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藩镇割据

藩镇割据通常指的是某些藩镇的将领拥兵自重,在军事、财政、人事方面不受中央政府控制的局面。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

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后,留下了大量藩镇。

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才出现大量藩镇割据。 [1] 唐末出现普遍的藩镇割据,导致唐朝灭亡。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2]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2-3]

唐玄宗在位时期,由于均田制瓦解,建立于其基础上的府兵制亦随之瓦解,开始实行募兵制。唐玄宗大量扩充军镇,设节度使,赋予军事统领、财政支配及监察管内州县的权力,共设九个节度使和一个经略使。其中特别是北方诸道权力的集中更为显著,经常以一人兼任两三镇节度使,安禄山就是凭借身兼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而发动叛乱的。

安史之乱爆发后,为了平定叛军,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各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扩充到全国 [4]

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藩镇并非都是割据者。今河北地区存在着虽是唐朝的地方官但却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而其他地区的藩镇绝大多数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

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 [5] ,官吏员额的增减 [6] ,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7]

唐代藩镇节度使是以唐朝封疆大吏的资格自擅一方的,其财政基础依赖于国家的赋税收入,其武力凭借是法律上属于国家的军队即所谓“官健”。藩镇里的那些割据藩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集权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统治。 [2]

在土地所有者看来,赋税是上供朝廷,还是截留藩镇,并没有经济上的实际区别。同样是以交纳一定赋税的形式与政府共同瓜分农民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骄藩控制下,并不比在中央集权统治下能得到更多的经济好处。因此,大土地所有者对藩镇割据时间抱着不支持不合作的消极态度,乃是他们本身的客观经济利益所决定的。贞元时,李希烈叛乱,张建封奉命防遏,“大豪俊杰,争来效节”,建封“随其才而用之” [8] ,其原因即在于此。 [2]

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是投身军戎充当职业雇佣军的破产农民和无业游民。 [2-3]

唐朝藩镇设立之前,中央政府在边地上设置有守捉、城、镇、军,总体称为道。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年),贺拔延嗣被任命为凉州(治今甘肃省武威市)都督,为防范吐蕃的入侵,河西藩镇成为唐朝第一个藩镇 [9] 。唐玄宗时开始置有大量的藩镇。例如开元元年(713年)始置幽州藩镇(驻今北京市)节度使与朔方藩镇(驻今宁夏灵武市)节度使。开元五年(717年)置剑南藩镇(驻今四川省成都市)节度使。开元六年(718年)开始设置安西四镇节度经略使。至唐玄宗天宝年间,已增至10个节度使:河西节度使、范阳节度使、陇右节度使、剑南节度使、安西节度使、朔方节度使、河东节度使、北庭节度使、平卢节度使、岭南节度使。伴随着边地藩镇的设立,府兵制逐渐被募兵制所取代,边地置有大量的精兵,共计四十九万士卒和八万匹战马屯驻边地。 [10]

安史之乱

安史之乱全面爆发后,为了平定叛乱,军镇制度扩展到了内地,最重要的州设立节度使,指挥几个州的军事较次要的州设立防御使或团练使,以扼守军事要地。于是在今陕西、山西、河南、安徽、山东、江苏、湖北等地出现不少节度使、防御使、团练使等大小军镇。后来又扩充到全国。这些本是军事官职,但节度使又常兼所在道的观察处置使(由前期的采访使改名)之名,观察处置使也兼都防御使或都团练使之号,都成为地方上军政长官,是州以上一级权力机构。大则节度,小则观察,构成唐代后期所谓藩镇,亦称方镇。方镇并非都是割据者。唐朝的绝大部分藩镇服从朝廷指挥,贡赋输纳中央,职官任免出于朝命。而今河北地区则存在着虽是唐朝的地方官但却割据一方的河北三镇。

但是,大量事实表明,唐朝的政策法令在河北地区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 [5] ,官吏员额的增减 [6] ,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7]

形成发展

安史之乱期间中原各地新设立了许多藩镇,在战后不曾罢去。安史之乱以前,“惟边州置重兵。中原乃包其戈甲。示不复用” [11] ,这种内外不均的形势终于酿成了安史之乱。 [12] 安史之乱以后,河北、河东、剑南、岭南依然要驻兵戍守,而西北地区尤其是激烈的战场。这些地区的军队不仅不能削减,而且还时有所增。边疆之重兵既不可去,如果唯罢内地诸镇、尽销其兵的话,势必又会使内外的军事布局失去平衡,重演安史之乱。而如果中原诸镇继续保持足够的兵力,那么就可以维持住一种均势,使内外互相牵制。故王夫之认为“夫使禄山之乱,两河、汝、雏、淮、楚之闲,有大臣屯重旅,拊其入关之背,而迫之以前却两难之势,贼其敢轻窥函谷哉!” [13] 中原诸镇的宿兵正好解决了这个问题。中原型藩镇正居于河朔藩镇、东南财赋之地、关中地区这个三角形的中心,史称“大梁当天下之要,总舟车之繁,控河朔只咽喉,通淮湖之运漕”, [14] “今之徐方,控临东极,淮海闽越,千里邀赖。” [15] 汝州“捍蔽东都,联唐许,当蔡西面”。河阳“乃魏博之津” [16] 。滑州,“用武地,东有淄青,北魏博” [17] 。昭义“据山东要害,魏博、恒、幽诸镇蟠结,朝廷恃此以制之” [18] 。总之,中原型藩镇居腹心之地,具有控遏河朔,屏障关中,沟通江淮的重要战略地位。唐朝后期伐叛战争,经常征调这些藩镇的军队。

讨伐叛镇

从唐宪宗李纯,永贞元年至元和末年(805年~820年),是讨伐叛镇的时期。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即位,在他祖父十多年努力之后,中央军力和财力都有了一定基础,他开始执行削藩政策。

元和元年(806年),西川节度使刘辟进行叛乱。宪宗派左神策行营节度使高崇文、神策京西行营兵马使李元奕等率军前往讨伐。刘辟屡战屡败,最后彻底溃败被俘,被送到长安斩首。 [19]

元和九年(814年)九月,彰义(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丧不报,自掌兵权。朝廷遣使吊祭,他拒而不纳,继又举兵叛乱,威胁东都。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李纯决定对淮西用兵。淮西节度使驻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地处中原,战略地位重要。自李希烈以来,一直保持半独立状态,李纯对其用兵,正是改变这种状态的决心表现。 [19]

对淮西用兵,震动很大。淄青节度使李师道感到威胁,就采用声言助官军讨吴元济,实际上支持吴元济的两面派手法,企图巩固自己的地位。元和十二年(817年)七月,李纯命自愿亲赴前线的裴度以宰相兼彰义节度使。裴度立即奔赴淮西,与随邓节度使李等,大举进攻吴元济。九月,李军首先攻破蔡州,大败淮西军。吴元济没有料到李军快速异常,毫无防备地束手就擒。持续三年的淮西叛乱宣告结束了。 [19]

吴元济败死,李师道恐惧,初欲献地归顺朝廷,并以长子入侍为质,后又举兵叛唐。元和十三年(818年)七月,宪宗调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诸镇前往讨伐。在大兵庄境的情况下,李师道内部矛盾激化,其都知兵马使刘悟杀李师道,淄、青、江州地被唐朝廷平定。 [19]

元和十四年(819年)七月,宣武节度使韩弘入朝,并两次贡献大量绢帛、金银、马匹,要求留在京师。李纯以韩弘守司徒,兼中书令,另以吏部尚书张弘靖充宣武节度使。魏博节度使田弘正讨伐李师道有功,李纯以其兼侍中。他为了向宪宗李纯表示忠心,使其兄弟子侄皆到朝廷做官。 [19]

三镇复叛

元和十五年,唐宪宗死后,唐穆宗即位后主张“销兵”(裁减兵员)。中央接收河朔,长官多昏庸骄矜。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变,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河朔三镇”复叛。新的割据者朱克融、王廷凑、史宪诚力主旧制。裴度的讨伐军无功而还,朝廷因军费浩大,无法支撑长期作战,只好承认现状。不过此时藩镇多少有所收敛,成德镇节度使王元逵“岁时贡献如职”。黄巢军入长安,唐僖宗逃至成都,王元逵之孙王景崇率兵勤王,“供输相踵”,王“献马牛戎械万计”。

从唐穆宗初至唐懿宗末(821年~874年),是藩镇复活并延续的时期。宪宗伐叛所创下的新局面没有维持多久。由于长期战争,中央府库的积蓄已经枯竭,宪宗晚年任用聚敛之臣,遭到百姓怨恨新的统一局面,也使大臣们思想麻痹。元和十五年,宪宗死,穆宗即位后,“销兵”(即裁减兵员)的主张盛行一时。销兵虽可以节省财政开支,但被裁的士卒无可靠生计,却是一个乱源。河北三镇的将士看到的是趾高气扬把河北士兵视为降虏的昏庸骄奢之人。

长庆元年(821年)卢龙发生兵乱,将士囚禁朝廷派去的新节度使张弘靖,尽杀其幕僚。接着,成德军将又杀自魏博移镇成德的节度使田弘正(即田兴),朝廷命裴度统兵讨伐,又命魏博节度使田布(田弘正之子)出兵助讨成德,但将士不肯出力,要求田布行河朔故事,后田布自杀。

刘悟任泽潞节度使,监军刘承偕经常对众人辱骂刘悟,还纵容自己的下人违法。军众擒获刘承偕至牙门,要杀刘承偕。刘悟救了刘承偕,使其没被杀。朝廷贬刘承偕。从此以后,刘悟颇纵恣,想要效仿曾经的河朔三镇。 [20]

乃复以悟为泽潞节度,拜检校司徒,兼太子太傅,依前平章事。时监军刘承偕颇恃恩权,常对众辱悟;又纵其下乱法,悟不能平。异日有中使至,承偕宴之,请悟,悟欲往。左右皆曰:"往则必为其困辱矣!"军众因乱,悟不止之。乃擒承偕至牙门,杀其二仆,欲并害承偕,悟救之获免。朝廷不获已,贬承偕。自是悟颇纵恣,欲效河朔三镇。

唐武宗会昌四年(844年),在李德裕主持下,平定了泽潞。 [21] 这次被称为“会昌伐叛”的胜利,对于稳定中央直接控制地区起了积极作用。总之,第三阶段中,藩镇有所复活并发展,不过程度不如第一阶段之甚。

从唐僖宗乾符二年至唐亡(875年~907年),是藩镇相互兼并的时期。唐僖宗以后,社会矛盾激化,王仙芝、黄巢领导的唐末农民战争爆发,唐朝中央征集各镇士兵围剿,并委任都统、副都统为统帅,实际上指挥并不统一。许多节镇利用时机扩充自己的实力。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如杨行密、董昌、钱等,伺机扩充自己的势力。广明元年十二月(881年1月),黄巢攻破长安,唐朝中央政权瓦解。

这时在全国逐渐出现了许多割据势力,有的原是唐朝的节度使(如高骈)有的则是自己形成一个武装集团之后,被唐朝授予节度使(如杨行密、董昌、钱)。这样,割据的藩镇空前增多。农民起义军失败后,这些藩镇立即转入互相兼并的战争中,数十年战争不断,几乎遍及全国。天四年(907年),名义上的中央朝廷也被藩镇之一朱温夺去了,演变为五代十国。

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

唐代各个藩镇内部的军事体制,大体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方镇治所州的牙兵(衙军),二是方镇属下各个支州(支郡)的驻兵,三是州下各县军镇,一些领州较多的藩镇,又按军事需要或地理形势的便利划分出若干小的军区。 [22]

藩镇主帅直属番号军中担任宿卫的那一部分亲军,组成牙兵,又作衙兵。他们分布在藩镇的牙城内外、罗城内外,使府治所境内、管下各州县及险要之地皆有牙兵镇守。由于牙兵时常哗变,于是藩镇又另置亲兵,以与牙兵相对抗。 [23] 这些亲兵为贴身亲随,出入卧内(这里“卧内”是指内宅)。 [24] 节度使的这种出入卧内的亲随兵又称后院兵,宿卫于内宅。 [25] 唐末河东有后院军使朱玫, [26] 潞州有后院军马, [27] 义武有后院都知兵马使王处直将兵数万拒张存敬。 [28] 胡三省于此注云:“唐中世以来,方镇多置后院兵。” [29]

后院兵一般较为精锐则为事实。《资治通鉴》卷258大顺元年五月:“昭义有精兵,号后院将,克用既得三州,将图河朔,令李克慕选后院将尤晓勇者五百人送晋阳,潞人惜之。”以院呼兵营是当时通称,而唐代节度使使它率皆在使牙的后面,想必卫护宅的亲兵称为后院兵,而以宅内兵马使或后院军使统之。 [30] [31]

外军大多置于支郡州县。如卢龙节度使治幽州,有静塞军在蓟州。成德节度使治镇州,却有永宁军在深州。浙东长洲军也并不在湖州,而在苏州。但也有例外,如浙西治所润州有镇海军为牙军,另外在该州还有丹阳军,是二军并置于节度使府治所州。 [30] [31]

藩镇属下各州都有一些军队。大历十二年,代宗“又定诸州兵,皆有常数。” [32] 王羽《请停执刀衣粮奏》:“诸州并设军额,防虞役使,更置执刀”。 [33] 时大概在德宗贞元时。此亦可见诸州并有军额。州兵的领导者是刺史。刺史的全称是使持节某州诸军事某州刺史。有些刺史还带团练使、防御使、镇遏使、团练守使等名号。元和十四年诏诸道外镇在支郡者属当州统领云,“如刺史带本州团练、防御、镇遏等使,其兵马额便隶本使,如无别使,即属军事。” [30] [34] [31]

大量事实表明,即使在割据的河朔藩镇,唐朝的政策法令亦有施行。比如,河北地区州县行政区划的改易和废置 [5] ,官吏员额的增减 [6] ,唐廷的敕令就起一定作用。甚至河北官员也有从中央调进或征出的 [7]

进士科也是河朔型藩镇文人的仕途。幽州人王仲堪大历七年举进士及第 [35] 。卢龙节度使刘怦的儿子刘济“游学京师,第进士” [36] 。魏州人公乘亿“以辞赋著名”,垂三十举而及第 [37] 。淄青郓州人高沐贞元中应举进士科 [38] 。《会昌五年举格节文》详载诸道州府解送应试士人员额,魏博、幽州等处的员额是“进士不得过十一人,明经不得过十五人” [39]

河朔型藩镇在法令上仍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780年),黜陟使洪经纶在河北推行两税法期间,还曾在州树立碑铭 [40] ,在幽州表彰风化 [41] ,在魏博裁减官卒 [42] 。贞元八年(792年),朝廷派秘书少监常咸往恒、冀、德、棣、深、赵等州,中书舍人奚陟往申、光、蔡等州宣慰赈给诸州遭水灾百姓,敕令其赈给与赐物“并以所在官中两税物、地税米充给” [43-44] 。贞元八年(802年)七月敕又云:“蔡、申、光三州言:春大水,夏大旱。诏其当道两税除当军将士春冬衣赐及支用外,各供上都钱物已征及在百姓腹内,量放三年” [45] 。这些材料都是河朔型藩镇亦按两税法征税的有力证据。唐朝中央在各镇设有监军院,各镇在长安亦置进奏院。唐廷不能任派河朔型藩镇节度使,但诸镇藩帅的拥立,毫无例外地都要得到监军使认可,并由他们奏报中央批准。监军院与进奏院不仅构成了中央与骄藩联系的桥梁,而且也成为唐廷在割据地区施行统治和骄藩在政治上奉事朝廷的象征。 [46] 河朔诸镇既企图游离于中央统治之外,又不能彻底否定中央政权。河朔型藩镇具有游离性与依附性并存的特点,不能把它们的割据绝对化。 [47]

河朔型以外的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都是非割据性藩镇。其中只有泽潞刘稹、夏州杨惠琳、西川刘辟、浙西李曾有短暂叛乱。而且这些叛乱很快都被唐朝平定、攻灭。 [47]

唐代藩镇割据主要表现在河朔,而河朔割据又集中在三镇。此外绝大多数藩镇,其节度使的调任和派遣基本上由中央决定,不是割据性藩镇。 [48]

中原、边疆、东南型藩镇深刻影响着整个藩镇形势的发展。具体说就是,东南型从财力上支撑朝廷,边疆型(西北)从武力上奠定了关中,中原型从军事上镇遏叛镇。 [48]

藩镇割据造成了中央政府实际管辖地区的缩小,淮西久为吴元济所据,是以“蔡人有老死不闻天子恩宥者,故坚为贼用 [49] ”。

藩镇势力积极从事经商活动,并制定了些保护商业经营的政策。

安禄山、史思明在未从军以前从事的职业就是为商业经营服务的互市牙郎。及至安禄山为节度使时,“畜战马数万匹,多聚兵仗,分遣商胡诣诸道贩鬻,岁输珍货数百万” [50] ,积聚了大量财富。安史之乱以后,藩镇势力也通过经商来积聚财富,而且这类活动更变本加厉。代宗大历十四年(779)十月颁敕,严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长吏,无得与人争利,先于扬州置邸肆贸易者罢之”。 [51]

由于藩镇看到了商业利润对其割据的重要意义,因而对商贾及商业活动注意笼络和利用。有的藩镇就下命令保护通商,如李师古“贪诸土货,下令恤商”,其原因在于“郓与淮海竞,出入天下珍宝,日月不绝” [52] 。保护商业的政策,引来了大量商人,其直接受益者是其弟弟李师道。其时因为“军用屈”,所以“率贾人钱为助” [53] 。军费不足,就从商人头上想办法。要是原来不实行保护通商的政策,那么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资助”了。

进奏院本是藩镇和中央之间联络的桥梁和中转站,但各道也利用进奏院从事商业经营活动。武宗会昌四年(844)二月,御史台的一份奏文中谈到了进奏院经商的事情:“诸道进奏官或有一人兼知四五道奏进,兼并货殖,颇是幸门,因缘交通。” [54] 此外,自唐德宗时期,出现了钱重物轻的局面,铜钱十分紧张。河北地区本来就缺少铜矿资源,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河北地区的铜钱流通问题更大。这时的进奏院就为本道吸收现钱起了重要的作用。唐代“飞钱”或称“便换”这种汇钱方法,其中就有进奏院积极活动的影子:“时商贾至京师,委钱诸道进奏院及诸军、诸使富家,以轻装趋四方,合券乃取之。” [55] 相当一部分京城大商业使用了藩镇的信汇系统,而进奏院恰恰是吸纳了大量的现钱,发展了自己的势力。史称:“京师区肆所积,皆方镇钱,王锷、韩弘、李惟简,少者不下五十万贯。” [56]

自唐朝建立以后,由于国家的统一和安定,社会经济发展较快。唐朝前期,在农业和手工业的带动下,商业也有了重大发展。除了长安、洛阳二都商业较发达外,还出现了许多地区性的商业都市。像处于大江南北水陆交通枢纽的扬州,“俗好商贾,不事农桑” [57] ,盛行经商风气。益州“人物繁盛,悉皆土著。江山之秀,罗锦之丽,管弦歌舞之多,伎巧百工之富” [58] ,成为唐朝西南的天府宝地。再如鄂州、润州、苏州、洪州、越州、杭州、广州、明州、泉州等,都是商业极其活跃的地方都市。由于这些大城市商业经营的带动,周围的农村地区也卷进了商品经济的大潮,大量种植茶叶、甘蔗、水果、花卉、蔬菜等经济收益较高的农作物。农民并不是以消费为目的的,而是将之运向市场。在农村的交通便利处,也就出现了一些定期或长期的草市、墟市等农贸集市,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唐代商品经济的活跃。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唐代经济中出现了许多新的事物和现象。如随着商品交易量的扩大,从业人数大大增多,货币发行量远远跟不上经济的发展,便出现了实虚估和飞钱的方法。这些方法一定程度上又反过来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又如,商品经济的繁荣,商人们需要有人为之提供信息,联系客户。这样,在唐代大城市中,出现了许多商品交换的中间人牙人。牙人的活动十分频繁和活跃:按其行业,有口马、庄宅、丝绢、互市等牙人;按其活动形式,有仅提供商品信息的,有代理整个交换的。有唐一代,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社会地位开始有所改变。特别是武则天、唐玄宗以后,商人在服饰、丧葬、车乘等方面已能与庶民百姓平等,不再是特殊的“贱类”、“下人”。唐中期以后,商人已具备多渠道入仕做官的资格,部分商贾已任节度使、刺史等职,至于任中下级官吏的,则更多了。特别具有意义的是,以前政府明文规定的“工商杂类不得预于士伍”的禁令被取消,商人可以参加科举考试和进入学校,甚至进入两馆、太学学习。韩愈曾描绘这种情况:“国家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趋竞,未复本源,至使公卿子孙耻游太学,工商凡冗或处上庠” [59] 。商人在经济上有了发展之后,势必有社会地位和政治地位的要求,会通过入军、巴结藩镇势力并与之结合,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维护自己在经济上的利益。

藩镇之所以重视商业活动,最主要的是主观上出于对经济的需要。在安史之乱后不久,藩镇在主观上想通过商业活动来恢复社会经济,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藩镇财政费用的主要部分花到了治兵缮甲、豢养一支庞大的精兵上,单单靠征收地税往往会捉襟见肘,而商税却可以弥补费用上的不足。对于河北道的藩镇,由于军事割据的存在,河北道丰富的物产只有靠商人贩运各地,而河北道的粮食、牲口等生活必需品,也必须靠商人从四周地区贩入。因此,藩镇对本地区发展商业的愿望是十分强烈的。

河北道的藩镇割据地区,在唐代是一个经济十分发达的地区 [60] 。藩镇占据该地“出则胜,处则饶,不窥天下之产,自可封殖” [61] 。天宝十四年(755)载,颜杲卿上书说:“今河北殷实,百姓富饶,衣冠礼乐,天下莫敌” [62] 。河北地区的经济如此繁荣,决定了它在唐帝国中的特殊经济地位和作用:“天宝以来,东北隅节度位冠诸侯,案数年钟鼓,兼本道连帅,以河贡篚征税,半乎九州。” [63] 河北地区如此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为商业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总之,唐代全国商业的繁盛,为藩镇割据提供了发展商业的氛围;商人地位的提高,使得商人经营的兴趣更加浓厚,也有可能与藩镇势力存在种种经济、政治的勾结;加上藩镇主观上需求商业利润,客观上河北地区农业、手工业、商业原有的发展水平较高,在这样的条件下,各藩镇就普遍比较重视商业经营活动。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确实是起到了促进商业繁荣和发展的作用。

唐朝后半段的大部分时期里,绝大部分藩镇不割据,只有河朔等极个别藩镇割据,但即使割据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施行唐朝的政策法令,“须借朝廷官爵威命以安军情”,而且割据藩镇也曾解除割据。唐末黄巢之乱,才开始出现大量藩镇割据。 [1]

宋人评价了唐朝后期藩镇的双重作用。尹源指出“世言唐所以亡,由诸侯之强,此未极于理。 夫弱唐者,诸侯也。 唐既弱,而久不亡者,诸侯维之也”。 [64]

王谠指出“盖唐之乱,非藩镇无以平之,而亦藩镇有以乱之。 其初跋扈陆梁者, 必得藩镇而后可以戡定其祸乱,而其后戡定祸乱者,亦足以称祸而致乱。故其所以去唐之乱者,藩镇也;而所以致唐之乱者,亦藩镇也。” [65]

宋人的主战派大臣、主和派大臣双方均有认可唐朝藩镇的正面作用的。主战派的大臣李纲指出藩镇在对外作战、对内平乱方面发挥了正面作用,“皆赖方镇相与掎角以定其乱,则方镇之兵不得谓无功于唐”。 [66]

主和派的大臣秦桧指出“使异日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将相得人若唐肃、代之臣,大金之于中国能必其胜哉”,如果能使军队像唐藩镇的军队那么精锐、强大,将相能像唐肃宗唐代宗的大臣那样,那么金人是无法打败宋朝的。 [67] 希望“士卒精练若唐藩镇之兵”,提高军队战斗力,是对藩镇能够练就精兵、增强军力积极作用的认可。

从763年安史之乱被平定,到唐末黄巢之乱爆发之前,110多年时间里,藩镇的形势是比较稳定的。特别是唐宪宗执政时期,藩镇得到了很好的控制。唐末黄巢之乱后,藩镇割据迅速泛滥,使得唐朝在藩镇混战中灭亡。

李纯(778年—820年),即唐宪宗(805年820年在位),唐朝第十一位皇帝,唐德宗李适之孙、唐顺宗李诵长子。李纯是个奋发有为的皇帝,他改革弊政,勤勉政事,提高宰相的权威,平定藩镇的叛乱,致使“中外咸理,纪律再张”,出现了“唐室中兴”的局面。 [68]

李纯先后平定了四川节使度刘辟、镇海节度使李琦,招降了河北藩镇,消灭了淮西节度使吴元济、淄青节度使李师道,并且使藩镇相继降服,归顺朝廷。 [69-70]

元和四年(809年)李巽上奏章荐举彬州司马(王叔文党,八司马之一)程异,吏才明辨,请以为扬子留后,宪宗准许。程异复为扬子留后、淮南等五道两税使,江淮钱谷之弊,多所铲革。元和四年(809年)三月,以河东节度使李充诸道盐铁转运使。 [70]

李师道,平卢淄青节度使李纳子。继其兄李师古为平卢淄青节度使。

唐宪宗平定淮西之后,官军得以集中兵力进攻河北山东藩镇。元和十三年(818年)春正月,以淮西平,李师道忧惧,不知所为。遣使奉表,请使长子入侍,并献沂、密、海三州。宪宗受降,并遣左常侍李逊诣郓州宣慰。王承宗惧,求告于田弘正(即魏博田兴),请以二子为质并献德、棣二州,输租税,请官吏。田弘正为之奏请,宪宗准许归降朝廷。夏四月,魏博遣送王承宗子知感、知信及德棣二州图印至京师。 [71]

李师道在兵危巢倾的严重形势下,先降后悔。朝廷宣慰李逊至郓州,李师道大陈兵戈以迎之,继而表言军情不听纳质割地。宪宗决意发兵讨李师道。五月以忠武节度使李光颜为义成节度使,自许州徙镇滑州。秋七月,下制罪状李师道,令宣武、魏博、义成、武宁、横海兵共讨之,以宣歙观察使王遂为供军使。朝廷兴师讨李师道,韩弘惧,九月自将兵击李师道,围曹州。十一月,裴度指挥田弘正将全师自杨刘渡河,距郓州四十里筑垒,贼中大震。十四年春正月,韩弘拔考城,杀二千余人。武宁节度使李拔台(唐属兖州)。田弘正奏败淄青兵于东河,杀万余人。又奏败平卢兵于阳谷。二月,李败平卢兵于沂州,拔丞县(唐蓝陵县)。李师道军中兵变自溃。李师道部下率兵反叛,攻下郓城,捕索师道与二子置牙门外隙地,皆斩之。刘悟将师道父子三首遣使送田弘正营。弘正大喜,露布以闻。淄青等十二州皆平。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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