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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美(穆旦诗篇)

《赞美》是九叶派诗人穆旦于1941年12月创作的一首现代诗。诗歌以“赞美”为题,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作为全诗的抒情基调,在中华民族抵御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最艰苦的年代,唱出了一曲高昂的民族精神的赞歌,流露出诗人对历史耻辱的悲悯,对民族灾难与命运的忧虑和对人民力量的崇拜。全诗规模宏大,激情澎湃,在语言上充分发挥了汉语的弹性,用多义词语、繁复句式、反复咏叹来传达复杂的诗情。

赞美1

走不尽的山峦的起伏,河流和草原,

数不尽的密密的村庄,鸡鸣和狗吠,

接连在原是荒凉的亚洲的土地上,

在野草的茫茫中呼啸着干燥的风,

在低压的暗云下唱着单调的东流的水,

在忧郁的森林里有无数埋藏的年代。

它们静静的和我拥抱:

说不尽的故事是说不尽的灾难,

沉默的是爱情,是在天空飞翔的鹰群,

是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

当不移的灰色的行列在遥远的天际爬行;

我有太多的话语,太悠久的感情,

我要以荒凉的沙漠,坎坷的小路,骡子车,

我要以槽子船,漫山的野花,阴雨的天气,

我要以一切拥抱你,你

我到处看见的人民啊,

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

我要以带血的手和你们一一拥抱,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个农夫,他粗糙的身躯移动在田野中,

他是一个女人的孩子,许多孩子的父亲,

多少朝代在他的身上升起又降落了

而把希望和失望压在他身上,

而他永远无言地跟在犁后旋转,

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

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

在大路上多少次愉快的歌声流过去了,

多少次跟来的是临到他的忧患,

在大路上人们演说,叫嚣,欢快,

然而他没有,他只放下了古代的锄头,

再一次相信名辞,溶进了大众的爱,

坚定地,他看着自己溶进死亡里,

而这样的路是无限的悠长的,

而他是不能够流泪的,

他没有流泪,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在群山的包围里,在蔚蓝的天空下,

在春天和秋天经过他家园的时候,

在幽深的谷里隐着最含蓄的悲哀:

一个老妇期待着孩子,许多孩子期待着

饥饿,而又在饥饿里忍耐,

在路旁仍是那聚集着黑暗的茅屋,

一样的是不可知的恐惧,

一样的是大自然中那侵蚀着生活的泥土,

而他走去了从不回头诅咒。

为了他我要拥抱每一个人,

为了他我失去了拥抱的安慰,

因为他,我们是不能给以幸福的,

痛哭吧,让我们在他的身上痛哭吧,

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一样的是这悠久的年代的风,

一样的是从这倾圮2的屋檐下散开的无尽的呻吟和寒冷,

它歌唱在一片枯槁的树顶上,

它吹过了荒芜的沼泽,芦苇和虫鸣,

一样的是这飞过的乌鸦的声音,

当我走过,站在路上踟蹰3

我踟蹰着为了多年耻辱的历史

仍在这广大的山河中等待,

等待着,我们无言的痛苦是太多了,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然而一个民族已经起来。

1941年12月 [1]

1.此诗原载《文聚》1942年2月第1卷第1期,后收入诗集《旗》。 [2]

2.倾圮(pǐ):倾塌,倒塌。

3.踟蹰(chí chú):慢慢地走,犹豫不前的样子。 [3]

此诗写于抗战最艰苦的敌我“相持阶段”,当时的中华民族既背负着历史积淀的沉重、贫穷和苦难,又已在抗日烽火中走向觉醒;人民虽然衣衫褴褛,血污浸身,但已在血与火中为摆脱屈辱而战。作为年轻的诗人,穆旦在深刻感受到时代苦难的同时,也看到了人民的奋起,并由此看到了民族的希望,他抓住了这个时代的特色,并为之歌唱,显示了诗人对现实的关注,对祖国和人民的热爱。 [4]

此诗是一首意象繁多、意境深邃朦胧的诗歌。诗人目睹了在抗战阶段的困难之下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状况,表达了对人民的同情以及对他们勇敢抗战的赞美,同时也寄寓着对民族崛起的希望。诗作以第一人称“我”为抒情主人公,既表达了作者个体的感受,也涵盖了所有忧国忧民的炎黄子孙的心声。

全诗由四节构成,开篇第一节,就列出了荒凉的土地、干燥的风低压的暗云、单调的水、忧郁的森林等这一系列苦难的意象,以悲痛沉重的心情,向我们展示了中国满目疮痍的环境。面对如此深重的灾难,人们“干枯的眼睛期待着泉涌的热泪”,这“眼睛”仿佛透着一道不甘屈辱、有着坚强的意志的光。诗人要用“带血的手”,去拥抱“在耻辱里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因为他们佝偻却不倒的身躯,因为“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民族意识已经被唤醒。“一个民族已经起来”成了全诗的抒情主线。

诗歌第二节,诗人集中描写了一个农民形象,这个农民是中国千千万万个农民的缩影。他既是孩子也是一个父亲,是家庭的支柱。他像祖祖辈辈一样辛勤耕耘,身上压着“希望”与“失望”。“翻起同样的泥土溶解过他祖先的,是同样的受难的形象凝固在路旁”。这一句诗,刻画出了中国底层人民面对灾难时沉默坚忍的形象。看到国家陷于危难之中,他没有“演说”,也不“叫嚣”而是采取了最简单直接的方式,“放下了古代的锄头”,相信了“国家”这个名词,义无反顾地加入了抗战队伍,“溶进死亡里”。这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农夫放下了“小家”为“大家”投入战斗的义举令诗人肃然起敬。诗人相信,正是有这样一群农夫,国家定会崛起,黎明终将到来。

在第三节,诗人的眼光转到了农夫的家庭。家里的老母亲和孩子们都“期待”着他,生活是这么的艰难困苦。贫穷、恐惧与饥饿使他、使这个家庭痛苦。然而,这“最含蓄的悲哀”抵挡不住农夫走在抗战最前线的脚步。“农夫”这个群体概念,体现了中华民族坚强不屈、奋勇抗争的民族精神。他们走进去了,“从不回头诅咒”,不怕流血牺牲,抱着视死如归的心态去反抗蹂躏他们国土的恶人。诗人被他们伟大不凡的民族精神深深感染,不由地想要“拥抱”这样可敬可亲的人民。

此诗的最后一节,是感情的再度抒发,是对一个已经站起来的民族的更深、更广的赞美里面。在全诗的最后,诗人用“倾圮”、“枯槁”、“荒芜”等具有破败、凄清含义的形容词描绘了一幅死气沉沉的黑暗景象。三个“一样的”构成排比,告诉着我们,中华民族遭受欺凌、人民生活水深火热的屈辱历史是如此漫长。但是,中华民族是强大的,是不轻易认输的。我们的民族已经觉醒。诗人在最后反复地咏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实际上是回归主题赞美。赞美中国人民的斗争精神,赞美中华民族的顽强生命力,重章迭唱,是战争必胜的战鼓鸣响,更是一个古老民族重新屹立在世界东方所发出的振聋发聩之音,表达了诗人对民族崛起的强烈渴望与坚定信念。

全诗规模宏大,激情澎湃。尽管流露了低沉悲怆的情调,但贯穿全篇的是一种强烈的爱,是作者对“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坚定信念。作者从“耻辱的生活的人民,佝偻的人民”的身上,看到了时代的闪光,民族的转机。诗人把希望寄托在舍家保国、义无返顾的农夫身上。当战争打破了乡村的安宁,农夫便听从时代的召唤,踏上一条征战之路。他是单个的人,又是一群人的代表,甚至象征着整个中华民族。

在诗歌语言上,这首诗充分发挥了汉语的弹性,善于利用多义的词语、繁复的句式、反复的咏叹来传达复杂的诗情。同时,不时运用现代汉语的关联词以揭示抽象的词语、跳跃的句子之间的逻辑关系,创造出一种“介乎口语与书面语之间的文体”。 [5-7]

现代诗人、翻译家王佐良《雨天停在老橡树下》:“无论如何,穆旦是到达中国诗坛的前区了,带着新的诗歌主题和新的诗歌语言,只不过批评家和文学史家迟迟地不来接近他罢了。” [8]

现代诗人、评论家袁可嘉《诗人穆旦的位置纪念穆旦逝世十周年》:“穆旦佳作的动人处却正在这等歌中带血的地方。本来无节制的悲痛往往沦为感伤,有损雄健之风,但穆旦没有这样,他在每个诗段结束处都以“一个民族已经起来”的宏大呼声压住了诗篇的阵脚,使它显得悲中有壮,沉痛中有力量。赞歌人人能唱,但会唱带血的赞歌者却不多。“ [9]

现代翻译家、英美文学研究专家巫宁坤《人生本来是一个严酷的冬天穆旦逝世二十八周年祭》:”悲壮滴血的六十行长诗《赞美》,歌唱民族深重的苦难和血泊中的再生。“ [10]

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陆耀东《中国新诗史》第3卷:“《赞美》一改一般“抗战诗歌”廉价的感情宣泄和直抒胸臆式的大喊大叫,将深沉的爱国情感融于独特的象征、意象以及陌生化的句法、语言当中,独具一格,又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11]

穆旦(1918年1977年),原名查良铮,爱国主义诗人、翻译家。出生于天津,祖籍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曾用笔名梁真,与作家金庸(查良镛)为同族的叔伯兄弟,皆属“良”字辈。20世纪80年代之后,许多现代文学专家推其为现代诗歌第一人。穆旦于20世纪40年代出版了《探险者》、《穆旦诗集》(1939年-1945年)、《旗》三部诗集,将西欧现代主义和中国传统诗歌结合起来,诗风富于象征寓意和心灵思辨,是“九叶诗派”的代表诗人。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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