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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泪仇

血泪仇,豫剧、秦腔均有此剧。张祚诚曾经主演过此剧。

抗日战争时期的蒋管区,农民王厚仁一家六口,受尽了国民党反动派的残酷剥削迫害,被逼得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后来终于找到了陕甘宁边区。在我们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他们过上了幸福美好的生活…… 剧目深刻表现了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中国农民的血泪仇恨,揭露了蒋家王朝对人民残暴的滔天罪行;热情歌颂了边区的民主建设,歌颂了英明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该剧1943年陕甘宁边区民从眉碗团首次演出。导演、唱腔设计马健翎;主要演员张云黄俊耀王志义、党培英、廖春花、冯开岭、张克勤、米唏。

[唱词]秦腔现代戏《血泪仇》(选段)手托孙女好悲伤(标准版)

王仁厚(唱):〔苦音二六〕

手托孙女好悲伤

两个孩子都有没娘

一个还要娘教养

一个年幼不离娘

娘死不能在世上

怎能不两眼泪汪汪

庙堂上空坐龙王像

枉叫人磕头又烧香

背地里咬牙我骂老蒋

狼心狗肺坏心肠

你是中国委员长

为什么你的大小官员联保军队赛豺狼

看起来你就不是好皇上

无道的昏君把民伤

河南陕西都一样

走到处百姓受灾秧

我不向南走往北上

但愿得到边区能有下场

马健翎(1907~1965),中国戏曲作家。名飞雕,字健翎。陕西米脂人 。1928年中学毕业在本县小学任教,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米脂县委宣传部部长。1933年顶替其兄马云程北京大学读书,失去中共组织关系。1934 年肄业于北京大学。1936年肄业后先在河北清丰简师任职,1937年回陕在延安师范任教。在延安组织乡土剧团,创作演出抗日内容的话剧《中国拳头》和秦腔《一条路》等。1938年陕甘宁边区民众剧团成立,他率乡土剧团大部分人员加入, 被任命为民众剧团编导主任, 正式开始戏曲艺术生涯。他在清丰师范和延安师范学校任教期间 ,就创作排演过宣传爱国抗日的京剧和话剧。正式从事戏剧创作后 ,运用秦腔、眉户等艺术形马健翎的《血泪仇》演出剧照式,积极反映现代生活,为传统戏曲与新时代相结合作出了贡献。他共创作、编写了60余部戏剧,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饱满的战斗热情,深受边区人民喜爱。整理或改编秦腔传统剧目和编写秦腔新的历史戏,是其戏剧活动的又一重要内容。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导演和演员。他的许多剧作都是自己导演或亲自参加演出的 。作品有《 游龟山》、《游西湖》、《赵氏孤儿》、《窦娥冤》、《血泪仇》等。

1939年中共中央提出“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三大政治口号,马及时创作了大型秦腔戏《三岔口》,形象地教育民众克服投降反共逆流,争取时局好转。同年冬,为了迎接中共陕甘宁边区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召开,他又创作了秦腔小戏《干到底》,歌颂中国工人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和领导作用。次年,他创作了中型眉户剧《两亲家》,宣传婚姻自主。特别是眉户喜剧《十二把镰刀》的创作和演出,进一步表现了他丰富的生活实践和卓越的艺术才能。这个反映边区人民参加生产建设的喜剧,深受边区干部和群众的欢迎,根据地各剧团都排演了这个戏。1941年,马恢复了中共组织关系。

1942年,毛泽东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指引下,马以极大的政治热情,创作了闻名全国的大型秦腔现代戏《血泪仇》。该剧以鲜明的阶级感情,反映了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两个世界;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统治给人民群众造成的深重灾难,热情地歌颂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光明幸福的生活;成功地塑造了王仁厚这个极其贫苦、朴实、憨厚、勤劳勇敢的农民典型形象,对教育群众鼓舞军民士气起了巨大的作用。1944年,马创作了反映边区政府和人民把懒汉二流子改造为新人,最后皆大欢喜的生活喜剧《大家喜欢》。这个戏在陕甘宁边区文教英模大会上演出,得到了与会同志和领导的一致赞扬。

常常有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时,我不知道怎么回答才好;常常又有人和我东扯西拉的谈了许多话后,向我说:“咱们今天还谈出一些东西。”(自然,这常有客气的味道在。)我缺乏总结与条理的说明能力,我不会写文章。这是我很大的缺点,非得下决心努力学习不可。接到《解放日报》副刊部的来信,要我写一篇《血泪仇》的创作经验,好些时候,好像一块放不下的大石,压在我的身上。想来想去,只把我能想起的,实实在在的情形,乱七八糟的写出来,担当不起《写作经验》的四个字。写剧本,有先指定了主题,然后根据那个主题,搜集材料,观察事物,也有先有了受感动的人物与事物,觉得把它写出来,就可以表现一个什么主题的。我自己觉得后者有把握。

如果严格的说来,一个剧本的写出,基本都是靠着先有材料的。因为无论那一个剧本,不管是以什么为主题,都是表现生活的,生活是剧本的血肉,是最基本的材料。比方现在号召我们写一个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剧本(先有了主题),于是我们抓紧学习卫生常识,又从报上看到老百姓怎样不讲卫生,怎样的固执迷信……(临时材料)不一定就能很生动的写出一个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剧本来。因为表现老百姓的不讲卫生,固执迷信,又要表现老百姓应当怎样的讲卫生,就非得从他们的具体生活中表现不可。要是对于他们的生活不熟悉,单凭表皮上知道的一些,罗列出几个场面,生硬的让剧中人轮流着替作者讲演,这样的剧本,就不会收效很大的。如果你靠上边的临时材料,居然写出一个很生动的、关于开展卫生运动的剧本,那不成问题,是因为你对老百姓的生活相当熟悉,因此只要得到材料,就能从他们的生活中表现出来。《血泪仇》的材料,是我过去(在旧社会生活时)和后来在生活中看到的听到的(报章杂志里看到的,也算听到的)许多人物与事件。它们,本身有些就刺激我感动我,有些是经过我的脑子,推动和想象,变成了刺激我感动我的东西,过去在旧社会里,我不仅看到听到人家的被压迫受痛苦,我自己就是其中的一个。看到听到谁个被压迫受痛苦,一定同时就看到听到有人在压迫人残害人。可以说《血泪仇》是使我憎恨、怜惜、悲伤、激愤、愉快、赞美的一部分人物与事件,组织结合起乘的东西。世上没有而且不会有的人物与事件,我是不写的,世上的一些人物与事件,不刺激我,不感动我的,我不写。《血泪仇》里那些遭难的人物与事件,当我听到的时候,有的使我难受,有的当时我就掉泪了,有的我设身处地的替他想,想象到他们的悲哀情景,不由得也掉泪了,至于当我写作的时候,那些受难人的情景和哀鸣,在我脑子里演映与哭诉时,我自己 禁不住滚滚泪下,常常滴湿了稿纸,有时兴奋到不得不放下笔,躺一会儿。我写东西的时候,不爱旁边有人,因为我写东西的时候,嘴里就哼哼起来了,有人在旁边,觉得怪难为情的,感到是一个很大的束缚。过去的储蓄,和新近得到的许多材料,里边有黑暗的,光明的。把这些围绕在主要人物身上,虽然在我们中国的现实里有的是,但是为了把它形成一个整体的结合,变成一个故事,而且还要红火热闹,可让我费脑筋啦。又要求近情近理,又要求红火热闹,又要求情节联系,一贯到底,因此在没有动笔之前的构思,真是一件吃力的苦事,这么觉得不合理,那么觉得没有味道,想了又想,变了又变,好容易想出一个轮廓?把主要人物记下来,最后计划出一个我自以为很有劲的收场了,才有信心拿起笔来。红火热闹是任何戏的基本条件。红火热闹不是单指令人欢乐的东西,凡是让人受感动的,不管是使他笑,使他哭,使他愤怒,都算让他红火热闹了。常在戏台下,见观众看戏看得一把鼻涕一把泪,但他向左右的人说:“美!红火的太!”这是指有内容的东西。至于有些东西,单靠形式的华丽、跳跃、耍滑稽等,他会让人觉得红火热闹,但那只能给观众一时的印象罢了。

主题的新鲜进步有积极性,很容易想出来,把材料组织结合后,变成故事,也比较容易,最难的是,怎么样用生活的人,生动的事件,把那个故事充实起来。往往有些东西,单听介绍他的主题与故事时,觉得很好,等到把实际的东西看了以后,又觉得并不好。我自己往往想到一个故事,里边表现一定的主题,向周围的同志谈出来,都说不坏,鼓励我快写,有的我写了,有的勉强写出来,它就不好,有的经过很多的时间才写出来了,有的一直到现在还没有写。这因为主题仅仅是理论概念,想到的故事,仅仅是浮面的东西,没有相当的现实生活衍变它,就不敢下笔,即所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有了腹稿,并且记下人物与事件的大纲,开始动笔了,更多的问题就来了,想不到的事情多得很呢。我写《血泪仇》的时候,有些地方,如果是勉强的写出来,总觉得不象,或者不太象,于是我要我对那些事物清楚的人谈,或者自己观察和剧内大体相同的人,看他是怎样的形容和举动,肯说什么话。这里边有些虽然是直接属于导演和演员的事。但是写剧本的人,搞不清楚这些,就写不出东西来,会把导演和演员弄得没办法的。剧本上所写的东西,应当是“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血泪仇》是一个长大的剧本,因此我在写的时候,主观上经常注意着,在前一场里,埋伏下后一场的变化,这样不断的联续,提起观众的注意力,引起观众对剧中事物的关心,觉 得看不到底心不甘。怛也不敢“浅漏天机”,指出了下一场是什么,而应当是,让观众关心到 “这事物倒怎么了结呀?”的过程就行啦。老百姓看戏时,肯说这样的话:“这戏好,能拉住人”,“这戏把我钉住了。”

我们在这六、七年当中,运用旧形式,写新内容的剧本,大小有几十个了,有秦腔,有曲子小调。每次从写剧本、导演,一直到演出后的不断的改正,为了加强现实性,不时和旧形 式肉搏斗争。觉得在写剧本时,有一件事,要牢牢的把握好,运用旧形式,最容易犯镶 框子的毛病,把某个旧剧当棋子,硬把新人新事塞进去,那一定牵强附会,不合情理。有的 是把许多旧剧的场面,联结起来,串上了新的东西,这和前边的结果差不多。有的虽然不像 上边那样,但是把旧形式那一套表现方法,原封不动的运用,这也不会真实的。因此在写剧 本时,切记在脑子里不要架起一个框子,一定要用所写的新内容,畅流发展,不让它受桔, 桎。这样内容与形式就发生矛盾了,能克服一点,就发挥一点创造。

旧形式里的剧中人,替作者说话太多,这最显著的表现在独白与旁白上,《血泪仇》里,我没有用一句独白,这是我有意识有目的的一种试验,并不是否定独白。我觉得独白,用之于表达某人当时的心理与感情,精而少的用一下是可以的,如果完全是替作者介绍剧情与人物的独白,那是非常枯涩的,那是一条便宜路,走多了会减少戏剧的表现力的。常见台上独白很长的时候,台下观众象一窝蜂似的,嗡嗡起来了,有些人在这时候买粽子、吃凉粉去了。旁白的运用,更要恰当,最容易把对方凉凉的摆在台上,甚至把对方隐灭了,至于用旧形式里的上场对于下场诗,更是生硬不可用的东西了。不用独白与旁白,还要把剧中人物故事介绍清楚,结构就比较更费力,克服这些困难,就不得不多表现,多采取现实手法了。

戏剧是完全靠语言表达人物与事物的,戏剧里的文字,只是语言的符号,写《血泪仇》的时候,我时时刻刻检查,看是不是无意中用了旧戏里的那一套,成熟的而又是陈旧的语句,这是利用旧形式最肯犯的毛病。我自己打破这个东西,是经过相当过程的。同样的意思,因为成份身份的不同,说话的口气也不同,所谓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不单是指说话的意思,还有一个说话的口气,也是很重要的。所以剧中人的语言一定要象那人的意思,也象那人的口气。象那人的意思,是比较容易的,象那人的口气,就得相当的生活经验不可。象不象,是剧本基本条件之一。再一个就是红火热闹了。(使人感动)谁也不能任何生活,都有相当体会。不过,生活相当丰富的人,把剧中人,有的能写得象,有的感到写得不象,而生活体会太差的人,往往连自己写得不象都感觉不到。我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出身的人,我写《血泪仇》里那个遭难的贫农老头子王仁厚时,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我常在玩味,我所写的他的语言,是不是我的意思代替他的意思?(这就更不对了)

我最怕在活人的口里,说出了文章笔法的语句来。写文章是靠语句说明一切,传达一切。而人们的表情动作,有的简直就代替了话,有的起着接连上下句的作用等,如果拿着笔,在纸上写剧本的时候,忘记了这个东西,最容易写出文章笔法的语句来,那是非常破坏真实的。应当知道,多少不识字的人,都会用他们的口,说明事物与表达感情的。就是有文化的人,说话跟他写文章并不一样的。语言的感情化也是很重要的,这跟“象”是有连带关系的。但是“象”了,不一定就有“感情”了。我写《血泪仇》里悲伤的场面,有的在初写出时,剧中人的语言,意思口气倒是对着呢,但是不知怎么觉得没有劲(感情),等到动人的句子,在脑子里叫出来时,我自己登时掉泪了。血泪仇》是运用秦腔写的,有说有唱,我对于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该唱的问题,还在摸索中,觉得在非常感动的时候,最应当唱,也应当有叙事的,也有代替对话的,可以说,有的是内容上要求其吟咏,有的是形式上要求其润色。

写唱词给我的为难最多,感到秦腔的调子,有点单纯,不够充分的表现复杂的感情,字句的结构,虽然多少有点伸缩性,但是基本上是死板的,再加音韵的限制,写起来是非常费劲的,往往因为一韵的不妥,搁笔数次,太没有办法解决时,逼得人非多少用一点陈腐的句子不可。不遵守它那一套句法,就很难顺适的唱出来,没有韵,听起来就不响亮了。我们对于旧的音乐歌曲,知道的太少,对于新音乐理论与技术更差,因此很难着手逐渐改进,我非常迫切的希望旧的民间艺术家,新的有志于大众音乐的音乐家同我们合作。

唱词应当是流畅活泼通俗的随便话,音韵响亮好听是最好的。这一点我自己觉得不容易办到,需要多学习,多丰富语言,多写,慢慢克服,有一点非得把他克服不可。就是上句的末一个字,要用“去”声,下句的末一个字,要用“平”声,不这样处理,不但不明确不好听,往往封演员的口,唱到那里真叫人不好开口,硬唱出来,不是把字音歪曲,便是不入调,听起来非常蹩扭。旧戏子常唱不通的句字,因为音韵不顺改音的理由,不识字的理由还大。中国旧形式的唱词,大半是这样的,曲子因长短句与调的不同,有些地方有例外。当然我们不形式主义的讲究雕琢,自寻枷锁,但为了唱起来顺,听起来好,最低限度的讲究是必要的。这是很小的一点经验,比我清楚的人多着呢,但往往有些剧本里,肯有这个问题,但在《血泪仇》里,演员们提出来好几个唱不出来的地方。乱七八糟说了许多,该结束了,有几句话应当稍为解释与重复一下。上边所说的,惟有动人的人物与事件,才是写剧本的好材料,并不是说完全靠现实生活的感动人的东西,象根据《水浒》写武松那样现成。最要紧的是,抓住现实的本质,推广扩大,推断它的发展,那许多表面上并不生动的现实,而实际上是伟大的现实,就会变成感动人的东西。感动是情感的表现,情感各有不同,对于劳苦的人民大众,没有热爱,就不会对他们的悲伤表同情,不会关心他们的命运,也不会切齿痛恨迫害他们的人。 感动不能虚伪做作,感动一定是真实的,如果给一个不太熟悉,也不太敬慕的人写信,那怕你再怎样的修词造意,也不会有真实感情的。

我写《血泪仇》的时候,我自己想出来的几句话,时刻在指挥我,纠正我广近情近理,红火热闹,叫人看得懂,受感动,看完了,明白世事,懂得道理。”最后申明一点,上边我所说的,怎么样才搞得好,怎么样是不好的,仅仅是我写作时,自己注意到的主观愿望。我自己的主观能力,不一定能办到,而且那些主观愿望,不一定都是对的,恳请大家,多多纠正与指示。

作者:马健翎(原载1944年6月21日《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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