影响,台湾学者钱永祥有过论述,直至上世纪80年代,台湾所有重要的政治议题都是根据那份刊物的言论来阐述或界定的,台湾新一代不见得都读过该刊,但所使用的语文、基本概念和陈述方式,都是从这份刊物出来的。

战后的台湾,经过清党、扫红、二二八事件等,本土政治精英力量日渐式微,所以战后的台湾自由主义是从大陆移植过去的。这是一个价值谱系,即从《努力周刊》《新月》《独立评论》到《观察》再到雷震住持的刊物,是一条线下来的。雷震被捕后,该刊物被迫停刊,新党胎死腹中,整个六十年代出现了冰封期或沉寂期,虽有零星抗争,但实际影响不大,到70年代,台湾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尤其是国际上的一系列事件引发了台湾社会的巨大失落,从而导致各种社会运动包括党外运动的兴起但已不是当年大陆那帮人了,台湾的本土精英开始崛起。 [5]

抗战胜利后台湾“自由主义”渐次兴起,是二十世纪上半叶自由主义思潮的延续和发展,以雷震为中心的那一批人都是从大陆过去的,胡适是他们的精神导师,雷震则是火车头式的人物。70年代的“党外运动”从该半月刊汲取了不少思想资源,他们透过参与地方选举和办政论刊物,不断推进台湾民主运动的发展。尽管身处威权政治,但宪政的大框架一直存在,可以独立参选,可以办刊。 [5] [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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