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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界革命

诗界革命,即戊戌变法前后的诗歌改良运动。诗界革命冲击了长期统治诗坛的拟古主义、形式主义倾向,要求作家努力反映新的时代和新的思想,部分新体诗语言趋于通俗,不受旧体格律束缚,这些在当时都起了解放诗歌表现力的作用。但是,梁启超等强调保持旧风格,这就又束缚了手脚,使得它只是旧瓶装新酒,在中国古典诗歌的改革上虽有前进,却前进不大。

黄遵宪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而鲜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的尽管是梁启超,但早已反映出诗歌变革趋向并获得创作成功,从而成为“诗界革命”旗帜的却是黄遵宪。

黄遵宪早年即经历动乱,关心现实,主张通今达交以“救时弊”(《感怀》其一)。从光绪三年(1877)到二十年(1894),他以外交官身份先后到过日本、英国、美国、新加坡等地。经过亲自接触资产阶级文明和考察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他明确树立起“中国必变从西法”(《己亥杂诗》第四十七首自注)的思想,并在新的文化思想激荡下,开始诗歌创作的新探索。他深感古典诗歌“自古至今,而其变极尽矣”,再继为难。但他深信“诗固无古今也”,“苟能即身之所遇,目之所见,耳之所闻,而笔之于诗,何必古人?我自有我之诗者在矣”(《与朗山论诗书》)。他沿着这条道路进行创造性的实践,突破古诗的传统天地,形成了足以自立、独具特色的“新派诗”,被梁启超誉为“独辟境界,卓然自立于二十世纪诗界中”(《饮冰室诗话》三二),成为“诗界革命”的巨匠和旗帜。 [1]

明清时期,诗歌呈现衰落趋势,有识者早已表示不满,并力图改变。同治七年(1868),黄遵宪作《杂感》诗,批判沉溺于故纸,以剽盗为创作的俗儒,表示要“我手写我口”。光绪十七年(1891),他在《人境庐诗草序》中主张表现“古人未有之物,未□之境”,提出了推陈出新的一整套纲领。光绪二十二年(1896),他更直接称自己的创作为“新派诗”。但是,黄遵宪的这些主张,一时还未能发生广泛的影响。

诗界革命的早期倡导者是夏曾佑谭嗣同梁启超三人。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三年之间,他们开始试作“新诗”。

当时,资产阶级改良派正企图融合佛、孔、耶三教的思想资料,创立一种为维新运动服务的新学。因此,他们相约作诗“非经典语不用”(《饮冰室诗话》)。其代表作如谭嗣同的《金陵听说法》:“而为上首普观察,承佛威神说偈言。一任法田卖人子,独从性海救灵魂。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大地山河今领取,庵摩罗果掌中论。”其中,“卖人子”一典取自《新约路加福音》;喀私德为英语 Caste的译音,用来指印度封建社会中把人分为几种等级的种姓制度;巴力门为英语Parliament的译音,指英国议会;法田、性海、庵摩罗果,均为佛家语。谭嗣同通过这首诗批判封建等级制,表达对资产阶级议会制的向往。夏曾佑的诗与谭嗣同类似,如他的《绝句》诗以冰期、巴别塔等地质学名词及《旧约》中的神话入诗。这类诗,当时称为“新学之诗”或“新诗”。谭嗣同等人力图开辟诗歌语言的新源泉,表现资产阶级新思想,有其积极可取的一面。但是,他们实际上使诗歌的语言源泉更为狭窄,写出来的作品又完全不顾诗歌的艺术要求,既脱离传统,又脱离群众,很快就丧失了生命力。

戊戌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逃亡国外,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宣传,推进文学改良,“诗界革命”成为其中一个重要方面。他在《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等刊物上开辟专栏,发表谭嗣同唐才常康有为黄遵宪蒋智由丘逢甲夏曾佑等人的作品,又自撰《饮冰室诗话》,阐发理论观点,大力表扬黄遵宪等新派诗人,诗界革命于是形成了一定的规模和声势。

诗界革命的作者都不同程度地要求取法西方。梁启超说:“欧洲之语句意境,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他表示要“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诗料。”(《夏威夷游记》)康有为也说:“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与菽园论诗兼寄任公、孺博、曼宣》)这些意见反映了新派诗人追求新思想、新事物的努力。但是,梁启超强调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和“旧风格”谐和,避免不伦不类,出现“移木星、金星之 动物以实美洲”(《夏威夷游记》)的状况。 当时,部分留学生正在提倡音乐教育,歌词创作风行一时。在此影响下,黄遵宪写作了《军歌》、《幼稚园上学歌》等“新体”诗。对《军歌》,梁启超大为赞赏,认为其精神雄壮活泼,沉浑深远,其文藻为二千年所未有,誉为“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光绪二十九年(1903),《江苏》杂志发表的几首歌词也得到梁启超的肯定,视为“中国文学复兴之先河”。他认为,有韵之文和音乐的结合是中国文学的悠久传统。清朝统治以来,这一传统中断,因而,文学对国民的影响也就因之隔绝。他希望有志者勇猛精进,“调和之以渊懿之风格,微妙之辞藻”,争取成为中国的莎士比亚和弥儿顿(《饮冰室诗话》)。

这一时期,民间歌谣体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造和利用。光绪二十八年(1902),梁启超创办《新小说》期间,黄遵宪向他建议,刊物发表的诗歌应“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或三言,或五言,或七言,或九言,或长短句,名之为杂歌谣(《致饮冰主人手札》)。梁启超接受了这一建议,除刊出《爱国歌》、《新少年歌》等歌词外,又发表了《粤讴新解心》和《新粤讴》等作品。对于这些新创作的歌谣,梁启超赞美其“芳馨怫恻,有《离骚》之意”,称其作者为“文界革命之骁将”(《饮冰室诗话》)。

后期诗界革命要求“以旧风格含新意境”。

梁启超说:“欲为诗界之哥伦布、玛赛郎,不可不备三长: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夏威夷游记》)又说:“革命者,当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吾党近好言诗界革命,虽然,若以堆积满纸新名词为革命,是又满洲政府变法维新之类也。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斯可以举革命之实矣。”(《饮冰室诗话》)他总结前期诗界革命的缺点,认为一在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二在于“不备诗家之资格”,因而,将“新意境”放在第一位,这就纠正了前期的形式主义偏颇。诗歌不同于政治宣传品,提出“意境”这一概念来,更加切合诗歌的艺术特征。但是,形式是和内容相联系的,新内容必然要求嬗变出新的形式。梁启超强调“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也有其片面性。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文化的传播,扩大了人们的视野。

随着改良派政治上的堕落,诗界革命的旗帜逐渐收起。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改良派政治上对立,他们中部分人接受过诗界革命影响,但是,不愿意明确地以诗界革命相号召,有的人则企图“别创一宗”,于是诗界革命就很快衰落,乃至销声匿迹了。

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今梅州)人,是近代著名外交家,改良派政治运动家和诗人。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驻英国使馆参赞、驻新加坡总领事等,著有《人境庐诗草》、《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等。其诗广泛描写当时重大历史事件,是当时“诗界革命”中成就最高的诗人。 [2]

康有为(18581927)字广厦,号长素,今广东佛山市南海区人,人称南海先生。近代改良派领袖,毛泽东称他是“代表了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论人民民主专政》)。曾七次上书光绪皇帝要求变法。1895年5月,曾联合十八省举子签名上书;1898年,又与梁启超领导戊戌变法维新。变法失败后逃亡海外,后成为保皇派,反对辛亥革命。1927年病亡。他的前期诗歌风格雄浑,表现变法维新思想;后期随其思想转化,趋于暗淡低沉,但一些反映海外风俗文化、风景名胜等作,颇多可传。有《康南海先生诗集》等。 [2]

正从理论和创作上给“诗界革命”开辟道路的是黄遵宪,被梁启超称为“诗界革命”的一面旗帜。黄遵宪提出“我手写我口,古岂能拘牵”(《杂感》)。梁启超提出,要“能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康有为提出“新世瑰奇异境生,更搜欧亚造新声”。总之,他们主张旧诗要表现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诗界革命”要求诗歌为改良主义政治服务。主要代表作家有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丘逢甲等,而以黄遵宪成就最高。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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