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衮服

衮服 gǔnfú,简称“”,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与冕冠合称为“衮冕”,是古代最尊贵的礼服之一。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

robes worn by the emperor;ceremonial dress for royalty∶天子穿的礼服。即卷龙衣。

衮服 gǔnfú简称“”,古代皇帝及上公的礼服。与冕冠合称为“衮冕”,是古代最尊贵的礼服之一。是皇帝在祭天地、宗庙及正旦冬至圣节等重大庆典活

动时穿用的礼服。中国传统的衮衣主体分上衣与下裳两部分,衣裳以、月、星辰、山、华虫宗彝粉米十二章纹为饰,另有蔽膝革带大带等配饰。

明朝在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始定衮冕制度,至洪武二十六年(公元1393年)、永乐三年(公元1405年)时又分别做过补充修改。皇帝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六种织于衣,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绣于裳,十二旒冕。亲王上衣绘山、龙、华虫、火、宗彝5章花纹,下裳绣藻、粉米、黼、黻4章花纹。共9章,九旒冕。

其实亲王以下就不能被称作衮服了,因为亲王以下的冕服不绣龙,但明代都称为衮冕。

世子七章,八旒冕。郡王五章,七旒冕。朝鲜曾获赐五章衮衣,后建文赐朝鲜以郡王爵服九章衮服,遂为定制。

图案

星辰称为“三光”,取其“照临”之意。

,能行云雨,人所仰望,取其镇重之意。

,变化无方,取其神。

华虫为雉,文采昭著,取其文。

宗彝,为宗庙祭器,绘虎、二兽,取其祀享之意;又有一种说法认为,宗彝绘虎,是取其严猛,绘“”(一种长尾猴),是取其智。遇雨以尾塞鼻是其智。

,取其明,取其炎向上。

粉米,即白米,取其洁白能养人。

作为斧形,刃白而銎黑,取其能断之意;又有一说,按八卦方位,白为西方之色,黑为北方之色,黑白之交(即西北方)为八卦中的乾位,乾为天、为阳,故象征刚健能断。

形为“”,一说认为是古“弗”字,取“拂弼”之意;另一说认为,是两“己”或两“弓”相背,取臣民背恶向善之意,亦取君臣离合,去就之理。

这十二间图案,虽然古人释意不尽相同,但都具有美化王权的政治意义。 [1]

按万历《大明会典》所记,明朝皇帝冠服制度中,以衮冕服等级最高。是皇帝祭祀天地、宗庙、社稷、先农,以及正旦、冬至、圣节、册拜时服用的礼服。其制由冕(冠)、衮(由上衣和下裳两部分组成,饰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章图案)、大带、革带、玉佩、蔽膝、绶、中单相配,构成一套在特定场合服用的礼服。但这只是典制上的规定。事实上,明朝自英宗而后,皇帝服装中还另有一种袍式的衮服,上面也饰有前述的十二章图案。这种衮服与《大明会典》、《明史舆服志》所载衮服制度的不同之处,不仅在于不取上衣下裳之制,而且在服用时不一定戴冕,虽腰围革带,却不系蔽膝、玉佩和绶等其他装饰物。有关这种衮服的情况,《大明会典》、《明实录》、《明史》等文献均失于记载,明清两代的私人著述亦未言及。然其实例则有两处可见:一为南薰殿旧藏帝王像。该画像中,自明英宗始,明朝诸帝的着装均为此种衮服。一为明定陵的出土文物。定陵出土明神宗朱翊钧此种衮服共为5件。其中,刺绣品3件,均为红色底料;缂丝品2件,底色为一红一黄。袍服式样、图案构成均与南薰殿旧藏明朝帝王像相同。

由于文献对此种衮服缺乏明确的记载,学术界对于此种衮服究竟属于什么性质的服装存在着三种不同的认识:

一、认为这种袍式的礼服“虽有十二章纹,但不是衮冕服。……大抵在常服的基础上加以十二章等用作为次于衮冕服而高于常服的一种礼服”。

二、认为这是皇帝的常服。

三、 认草带前系蔽膝草带后系佩绶冕上衣下裳中单大带《大明宝典》是的衮冕服为是“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

这三种看法,笔者认为均不甚妥当。因为,定陵出土的带有十二章图案的袍服,有的还保存有标签,证明它们就是衮服。其中,黄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2)的标签上墨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另一件红缂丝十二章福寿如意衮服(文物号W239)的墨书标签书“万历四十五年衮服一套收口”。据此可以断定,这种饰有十二章图案的袍式礼服是皇帝的最高等级的礼服衮服,而不是常 服,亦不是次于衮服而高于常服的礼服。又,《大明会典》修定刊布的时间在明英宗之后(弘治、嘉靖、万历三朝明英宗画象先后编修、续修和重修。其中,弘治《会典》于正德六年重校刊行,嘉靖《会典》未及刊布,万历《会典》于万历十五年刊行),但《大明会典》所载皇帝衮服却非袍式,而是上衣下裳式的。据此,则从服饰的典章制度上讲,明英宗时虽出现了袍式的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被废止和被取代。故此,认为此种袍式的衮服系明英宗改制后的衮服式样的说法也是难于成立的。

那么,这种袍式的衮服在明朝皇帝的冠服制度中属于什么性质的礼服,它的服用场合是什么,它与《会典》所规定的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又是什么关系呢?

一、上述这种袍式的衮服是与《会典》所载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行的,可在祭祀天地、皇帝登极等盛大典仪场合服用,替代上衣下裳式衮服的,与上衣下裳式衮服等级相同的礼服。其根据有二:

第一,按照《大明会典》的记载,祭祀天地、宗庙时皇帝应服衮冕服,而文献却有皇帝祀天时服用黄袍的记载。朝鲜《李朝实录成宗康靖大王实录二》:“戊申十九年(弘治元年,1488)闰正月……戊子……上曰:‘闻皇帝法令严明,信乎?’思慎(朝鲜登极使卢思慎)曰:“然……先皇帝(指宪宗朱见深)或于用人间以私意,今皇帝(指明孝宗朱樘)则铨注登庸一出于正。又性不喜宝玩之物,虽风雪不废朝会,临群臣皆以丧服。惟祀天祭用黄袍……。”又 , 同书《中宗大王实录二章福寿如意衮服六》:“戊子二十三年(嘉靖七年1528)……三月……丙申,正朝使洪景霖复命。上引见。问曰:‘中原有何奇也?’景霖曰:‘正月十三日天子行祀天祭,十四日设庆成宴。’……上曰:‘皇帝(指世宗朱厚)冠带何如?’景霖曰;‘祀天祭时则黄袍,常时则黑袍而黄色胸背矣。’”以上记载为朝鲜使臣亲见亲述。且按《大明会典》所记皇帝衮服的颜色,洪武十六年定制“玄衣黄裳”,自洪武二十六年始改制为“玄衣纟熏裳”,到嘉靖八年又重恢复为洪武十六年所定的“玄衣黄裳”之制。⑩前引两例,一在弘治元年,一在嘉靖七年,正是“玄衣獯裳”的衮服制度时期,黄袍与之相较,在颜色上反差颇大,故朝鲜使臣将二者混淆似不太可能。另外,袍式服装与上衣下裳式的服装在样式上也不难区别。故此,朝鲜使臣的说法当是可信的。又,按《大明会典》卷45《礼部三登极仪》及《明史礼志登极仪》所记,皇帝登极时当服衮冕御奉天殿。但明焦?《玉堂丛语》卷一《言语》则记载:“世庙登极之日,御龙袍颇长,上痒视不已。”

当然,如上史料并没有谈到袍上是否饰有十二章图案。但作为皇帝祭天、登极这样明确规定须服衮冕服的盛大场合,是不可能服用没有十二章图案的常服的,如果不是常服,而是衮服,那么这样的黄袍或龙袍就应是饰有十二章图案的袍式衮服。惟其如此,才符合明代的冠服礼制。

第二,明英宗之后虽然出现了袍式衮服,但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并未废止,而是继续被使用着。《明史舆服志皇帝冕服》有一段记载颇能说明这一问题。该书记:“嘉靖八年谕阁臣张璁;‘衮冕有革带,今何不用?’璁对曰:‘按陈祥道《礼书》,古革带、大带皆谓之秽。革带以系佩?,然后加以大带,而笏?于二带之间。夫革带,前系?,后系绶,左右系佩,自古冕、弁恒用之。今惟不用革带,以至前后佩服皆无所系,遂附属裳要(腰)之间,失古制矣。’帝曰:‘冕服祀天地、享祖宗,若阙革带,非齐明盛服之意。及观《会典》,载蔽膝用罗,上织火、山、龙三章。并大带,缘用锦,皆与今所服不合。卿可并革带系蔽膝、佩、绶之式,详考绘图以进。’又云:‘衣裳分上下服,而今衣恒掩裳。裳制如帷,而今两幅。朕意衣但当与裳要(腰)下齐,而露裳之六章,何如?’已,又谕张璁以变更祖制为疑。璁对曰:‘臣考礼制,衣不掩裳,与圣意允合。夫衣六章,裳六章,义各有取。衣自不容掩裳。《大明集礼》及《会典》与古制不异。今衣八章、裳四章,故衣常掩裳,然于典籍无所准。内阁所藏图,盖因官司织造,循习讹谬。今订正之,乃复祖制,非有变更。’帝意乃决。因复谕璁曰:‘衣有六章,古以绘,今当织。朕命织染局考国初冕服,日月各径五寸,当从之。裳六章,古用绣,亦当从之。古色用元(玄)黄,取象天地。今裳用,于义无取,当从古。革带即束带,后当用玉,以佩绶系之。于下蔽膝随裳色,其绣上龙下火,不用山。卿与内阁诸臣同考之。’于是,杨一清等详议衮冕之服:‘自黄虞以来,元(玄)衣黄裳,为十二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其序自上而下为衣之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其序自下而上为裳之六章。自周以后浸变其制,或八章,或九章,已戾于古矣。我太祖皇帝复定为十二章之制。司制之官仍习舛讹,非制作之初意。伏乞圣断不疑。’帝乃令择吉更正。”从明世宗与张璁等君臣之间的对话可以看出,皇帝上衣下裳之制的衮服仍在服用,且嘉靖初年的衮服仍在沿用着永乐三年所定的“玄衣八章”和“裳四章”的制度,只不过没有用革带,故佩、绶、蔽膝等装饰物均附属于裳腰之间。又,明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13《礼部》“笏囊佩袋”条也间接地说明了这一情况。该条记:“凡大朝会时,百寮俱朝服佩玉。殿陛之间,声韵甚美。嘉靖初年,世宗升殿。尚宝卿谢敏行以故事捧宝逼近宸旒。其佩忽与上佩相纠结,赖中官始得解。敏行惶怖伏罪,上特宥之。”按前述可见资料,皇帝在服用袍式衮服时,并无佩、绶、蔽膝等装饰,据此则嘉靖初年那次大朝会,世宗皇帝所服衮服当属上衣下裳式的衮服。另外,明神宗定陵出土文物中,除了有袍式衮服外,还有黄素罗绣六章(火、宗彝、藻、粉米、黼黻)裳1件、红素罗饰龙、火二章蔽膝2件、织金锦成料做成的绶2条(每条含大绶1件、小绶2件)、冕2顶、红罗大带2条,以及中单、玉佩等若干件,这又从实物的角度证实了袍式衮服与上衣下裳式衮服的同时并存情况。

二、与乌纱翼善冠和玉革带相配,用作皇帝的寿服。这种情况,至少在明朝中后期已经形成。如,明神宗定陵发掘后证实,神宗的尸体即是头戴乌纱翼善冠,身着红七巧云纹缎绣十二章袍式衮服,腰围玉带的装束。这是实物例证。另外,文献资料也有这方面记载。清朱孔阳《历代陵寝备考》卷50引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记载崇祯帝自缢后,大顺政权为其改殡情况:“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辛亥,改殡先帝后。出梓宫二。以丹漆殡先帝,黝漆殡先后。加帝翼善冠、衮玉渗金袍。后袍带亦如之。”所记崇祯帝改殡后的寿服与神宗尸体的著衣情况基本相同。另外,从南薰殿旧藏帝后画像看,有的系帝后生前所绘。如请翰林院编修胡敬辑《南薰殿图像考》,记载南薰殿旧藏明太祖朱元璋带轴画像多达12幅,还记载了一些曾为朱元璋“写御容”的画师,这些画像应大多系朱元璋在世时所绘。但成祖而下诸帝画像则基本应是帝王去世后所绘遗像。笔者作此推测现由有三:

第一,自宋朝始,有“画影”(又称“画神像”),即为死者画遗像之俗。此俗在明代仍十分盛行,也对明朝的宫廷礼俗产生了较大影响。《南薰殿图像考》载崇祯帝即位后下令为其生母绘制遗像一事,即反映了宫廷中的这一礼俗。该书卷下记:“孝纯皇后刘氏,光宗妃,庄烈帝生母……万历三十八年十二月生庄烈愍皇帝。已,失光宗意,被谴,薨。庄烈帝封信王,进贤妃。及即位,上尊谥,迁葬庆陵。帝五岁失太后,问左右遗像,莫能得。傅懿妃者,旧与太后同为淑女,比宫居,自称习太后。言宫人中状貌有相类者,命后母瀛国太夫人徐氏指示画工,可意得也。图成,由正阳门具法驾迎入。帝跪迎于午门,悬之宫中,呼老宫婢视之,或曰似,或曰否,帝雨泣,六宫皆泣。”另外,世宗之父兴献王朱?,生前未御大宝,但南薰殿旧藏画像中竟有他衣着十二章袍式衮服的坐像。他的画像无疑是在他死后被追尊为兴献帝时才画的“神像”。

图四兴献王朱?画像采自杨新、李毅华、徐乃湘《龙的艺术》第98页。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合作出版。1988年1月第一版。该书将此图注为《朱由校朝服像》,误。因该像图内有墨书标签,下“兴献王”三字优可辨认。

第二,按《南薰殿图像考》卷上记,成祖而下诸帝这种画像严肃、衣冠整肃、绘制精美的坐像,仅有成祖1轴、仁宗1轴、宣宗1轴、英宗1轴、宪宗1轴、孝宗1轴、武宗1轴、世宗1轴、穆宗1轴、神宗1轴、光宗2轴、熹宗2轴、兴献帝2轴。从《中国历代帝后像》所刊这些画像看,画像中诸帝的面容均与其去世时的年龄相符。如果前述画像不是“神像”性质的画像,在年龄上不会出现如此一致的巧合。

第三,从《南薰殿图像考》一书的记载情况看,南薰殿旧藏帝王画像中没有建文帝朱允、景泰帝朱祁钰和崇祯帝朱由检三帝画像。三帝中,建文帝在位4年,景泰帝在位7年,崇祯帝在位17年,如果前述诸帝画像不是“神像”性质的画像,而是在世时所绘,不可能三帝在世时均不绘制此种画像。而三帝没有画像的原因,则应是三帝失去帝位后,死后无人再给他们绘制“神像”。因为,建文帝于建文四年(1402年)燕军攻入南京后,皇宫起火下落不明,明成祖朱棣虽诡称建文帝死于宫中之火,但朱棣这个篡位者,是不可能让人给建文帝画“神像”的。景泰帝朱祁钰在英宗复辟后废为?王,死后以王礼葬于京西金山,兄弟二人既已反目成仇,英宗自然也不可能让人给他画像。崇祯帝朱由检亡国后自缢煤山,大顺政权虽加以殓葬,但由于前述的这类画像,主要是用于享祀太庙中,李自成是明朝的推翻者,因此他也决不可能组织画工为这位亡国之君绘制“神像”。这一情况从另一侧面告诉我们,如果三帝系在皇权无危的情况下正常去世,宫廷中肯定应保留有他们的画像。三帝无像的情况恰恰说明前述诸帝之像应属“神像”性质。既然是“神像”,是诸帝驾崩后,画工为其画像,在绘制衣冠时参据亡者的寿服制度,便是情理之中的事了。这也是明英宗而下诸帝画像中的冠服与神宗寿服和崇祯帝装殓后的冠服基本相同的原因所在。当然,今人也有上述诸帝画像是“朝服像”的说法。如果从画面中诸帝端坐御座,背负黼的场景看,确与朝仪相符。但按《大明会典》、《明史》等文献所记,正旦、冬至等朝贺大典时,皇帝应服衮冕服。《宫廷睹记》亦载:“冕服亦不常服,止朝贺用之。其郊天祀祖俱服冲天冠,以便跪拜。”但前述画像中,诸帝虽服衮服(袍式),却未戴冕,而是戴乌纱翼善冠,这与文献记载的朝服形像显然不合。又,常朝时皇帝的冠服虽具乌纱翼善冠,但袍服却是有四团龙图案而没有十二章图案的常服。据此,笔者认为,前述画像只有在绘制时参考了皇帝御朝时的场景,而冠服则反映的是明英宗而后皇帝的寿服制度。乌纱翼善冠,则皇帝祭祀天地、宗庙时,若服用袍式衮服,与之相配的冠则应是乌纱翼善冠。

定陵出土的万历帝衮服共有五件。其中刺绣三件,缂丝二件。它们均饰十二章图明神宗衮服

案,即日、月、星辰、山、龙、华虫、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十二团龙左右两肩各一、前后身各三、左右两侧各二。日、月亦分布在两肩,星辰、山分布于后,华虫饰于两袖,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分别饰于前后襟的团龙两侧。

定陵出土的五件衮服,织造之精不同凡响。以缂丝衮服为例,此种工艺起源于汉魏时期,织造时不用大型织机,而是采用通经断纬、小梭挖织的技术,故而具有独特的民族风格。其所用织造材料尤为珍贵。特别是大量地采用赤圆金织纬,是历代缂丝织物中极少见的。而大面积地采用孔雀羽绒制龙纹,则使衮服金翠相映生辉,倍显华丽。此外,衮服还用了蓝、红、绿、黄等28种彩绒。其中经线全为强捻丝线。每厘米的地子用22根;纬线全为不加捻的彩绒。每厘米多达100根。经过这样的色彩搭配和工艺处理,衮服的色泽更加富丽堂皇、庄重大方,从而达到了艺术形式与思想内容的完美统一。

关于衮服织法,有研究者认为,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起源于汉魏。

1959年,考古学家在新疆巴楚西南脱库孜来古城遗址中,曾发现过一块用“通经断纬”技法织成的红地宝相花缂毛残片,按时间推断,和1906年英国考古学家斯坦因在新疆古楼兰发现的一片具有“通经断纬”技法和希腊风格的毛织人像不相上下,均为汉代中朝。1973年,中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吐鲁番阿斯塔那一带,发现一套缂丝织成的绦带,经推断为盛唐时期的产物。

至宋代,缂丝在中华内陆盛行开来,今天我们还可以从《紫鸾鹊谱》、《紫汤荷花》、《红花树》等著述的封面或卷首中,找到以缂丝为装裱的实物,而关于缂丝在宋代盛行的文字证据,也同样可以找到。在庄绰所著的《鸡肋篇》中曾有这样的记载:“定州织刻(缂)丝,不用大机,以熟色丝经于木杼上,随所欲作花草禽兽状。以小梭织纬时,先留其处,方以染色线缀于经纬之上,合以成文。若不相连,承空视之,如雕镂之象,故名刻丝。如妇人一衣,终岁可就。虽作百花,使不相类亦可,盖纬线非通梭所作也。”庄绰为宋代人,可见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已为他的同代织匠所用。

明代初期,禁用缂丝做服,以示节俭。至宣德年间,随着节俭之风被享乐腐化所代替,缂丝才重新发展盛行起来。朝廷设内织染局,专以缂丝“通经断纬”的技法制造衮服。由于衮服的制造工艺复杂,造价昂贵,即使最熟练的织匠,每天最多也只能织一寸二分,织完一件衮服,大约需要10年时间。定陵出土万历皇帝的这件十二章福寿如意缂丝衮服,应算是中国所见到的唯一的缂丝衮服珍品。到1983年,定陵博物馆委托南京云锦研究所研究复制一件,该所积三十多年的经验,花费了整整5年时间,终于织造完成,填补了明代龙袍织造技术失传三百余年的空白。

这件袍料的全名为“孔雀羽、织金妆花、柿蒂过肩龙、直袖、膝栏、四合如意云纹纱、袍面料”。为恢复龙袍的本来面目,必须对原物进行“追色分析”和“经纬分析”。具有30年织锦经验的南京云锦所老艺师王道惠,在色如灰土的龙袍前夜以继日地描摹48天,才完成了龙袍的摹稿,录下精确的数据。一件龙袍重900克,而挑结的花本即重几十公斤,用线121370根,首尾长达五十多丈。孔雀羽更要经过精心挑选、劈丝、搓接成线,与彩色丝线盘织成云龙图案,再与真金线交织在一起,别有一种高贵华丽的装饰效果。难怪有关专家认为,这件明代皇帝龙袍的复制品在选料、织纹、色彩、图案和织造技艺都与历史真品相同,堪称“传世稀珍”,并在1984年第四届全国工艺美术品百花奖评审会上获得殊荣金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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