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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望道

陈望道(1891.01.181977.10.29),男,中国著名教育家、修辞学家、语言学家、曾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原名参一,笔名陈佛突、陈雪帆、南山、张华、一介、焦风、晓风、龙贡公等。浙江省义乌市人,1891年1月18日他出生于农民家庭 [1] ,早年就读于金华中学,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回国后任复旦大学校长、上海大学等高校教授。他翻译了中国第一篇《共产党宣言》,担任过旷世巨著《辞海》总主编,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和《修辞学发凡》等专著。

现上海复旦大学里仍保留陈望道先生的旧居。

民国4年(1915年)1月,赴日本留学,先后在东洋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等校学习文学、哲学、法律等并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 [1]

民国8年(1919年)5月回国;同年6月,任杭州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国文教员。 [1] 1920年12月起,负责《新青年》的编辑工作。

民国9年(1920年)5月,与陈独秀等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筹建工作。同年春翻译并出版了《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 [2] 。8月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民国10年脱离共产党。1922年出版的《作文法讲义》(民智书局)一书,是中国有系统地讲授作文法的第一部书,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民国16年兼复旦大学教授,并任《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编辑。民国17年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民国20年7月离开复旦大学,从事写作。民国22年7月,任《文学》月刊编委。

1934年,针对当时社会上出现的“文言复兴”现象,与人一起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主张建立真正的“大众语”和“大众语文学”,并创办《太白》半月刊,撰写多篇文章,宣传大众语运动。民国26年(1937年)6月回上海,参加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1938年开始,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起成立“上海语文学会”“上海语文教育学会”,并撰文支持文字改革,积极从事语文运动。民国29年秋赴重庆,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民国31年任新闻系主任、代教务长。民国35年6月,随国立复旦大学迁回上海,解放后任复旦大学第二任校长。 [3]

上个世纪30、40年代,陈望道在上海和重庆发动了中国文法革新问题的讨论。在讨论中,他先后发表了《谈动词和形容词的分别》(1938)、《“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1938)、《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1939)、《从分歧到统一》(1939)、《回东华先生的公开信》(1939)、《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1939)、《文法革新问题答客问》(1940)、《答复对于中国文法革新讨论的批评》(1941)、《文法的研究》(1943)等10余篇论文。这些论文从方法论上批判了机械模仿、生搬硬套的错误,明确地提出了用功能观点来研究汉语语法的见解。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他仍继续研究语法。1955年12月,他在复旦大学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在此期间,撰写了《漫谈“马氏文通”》(1958)、《对于主语宾语问题讨论的两点意见》(1956)等论文。

1949年之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推广普通话工作,为我国语言学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作出了贡献。他在修辞学研究方面的贡献集中体现在《修辞学发凡》(大江书铺,1932年)一书中。其中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对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分为38格),首先提出“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说法。该书创立了我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创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是我国第一本系统的修辞学著作。

1949年9月,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特邀代表;同年10月,任复旦大学文学院院长、主任委员。1950年任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部长。1953年任华东行政委员会委员。1954年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5年3月,任上海市人民委员会委员;同年5月,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并任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民盟上海市主任委员等职。1957年重新加入共产党。1961年后,任修订《辞海》总主编。著有《标点之革新》等。专著《修辞学发凡》在建立中国现代修辞学体系方面具有杰出的贡献。

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最后一部著作《文法简论》(1978)的定稿工作。这本书共分7章,其中不少地方是上个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一些见解的进一步发挥。书中对词类问题用了较多的笔墨,既讲了词类区分的依据,又讲了汉语的词类系统。他把汉语的实词分为体词、用词、点词、副词 4大类。体词包括名词、代词;用词包括动词、形容词、断词、衡词;点词包括数词、指词;加上副词,合为9类。虚词包括介词、连词、助词3类。在实词、虚词之外另立感词一类,共计13类。句法部分讲得比较简单,他把复合谓语分为并列、顺递、接合、提带4种。这本书是他继《修辞学发凡》之后又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此外,他还有许多篇论文。他的论著均已收入四卷本《陈望道文集》中或依专题而分别收入《陈望道语文论集》、《陈望道修辞论集》等当中。 陈望道曾任复旦大学上海大学(指1922-1927年间办学的原上海大学)、国立安徽大学广西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教授。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不幸逝世,享年86岁。1980年1月23日,中共上海市委组织部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在上海市革命公墓隆重举行了为陈望道同志骨灰盒覆盖党旗仪式。

1891年陈望道出生在义乌分水塘村个中农家庭。先后就读于义乌绣湖书院、金华中学、浙江之江大学。1915年赴日本留学,先后在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中央大学学习文学、哲学、法律,获中央大学法学士学位。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后,陈望道返回祖国。那年6月,他任教于杭州浙江第一师范学校教授语文课,与进步师生一起积极投身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反对旧道德、旧文学,提倡新道德、新文学。不久,即遭到迫害,被强扣上“非孝、废孔、共产、公妻”的罪名。反动当局责令校长经亨颐将他革职查办。此令受到一师校长和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反动当局随即出动警察包围学校,从而酿成了著名的浙江“一师风潮”。这一风潮得到全国声援,最终迫使反动当局收回成命。

在这次风潮中,陈望道通过革命烈火的磨炼受到深刻的教育。他进一步认识到,改良是无济于事的,必须对旧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为了传播真理,他于1919年底毅然返回故乡义乌分水塘村,着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基于坚定的信念,他在家宅旁一间破陋的柴屋里,克服寒冷等多种困难,夜以继日地忙于翻译。1920年4月下旬,《共产党宣言》一书译稿终于完成,经过陈独秀、李汉俊校阅后,于8月,《共产党宣言》中译本由上海社会主义研究会列为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的第一种中文全译本正式出版。初版的千余册立即销售一空,又应读者要求于同年9月重版。1921年9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人民出版社决定重印《共产党宣言》,至1926年5月,此书已相继印行17版,足见其流传之广和受读者欢迎的程度。

陈望道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对当时传播马克思主义影响巨大。毛泽东同志1936年曾对斯诺说过:“有二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这是用中文出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鲁迅先生也称赞陈望道说:“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紧要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陈望道除翻译《共产党宣言》外,于1919年至1921年问还翻译和介绍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等书,为传播真理作出重大贡献。

1920年4月底,陈望道应陈独秀之邀,到上海参加《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年底陈独秀赴广东,陈望道遂主持《新青年》的编辑。《新青年》杂志是陈独秀于1915年创办的,五四运动后,由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刊物转变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刊物。陈望道主持《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后,使它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不仅译介了大量的革命论著,还开辟了《俄罗斯研究》专栏,介绍苏维埃俄国的变化和成就,影响很大。

1920年8月,中国第个“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亦称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正式成立。书记为陈独秀。参加的成员有陈望道、李汉进、李达等。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陈望道积极参与并做了许多工作,诸如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的创刊等。陈望道还一度担任劳工部长,曾帮助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和邮电工会等,为积极组织和发动工人运动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继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小组随之纷纷建立,促使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深入人心。1921年7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这是共产党正式诞生的标志。陈望道身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五名党员之一,为筹备一大召开出了大力,同时也被推选为上海地区出席一大的代表。但由于对陈独秀家长制领导作风不满,以及陈独秀根据不确实的事实,作出有损于他名誉的行为,陈望道愤而提出脱离组织的请求,因而未能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第次代表大会。陈望道虽然没有出席党的大,但当时也没有脱离党的组织。他正式离开党的组织,是在党的三大召开以后。一大召开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局要求上海、广东等地建立区执行委员会。不久,上海成立了中共上海地方委员会,陈望道任第一任书记,积极为中国共产党做了许多工作。但陈望道担任中国共产党上海地方委员会书记为时不长、约在1922年下半年正式提出辞呈。

1923年8月5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曾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还建议把他们“编入小组”。中央这一建议,是针对上海的一些青年党员因不了解陈望道等人要退党的缘由,背后对他们很有过不满意的议论而发的。党组织还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又决定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是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而要退党,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

从这以后,陈望道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所交予的各项任务,仍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从不顾及环境多么险峻,道路多么艰辛。

陈望道于1923年秋天到1927年在上海大学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代理校务主任等职。上海大学成立于1922年10月,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直接创办的学校,为宣传共产党的思想和方针服务。在党的领导下,他率领全校师生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上海大学成为共产党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场所。上大师生不仅参加厂1925年的“五卅”运动,而且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中,组织了行动委员会,与工人一起并肩战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阶层人民掀起了抗日民主运动的浪潮。陈望道在抗日救亡运动中始终走在前列。1932年1月17日,由陈望道等35人发起组织成立了中国著作者协会。该协会的纲领是:“争取自由,反抗压迫,保障生活,反帝反封建反法西斯,以集团的力量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上海文化界精英茅盾、鲁迅、叶圣陶、陈望道等43人联合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宣告“我们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战争,反对强加于中国配众的任何压迫,反对中国政府的对日妥协,以及压迫革命的群众”。并集会讨论组织“中国著作家抗日会”,选举出17人组成执行委员会,陈望道被选为秘书长。他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团结各界爱国人士,为抗日救国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34年,国民党加紧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策动御用文人汪懋祖、许梦因等掀起“文言复兴”、“尊孔读经”的逆流。上海进步文化界人士针对这一逆流组织力量予以反击。一向团结在鲁迅周围的陈望道出面邀请胡愈之夏尊、叶绍钧、陈子展等十多位知名人士共同商议,决定发起场“大众语”运动。与会者轮流在《申报自由谈》发表文章,不但反对提倡文言文,对当时白话文运动中出现的脱离群众语言的倾向也提出批评。同时提倡白话文应进一步接近群众的口语,“大众语”就是“大众说得出、听得懂、看得明白、写得顺手”的语言,主张建立真正以群众语言为基础的“大众语文学”。为了实践大众语运动,陈望道创办了《太白》半月刊,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大众语论》、《这一次白话和文言的论战》等多篇文章,对“大众语”的性质以及如何建立“大众语”等问题提出了不少建设性意见。不久这一讨论扩及全国,主张文言复兴的论调在强大的舆论反击下销声匿迹。当时的“大众语”运动尽管存在某种历史局限,但它给复古思潮和国民党反动的语文政策以强有力的打击,其历史功绩是应该充分肯定的。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陈望道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同韦悫、郑振铎等人组织上海文化界抗日联谊会,积极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为了动员民众团结一致抗日,他积极提倡拉丁化新文字,开展对新文字的系统研究,于1939年7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研究会”。陈望道在上海孤岛从事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屡遭汪伪特务迫害,不得已离开上海。1940年秋,他取道香港,转赴抗日后方,回到当时迁校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自1943年起,担任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历时八年,为我国新闻事业的创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陈望道还在重庆筹建了新闻馆。新闻系成为该校民主力量最强的一个系。

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秋,陈望道随复旦大学师生返回上海。回迁后的复旦大学在教育界声誉日益提高。国民党为了控制进步学生,派遣不少特务。陈望道积极配合中共地下党组织,奋力支持和保护进步学生。同年,全国人民奋起抗议驻华美军暴行,复旦师生也举行了游行示威。为了开展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的民主斗争的需要,成立了上海地区大专院校教授的进步组织“大学教授联谊会”,陈望道被选为该组织的主席。

1948年秋后,国民党教育部策划将复旦大学迁往台湾,结果遭到全校师生的坚决反对。复旦大学师生员工成立了应变委员会,陈望道担任副主席,努力做好护校工作,以迎接解放。1949年4月,国民党大肆逮捕屠杀爱国人士,陈望道被列入黑名单。复旦中共地下党组织通知他即刻转移。陈望道被转移到叶波澄家中,住至5月25日,终于迎来了上海解放。

陈望道作为政治活动家,他的贡献是卓越的;作为学者,他在学术上的成就,同样为世所瞩目。从20世纪20年代起,他就陆续撰写了《作文法讲义》、《因明学》、《美学概论》、《修辞学发凡》等著作,亦文章学、逻辑学、美学、修辞学等多个领域均有独到的研究。尤其是他于1932年出版的《修辞学发凡》,莫定了现代修辞学的基础,被后人誉为里程碑式的著作。

陈望道六岁时即开始读《大学》、《中庸》、《论语》。他有两个舅舅。一个舅舅爱写清真文章,主张文笔简练,要求文句通顺,因而希望他体会《四书》、《五经》中文笔的简洁通达。另一个舅舅是个秀才,爱写华丽的文章,讲究文字的形色声调美,并且爱喝酒,一喝酒,华丽的辞藻就会脱口而出,摇头长吟,得意非凡,但却讲不出这些辞藻用得为什么好,好在哪里。陈望道小时候深受这两个舅舅的影响,长大之后,学了外国修辞学,才知道两个舅舅所爱好的是两种不同的修辞手法,一种是消极修辞,一种是积极修辞。

陈望道1915年留学日本的早稻田大学是日本修辞学的摇篮。当时著名的修辞学家坪内逍遥和他的学生岛村泷太郎(又名岛村抱月)、五十岚力都在该校执教。坪内逍遥的《美辞论稿》,岛村泷太郎的《美辞学》、《新美辞学》和五十岚力的《修辞学讲话》均为日本权威性的修辞学著作。早稻田大学校长高田早苗的《美辞学的方法》对学生也有影响。陈望道在早稻田大学虽不是主攻修辞学,但他对修辞学的兴趣和知识很可能是在这时莫立了基础。

从日本回国后,1920年9月他刚到复旦大学任教时便开设了修辞学课程,并开始撰写《修辞学发凡》。该书最早的油印本问世于1923年。到1932年正式出版前,油印稿已先后修改印行过5次。旧稿曾由田汉、冯三昧、章铁民、熊昌翼等先生拿去试教。《修辞学发凡》一书经过多年试教、反复修改,使之精益求精。

陈望道之所以要研究修辞学,是为了当时社会的需要。据他自己所说:第一,当时西学东渐,有些人一味崇洋迷外,认为外国的什么都好,中国什么都不行。他听到有人说中国语文没有规则,比外国语文低一等,非常气愤,决心驳斥这种谬论,从而决定研究修辞和文法,以探讨中国语文的规则。第二,当时旧的被否定了,新的一时还未建立起来。许多学生确实不知道白话文文章该怎么写。有的人造句时只会写“花是红的”这类句式。因此向学生讲授作文和修辞的规律就成了当务之急。

为了撰写《修辞学发凡》,加深这门学科的基础,陈望道同时还研究邻近的相关学科,撰写了文章学、美学、逻辑学等著作。他认为,修辞学与多门学科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于1921年9月26日至1922年2月13日陆续在《民国日报觉悟》上连载了《作文法讲义》,3月底正式出版成书。此书对文章的构造、体制和美质等问题进行了探讨,当时影响很大。

陈望道的《美学概论》,于1926年由上海民智书局出版。该书用较多的篇幅探讨了“美的材料”、“美的形式”。在“美的形式”一章中所论述的“反复与齐一”、“对称与均衡”、“调和与对比”,“形式原理”等论题,为后来《修辞学发凡》的辞格研究确立了美学基础。

陈望道的《因明学》一书,于1931年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是我国用白话文写成的第一本因明学著作,其中有的内容与《修辞学发凡》中的“消极修辞”存在着一定的联系。

1932年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的《修辞学发凡》,提出了新的修辞理论,发前人所未发。归纳起来主要有:调整语辞说、总结“条理”与概括“系统”说、“以语言为本位”说、表达论与理解论相结合说、修辞现象发展变化说、“修辞以适应题旨情境为第一义”说等。《修辞学发凡》还创建了修辞手法“两大分野”的新体系。它把整个修辞现象和修辞手法一分为二。凡能使语辞呈现明白、清晰情貌的,称为消极修辞;凡能使语辞呈现生动、形象情貌的,称为积极修辞。

陈望道撰写《修辞学发凡》融古今中外先进方法为一炉,运用了较为科学的研究方法。他既批判地继承古代之精华,又批判地借鉴外国的经验,并从汉语修辞现象的实际出发,从而构建成一个科学的修辞学理论新体系。因此,该书问世后即受到学术界的普遍重视,并产生深远影响。刘大白在《序》中赞誉《修辞学发凡》是我国“第一部有系统的兼顾古话文今话文的修辞学著作”,并且认为出版此书的1932年是我国学术界“最可纪念的一年”。

在该书问世后短短的六七年间,我国修辞学界第一次掀起了“修辞热”,相继涌现了20本左右的修辞学著作。不少修辞学著作都在扉页中注明,在写作过程中,《修辞学发凡》(以下简称《发凡》)是重要参考书。游叔有在《协大艺文》第20期(1927年)所发表的《修辞学漫谈》一文中称赞说:“能融合中西、兼该新旧,为我国修辞学专著者,其陈望道之《修辞学发凡》乎!”他还认为《发凡》具有相当的影响力,指出杨树达《中国修辞学》、徐梗生《修辞学教程》、章衣萍《修辞学讲话》、郭步陶《实用修辞学》等书的问世,均为“陈望道影响之力也”。

50年代问世的一些修辞学著作,如周振甫《通俗修辞讲话》、张照侯《现代汉语修辞》、吕景先《修词学习》、张剑声《汉语积极修辞》等,或在辞格体例上,或在辞格分析上,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修辞学发凡》的影响。1963年出版的张弓的《现代汉语修辞学》赞扬《发凡》对修辞方式的处理“见解精确,系统清楚”。张志公在《〈修辞学发凡〉给我的教益》一文中则称《发凡》为“具有里程碑性质的重要著作”,并说正因为读了《发凡》,才使他认识到“修辞学是个宽广的,很值得探索的领域,是一门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用意义的学问。”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于1965年在日本出版的《中国修辞学变迁》一书中说:“在中围,《修辞学发凡》是大家公认的独一无二的权威巨著。”

陈望道不仅潜心研究修辞学,而且也重视研究文法学。他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研究文法,发表论文多篇。他曾于1938年在上海语文学界发动了一场关于中国文法革新的讨论。这场讨论从1938中起至1941年,历时四载。其历史背景是:“从中阴文法和两样文法学术接触之后,……大多以模仿西洋文法教科书为能事……最近十年来则因中国文法的特殊事实渐渐地发现了,模仿体制已有难以应付裕如之苦。”因而讨论中“总的倾向就是革新《马氏文通》以来,中国文法不从中国语文的实际出发,一味机械模仿和照抄照搬外国文法的传统风气”。讨论中涉及的问题有文法学的研究对象、体制、研究方法和词类区分等。陈望道提出:“根据中国文法事实,借镜外来新知,参照前人成说,以科学的方法,谨严的态度,缔造中国文法体系”的建议,并先后发表了《“一提议”和“炒冷饭”读后感》、《文法革新的一般问题》、《漫谈文法学的对象以及标记能记所记意义之类》等十余篇论文。他还明确提出应以功能的观点来研究汉语文法,把组织功能作为区分词类的依据。在讨论过程中,陈望道还做了大量组织、协调工作,倡导从团结的愿望出发,求同存异,鼓励大家学术争鸣。这次学术讨论,为我国文法学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陈望道汇集所有讨论的文章编辑出版了《中国文法革新论丛》一书,成为汉语文法史上很有价值的文献。

新中国成立后,陈望道在政治活动和学术活动两个方面,继续作出重要贡献。他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化部长、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至四届代表和第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至四届委员和第三、四届常务委员会委员、民盟中央副主席、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辞海》主编等职。

1956年元旦,毛泽东主席在上海亲切地接见了陈望道,并对他的文法修辞研究表示重视和关心,陈望道为此受到极大的鼓舞。这时他正在筹备成立复旦大学文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改名为语言研究室),并确定研究室的方针任务是:(1)根据学术与教育的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一步研究汉语的话法与修辞的理论与实际。(2)在语法修辞研究中随时注意形式逻辑与辩证逻辑的研究与运用,以期能更快更多地认清条理、阐明规律,充实现有的科学内容,提高现有的学术水平。研究室分为语法、修辞、语言学理论三个小组,每周进行学术交流一次。陈望道为学术研究付出了艰辛的劳动,除按时出席例会外,还经常来研究室畅谈他的学术见解。后来,他的这些谈话内容被整理编辑成《陈望道修辞论集》。

1957年6月,根据陈望道本人的请求,经中共上海市委报请中共中央批准,由中央直接吸收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至此,他又重新回到党内,实践了他“愿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陈望道重新入党后,党中央考虑到他的历史情况以及当时的具体政治环境和工作需要,没有公开他的党员身份,直到党的十大召开时才予以公开,并被选为十大代表。

60年代初期,陈望道的学术思想有了较大发展,他提出了“语言研究必须中国化”的观点,反对语言学研究中不注重汉语实际、不概括汉语事实的不良倾向。并利用一切时机在沪、杭、宁等地进行宣讲。1961年他在上海语文学会作了《谈谈修辞学的研究》的报告,同年10月赴南京大学作了《我对研究文法、修辞的意见》的演讲,1962年1月到华东师大作了《修辞学中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演,1964年4月到杭州大学作了《关于语言研究的建议》的学术报告。他在这一时期的系列演讲,表明他对修辞学研究的对象、任务、性质、范围、作用、态度及方法等一系列基本理论,均作出了更为明确、更为清晰的解答。这对建国后修辞学理论的建设和健康发展,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960年冬,《辞海》主编舒新城逝世后,由陈望道继任主编。他以高度负责和一丝不苟的精神,团结和组织各方面的专家学者来共同完成重新编写任务。1962年初出版了《辞海试行本》十六分册;进一步修改后,于1965年出版了新《辞海未定稿》。他还亲自为该辞典题写了书名。

正当陈望道想在学术研究中大展宏图之时,一场政治大风暴突然降临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被解散,陈望道也被剥夺了工作的权利。直至1971年,陈望道以周恩来总理关于高等院校研究机构不能随便撤销的指示为根据,坚决要求恢复语言研究室。1972年语言研究室恢复后不久,他就发表了《论现代汉语中的单位和单位词》、《汉语提带复合谓语的探讨》等论文,并修订重印了《修辞学发凡》。1977年,他在病榻上完成了他一生从事文法研究的结晶《文法简论》的定稿工作。这本书是他在40年代发起中国文法革新讨论后所建立的文法体系,集中体现了用功能研究文法的观点,唯因限于种种条件,最后捧出来的只能是“简论”,而不是原先计划的“新论”。陈望道先生一生坚持不懈地从事学术研究,到《文法简论》完稿,算是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建国后的数十年间,陈望道在社会工作方面倾注精力最多的,就是他担任复旦大学校长这件事了。1949年8月,陈望道被任命为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主任委员是张志让。由于张志让不久即赴北京担任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因而未到校任职。陈望道便挑起重担,配合军管会做好各项工作。1952年秋季,毛泽东主席亲自任命陈望道为复旦大学校长。此后,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贯彻党的教育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团结全校广大师生员工,为把复旦大学建设成为新型大学而鞠躬尽瘁,历时达25年之久。他是复旦大学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陈望道特别重视加强学校的教学和科学研究的领导。他认为个学校不发展科学研究,教学上作就不去,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人才就会成为空话。建国初期,他即在校务委员会上号召教师积极从事科学研究:“我们一定要为中国共产党争气,要对文化有所创造,不能把别人的东西翻来复去地讲,教师一定要从事科学研究,要进行创造性劳动,否则文化事业就不能发展,教育事业也不能发展。”1954年校庆时,陈望道在祝贺词中写道:“综合大学应当广泛地经常地结合教学,开展科学研究工作,为祖国建设服务。”从1954年开始,每年校庆节举办科学报告会,就是这时定下的规矩。

陈望道的一生是勇往直前献身革命的一生,也是在学术上不断追求、不断创新的一生。他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永远值得我们珍惜和怀念!

陈望道毕生从事文化教育和语文研究工作,是中国现代修辞学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所著《修辞学发凡》出版于1932年,全书共分12篇,分别讲述修辞学的各个方面。其特色之一是引例丰富。所引用的书约250部,单篇论文约170篇,方言、白话各种文体兼收并蓄。二是归纳系统,阐释详明。该书在大量语言材料的基础上,对汉语文中种种修辞方式作了系统而详尽的分析归纳。在批判地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首先提出了“消极修辞”和“积极修辞”两大分野的理论,进而把积极修辞分为辞格、辞趣两种。辞格归纳为38格,每格又分若干式,对汉语文中的修辞格式作了全面的概括。陈望道是中国第一个把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带进汉语修辞领域的学者。

他在谈到写作的目的时说,该书“是想将修辞学的经界略略画清,又将若干不切合实际的古来定见带便指破。除了想说述当时所有的修辞现象之外,还想对于当时正在社会的保守落后方面流行的一些偏见,如复古存文,机械模仿,以及以为文言文可以修辞,白话文不能修辞,等等,进行论争,运用修辞理论为当时的文艺运动尽一臂之力”(《1962年重印前言》)。《修辞学发凡》创立了中国第一个科学的修辞学体系,开拓了修辞研究的新境界。刘大白(1880年~1932年)在序言中指出,正如《马氏文通》(1898年)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语法著作一样,《修辞学发凡》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修辞学著作,“书中既引古人文章为证,并及今时通用语言,不但可以为通文者之参考印证,而且可以为初学者之津梁。”(《修辞学发凡》初版刘序)

陈望道也是语文改革的积极主张者和实践者。早在30年代,他就积极提倡新文字运动,并组织和领导当时上海的语文运动。他主编《每日译报》的《语文周刊》,经常在拉丁化新文字的理论刊物《中国语文》上发表文章,有《中国语文的演进和新文字》(1938年)、《拉丁化北音方案对读小记》(1938年)、《中国拼音文字的演进》(1939年)、《语文运动的回顾与展望》(1940年)、《从“词儿连写”说到语文深入研究》(1940年)等,并编制了《拉丁化汉字拼音表》(1938年),对语文运动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1949年以后,他积极支持文字改革和普通话推广工作,曾多次参加有关这些工作的专门会议。在现代汉语规范化工作中,他为确定“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白话文著作作为语法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的科学概念,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陈望道还发动了“大众语运动”,于1934年先后发表了《关于大众语文学的建设》、《建立大众语文学》、《这一次文言和白话的论战》、《大众语论》、《怎样做到大众语的“普遍”?》、《文学和大众语》等文章,对大众语的建立提出许多科学性、建设性的意见,促进了文学语言的大众化和大众语文学的发展,同时也为拉丁化新文字运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了实践“大众语”,他于1934年 9月创办并主编《太白》半月刊,首创“科学小品”新文体,开辟“掂斤簸两”新栏目,专登匕首式的杂感,并首倡采用民间的“手头字”。

此外,陈望道所著的《作文法讲义》(1922年),是中国有系统的讲作文法的第一部书。他还是最早在刊物上提倡使用新式标点符号的学者之一。陈望道从事文化学术活动和教育工作达60年,几乎涉猎了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撰写和翻译了许多论文和著作。他的论文和著作,已由复旦大学语言研究室编成《陈望道文集》3卷(第1卷1979,第2卷1980,第3卷1981,上海人民出版社)、《陈望道语文论集》(1980,上海教育出版社)、《陈望道修辞论集》(1985,安徽教育出版社)。

陈望道先生自1920年9月到复旦大学任教起,直到1977年10月29日逝世,在复旦大学这块园地里辛勤耕耘了半个世纪。他先后担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主任、新闻系主任、文学院代院长、复旦实验中学主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文学院院长、校长等职,陆续开设了修辞学、逻辑学、文法学、文艺理论、美学、新闻学等课程。他毕生热情培养学生,并鼓励他们走向社会,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优秀干部和人才。

陈望道先生是我国共产党的发起人和党的早期成员之一,深深懂得干革命需要共产党的领导,办教育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在他主持复旦大学行政工作期间,自觉坚持党的领导 ,忠诚于祖国的教育事业。

当时学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分工负责制,有关办学方针、重大决策和干部任免,他都提交党委集体讨论然后作出决定。这就使学校在党委的领导下 ,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取得较大的成就。

在办教育的过程中,陈校长坚持根据我国教育实际,制订学校的教学制度。他担任校长初期,就遇到了如何借鉴苏联经验的问题:是不顾民族特点,一味照抄照搬呢,还是以实事求是的态度,从我国具体情况出发?

这里举一个小的例子,五十年代初期,我们高校曾借鉴苏联的办学经验,当然其中有不少好的地方,不过当时把他们的"六节一贯制"的作息制度也照搬过来了。一个上午学生要连上六节课 ,上完第四节课之后,给每个学生发一个小面包,接着再上两节课。事实证明这种做法是不适合中国国情的。陈望道校长指出:"中国的午餐时间同苏联不一样,两国学生的健康素质也有差别 ,怎能不顾事实照搬别国的经验呢? "后来这一做法很快被纠正过来了。

1952年院系调整后,华东地区11所大学的有关专业调整到复旦大学。与此同时,许多著名教授专家也一起调到复旦。起初有些教授对院系调整想不通,情绪不稳定。陈望道先生针对这一实际问题 ,认真做好思想工作,促进教授间的团结,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例如为了动员外文系一位教授出来担任系主任,他一连三次登门造访。

对中青年知识分子,他更是爱护倍至 ,创造各种条件,使他们健康成长,一旦作出成绩,又及时给予提拔。由于陈校长善于团结知识分子,热情关怀他们,许多教授的思想问题逐步得到解决,安心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并取得了一批成果。事实证明这些教授的到来,壮大了复旦大学的师资队伍,也为后来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建设一个良好的学风,对于任何一所大学来说,都是必要的。为了使复旦有一个好的学风,陈校长在一些重要的场合都要谈学风问题。

1963年他专门向全校师生作了学风问题的报告。陈校长指出:学风问题是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涉及面广,与全校一切人、一切事有关,因此要动员全校所有人都来参与学风建设。同时 ,他又指出:"优良学风的形成,是一个需要长时期的思想上启发和行动上实践的问题。但是主要是思想先行。"陈校长的报告在全校师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

通过这次全校范围对学风问题的讨论 ,大大促进了学校优良学风的建立。许多学生树立起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坚持走又红又专的道路。学生学业基础扎实,毕业后分配到祖国各地,大都成了栋梁之才。

陈望道先生不仅倡导建立优良的学风,而且还身体力行,积极实践。他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科学研究和教育工作,主张讲究实际,反对说空话,无论是办事还是写文章 ,他都坚持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

他常说,评价一个人,关键在于看他做了些什么,不在于听他说了些什么。他反对写那种长而空的文章,强调必须注重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材料。他积极提倡从事创造性的研究 ,反对人云亦云,总之,无论在治学精神方面,还是文风方面,陈望道先生都不愧为复旦人的楷模。

陈望道先生在复旦长期从事教学工作,对科学研究也十分重视。他清楚地认识到,搞好教学,培养又红又专的人才,是大学的一件头等大事。但是,如果学校不同时重视和发展科学研究 ,教学水平就无法提高,培养高水平的人才也就成了一句空话。因此,陈校长极力倡导开展经常性的学术研究工作,并且强调学术研究中的科学态度。

为了适应文化教育、科学研究事业的需要,复旦大学自1954年1起开始举行校庆科学讨论会。通过一年一度的大型科学报告和讨论,既检阅了全校师生年来的科研成果 ,也有力地推动全校学术讨论的开展。

这种形式,除了"文革"期间被迫停止了一段时间外,直到今天,复旦大学仍然每年都举办一次科学报告会,到1990年已举行了24届 ,参加的除文理科、科学技术外,还扩大到机关和管理部门。这种科学讨论会,按照过去陈校长的意见,要认真贯彻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他认为"坚持开展不同学派、不同见解的自由讨论,既是繁荣科学的途径,也是提高科学工作者的手段。实践证明这种看法是完全正确的。

陈望道先生不仅积极提倡科学研究工作的开展,而且还身体力行,带头从事科学研究工作。他从事一辈子进步的语文运动,也从事了一辈子语文研究。1952年起他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组副组长、上海市语文学会会长等职。

陈望道先生的《修辞学发凡》一书曾得到毛泽东同志和海内外学者的高度评价 ,在市委和校党委支持下,他在我校设立了语法、修辞、逻辑研究室(后来在改为语言研究室),由他亲自主持工作,取得了一大批研究成果。1961年,陈望道先生担任《辞海》主编的任务。经过全体编写人员四年的辛勤劳动 ,《辞海》于1965年出版了。

1975年以后,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但仍坚持学术研究,最后竟然在病榻上完成了《文法简论》一书的定稿工作。

陈望道先生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了我国的教育事业,可以说是"著作遍海内,桃李满天下"。特别是他本人治学严谨,是值得后人纪念的。

陈望道先生与哲学的缘分,可以从早年在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留学时算起,当时他学的虽然是法科,但对人文类课程却有极大的兴趣,系统涉猎了哲学,特别是经过日本学者消化的西方哲学。再加上他先前在国内熟读四书五经所打下的国学基础,哲学功底可谓深厚。

1920年秋,先生应聘到复旦大学国文部任教。20年代初,先生研究美学、因明学、伦理学。20年代中期先后作《美学概论》和《因明学概略》。前者是我国第一部现代意义上的简明美学著作。而后一部书则把因明学与西方的逻辑学相互参照,以说明其异同。这两本书都是为了教学之用而写的,其中后一本书还专门是为复旦学生学习因明学而写的,在学生中产生了较大影响。另外,先生除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外,还与施存统合译苏联的波格达诺夫的《社会意识学大纲》,是又一部具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色彩的译著。受该书观点的启发,先生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观,反对把文化当作一种休闲,当作“咖啡”、“冰激凌”或“风花雪月”,而是把其当作获取新知和真理、追求人类自我解放的事业,其哲学立场十分鲜明。

1939年秋,先生时隔八年重返复旦,到重庆北碚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任教。1942年起任新闻系主任,直至1950年。在主持新闻系工作时,先生主张学生要“好学力行”,把“宣扬真理,改革社会”作为办系原则。先生认为,撰写新闻评论不仅要有胆,还要“有识”。而要做到“有识”,就必须接受哲学熏陶和逻辑学训练,培养自身宏大的视野、清晰的思维。为此先生专门为学生开设逻辑学课程。先生强调,语法、修辞、逻辑三者密切相关,写文章不讲逻辑,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不可能做到以理服人。而日常生活中的很多说法也有不合逻辑之处,如“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就犯了颠倒因果之误,需要加以纠正。

1955年复旦大学筹建哲学系,时任校长的先生给予了大力支持,先后把陈如、全增嘏、王蘧常等知名教授调入哲学系任教,充实哲学系的师资队伍,还发动一批校内名家到哲学系讲学,包括周谷城周予同苏步青刘大杰蔡尚思谈家桢谷超豪蒋学模等。

“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贬斥儒家,吹捧法家,很多曾经服膺儒家的知识分子纷纷改变立场,但先生却批评法家“杀气太重”,体现了哲人风骨。

先生平时表情严肃,言语不多,但一旦发言,总能别开生面,幽默诙谐,常常让人捧腹。为了推动复旦招收女生,先生曾对老校长李登辉采用激将法,提议把复旦改名为“复旦男子大学”,以与北京女子大学相呼应。后老校长很快改变态度,同意招收女生。综观先生一生的学术和生命实践,先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位知行合一、亦庄亦谐的哲人。明刊《哲坛女杰陈如》。

“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使我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著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这是毛泽东在1936年回顾自己的思想转变情况时说的。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1891年1月生。1915年东渡日本留学,1919年6月回国。我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先驱。

在经历了闻名全国的“一师风潮”后,陈望道感到要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问题,应该从制度上进行根本改革。因此,必须有一个更高的判别准绳,便是马克思主义。基于这一认识,他潜心研究新思潮,翻译《共产党宣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第一个最重要的纲领性文献,内容博大精深,表述文采飞扬,要翻译这部经典著作,把这些都通过中文确切地传达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宣言》在中国虽然早有不少人作过介绍,但有的只是摘录,有的半文不白。所以,完成一部完整的《共产党宣言》中译本就非常必要了。翻译者起码得具备三个条件:对马克思学说有深入的了解,至少得精通一门外语,要有很高的汉语言文学的素养。这样,才有可能把这部经典著作译得准确无误。

于是,陈望道担负起了这个重任,应上海《星期评论》社的约请,依据英文本和日文本,在1920年的早春,回到故乡浙东的山村分水塘,开始了他的翻译工作。 [4]

陈望道就住在陈宅旁破陋不堪的柴屋中,里面有一块铺板和两条长凳,既当书桌又当床。时值早春天气,还相当寒冷,到了夜晚,刺骨的寒风透过四壁漏墙向他袭来,冻得他手足发麻。陈望道的一日三餐和茶水等,常常由母亲给他送过来。为了让陈望道补补身子,有一次,母亲特地弄来糯米,包了粽子送来给他吃,还加上一碟当地盛产的红糖。过了一会儿,母亲在屋外高声问他,还要不要再添些红糖,他连声答话:“够甜够甜了。”待到母亲进来收拾碗碟,只见他满嘴的墨汁,不由得哈哈大笑。原来,陈望道专心致志地译书,竟把墨汁当做红糖蘸着吃粽子,自己却全然不觉。就这样,陈望道以平时译书的五倍功夫进行翻译,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伴随着他送走了无数个漫长的寒夜,迎来了黎明前绚丽的曙光。1920年4月下旬,陈望道终于在分水塘完成了《共产党宣言》的中文翻译工作。

1920年4月末,陈望道终于译完《共产党宣言》全文,再经陈独秀与李汉俊二人校阅。 陈独秀想方设法给予出版。这部书的出版,还得到了共产国际维经斯基以及他的翻译俄籍华人杨明斋的帮助。当时,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来中国,与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商讨在中国发起建立共产党的事宜。他们得知出版《共产党宣言》遇到困难,便立即决定从带来的共产国际的经费中抽出一部分资助出版。于是,就在上海拉斐德路成裕里12号建起了一座名叫“又新”的小型印刷厂。1920年8月,《共产党宣言》第一个中文全译本问世。1920年8月17日,维经斯基在给共产国际的信里讲到,中国不仅成立了共产党发起小组,而且正式出版了《共产党宣言》。

这部译著的初版本为竖排版,小32开;全书用3号铅字刊印;水红色封面,印着一张马克思的大照片,是半身坐像;还印着几行小字“社会主义研究小丛书《共产党宣言》书影第一种,共产党宣言,马格思、安格尔斯合著,陈望道译”。书末版权页上还印着“一千九百二十年八月出版;印刷及发行者:社会主义研究社;定价:大洋一角”。

此书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尤其是文化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在上海首次出版印刷1000本,很快售尽。当即再版,9月重印,仍然旋即售罄。后来又一次一次地再版重印,到1926年5月止,已经达到了重印17版之多,成为国民党统治时期,国内流传最广的一部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中文本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论著,它的刊行,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对促进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接受共产主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提供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20世纪20年代,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陈望道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

1920年5月,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等人以《新青年》编辑部为中心,经常开座谈会,研讨中国社会的改造问题。在研讨过程中,他们都觉得有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必要。于是,就先秘密组织起来。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在上海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这是中国第一个早期共产党组织。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先后参加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有十余人,陈望道是其中之一。

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实际上担负起了成立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乃至筹备组的任务。陈望道作为这个小组的负责人之一,在党的创建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除了参与和主持把《新青年》杂志改组为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望道还与邵力子一起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变成了小组的外围刊物;他又翻译了《空想的和科学的社会主义》一书及《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的解释》《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等介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攻击马克思主义、鼓吹基尔特社会主义的言论进行了批判;他参加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内部理论刊物《共产党》月刊(1920年11月始)和《劳动界》(1920年8月15日起)的创刊和编辑工作这些都是为党的创建从思想理论上进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陈望道担任共产主义小组的劳工部长,在组织工人运动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1920年5月1日,他和陈独秀、施存统共同发起和组织了“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纪念大会,这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纪念自己的节日;1921年5月1日他又参与组织了“五一”纪念活动。1920年11月、12月,他直接参与筹建上海机器工会、印刷工会及纺织、邮电工会,他到沪西工人区宣讲劳工神圣和劳工联合;他参与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筹建工作,1920年8月22日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把青年团的中央机关设在霞飞路新渔阳里6号,他是早期负责人之一;他参与上海外国语学社(共产主义的干部学校)的活动这些都是为党的创建从群众基础和干部培养上进行准备工作的一部分。 [4]

由于后来国民党将《宣言》定为“禁书”,不准再版,见之即查缴,陈望道本人手中一本都未能保存。1975年1月,陈望道去北京图书馆参观,副馆长鲍正鹄教授取出该馆珍藏的1920年9月版《共产党宣言》,特请译者陈望道签名纪念时,年已85岁高龄的陈望道才得以重见他所翻译的《宣言》版本。

陈望道,原名参一,笔名佛突、雪帆,浙江义乌人。我国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语言文学家和文学家。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中文本全译者。1923年至1927年担任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学务长、代理校务长、行政委员会主席等职。1952年至1977年为复旦大学校长,是复旦任期最长的校长之一。

1923年,陈望道受党的委托,出任上海大学学务长,1925年后代理校长工作。他的教学风格民主空气浓厚,学生学习活泼生动;学术研究也非常活跃,仅研究文艺的学术组织,就有春风文学会、青风文学会、湖波文艺研究会等。上海大学无论从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以及学校的管理等方面,在当时都是别具一格的。

当时,中国文学系设有古文名著选读、诗词、戏曲、小说、修辞学、古籍校读法、语言学、社会心理学、伦理学、历史哲学、科学方法论和第一、第二外语等课程。在这所大学简陋的教室里,可以听到当时最新涌现的文学家、社会科学家的讲课。在学生眼里,讲课的都是最新的人物,他们的言论、思想、风采和才干,给学生留下一生难忘的印象。在陈望道的主持下,上大的文学系编辑了《文学》,作为《民国日报》的文艺副刊随报发行,先是半月刊,后改为周刊。

在陈望道领导下的上大学生,几乎全部参加了“五卅”运动,在“五卅”运动中,上大学生起了不小的作用。上大是共产党用来为自己培养干部的一所学校,陈望道接受党的委派在上大工作四年,为党培养了许多优秀的干部,如阳翰笙丁玲等都是上大毕业生。

大革命失败后,上海大学被查封,陈望道开始任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1931年7月,因保护左派学生,南京国民政府密令加以迫害,陈望道被迫离开复旦。新中国建立后,1952年9月,陈望道由毛泽东亲自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他还担任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语言文字组副组长、上海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席等职,还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等职。

1977年10月29日,陈望道因肺部感染逝世,终年87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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