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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其骧

谭其骧(1911.2.25-1992.8.28),字季龙,浙江嘉善人,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 [1-2]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获燕京大学研究院硕士学位,1951年加入九三学社,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2-3]

谭其骧长期从事中国史和中国历史地理的教学和研究, [1] 他对中国历代疆域、政区、民族迁移和文化区域做了大量研究,对黄河、长江水系、湖泊、海岸变迁均有精辟见解,建树颇多。主要著作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 [4-5]

1911年(清宣统三年)2月25日,谭其骧出生于浙江嘉兴书香门第,谭其骧在2岁时就随父亲回到家乡,以后进家塾、小学、秀州中学。 [3]

1926年(民国十五年),因不满秀州中学这所教会学校对学生的无理处置,从秀州中学高中未毕业就愤然离校,到上海考入上海大学,那时他才15岁。 [3]

1927年(民国十六年),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他只得转入暨南大学。转入历史系后,他的才华受到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的赏识。 [3]

1930年(民国十九年),写下了一篇六万多字的论文《中国移民史要》。 [3] 毕业于上海暨南大学历史系。同年进入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先生。 [3]

1932年(民国二十一年)春,离研究生毕业还有半年,谭其骧就已写好论文,由伯父新嘉先生介绍,进北平图书馆当馆员。他当年就在辅仁大学兼课。 [6]

1933年(民国二十二年),起又相继在燕京大学、北大等学校兼任讲师。同时在《史学年报》、《燕京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很有见地的论文。 [3]

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协助顾颉刚创办《禹贡》半月刊,筹备成立禹贡学会。 [1]

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后,他辞去图书馆的职务,专在大学教书。是年秋至翌年夏曾到广州学海书院任导师。 [3]

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秋回到北平,任燕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的兼任讲师。 [3]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春,到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副教授。 [3]

1942年(民国三十一年),任贵州浙江大学任史地系教授。 [3]

1946年(民国三十五年),随浙大回到杭州,并给上海暨南大学兼课。

1950年,浙江大学停办历史系,他转到上海复旦大学任教授。 [3]

1954年,起任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

1955年,经吴晗推荐,到北京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 [3]

1956年,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二届支社委员会成立,谭其骧被选为主任秘书。 [7]

1957-1982年任系主任,兼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主任。

1959年3月,郭沫若的《论曹操》一文在《文汇报》发表。其后,谭其骧发表了商榷文章。在商榷文章中,谭其骧列举了古人对曹操的评价也是有毁有誉,甚至连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的评价,也几乎是全盘接受了曹魏本朝臣子王沈的话。

1960年6月,出席了全国文教“群英会”。 [7]

1961年7月,九三学社复旦大学第四届支社成立,谭其骧当选为主委。 [7]

1963年1月28日,他出席了民主党派和知名人士座谈会。 [7]

1978年2月,因长期紧张工作所累,谭其骧突发脑血栓,不久又致半身不遂。 [7]

1980年4月18日,九三学社复旦大学支社召开大会,谭其骧出席了会议。同年11月,谭其骧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即中科院院士)。文科学者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7]

1981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导师。

1982年至逝世,他又主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历史地图集》的编绘,这将是一部包括历史人文和自然两方面十多个专题图组上千幅地图的巨型地图集,将在近年出版。 [8]

1982年-1986年,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3]

198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7]

1990年,改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1992年8月28日,因病医治无效,在上海逝世,享年82岁。

20世纪50年代以后,谭其骧对黄河、海河、长江中游水系变迁进行了系统研究,撰写了《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提出以牧业为主的民族迁入中游地区和人口锐减造成前农垦区缩小,客观上减少了水土流失量,是黄河长期安流的决定因素。他还发现了一条从未被人所知的上古黄河故道,从而证实了西汉以前黄河下游的改道曾极其频繁。他对海河水系的形成、上海的成陆过程、洞庭湖的变迁、鄱阳湖的形成等都做过专题研究。这些成果不仅对自然地理、历史地理研究具有重大意义,而且还对中国的灾害防治、水利开发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9] 20世纪60年代以来,谭其骧明确提出,历史地理学的组成部分、研究对象与现代地理是完全一致的,但由于这些现象发生在过去,研究时不能不运用历史学的方法,必须重视文献资料和前人成果。 [3]

主编及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政区地图集,被评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还主持编撰了《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中国历史大辞典》等大型图书,主编《辞海历史地理》、《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黄河史论丛》和《历史地理》杂志等。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独特见解,如对历史上黄河河道的变迁及多灾的原因、历史时期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变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变、上海地区成陆的过程等都有深入研究。发掘和整理古代地理遗产,纠正了前人的错误,阐述了古代著作的科学价值。著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 [2]

谭其骧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历史地理学家, [7] 培养中国首批2名文科博士生,学生有葛剑雄 [10]

谭其骧是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他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发起人之一,历任理事。 [3] 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历史学科评议组成员、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上海市史学会副会长及代会长等。 [1] 历任复旦大学历史系主任,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主任,复旦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当选为第三、四、五届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市第八届政协委员。 [5] 历任中国历史学会常务理事,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上海史学会副会长,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地方史志协会顾问,国家教委中小学教材编审委员会顾问。

1981年,以来任《历史地理》主编。 [10]

1986年,成立的第七届支社上又被推选为顾问。 [7]

1983年,谭其骧当选为九三学社第七届中央委员会顾问。 [7]

1988年,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参议委员会委员。 [7]

1981-1985年,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谭先生治学的严谨表现在早年对专业的选择上。为了究竟作怎样的选择,他曾寝食不安地反复思考好几天。他认为自己形象思维能力较差,而逻辑思维的能力却比较强,所以学历史特别侧重于搞考证就相当合适。于是,他从社会学系转到中文系,又转到外文系,最后才定下历史系。这并不是所谓的见异思迁,而是基于这样一个严肃的思考:我要从事的专业,必须与自己的兴趣、爱好、天赋、性格等相符,这样才能锲而不舍,终身以之。 [12]

搞历史地理,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这不仅需要熟读大量古代的有关典籍,还需要作大量的野外考察。几十年来,他把《汉书地理志》几乎翻烂了,杨氏《水经注图》虽是新买的一本,也被翻得中缝破裂。他曾去天山南北、跋涉中原各省,考察长江水系和黄河古道。对于1500多个汉县,谭先生大部分都能记得它们属于哪个郡县和地理位置。他甚至从业余消遣读笔记小说中,捕捉到许多有关信息。 [12]

谭先生从不拿学问做名利的敲门砖,更不去迎合时尚。他认为求真、求实是做学问的基本,一个人如果只知迎合“当前需要什么”,那就无法求到真学问,其专业也无以为继了。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因一时的厚今薄古而不敢讲古代史,也不因为评法批儒而违反历史真实地而大捧法家 [12]

谭其骧先生对学术锲而不舍、终生以之,集中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秀品德。他淡泊名利,将国家的利益永远放在个人的名利之上。他恪守学术求真求实的原则,坚持真理,绝不采取实用主义的做法。他低调严谨,从不自标“新潮”,树立“体系”,甚至没有一部系统的专著,但他的学术成果却因富有创新、厚重难移而为学界所推崇。他是一位真正的学术大师。谭其骧先生又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家,他尽倾心力,诲人不倦,教导学生实事求是,不迷信权威,敢于提出新见,超越前人。(九三学社副主席邵鸿评) [13]

谭其骧先生一生恪守“锲而不舍,终身以之”的学术态度,打通传统考据学与现代地理学,将中国旧式的沿革地理发展成为现代历史地理学。(复旦大学评 [14]

谭其骧先生在中国历史地理学发展中的奠基作用。(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 [14]

每每回想起老师,我总是满怀激动与深情,他的学识、才华和人品,他给予我的指导和关心,这些重叠成师恩的具象,我感恩老师,也会把老师的学术风格与思想传承下去。(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葛剑雄 [15]

新中国以后,中国史学界做了很多工作,其中最有成绩的工作之一,就是在谭其骧同志和其他同志领导之下编纂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胡乔木 [7]

2011年8月19日,纪念谭其骧先生诞辰100周年并研讨其学术贡献与思想。邵鸿代表九三学社中央出席会议。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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