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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苏俄遗书

《致苏俄遗书》是孙中山所著的一篇文章。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

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

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一日 [1]

1925年3月11日,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即将行至他人生的终点。已届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在病榻上签署了他生命中最后的文件----《国事遗嘱》、《家事遗嘱》和《致苏俄遗书》,对其革命理想和事业进行了最后的概括和嘱托。三份遗嘱中,篇幅最长,也最能体现其反帝思想和联俄外交政策的,当属《致苏俄遗书》一篇。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随即电邀正在广东主持国民革命的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入京,共襄国是。为了促进国家的和平统一,孙中山不顾险恶的政治环境和日渐沉重的病势,毅然决定北上。1924年11月13日,孙中山在宋庆龄等人的陪同下从广州启程。临行前,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召集国民会议。12月31日,孙中山一行抵京。此时北方政局已发生变化,冯玉祥被段祺瑞联合奉系张作霖排挤出京。为了与孙中山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相抗衡,段祺瑞打出召开“善后会议”的幌子,实则要重新瓜分政治利益,维护军阀和列强的统治。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立场鲜明地抵制“善后会议”,与反动军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不懈斗争。

不幸的是,由于长期超负荷的工作,加之北上旅途劳顿,孙中山的病情日益加重。1925年1月,孙中山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被诊断为肝癌晚期(实为胆管腺癌扩散到肝脏),手术及放疗均无效果,病势已届危殆。延至3月11日,孙中山自知不起,遂在早已由汪精卫等人拟好的《国事遗嘱》、《家事遗嘱》上签字,之后又签发了《致苏俄遗书》。次日上午,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与世长辞。而这份《致苏俄遗书》也成了他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份文献。

《致苏俄遗书》原件为英文。据考证,系由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与苏联顾问鲍罗廷起草,最后经孙中山认可并亲笔签名。在《遗书》中,孙中山首先高度评价了苏俄(1922年12月30日,苏俄改称苏联,当时国内多沿用苏俄称谓)革命的伟大意义和成就。他称苏俄为“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

从这样高度的评价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出孙中山坚定的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立场,以及与苏联合作、向苏联学习的态度。作为坚定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毕生致力于建立自由、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数千年的封建帝制,但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环境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道路只能是镜花水月般的空想。革命者呕心沥血、肝脑涂地创建起的中华民国,先被袁世凯篡夺颠覆,后又被军阀混战摧残得千疮百孔。而军阀政治背后帝国主义列强得寸进尺、步步紧逼的侵略,更让中华民族的生存岌岌可危。

面对这种局面,孙中山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但却屡兴屡仆,迭遭挫折。他曾寄希望于某些军阀的觉悟与援助,以打倒另一派军阀,却只换来了自利、虚伪和背叛。1918年护法战争中,身为护法军政府大元帅的孙中山被滇桂军阀排挤,被迫辞职,导致护法失败。1922年,正当孙中山担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筹划北伐之时,广东军阀陈炯明又发动叛变,炮击总统府,迫使孙中山避难中山舰,随后化装离粤,避居上海。孙中山也曾寄希望于列强各国的支援,甚至不惜承认列强在华利益以换取承认和支持,但他得到的也只有轻视和拒绝。帝国主义只会寻找在华利益代理人,不可能容忍中国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

一次次的挫折失败,迫使孙中山反思自己的革命理论和政策。正当他陷于痛苦与彷徨之时,1917年俄国爆发了十月革命。俄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劳苦大众,推翻了沙皇政府,推翻了旧的剥削制度,建立了以工农为主体的苏维埃政权。随后又成功击退了帝国主义国家的干涉和入侵,维护了政权的巩固和国家的独立。俄国革命的成功,使孙中山的思路豁然开朗。他意识到,只有打倒并消灭军阀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势力,中国的国民革命才可能成功。而也只有苏俄的革命道路和经验可供中国学习借鉴,革命的苏俄才能为中国革命提供指导和援助。上世纪20年代初,孙中山开始和苏俄、共产国际代表接触,双方关系迅速发展。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也开始相互了解,走向合作。1923年,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改组国民党。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对原有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重新加以解释,正式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国民党一大的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以及联俄政策的最后确立。此后,苏联和共产国际向孙中山主持的广东革命政权提供了多方面的援助,包括派驻顾问、指导党务、发展军事,以及直接的物质支援等。而孙中山领导下的国民党,也充满热情和敬意地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经过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协助,国民党的组织、宣传能力显著提升,军事实力迅速增强,很快开始平定两广地区的反革命势力,并准备北伐,从而充分证明了孙中山三大政策的正确。

此后直到逝世,孙中山都坚定地实行三大政策,全力推进国民革命。《致苏俄遗书》正是这一思想的最后宣言。在《遗书》中,孙中山再一次明确重申了中国国民党的革命任务是“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他嘱咐国民党人和革命同志要继续“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并要求国民党与苏联继续“提携”,“合力共作”,努力奋斗救中国,夺取国民革命的最后胜利。最后,《遗书》满怀深情与希望地写道:“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令人扼腕的是,孙中山在《遗书》中的谆谆教诲和殷切期盼并没能马上实现。对于联俄政策,国民党内一直存在分歧。甚至因为国民党右派的阻挠,使《致苏俄遗书》未能与另两份遗嘱同时见报公布,而是3月14日在苏联的《真理报》上首先发表,3月28日才在杭州《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中文本。1927年国民党右派发动反革命政变,公然背叛革命,孙中山的革命理想和事业再化泡影。中国人民继续背负“三座大山”的重压,饱尝苦难,中苏关系也转成相互敌视。但历史的发展不可能掩盖孙中山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远见,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革命先行者的遗志,高举起反帝反封建的大旗,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成了新中国,最终使中山精神得以发扬光大,千古长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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