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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昆体

西昆体,是宋初诗坛上声势最盛的一个诗歌流派,它是以《西昆酬唱集》而得名的,是以杨亿为首的17位宋初馆阁文臣互相唱和、点缀升平的诗歌总集,其诗人中成就较高的有杨亿、刘筠钱惟演。它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续,艺术上大多师法晚唐诗人李商隐,片面发展了李商隐追求形式美的倾向,其诗雕润密丽、音调铿锵、辞藻华丽、声律和谐、对仗工整,呈现出整饬、典丽的艺术特征。但是从总体上看,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诗歌思想内容贫乏空虚,脱离社会现实,缺乏真情实感。

中国北宋初年一直追求辞藻华美、对仗工整的诗体。宋初,杨亿、刘筠钱惟演曾于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六年(1013)间,聚集于皇帝藏书的秘阁,编纂《历代君臣事迹》,诏题《册府元龟》,他们把在编书之余所写的酬唱诗结集为《西昆酬唱集》。这部诗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号为西昆体,在宋初风靡了数十年。《西昆酬唱集》收集了十七位作者的250首近体诗,其中杨亿、刘筠、钱惟演的就有202首。杨亿在《西昆酬唱集序》中主张“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这在他们的创作中得到了体现。故最能代表西昆体的是杨,刘,钱等人。西昆体诗人宗法李商隐,兼学唐彦谦。他们大多有良好的词章修养 ,技法圆熟,善于在诗作中大量摭拾典故和前人的佳词妙语 ,以求意旨幽深。其作大抵音律谐美,词采精丽,有一定的艺术价值。他们不满白体诗的浅切,也不满晚唐体的枯寂,提倡学习李商隐,主张诗歌语义要深,词章艳丽,用典精巧。对偶工整。由于西昆体作家,大多社会地位较高,生活优越,因此他们的词少有现实内容,多为酬唱之作。另外,西昆诗人只是一味模拟,缺乏真情实感,刻板地搬用李商隐的诗题、典故、词藻,所以被嘲为把李商隐“?”得“衣服败敝”,更被复古派的石介视为“怪”现象加以攻击。其后欧阳修梅尧臣等开创新的诗风,西昆体乃告衰歇。

西昆体,内容空虚,片面追求李商隐的雕彩巧丽和唐彦谦的韵律铿锵,严重脱离社会生活。许多进步作家竞起补偏救弊,大力呼吁文风改革,一场轰轰烈烈的诗文革新运动因而兴起,它直接影响到宋代各种文学样式的发展。

在宋初风靡半个世纪的白体诗流于庸俗化,鄙俗化时,以杨亿为代表的讲求藻饰,多用故事的西昆体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宋初唱和诗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未尝不是对这种鄙俚,浅近的唱和诗风有意的反动。与宋初的白体晚唐体相比,西昆体具有堂庑大,气象宽,思致深的特点,往往能就一事一题兼虚实而涵古今,讲究措词寓意之深妙和清峭感怆。西昆体诗人作诗时讲究修辞,重格律借代,音节铿锵,属对工整,设色浓丽而富情感性,再就是以资书为诗,主要表现为诗中大量用典。以学问为诗,这是宋诗的一个突出的特点,对宋代后起的诗人有深刻的影响。可以说,西昆体作为宋初出现的诗歌流派或诗歌思潮,体现了当时诗歌的风会所趋,是宋诗形成自身特色的第一步。

事实上,西昆体诗虽孕育于宋初馆阁唱和之风,但不能说是贵族文学,其代表人物杨亿风骨清亮,具有独立于皇权的人格意识,在他身上显示了宋代士人典型的气质人品;西昆体与白体,不仅对立,而且相互渗透、并行发展,故它实际上是白体、义山体、唐彦谦体混合的产物,一方面重视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符合宋代文化的内转趋势,另一方面使白诗和晚唐诗的讽谕精神在馆阁唱和这一特定创作机遇中得到了传承;杨亿咏史诗的规讽之意,以及他的咏物、咏怀诗中的个人感怀,可称盛世哀音。 因此,西昆体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西昆体作为宋初三体之一,在宋初诗坛独领风骚四十年,后来备受北宋诗文革新人物批评,并被“江西派”所取代,但其文学地位和对宋诗的发展流变皆起到一定的作用。正如当时文坛盟主欧阳修所评价“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清代学者全祖望也认为:“一洗西昆之习者欧公,然欧公未尝不推服杨、刘,犹之草堂(杜甫)之推服王(勃)、骆(宾王),始知前辈之虚心也。”所以全祖望认为昆体是“宋诗之始”。

“不说破”金代诗论家元好问说:“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宋初西昆体是宗法李商隐的。因此,以李商隐诗歌作为模拟对象的杨亿等的西昆体诗作更是如此。这些馆阁文臣的诗歌雕章丽句、组织工致、堆砌典故。他们用清词丽句,用历史故实来表达情思,反映现实生活,这就必然会造成其情思不易被理解和接受,因而往往给人产生西昆体注重形式、缺乏内容的印象。其实,产生这种误解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西昆体创作的主要特征“不说破”所导致的。所谓“不说破”,原是禅僧接引的主要方式,其实质就是要在阐释教义时,避免说破。因此,“不说破”原则至少包括两个方面的特征:一是避免正说,辗转说明;二是追求文字技巧。为了实现“不说破”,又使用“转语”、“代语”和重“用”而轻“体”的方式实现。

举例分析

先以杨亿、刘药《馆中新蝉》为例略作分析。

杨亿诗云:碧城青阁好追凉,高柳新声逐吹长。贵伴金貂尊汉相,清含珠露怨齐王。兰台密侍初成赋,河朔欢游正举觞。云莫翠缕徒自许,先秋楚客已回肠。

刘筠诗云:庭中嘉树发华滋,可要幢螂共此时,翼薄乍舒宫女鬓,蜕轻全解羽人尸。风来玉宇鸟先转,露下金茎鹤未知。日永声长兼夜思,肯容潘岳到秋悲。

这两首诗是咏蝉,但处处都没有提到蝉字,且均运用了典故。这两首诗未著一“蝉”字,却处处在写蝉。而且在作为歌咏对象的蝉的身上,寓托了歌咏的主题。方回在《瀛奎律髓》卷十八中说:“凡昆体,必于一物之上,入故事、人名、年代及金玉锦绣等以实之。”方氏指出了昆体咏物诗的特点,善用故实,善用华词丽句。表现出不直说某物,通过辗转地表达写出此物的征貌。但是,方氏却没有回答昆体诗人这样写的用意何在。其实,昆体诗人就是要将自己的情思寓于看似无关的故事和“金玉锦绣”的语词之中,从而避免点破他们的情思。

转语代语的运用

转语、代语是西昆体“不说破”特征在修辞上的表现。诗文中使用转语、代语的现象,在宋初较为普遍。陆游说:“国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故草必称王孙,梅必称骚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辉,至庆历后,恶其陈腐,诸作者始一洗之。”在宋初文坛流行达四十年的昆体,其诗歌创作中也有大量的转语、代语的运用。

刘筠咏荷花诗《再赋》云:“黄姑别诸通。”王仲荤《西昆酬唱集笺注》(以下简称王注)云:“河鼓、黄姑,牵牛也,皆语之转。”又“黄姑诸谓天河也”。李维《枢密王左压宅新菊》诗云:“青规前席暇。”王注云:“青规即青蒲,此代指禁内密近之地也。”又如钱惟演柳絮诗,“章台街里翩轻吹,濡水桥边送落晖”。咏柳需用“章台”、“溺岸”来代替。又钱惟演咏泪诗,用“玉筋横”来代泪。昆体诗作中不但在咏物题材上使用“转语”、“代语”,在咏怀、咏史等题材上,也使用“转语”、“代语”。杨亿休沐端居有怀希圣少卿学士》诗云:“茗粥露芽销昼梦,拓浆云液烷朝醒。”王注引《茶录》:“吴人采茶煮之,名茗粥。”意即用“茗粥”代茶。又引《毛诗传笺》曰:“病酒曰醒。”刘筠的和诗云:“旋制紫荷秦笔,暗移神蔡忍摺床。”王注引《南齐书舆服志》云:“百官执手板,肩上紫拾囊,名曰契囊,世呼为紫荷。”又引《汉书食货志》云:“元龟为蔡。”即蔡是龟之名耳。李维的和诗云:“琼枝不见萧斋晚。”王注曰:“按古人亦以琼枝喻友朋。”“转语”、“代语”在昆体诗作中不止是个别词语的转代,也有整个诗句转代。刘绮《鹤》诗云:“可随三匝绕空枝。”它是魏武帝短歌行》中诗句“绕树三匝,无枝可依”的转语。刘绮《送客不及》云:“洛尘千古化征衣。”它是陆机诗句“京落多风尘,素衣化为缎”的代语。杨亿无题》云:“一水盈盈语未通。”它是《古诗十九首》诗句“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代语。

不管是个别词语的置换表达,还是整句诗的转代,其目的都是要避免直说。用此名来代彼名的转代语,在指涉对象上的效果是一样的。但是这种语词、整个诗句的置换表达后,往往引起的联想是丰富的。所以程千帆先生在《诗辞代语缘起说》中云:“盖云代语者,简而言之,即行文之时,以此名义当彼名彼义之用,

而得具同一效果之谓。然彼此之间,名或初非从同,义或初不相类,徒以所关密迩,涉想亦臻耳。”

西昆体因《西昆酬唱集》而得名。《西昆酬唱集》集中收录了西昆体诗集,共2卷,宋初杨亿编。宋真宗景德二年(1005),杨亿等编纂《册府元龟》。在修书之余,他们写诗唱和,并把这些诗编辑成集。集中缀辑杨亿与刘筠钱惟演等17人唱和诗248首,其中杨亿、刘筠、钱惟演3人的诗占4/5以上。集中以五七律诗为主。诗的内容有反映作者们流连光景、优游岁月的生活,如《别墅》、《夜》、《直夜》等;有咏前代帝王和宫廷故事的,如《始皇》、《汉宣》、《宣曲》等;有咏男女爱情的如《代意》、《无题》等;更多的是咏物诗如《鹤》、《梨》、《柳絮》、《萤》等。一般题材狭窄,诗情贫乏,但在当时影响很大,学子纷纷效法,流行一时。

西昆酬唱集

宋初,馆阁文臣的唱和风气到真宗时臻于极盛,《西昆酬唱集》就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翰林学士杨亿等奉命编纂名为《历代君臣事迹》的大型籍书,历经8年乃成。诏题作为《册府元龟》。当时参加编书的共18人.这么多馆阁文土集中在一起编书。自然不免要作诗唱酬。西昆体作家因《西昆酬唱集》得名,其酬唱活动在真宗景德二年(1005)至大中祥符元年(1008)的三年间,即编《历代君臣事迹》的初期。参与编书的馆阁词臣并未加入酬唱活动,加入酬唱的17人中,有多人又未参与编书,有的根本未在馆阁任职,故既是馆阁词臣、又是《西昆集》作者的,主要是杨亿刘筠钱惟演三人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杨亿将他们的唱酬之作编成一集。由于他们的唱酬活动主要是在皇家图书馆秘阁中进行的,故杨亿据《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中昆仑之西群玉之山是为帝王藏书府的传说,将这部诗集题作《西昆酬唱集》,言下不无标榜之意。《西昆酬唱集》共收录了17位诗人的247首诗歌,其中杨亿、刘筠钱惟演3人的诗占全集五分之四以上。欧阳修在《六一诗话》里说:“盖自杨、刘唱和,《西昆集》行,后进学者争效之,风雅一变。谓之昆体。由是唐贤诸诗集几废而不行。”

西昆酬唱集》的诗歌创作,凭借其华丽的气韵,一扫唐五代宋初平直浅俗的诗风,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宋代诗坛的风气,因而耸动天下,风行一时。然而由于他们的创作雕采太甚,用典失度,精丽而流于浮艳,因此屡为后人诟病。但是,不可否认,《西昆酬唱集》不仅仅是对晚唐诗风的“简单复归",它为真正的"宋调"的成立也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对宋初曾盛行于诗坛的西昆体,建国以后的各种文学史论著几乎是全加否定。新时期以来,始有论者不断提出异议 ,从思想和艺术等方面肯定了西昆体、尤其是杨亿诗的价值,十分有说服力。但是,几种较有影响的文学史及宋代文学的著作,在论及西昆体及杨亿诗时,尽管已注意拨乱反正,但仍认为:"西昆体实际上带有浓厚的贵族趣味,这和宋代社会的特点不相容",并说"西昆体有明显的娱乐倾向","所以主张变革文风的人首先要对付它" ;"足见他们的创作目的仍与宋初承袭元和体的风气相同,是为了唱和消遣",杨亿只有在担任地方官时所作及学习白体的诗歌才是"内容充实的作品" 。几种较晚出的论著,一方面吸收了学术界的新成果,对西昆体作出了较全面的评价,但所下的结论则是:"西昆体诗的思想内容是比较贫乏的,它们与时代、社会没有密切的关系,也很少抒写诗人的真情实感","尽管西昆体的成就高于白体和晚唐体,但它们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都是晚唐五代诗风的沿袭",或云"只是它的主流并未向具有独特风貌的宋诗的形成方向迈进,反倒实现了又一派晚唐诗风的又一次复归”。

杨亿(974-1020),字大年,建宁州浦城(今福建省浦城县)人。7岁能文,十岁赋诗,十一岁时在京城即兴赋诗《喜朝京阙》:“七闽波渺邈,双阙气。晓登云外岭,夜渡月中潮。愿秉清忠节,终身立圣朝。”太宗甚为赏异,淳化三年(公元992年)赐进士及第;真宗时为翰林学士、户部郎中,知制诰,文格雄健,才思敏捷。真宗后期,为群小包围,王钦若丁谓陈彭年等人,希上邀宠,杨亿侧于其间,遭到排挤,处境艰危。但他为人正直,风骨铮铮,不愿苟且自辱其身。其身份虽为文学侍从之臣,但为人立志甚高,自谓"史笔是非空自许,世情真伪复谁知" (《读史学白体》,《武夷新集》卷四)。时人或称其"性特刚劲寡合"(欧阳修《归田录》),或赞其“忠清鲠亮之士"(苏轼《议学校贡举状》),显然,杨亿并非谀君阿世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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