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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浏醴起义

萍浏醴(li)起义是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湖南发生水灾,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同盟会会员刘道一等从日本回到湖南联络会党,宣传同盟会纲领,确定了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三处同时发动起义,萍乡方面以安源煤矿矿工数千人为主力。

12月初起义爆发,各路起义军遍布附近几县,在几天内占领麻石文家市、上栗市等重要市镇,推举会党首领龚春台为起义军都督,发布中华国民军起义檄文,以同盟会的政纲为号召。起义军声势浩大,屡败清军。清政府调集湘、鄂、赣及江宁(今南京)数万军队镇压,起义军失败,刘道一等死难。

1905年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后,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以武装斗争为主要形式的阶段。这时,湖南的革命条件也日益成熟,革命形势日趋高涨。于是,同盟会东京本部抓住这一时机,在以长沙为重心的湘赣边界地区又策动和领导了一场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即著名的萍浏醴大起义。

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浏阳、醴陵、萍乡地区,山堂林立、民风强悍,是哥老会在长江中游的一支洪江会的活跃之区。光绪三十年(1904年)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死难,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但是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1906)、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1907)、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同愤激于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1906年初,长江中下游地区连降暴雨,洪水泛滥,长达数月之久,长沙与浏醴萍一带灾情十分严重,百姓到处逃亡。官僚豪绅乘机哄抬米价,饥民载道,阶级矛盾迅速激化。 [1]

三十二年春,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1884-1906)、蔡绍南(1875-?)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1881-1907)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了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赋予与同盟会总部联系的责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

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加到10多万人。但正因人员庞杂,洪江会引起清廷注意,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在此紧急情况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趁官兵未到,立刻发难;但蔡绍南等认为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十九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以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 [1]

1906年春,同盟会东京本部为发展湖南革命形势,特派革命党革干刘道一、蔡绍南回湘“运动军队,重整会党”,准备再次起义。离行之际,黄兴特别指示他们:“欲规取省城,宜集合会党于省城附近之萍、浏、醴各县,与运动成熟之军队联合,方可举事。”同年夏,刘道一、蔡绍南回到湖南,随即在长沙水陆洲附近的一只船上,召集在长沙的革命党人蒋翊武覃振等和会党首领龚春台等共38人举行会议。这是一个关系起义全局的重要会议。会上,分析了湖南的革命形势,传达了黄兴关于起义的指示,制定了起义的策略方针,决定发动浏阳、醴陵、萍乡一带的会党,联合省城同情和支持革命的士兵,在阴历十二月底清吏“封印”之时举行起义,“占据省垣重地”,光复全省。

会议之后,刘道一留驻长沙主持全局,并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及各方面的联系。蔡绍南则回到他的家乡萍乡县上栗市,与原来在这一带从事会党工作的魏宗铨一起,负责发动和组织会党。

当时,萍、浏、醴一带会党众多,互不相辖。为了把各派力量联合起来,纳入同盟会的领导之下,蔡绍南等以力量最强、人数最多的洪江会为基础,吸收哥老会的其他派别和武教师会,组成了一个统一的会党组织六龙山号洪江会。经过蔡、魏等人艰苦细致的工作,7月,各派会党首领在萍乡蕉园举行开山堂大典即成立大会,推举龚春台作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内八堂(即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和外八(即第一至八路码头官),各司其职,设活动机关于麻石。然后众头领歃血为盟:“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此后,洪江会组织迅速发展起来,矿工、农民等纷纷加入,“不数月间,势力已蔓延到萍、宜、分、万、浏、醴各县”。蔡绍南等深受鼓舞,便指示各部门首领加紧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其本人则与魏宗铨同去上海,拟联络沪、港、粤等地革命机关,然后赴日本东京同盟会总部,向孙中山报告起义事项,请求接济新式军械,并请示起义日期。蔡、魏离湘后,萍浏醴地区群众的反清活动日益扩大。麻石中秋佳节的庙会,聚众达万人,人群喧嚷,谣言纷起。加入了洪江会的慧历寺僧人也假托神言,向香容们暗示:“天下即将大乱,将有英雄铲富济贫”,甚至直言:“洪江会即日起事。”这一切引起了当地土豪劣绅的恐惧。于是,他们出而“呈请官厅剿办”。10月7日,萍、浏、醴3县联合出兵,进攻麻石,会党猝不及防,不战而散,第三路码头官李金奇牺牲,接着又有几名会党首领遇难。

麻石之变,使起义形势急转直下。龚春台便急电上海,请蔡、魏两人急速返湘。蔡、魏回到湖南以后,又赶到萍乡上栗市,与龚春台等于1906年12月3日在高家台召集各路码头官举行紧急会议,商讨起义的时间问题。但会议意见不一,直至天晓仍无结果。而洪江会激进分子廖叔宝却不待会议结果,即自率二三千人跑到麻石,张开“大汉”白旗,首先发难。事已至此,蔡、龚、魏等只得立即宣布起义,并约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普迹哥老会首领冯乃古同时举兵响应。一场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就在这仓卒之中,于1906年12月4日正式爆发了。

1906年12月6日,集中于麻石的义军2万多人头系白布包巾,手持土枪土炮、大刀、锄头,向上栗市进发,清军望风而逃。攻占上栗后,起义军整编了部队,称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由龚春台为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龚春台并发布檄文,历数清王朝十大罪恶,宣布要推翻这个腐朽的王朝,“建立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

接着,洪江会主力所在的浏阳、醴陵也先后发动起义,与上栗遥相呼应。不到10天,起义军即达3万多人,声威播及长江中参数省。湘、赣两省官兵乱作一团、频频呼救,清廷连下“上谕”,急令鄂、湘、赣、苏四省速派得力军队,“飞驰会剿”,并调海军开赴九江芜湖,为之壮胆。一时,清军集结达四、五万人。这是目太平天国失败以后,清朝在南方出兵最多的一次。面对优势的敌人,起义军英勇不屈,鏖战匝月。

1906年12月8日,龚春台率义军主力攻占浏阳文家市,并在此整军誓师,然后分左、右两路向浏阳县城进发。左路由蔡绍南率领,经澄碧江到达枫林铺;右路由龚、魏率顿,经山枣潭、大圣庙,出吾田市,然后在枫林铺与左路军会师。两路会合后,锋颖凛凛,直指县城,途中与清兵先后接战于牛石岭、南流桥,进至浏阳城南的南市街,时已黄昏,又于暮色中重创清军梁国桢部。姜寄旦义军于1906年12月7日在浏阳永和市举义后,击溃前来进剿的清军蒋兴桂部,也于8日结集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等地会众共万杀人金攻县城。9日在洗药桥与清军大战,因坐失时机,作战失利,退守大溪山的天岩寨,后在沙铺地方被清军打散,姜守旦只身逃入江西义宁州(今修水县),不知所终。这时,醴陵、萍乡义军都因寡不敌众,先后失败。清军乃集中兵力于浏阳。1906年12月11日,清军乘夜突袭南市街义军,酣战之中,义军火药堆中弹爆炸,清军乘机猛攻,义军溃败。龚春台、蔡绍南两人化装潜往普迹冯乃古处,不幸蔡绍南在途中被捕牺牲,而冯乃古早在起事之前已被清军诱杀,龚春台只得转入地下,潜往长沙,直到辛亥长沙起义时才又出现。 [1-2]

各路义军失败以后,数万清军分驻浏、醴、萍3县各乡镇,又进行了长达3个月的“清乡”,总计被杀害的义军将士及其亲属不下万人。一场轰轰烈烈的反清大起义终于被残酷镇压了。起义军面对优势的敌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战斗。但在清军的夹击下,起义军的有生力量逐渐消耗。1906年12月8日和11日,龚春台部两次进攻浏阳县城,均未得胜。10日,清军攻上栗,留守的起义军与敌人鏖战半日,终因力量不敌,上栗市失陷。12日,清军猛攻浏阳境内的起义军。龚春台、蔡绍南战败后,往投普迹市冯乃古处。中途蔡被捕,旋遇害。龚在普迹得知冯乃古已被杀害,只好潜往长沙。14日后,姜守旦的洪福会起义军与清军交战数次,均失利,姜逃往江西义守县境。12月下旬,刘道一在长沙被捕,31日英勇就义。1907年3月7日,魏宗铨也遭杀害。

萍浏醴起义爆发的时候,刘道一正在衡山,闻讯后即赶到长沙,准备发动新军举旗响应,不幸被清军逮捕,于1906年12月31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其未婚妻曹庄时在城内周氏家垫(后改名周南女校)读书,闻此噩耗,不胜悲恸,即在学校宿舍自缢而死。萍浏醴起义失败和刘道一牺牲的消息传到日本以后,其兄刘揆一与黄兴哀恸至极,泪如雨下,大家都为之感到无限的悲痛,孙中山也曾挥毫赋诗,表示深切的哀悼:“半壁东西三楚雄刘郎死去霸图空。尚余遗业艰难甚,谁与斯人慷慨同。塞上秋风悲战马,神州落日泣哀鸿。几时痛饮黄龙酒,横揽江流一奠公。” [1-3]

刘道一(1884~1906),祖籍湖南衡山,生于湘潭。青年时代,追随其兄刘揆一从事革命活动。1904年,加入华兴会,联络会党准备起义,事败后流亡日本。次年,参加同盟会。1906年秋,刘道一参与领导的萍浏醴起义提前爆发,正在长沙运动新军的他在由衡阳返回长沙途中被捕。同年12月31日,他被清政府杀害于长沙浏阳门外,年仅22岁。他是留日学生中因反清革命被杀害的第一人,也是同盟会会员中为革命流血牺牲的第一个烈士。 [4]

蔡绍南(18651910),字秉章,萍乡市上栗县鸡冠山乡高田村人,幼时天资聪慧。青年时期的蔡绍南曾赴湘求学,后东渡日本留学。光绪三十一年,在日本参加同盟会。同年夏天,受黄兴指派,蔡绍南与刘道一、彭邦栋等人回国策动萍、浏、醴起义,后起义失败。为逃避追捕,蔡化名潜往广西。1910年7月13日病逝于广西昭平县富罗乡。 [5]

龚春台(?-1912),同盟会工人领袖、会党首领。原名谢再兴,又名张章年,号月楼。湖南浏阳人。农民出身,早年做过鞭炮工,当过兵。因对清朝政府不满,愤然加入哥老会,为当地哥老会首领之一。1900年,参加唐才常自立军起义。1904年冬,浏阳、醴陵一带的哥老会重要支系洪江会受华兴会的影响,参加华兴会领导的长沙起义。起义流产后,被醴陵、浏阳和江西萍乡、宜春一带的会众推举为洪江会总首领。1906年春,在萍乡蕉园召集数百会众秘密集会,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公议设立六龙山,推为“大哥”,活动机关设在萍浏醴交界的麻石,公开发展会众。不到数月,会众发展到近2万人。1906年6月,决定分头准备起义。10月,3县清军联合进攻麻石。12月6日,率会众2万余人,头裹白布,高举“官逼民反”、“灭满兴汉”的旗帜,一举占领萍乡县上栗市。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任都督,改元汉德并以总机关的名义发布檄文,揭举清政府“十大罪恶”,提出“平均地权”的要求。起义经数天激战,终因力量悬殊而溃败,被迫潜入长沙。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积极组织响应。1912年,南北议和达成,到达汉口,疾病大发,呕血数升,不久去世。

魏宗铨(1881-1907),近代会党首领。江西萍乡人。字月辉。1904年(光绪三十年)赴长沙(今长沙市)入明德学堂。结识黄兴宁调元等,倾心革命,拟回萍乡发动起义,未果。次年返江西,与龚春台、蔡绍南等称奉孙中山命组织“洪江会”。以“灭满兴汉”为宗旨,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设全胜纸笔店为秘密机关。1906年(光绪三十二年)9月到上海,加入“同盟会”。不久回江西,参加发动萍乡、浏阳、醴陵起义,初推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右卫都统领兼库都粮司,有众二万,拟攻浏阳未果,被清吏逮捕杀害。

萍浏醴起义明显地反映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但是,在组织上还没有脱离旧式会党起义的弱点,仓卒举事,各股蜂起,号令不一,事前缺乏严密计划,起事后又没有迅速出击的战斗方案。清政府急忙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5万多人四面围剿。起义军仅凭从地方团防局夺来的两三千支枪,和清军交战20余次,表现了顽强的战斗精神,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数千群众被杀。 [1]

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后发动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是太平天国以后中国南方爆发的一次范围最大的反清革命斗争。清政府借此在长江中下游大兴党狱,大肆杀害会党首领和革命党人,长江中、下游的革命活动遭到严重挫折。

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震动中外,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因而成为辛亥革命的一次重大预演。起义将士所表现出来的慷慨赴难、英勇顽强、前仆后继、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极大地振奋了广大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从而推动了全国革命高潮的迅速到来。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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