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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培民(解放军中将)

陈培民,山东荣成人。1941年任荣成县区武委会副主任。1943年参加八路军。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东北民主联军连指导员、第四野战军团政治处副股长。参加了辽沈、平津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军政治部干事。回国后,任师组织科科长、团政治处主任。1957年毕业于总高级步兵学校。后历任团政委、师政治部主任、师政委、军政治部主任,国家体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是第六、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88年被予中将军衔。曾获三级解放勋章。

陈培民,男,汉族,1927年11月出生,荣成市崖头镇河南村人,1941年2月参加工作。1943年参加八路军。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政治委员。

陈培民1988年7月被授予中将军衔,同年被中央军委授予独立功勋荣誉章。

军队历来有敢碰硬、解难题,讲政策、求实效的作风。高级干部解决问题,讲究政策和策略是有传统的。1976年下半年,中央着手解决保定问题。一天,军里领导被召集到京西宾馆,陈培民是从唐山地震救灾一线赶去的。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的陈锡联司令员,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纪登奎等领导同志在座。纪登奎第一政委主持会。军政委王丕礼让陈培民代表军里参加会议的同志向中央首长汇报。陈培民当时想,对保定问题,首长都知道大致轮廓。若具体细说,等于耽误首长时间。于是,他只讲了三条解决问题的建议意见。第一,保定问题派性很大。请中央最好能从外地选派领导干部来保定,以利于巩固解决保定问题的好形势。第二,保定两派里都有坏人,做的一些事是触犯刑律的事。只抓一派里的坏人,不利于解决保定问题。请中央派一些外地公安政法干部来保定,要超脱的人来办案。尊重事实,依照法律处理,不能将个人感情掺和进来。第三,新闻舆论很重要,最好也派人来抓。讲中央解决保定问题的指示精神,讲安定老百姓情绪的话,讲振奋老百姓人心的话。陈培民每说完一条,纪登奎都插话,表示肯定,还随即作出安排,讲的都是比较具体的意见。还特别讲到,中央工作组组长是你们政委秦基伟同志。陈锡联司令员没有表示不同意见。秦基伟政委来保定后,陈培民向秦基伟政委建议,多听听河北省军区、河北省革命委员会、38军以及两派群众的意见,有利于解决问题。后来,保定问题的解决,反映了中央的决心和正确的政策,反映了军区主要领导把握政策、实施政策的能力水平,反映了广大群众求稳定的迫切要求,也反映了38军坚决贯彻落实中央决策,服从军区领导,采取得力措施,上下一致的努力。保定问题的形成,主要是“左”的思潮猖獗和社会无序状态结合的产物。38军对“左”的思潮和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现象,深恶痛绝。一次,保定市发生武斗,38军马上派部队制止,李光军军长就在现场指挥。保定革命委员会成立后,军首长反复强调部队要尊重革命委员会、支持革命委员会。要做好群众工作,一要真诚,二要耐心,老百姓最通情达理。军首长这些常讲的话,陈培民在现场听过多次。

1937年“七七”事变时,陈培民年龄还小,对事变在家乡的影响记忆不深。日本鬼子占领胶东后,他虽然年龄不大,但感受到乡里乡亲的情绪变化了,都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做的是伤天害理的事,坏透了,该遭天打五雷轰。那时,青年学生到老百姓中搞宣传是经常的事。陈培民对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贫困的乡里乡亲也爱看这部街头剧,有的人还跟着演剧的青年学生走,去看第二遍、第三遍。老百姓自发地议论,不能再容忍日本鬼子在中国横行,要挺起腰杆、反抗侵略。年轻人更是跃跃欲试,想当兵,打鬼子。对年轻人的言语,父辈们几乎没有公开反对的。家乡的抗日情绪逐日高涨。1940年秋天,听说胶东八路军老二营来到荣成,两个比陈培民大的叔伯兄弟和他商量去二营。陈培民没有告诉老人,就跟他们走了。他们仨走到天黑了,才找到部队。在部队住了两天。第三天,部队要出发了,一位干部说陈培民年龄小,部队行动跟不上,要他回家。陈培民再三恳求留下,那位干部不答应。结果派两个侦察员连夜送他回到家里。转年2月,陈培民去区里当工作员。经历了1942年冬季日本鬼子扫荡后,陈培民更想当八路军了。

1943年5月,区里同意陈培民当了兵。他就跟村里一个姓于的叔叔来到胶东军区八路军特务营2连。当时特务营有4个连队。1连负责警卫政治部,2连负责警卫司令部,3连负责警卫地方专署,4连负责外勤、机动。陈培民所在排担负给许世友首长站岗的任务。在胶东的3年,是陈培民人生奠基的阶段,部队的一些好传统通过身边官兵的言行举止影响着他。刚入伍时,陈培民领到一支79式步枪、6发子弹。第一次部队打靶每人一发,可他没打上,原因是丢了一发子弹。陈培民在区里工作时,就知道子弹来之不易,明白子弹意味着战士生命的质量。当陈培民知道丢了发子弹的时候,吓得够呛,不知怎么办才好。班长也挺紧张,但他只是一再重复“小鬼,怎么保管不好啊”,言语中透着关爱、有着责备、有着诱导。班长这种对陈培民所犯“错误”的态度,影响着陈培民后来对待战友的态度。乃至在参加解放后的所谓“反右”斗争,到后来在国家体委工作期间,以及在不同工作岗位与人共事,陈培民都能换位思考,与人为善,受益不小。

在胶东,同日本鬼子和伪军打仗,陈培民印象深的一仗是打马连庄那仗。之前,干部身先士卒,老同志们的勇敢行为已成为新战士的榜样。那次战斗是攻城,陈培民个不高,攀上梯子顶头,两只手指刚刚摸到城墙砖沿。当时,不知道他哪来的那股劲,往上一蹿,两手一撑,就攀上城墙。身边的不少战友也跟着攀了上来,随即展开战斗。这一仗,他们配合13团,共打死和俘虏20多个鬼子,200多个伪军。1944年底,攻打伪军赵保原部,老同志奋勇当先,感染、激励着每一个新战士。1945年9月份,打即墨,配合13团,俘敌1000多人。当时他们班抓了6个伪军。在后来的工作中,陈培民总想,一切教育的力量,都抵不过教育者的言传身教。在胶东,老百姓对子弟兵特别的好。1945年10月,陈培民所在部队离开莱西,乘船过海。他们连从龙口港上船到东北。乘坐的船很大,4个桅杆,一个连140多人在一条船上。第一次过海,副连长不晕船,管一艘小船,准备救援。战士中很多晕船的,不少人呕吐,舱里气味很难闻。船行到渤海海峡中部,满天星星,风平浪静,船老大向指导员说:“这不好,一会儿会有大风来,得做做准备”。于是,船老大让指导员招呼几个不晕船的大个子战士,准备风来时砍断桅杆,因为起大风会刮翻船的。这船老大真有经验,不到半小时,乌云和风就压了下来。好在风不是特别大,保住了桅杆。在胶东的日子里,部队的很多作战行动,都 有老百姓的智慧和物质的支持。人民军队走到今天,如果没有群众做靠山,是不可想像的。作为军人,要永远地为人民服务。

从1946年到1960年前,陈培民任过连队指导员、团组织副股长、股长、军组织部干事、师组织科科长,炮兵教导营政委、军组织处副处长、团政治处主任。这段时间参加过牡丹江剿匪、1947年的冬季作战、攻克四平、辽沈战役平津战役、渡江作战、抗美援朝第一、二、三、四次战役等大小战役战斗40余次;经历了我军由战时进入和平建设的转型阶段。

战争年代,战争的恐惧,对战时军人的影响几乎是零。当初与陈培民年龄上下的官兵,都盼打、敢打。战斗越惨烈,官兵越勇敢。部队赴东北,下船后,部队天天走路,几乎天天打仗,因为当地土匪多。部队一直走到牡丹江,大一点的仗,打了10多次。1946年,陈培民在连队当指导员,连队在绥芬河。当地老百姓的东西被土匪抢得差不多了,生活艰难。连队生活很苦。转年过春节,连长想改善生活,几个战士从老百姓那里拖来了一头猪,司务长告诉了陈培民这件事。陈培民说,不论老百姓同意不同意,得把猪送回去。司务长说猪已经杀了,没办法送。他和连长商量后,要司务长给老百姓赔礼道歉送去400斤高梁米。

1947年6月,第3次打四平,112师担任主攻,伤亡很大。林(彪)罗(荣桓)首长为了保证主力部队有骨干,决定牡丹江2团补充到112师。当时由副指导员带出50多人去335团1营2连,陈培民带70多人去了1连,并任指导员。人要分开了,连队节余的一些伙食费怎么办。陈培民主张按人头平均分,不给本人,由干部拿着带给所去的连队。就要分手的干部都说这事办得好,所到连队的干部更是高兴,一位副连长兴奋地说,真是及时雨,太好了,可帮了我们大忙。刚到112师,有的人认为他们是地方部队,有些看不起。其实,牡丹江2团的班、排长基本都是抗战时期参军,又经大小战斗考验的骨干。到112师后,接连打了两仗,打得都不错,彼此融洽了,团结也很好。1947年11月,陈培民被提职。原准备到一营当副教导员,但原副教导员不愿离开老单位,结果陈培民到了团里当协理员,管直属队。直属队有训练队、警卫连、侦通连、炮兵连。这期间,因他政治工作搞得活跃,部队党委给他颁发了“工作模范”奖章。在东北,打了不少仗。收四平,打辽西会战,解放沈阳。有些战斗打的很惨烈,但战士们都很勇敢,真正是浴血奋战,前赴后继。部队与部队之间从来是互相支援的。打下四平时,335团缴获了不少大米,团里首长就想到并肩作战的334团、336团,赶紧派人送去些米,还给了师里一部分。

辽沈战役一结束,部队没休整就入关,去打平津战役。攻打天津时,335团打得很英勇,是最先突进去的部队之一。突进后,官兵人流向潮水一样向城里涌。城壕里全是吓得发抖的国民党部队的兵。天津一役,金汤桥一战给陈培民留下深刻印象。金汤桥是10点30分打下的,三营副营长刘庆贤只顾带着战士冲锋了,没有及时给上级报告。自然师里和军里无法知道,没能向前指报告,得到确认。另外一支部队是凌晨2点到金汤桥的,人家及时报告了,战后因此立了战功。在平津战役期间,军里组织开展创“三好”活动,即:纪律好、团结好、打得好。提出部队不许进民房、商铺、空房,一律露天宿营。之前有个别进空房休息的,马上撤出。几天后,部队接到命令,撤到城外永清,部队就地整训。

112师在永清整训后,于4月份南下,7月份渡江。准备渡江前,军参谋长江拥辉来检查,看师里没找到船,很着急,让杨师长再组织人抓紧找船。终于在不起眼的两个地方,找到了两只船。军参谋长江拥辉决定天一黑就渡江。两条船只能送两个排的战士过江。战士们刚登上南岸,就遇到一个排的敌人。由于部队有准备,很快结束了战斗,俘虏了这伙敌人。天快亮时,过江的3连已爬上了岸边山顶,又看到了不远处的大批敌人正向山上爬,3连和团炮连一部分先敌开火,打得敌人晕头转向,掉头就跑了。第二天,在南岸又找了些船,保证335团顺利过江。112师过江后,只打妨碍部队前进的国民党小股地方部队和散兵游勇,不恋战,一路南下,可惜没堵住国民党白崇禧的部队。1949年底,部队到了广西,尔后回到河南,335团驻地在遂平。在那里也就4个月左右的时间,朝鲜战争爆发了。部队又紧急开赴东北。

1950年4月,军政治部组织部调陈培民去当干事,他不愿意到机关工作,主要是觉得自己文化不高,怕不适应机关工作。部长就批评说,你这个小陈,就想“宁当鸡头,不作牛后”,这不对。8月,部队安排大量连排干部转业复员。陈培民感情上放不下,留恋这些出生入死的战友。就找个理由,向政治部主任建议说,要打仗了,骨干不能走了。首长很乐观,说,仗一打起来,这些人召之即来。再说朝鲜来回才三千里,仗好打,打完了回国过年。事实上,入朝作战,领导干部心气都很高,决心都很大。官兵的精神面貌,用“雄赳赳、气昂昂”来形容,非常贴切。部队入朝后,参加了一、二、三、四次战役。陈培民先跟112师,后跟114师,又跟112师,首长们敢打必胜的自信心,胜不骄、挫不馁的坚强意志,官兵们的爱国情怀、牺牲精神、铁的纪律始终感染着他。如今多少年过去了,陈培民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

从朝鲜回国后,陈培民到113师组织科当科长。他向李伟政委、陈主任提出,抓基层,要规范开好支委会、支部大会、小组会。政委、主任都同意,说很好。但莫名其妙的是,分配工作让陈培民去当了临时工程科科长。后来了解到,原来是部队回国安顿下来后,盖营房工作提到议事日程。师领导讲,我们要盖房子,缺技术人员,缺上心的人。于是,召开机关和直属队干部座谈会,主题是研究怎么样盖营房。会前,陈培民认真的准备了发言的内容,讲的也有点意思。领导说他好学,认为陈培民有盖房的兴趣,结果让他当了工程科长。工程完了,陈培民到339团政治处当主任。团长是老红军、政委是老政委,抓工作放得开手。俩人同意他抓基层抓连队的意见,使他有了实现当组织科长时的工作设想的机会。这期间,陈培民满脑子都是基层的事,琢磨如何保持官兵战争年代形成的那种革命精神,那种革命热情。他发动机关干部广泛同连队官兵交朋友。有个排长同战士一时没搞好关系,动手打了战士几巴掌。政委火了,要求这个排长公开作检讨,还要给处分。陈培民调查后,同意让这个排长公开作检讨,但主张不给其处分。他认为干部战士都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年青人,没有利害冲突,只是一时性急引起的小摩擦。团长、政委同意了他的主张。后来,这名排长和战士关系搞得非常好。

1955年3月,陈培民去了南京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学习。两年毕业回来后,到炮兵教导营当政委。过了不久,组织又调他到组织处当副处长。1958年,部队也搞“反右”,陈培民被调到“反右”办公室当主任。当时,军部满走廊都贴的大字报,其中过激语言不少。宣传处李副处长爱看内参,可能受些影响,讲出一些所谓的“错话”。有人说,李是“右派”。陈培民一再表示,李副处长是好同志。陈培民找到刘军长反映自己的想法。后来,还是给李定了个“中右”分子。陈培民回想起来,觉得当时自己并不是多有觉悟,也没有个人之间私情,只是感到,李副处长是好同志,只不过讲了内参上刊登的一些材料,即使有些错误,但不会同党组织过不去。正因如此,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重思想教育,轻组织处分。

从1960年起,陈培民先后任步兵第341团政委、陆军第114师政委、陆军第112师政委、陆军第65军政委,北京军区副政委。在不同领导岗位上,使他有机会接触高级领导干部,感受到了好的领导作风,受到了实实在在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到工作上。一次,总政主任谭政大将到部队调研基层建设情况,住地委招待所。领导安排陈培民去向谭政主任汇报,谭政主任听得很仔细,不时提问,不时记笔记。有时还问到基层干部和战士是怎样想的、怎样说的。就像连队干部同战士拉家常一样。谭政主任这次下部队,一行才有7人。沈阳军区只有一名二级部的领导陪同。谭政主任这种不讲大话、不讲排场的务实作风,让部属没有距离感的亲和质朴本色,给陈培民留下了深刻印象。再有,领导给部属说话的机会,听得进意见的事,很多。1970年,在陈培民任112师政委时,军区调他任军区政治部组织部部长。陈培民知道后,心里很不安,感到难做好这份工作。于是,他就找到军区吴岱副政委和徐光友主任反映,说自己不适合、也不具备当军区组织部部长的条件。这事后来出现变动, 主要是因为周恩来总理点名推荐38军老政委王猛(时任北京军区副政委)到国家体委,王猛政委带了陈培民一道去了国家体委工作。1982的,军区拟调陈培民到军区政治部当副主任,陈培民同样是很不情愿。他向秦基伟司令员汇报了自己的想法。尽管秦司令员斩钉截铁表示不行,说事情已经定了,但仍表示理解他的意见。后来,调整比陈培民大两岁的夏一超到军区政治部来。这两件事,尽管同他自己的意见无关,但反映出上级倾听下级意见,领导倾听部属呼声的作风,是常见的。一个单位的凝聚力与人和气顺,离不开领导同志这种联系群众的作风。

陈培民离开老部队到65军任职时,秦司令员、傅政委分别找他谈话,内容竟然惊人的一致。都表示说,没有情况介绍,你自己去摸吧。陈培民明白首长的意思,调查研究要亲历亲为,无可代替。这也是传帮带。陈培民在65军工作了2年零3个月,用心思做了人和心和的工作,一班人也很努力,团结形势很好。陈培民到职不久,孙军长把军原班子不团结的情况做了坦诚详细的介绍,对因此耽误了一些干部的提升和成长,也非常惋惜,并真挚希望两人团结好,把部队带好。陈培民表示,你是老军长、老班长,我支持你的工作。在后来工作中,凡遇到矛盾,陈培民就事论事,坦诚相见。班子成员认为他办事公道,没个人成见。班子团结了,部队风气正,不但工作好做,而且出成果,特别是成长起一批干部,有好几个提升到大军区领导岗位上。当初65军的班子成员,回想起来当时共事工作的日子,都有好多感慨,都挺留恋。

1971年和1977年,陈培民两次到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工作。第一次去,任体委政治部主任;第二次去,任体委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这两次,都是在体委主任王猛领导下工作。期间,王猛主任抓大事,敢放手,支持和依靠大多数同志一道工作。陈培民第一次在体委工作中,在王猛主任的领导下,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精神,很快解放体委老干部,并安排了工作。他第二次去体委工作中,主要是协助王猛主任,按照中央精神,拨乱反正,肃清“四人帮”流毒影响。1979年上半年,体委工作告一段落,上下人心顺,人气高。当时中央分管体委工作的是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陈锡联司令员。当年8月一天,陈锡联司令员接见外宾后,陈培民向首长报告还有事汇报。他说,体委的工作已步入正轨,可以由体委的老同志做了,自己希望回部队去。陈锡联说:我同意,但我说了不算,得中央定。不久,国务院政工组的同志对陈培民说,体委的同志对你反映非常好,问你为什么要离开体委。陈培民重复先前向陈锡联司令员讲的话,表示了自己的态度。1979年12月22日,根据中央通知,陈培民回到了部队工作。

1983年,陈培民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88年和1993年,他又接连被选为第七、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在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陈培民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这15年间,每年同全军代表面对面,认真议事,同全国人大代表共聚一堂,参政议政,视野更加开阔。作为军队代表,陈培民把事关军人利益的事,放到了维护安定团结局面的高度来认识,把事关军队建设的事,放到了加速国家现代化建设和推动小康社会建设的层面来认识。在这方面,提出了关于维护军人权益、军队干部家属就业、军队干部子女入学、军队转业干部安置、士兵优抚和退伍安置等议案和意见建议;提出了军事设施保护、国防动员、边防建设等意见建议。在他任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期间,感到肩上担子更重了,以“不用扬鞭自奋蹄”的精神面貌,努力履行自己的职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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