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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秉钧

赵秉钧(18591914),河南汝州人,清末民初政坛上的一代枭雄;在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期间,被提拔重用为第三任国务总理。曾拟订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是中国近现代警察制度创始人。

赵秉钧是个孤儿,早年丧父,不久母亲又病故,家境极其贫穷,小时连名字也没有,说起他的姓,赵是百家姓之第一姓为姓,名乃天子脚下第一人(秉国之钧),生日是他自定的正月初一,其真实性究竟如何已无从可考。赵秉钧膝下无子女,他先是收养了一个义子,后来另择堂兄的次子立嗣,以续后统。

迫于家境贫穷的压力,赵秉钧幼年寄居于舅父家。曾在家乡一个仕宦人家做书童,他生性慧黠,强悍而有胆识,颇得主人欢心,因此获得自修学习机会,掌握了一定文化知识。加上自幼聪明能干,学啥通啥,在家乡店铺当伙计时,帮助路过此地的官员修好了一台座钟,从那时起,赵秉钧得到这个官员的赏识和器重,于是就把赵秉钧也带了出去。从此,赵秉钧离开家乡,开始闯荡人生。
  1878年,赵秉钧考秀才未中,遂投入左宗棠楚军效力,赴新疆平定阿古柏之乱,隶张曜所部随军出嘉峪关,进驻新疆,东征西讨,作战勇敢,以马术建长,屡建奇功,因早年作战在戈壁滩曾被风雪掩埋三天,幸得不死,但身体受重伤,落下残疾,据说后果还很严重。收复伊犁时,赵秉钧又参加了中俄边界的勘察谈判。鉴于在新疆平乱的出色表现,赵秉钧被任命为新乐县典史。此间,他以“长于缉捕”而闻名官场。 [1]

赵秉钧介入军政门槛,也与袁世凯有一定的渊源。赵秉钧专攻侦探警察两门,机智殊众。袁世凯小站练兵,慧眼识英雄,将赵拔于草莽,颇受重用,从此赵一直是袁世凯身边的智囊式人物,深受袁的信任。
   1900年,义和团兴起,八国联军入侵。赵秉钧因缉捕义和团有功,颇为袁世凯所赏识,奏保以知州留直隶补用。
  袁世凯继任李鸿章直隶总督位后,奏保赵秉钧为保定巡警局总督,以知府后补,加盐运使衔。赵秉钧任职期间购阅上海书局翻译的外国警察制度书籍,见识渐增。赵秉钧与袁世凯的日籍警察顾问三浦喜传一起,参照东西方国家现成的法律典范,拟定了警务章程,创设警务学堂,选募巡警500人,分布保定城内外,维持治安,成绩昭著。
  八国联军撤退以后,袁世凯任命赵秉钧为天津南段巡警局总办,日本人伊藤次郎为帮办,原田俊三为顾问。赵在天津筹建了中国最早现代警务系统,创办天津侦探队及天津警察学堂。不久将天津、保定两所巡警学校合并,改称北洋巡警学堂,并在各县设立巡警传习所。

袁世凯调任军机大臣后,赵秉钧在北京创设巡警部,升任右侍郎官职,后清政府改革官制,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将工部、礼部、太常寺、鸿胪寺等归并在内。 [1]

袁世凯要逼迫清廷退位,但又不愿承担骂名,就暗中唆使赵秉钧等人出面。赵秉钧知道这是讨袁欢心的天赐良机,于是格外起劲,逼迫孤儿寡母隆裕太后和溥仪下诏退位,向来无主见的隆裕太后只有拖延哭泣。御前会议上,赵秉钧公然提出,南北两政府同时退位,另在天津组织临时政府。王公大臣默不作声,满洲少年亲贵则誓死反对,赵秉钧厉声喝道:“今天开会,明天也开会,议来议去至今都议不出所以然来,内阁只得引咎辞职!”说罢扬长而去,满洲王公贵戚吓得面如土色。事后,赵秉钧干脆直接摊牌,威胁隆裕太后说,如能主动退位,将保证优待皇室,否者革命党催命,“将有不可测之事”。 此时清廷实权和军队都牢牢控制在袁世凯手中,无可奈何的隆裕太后只好从命。
  是赵出于对袁的忠心,也是由于职权所任,赵秉钧在劝清廷退位起了很大作用。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把政府第一任内务总长的职位交给了赵秉钧。 [1]

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之后,论功行赏自然少不了赵秉钧,赵在唐绍仪总理内阁中出任内务部总长。不久,唐绍仪被逼辞职,继任的陆征祥又遭到议院弹劾。赵秉钧于1912年8月当上了袁世凯时期的第3任国务总理。在赵秉钧出任国务总理期间,袁世凯一边组织北洋军阀政府,实行独裁专制,一边指使特亲信暗杀革命党人。这时的赵秉钧,自然成了袁世凯的御用工具。
  办警务办得很像样的赵秉钧,为什么忽然有一天做了中国的内阁总理?这是因为第1任总理唐绍仪,虽然也是袁世凯的亲信,但不幸的是留学过美国,受美国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跟总统袁世凯怎么也弄不到一起,只好自己开溜。遗下的位置,袁世凯交给谁都不放心,最后把赵秉钧弄成了总理。 [2]

宋教仁是民国初年政坛要人,同盟会元老,他为了实现政党内阁主张,谋合小党为大党,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改组为国民党。国民党的组成,宋的策划和贡献最大,因而成为实际的领导人。
  袁世凯授意赵秉钧加入同盟会,以窥探革命党人内部之虚实,遂与宋教仁交往甚密。宋教仁住在北京城外,经常夜间进城,到赵秉钧密室私谈,至天明始离去。宋教仁以政客手腕推崇赵无所不至,允诺国会成立后拥其为国务总理,甚至选为总统。赵秉钧亦推崇宋为大党领袖,组织政党内阁。宋教仁有时竟将党中秘密尽情吐露,赵秉钧亦告以北洋底细,似亦无所隐讳,由是两人交欢。
  宋教仁谋杀案是民国初年轰动全国的大案要案,而种种风言风语使赵秉钧难逃干系。

1913年3月20日晚,上海沪宁火车站。宋教仁一行人从候车厅走到检票口,突然,一个身材矮小的汉子从阴影中蹿了出来,对准宋教仁抬手打出一枪,然后飞快地逃出了火车站。消息传开,举国震动,江苏省警察厅责无旁贷,承担起了侦破和缉拿凶手的重任。 [3]

宋教仁谋杀案发生在上海,是由租界巡捕房负责侦破的,从破案开始,中国政府就致力将案子引渡到中国警方审理,在北京的内务部、司法部和江苏警方共同努力,租界巡捕房将宋案所有文件、物证和人犯转交给中方。
  宋案在全国引起轰动,警方收到相关证据材料后,很快查清与赵秉钧和袁世凯有关。举国人心震动,舆论为之哗然。1913年4月30 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建议袁世凯:“此事只有先免赵秉钧的职,改任唐绍仪,另组内阁以平民党之气,至于赵秉钧有无嫌疑,再待国民评判,庶可缓和。” [3]

袁世凯采纳了梁士诒的建议,立即将赵免职,初拟由唐绍仪继任,后改为陆军总长段祺瑞暂代国务总理之职,赵秉钧所兼任的内务总长职务,则由次长言敦源代理。

赵秉钧为官多年,常年负责警务,民政,中规中矩,没有什么特别劣迹和恶名,他几乎没有杀宋的动机,如果仅以所谓“宋要来做总理,我往哪搁?”这种荒唐理由,似乎是难以服众的推论。
  相关史料详细记录了赵秉钧在宋案发生后的第一反应,1913年3月21日上午,国务院正开国务会议,国会选举事务局长顾鳌突然闯进会议室向赵总理报告:前门车站得上海来电,宋教仁昨晚在沪车站被人枪击,伤重恐难救云云。这是北京方面得到的有关宋教仁遇刺消息的最早电报。赵秉钧总理大惊失色,当即离席,环绕会议长桌数次,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哪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这时,忽然接到通知,袁世凯请赵秉钧总理,赵秉钧即仓皇去见袁世凯。
  从这些现场记录来看,宋教仁被刺似乎出乎赵的意外,事先他并不知情。如果他事先与闻刺宋计划,则决不会有此强烈意外之感,以致严重失态。

第一届国会选举,由于袁世凯和赵秉钧们还不知道怎样操控,结果让国民党占了便宜,捞去了近半数的席位,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宋教仁踌躇满志,准备进京做总理了。没想到,半路杀出个武士英,对着这位国民党最能干的领袖开了两枪,未来的宋总理伤重不治身亡。消息传开,举国震动,中央政府当然要江苏地方严查,务必缉拿凶手,江苏警察厅也就真的严查,结果还就真的查出了凶手,一步步追上去,发现背后指挥者为应桂馨,并查出了应跟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和总理赵秉钧的往来函电多件。就这样,赵秉钧有了嫌疑,然后,武士英不明不白地死了,应桂馨不明不白地死了,最后,赵秉钧也不明不白地死了。
  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后仅3天,上海警察便抓住了线人应桂馨与凶手武士英,效率之高,令人叹为观止。凶手武士英、谋杀犯应桂馨被捕后,在应夔丞家中搜出赵秉钧给他的密电码一册及密函一件,还有内务部秘书长洪述祖指示应桂馨行刺的函电多件。因此赵秉钧引咎辞去总理职务。
  此后,应桂馨从上海越狱逃往北京,向袁世凯索要暗杀宋教仁的酬金和被许诺的官职,袁世凯亲自派军政执法处侦探长郝占一,在京津铁路沿线的杨村,用电刀将应桂馨杀死。赵秉钧对袁世凯这种言而无信的行径和毒辣的杀手颇为不满,一面私自发电通缉暗杀应桂馨的凶手郝占一,一面当面抱怨袁世凯说:“你这样做,以后谁还敢给你办事?”
  袁世凯佯装不知推脱罪责,表面上对赵秉钧仍保持和气,又将赵秉钧改任为直隶总督。但他在心态上已对赵秉钧产生了反感情绪。
  仅仅过了10余天,1914年2月27日晨,赵秉钧的私宅中传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哭嚎。“总督病死了!”消息不胫而走,此时的赵秉钧只有55岁。
  当时,各大报纸的报道是,赵秉钧在天津直隶总督署突然中毒,“腹泻头晕,厥逆扑地”,七窍流血而死亡。更有报纸写的生龙活现,称赵秉钧之死是“1913年受袁世凯指使,布置特务暗杀宋教仁。案情揭露,改任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灭口,次年把他毒死”。
  赵秉钧死后,袁世凯得知消息,立即下令按照陆军上将例从优议恤,特派朱家宝及其次子袁克文赴天津治丧,并发给治丧银10000元。先后派陆军上将荫昌和秘书长梁士诒前往致祭,并送去一幅祭幛,上题“怆怀良佐”四个大字。袁氏称帝后,追封赵为一等忠襄公。面对如此礼遇,赵秉钧之死真是袁世凯暗中谋害吗?
  赵秉钧死于袁世凯之手的说法本来就是一桩历史疑案,并无确凿证据,所谓事出有因、查无实据而已。真正严谨的史书最多只能以“疑似”作结。其实,如果袁真的处置赵,一则可能是惩处其办事不力,二则担心其手中握有不利于袁的把柄,当然也有“灭口”的考量,出自袁的深思熟虑,是雷厉风行还是须仓猝行事,似乎与袁的真实意图无关。 [4]
  赵秉钧死前知袁世凯下的毒手,怕牵连家人,不敢声张,只“以葬身陵麓,近先帝为嘱”。赵秉钧死后,他的家人把他埋葬在梁格庄兴隆山南麓的光绪陵附近,将兴隆寺搬迁,寺庙外作为他的家祠,现仍有遗址。 [4]

1914年(民国3年)2月27日,赵秉钧在天津的直隶都督署因中风病逝,享年56岁(满55岁)。赵秉钧孙子赵纯佑1998年5月20日给汝州族人的信中提到,“先祖卒于1914年2月27日,实为2月26日亥末子初,应为阴历二月初二。因督署秘书长于27日始电报袁总统,原电谨称腹泻头晕,厥逆扑地,并无七孔流血而死。后人作传,妄加枝叶,引人猜疑袁因涉有加害之嫌,指为北洋集团离心之始。其实他是死于中风,即今所谓脑溢血,倒卧于内寝室床头侧旁,这是当时家属亲见,并无吐血情形。” [5-6]

《清赵秉钧致衮甫书札》

释文:衮甫仁兄大人阁下:敬恳者,友人以弟无所事事,集股设立地产公司,前曾禀求王爷请将东安市场发归商办,官款照数呈缴,已蒙批准。闻厅议有不谓然者,仲和兄莅新未久,必无成见,佥事诸君未悉其情,弟又不便出面去托,以至相左,理固应然。不过此事止能言情,不必言理,其理本在可行可不行之间耳。想我兄闻之应笑,弟亦不禁自笑也。再查此市场,原创自商,力竭中止,官为提倡,乃有今日。彼时官办,意在利商,非图利也;规模已具,商力可为,仍还於商,诚为两得。拟恳我兄转托仲和兄有以玉成之,至感至感。持爱琐渎,费神容谢,诸维心照,不尽。

弟赵秉钧顿首十九日

有史书评价,赵秉钧“生性慧黠,强悍而心细”。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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