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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斋志异(蒲松龄著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简称《聊斋》,俗名《鬼狐传》,是中国清朝著名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的意思是在书房里记录奇异的故事,“聊斋”是他的书斋名称,“志”是指记述的意思,“异”是指奇异的故事。全书共有短篇小说491篇(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为494篇)。

它们或者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或者抨击科举制度的腐朽,或者反抗封建礼教的束缚,具有丰富深刻的思想内容。描写爱情主题的作品,在全书中数量最多,它们表现了强烈的反封建礼教的精神。其中一些作品,通过花妖狐魅和人的恋爱,表现了作者理想的爱情

《聊斋志异》全书将近五百篇,内容丰富,主要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是爱情故事,占据着全书最大的比重,故事的主要人物大多不惧封建礼教,勇敢追求自由爱情。这类名篇有《莲香》《小谢》《连城》《宦娘》《鸦头》等。

二是抨击科举制度对读书人的摧残。作为科举制度的受害者,蒲松龄在这方面很有发言权,《叶生》《司文郎》《于去恶》《王子安》等都是这类名篇。

三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和对人民的压迫,极具社会意义,如《席方平》《促织》《梦狼》《梅女》等。 [1]

下表为《聊斋志异》二十四卷抄本的目录,此版本中并无补遗和附录:

爱才

该版本未收篇目海大鱼牛同人等篇目,牛同人为一残缺篇目,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中收录了此二篇。

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等三篇出自乾隆年间黄炎熙的《聊斋志异》选抄本;在张友鹤《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中,因为历史条件有限,无法证实此三篇是否为蒲氏原作,故只是列为附录;后证实,波斯人系明人宋濂所作,见《宋学士全集》卷二十八;猪嘴道人为宋人洪迈所作,载《新校辑补夷坚志志补》卷十九;张牧篇,作者未详,收入元代伊世珍文言小说集《琅记》卷下,明末文言短篇小说集《续艳异编》卷十、《广艳异编》卷二十。

朱其铠《全本新注聊斋志异》以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底本,出版时根据其他诸本为《连城》、《折狱附则》、《乐仲》、《龙戏蛛》增补了“异史氏曰”,《三朝元老》、《盗户》、《阿宝》、《黄将军》增补了“附则”。后修订版时,又根据新近影印抄本《异史》证明《梦狼附则二》(“又邑宰杨公”篇)确为蒲松龄所作,移至正文《梦狼附则》之后。

《聊斋志异》的体式,题材,作法和风格多种多样,思想和艺术境界是不平衡的。就文体来说,其中有简约记述奇闻异事如同六朝志怪小说的短章,也有故事委婉,记述曲微如同唐传奇的篇章。它的文学成就,体现了出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而胜于六朝志怪和唐人传奇的创作特征。

注释:

(1)有版本作“中怪”;

(2)有版本作“某公”;

(3)有版本作“快刀”;

(4)有版本作“江中”;

(5)有版本作“劳山道士”

(6)有版本作“捉鬼射狐”;

(7)有版本作“妾击贼”;

(8)有版本作“驱怪”;

(9)有版本作“鬼”;

(10)有版本作“胡四相公”;

(11)有版本作“济南道人”;

(12)有版本作“农人”;

(13)有版本作“澄俗”;

(14)铸雪斋本该文附于《马介甫》之后;

(15)青柯亭刻本改题“花神”;

(16)有版本作“木雕人”或“木雕美人”;

(17)二十四卷本之卷十一只载“袁宣四言”篇,卷二十载“北直界有堕龙入村”和“章丘小相公庄”篇,铸雪斋本将“袁宣四言”篇附于卷二十两篇之后;

(18)有版本作“研石”;

(19)有版本作“小谢”;

(20)有版本作“邵女”;

(21)有版本作“局诈”;

(22)有版本作“疲龙”;

(23)有版本作“喷水”;

(24)有版本不将《五通》的《又》篇和《青蛙神》的《又》篇单独列为篇目,而是作为附则列于其后;

(25)有版本将《寄生附》单独列为正式篇目;

(26)有版本作“阎罗宴”;

(27)有版本作“放蝶”;

(28)其附则为《晋人》,有版本将其单独列出作为正式篇目。

聂小倩

聂小倩是一个美貌女鬼,生前只活到18岁,死后葬在浙江金华城北的荒凉古寺旁,不幸被妖怪夜叉胁迫害人。后浙江人宁采臣暂居寺院,小倩受妖怪指使,前来谋害,却被采臣的正气打动,便以实相告,助采臣转危为安。采臣也不负小倩重托,助她逃脱魔爪,并收留她侍奉母亲和久病的妻子,小倩勤劳善良,深受宁家人喜爱。小倩因长期接触活人,逐渐犹如常人,宁家人亦绝口不提她的身份。宁妻病逝后,小倩嫁给宁采臣做鬼妻,之后,又指点采臣除掉前来报复的金华妖怪。几年后,宁采臣考中进士,小倩也生下一子,宁采臣还纳一小妾,小倩、小妾又各生一子,三个儿子长大后也都成了有名望的人。 [2]

宁采臣,浙江人,为人慷爽正直。某日他借宿浙江金华北郊的一座古寺,先后结识陕西剑客燕赤霞和女鬼聂小倩。聂小倩被夜叉妖怪驱使害人,但本性善良,不愿助纣为虐。妖怪欲杀害宁采臣,幸在聂小倩和燕赤霞帮助下躲过一劫。宁采臣也助聂小倩逃离魔掌,并收留她侍奉母亲和久病的妻子。宁妻病逝后,宁采臣娶聂小倩作鬼妻。后在聂小倩指点下,宁采臣用剑袋消灭夜叉。几年后,宁采臣考中进士,聂小倩也生下一个儿子。之后他还纳了一个小妾,小倩、小妾又各生一子,一家人其乐融融,三个儿子长大后也都成了有名望的人。 [3]

燕赤霞

燕赤霞是一位降妖除魔的侠义之士,为人正气凛然,宽和从容,颇有仙风道骨之姿,是一位性格怪异的降魔者,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 [4]

黑山老妖

黑山老妖是妖魔两界之王,黑山也是个千古伤心者,莫问爱,莫问情,过去不再寻,爱过方知情重,一切只因有爱有情。我爱你,你却不爱我,我为爱成魔。据说黑山老妖是怨气与恨凝结所化。很久以前他本来是一个懵懂的少年,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可是突如其来的事情变故让他承受不了重大的打击,没有办法,唯有离开。却因狠心大作怨气太重,本想复仇,想来想去算了罢了,与其遗恨终生,不如选择原谅,居住一座万物不生、荒无人烟的万妖山,是万妖群魔之首。 [5]

辛十四娘

辛十四娘是一个一心为苍生奉献的小狐妖,红衣佳人,长得如同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子,虽身为狐妖,但心地善良,与狐狸父亲及十八个姐妹一同寄住禅院之中,因在十九个姐妹中排行第十四,故名。她着意行善积德,以助人为乐、修道成仙为志,希望追求精神层面的超脱。 [6]

《聊斋志异》一书揭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政治腐败、官贪吏虐、豪强横行、生灵涂炭,都在《聊斋志异》中有所反映,揭示了人民痛苦生活的原因主要来自贪官污吏。

《聊斋志异》在暴露统治阶级贪暴不仁的同时,还写出了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斗争,对他们表示深切的同情。其中有“大冤未伸,寸心不死”的席方平(《席方平》);有最终变成猛虎,咬死仇人的向杲(《向杲》);有直人阴间、杀死两吏卒的王鼎(《伍秋月》)。这些具有反抗精神的人物形象在激发被压迫者的斗争意识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聊斋志异》的另一重要内容是揭露了科举考试的种种弊端。蒲松龄才华过人却名落孙山,他对科场的黑暗、考官的昏聩、士子的心理等都非常熟悉,所以写起来能切中要害,力透纸背。通过一些梦幻的境界,作者嘲笑了那些醉心功名利禄的士子。 [7]

一是采用传奇的方法来志怪。传统的志怪小说,大抵叙述鬼神怪异之事,篇幅短小又仅“粗陈梗概”,语言简约而显露不出文采。而唐代的传奇小说则“叙述宛转,文辞华艳”,小说的主体是人间人事人情人态。蒲松龄借用传奇的特长,来写花妖狐魅,使小说内容精彩且充实,情节离奇而生动,展现出极其迷幻曲折的色彩。

二是情节委曲,叙次井然。《聊斋志异》增强了小说的艺术素质,丰富了小说的形态、类型。小说的要素之一是故事情节。文言小说演进的轨迹之一便是由粗陈梗概到记叙委婉。《聊斋志异》中精心结撰的故事多是记叙详尽而委曲,有的篇章还特别以情节曲折有起伏跌宕之致取胜。如《王桂庵》写王桂庵江上初逢芸娘,后沿江寻访苦于不得,再后偶人一江村,却意外地再见芸娘,却又由于一句戏言,致使芸娘投江;经年自河南返家,途中又蓦地见到芸娘未死,好事多磨,几乎步步有“山穷水复,柳暗花明”之趣。《西湖主》写陈弼教在洞庭湖落水,浮水登崖,闯人湖君禁苑、殿阁,本来便有“犯驾当死”之忧,又私窥公主,红巾题诗,到了行将被捉、必死无疑的地步,却陡地化险为夷,变凶为吉,做了湖君的乘龙快婿,极尽情节腾挪跌宕之能事,可以说情节的趣味性胜过了内容的意义。然而,这也只是作者创作的一种艺术追求,《聊斋志异》里也有不重故事情节、乃至无故事性的小说。《婴宁》有故事情节,但作者倾力展示的却是婴宁的性格,其他的人物,如为她的美貌倾倒而痴情追求的王子服,以及她居住的幽僻的山村、长满花木的院落,都是为烘托她那种近于童稚的绝顶天真而设置的;人世以后受礼俗的束缚,“竞不复笑”,也是意味着原本天真的消失。这篇似可称做性格小说。

《绿衣女》写一位绿衣长裙的少女进入一位书生的书斋,发生的只有平淡而不俗的欢娱情状,没有故事性,结尾处一个小波折,是要显示少女原是一个蜜蜂精,似乎可称做散文式小说。许多篇幅不太长的篇章,只是截取生活的一个片段,写出一种情态、心理。如《王子安》写的是一位秀才应乡试后放榜前醉卧中瞬间的一种幻觉:听到有人相继来报,他已连试皆中,不禁得意忘形,初而喜呼赏钱,再而要“出耀乡里”,受到妻子儿子的嘲笑。《金和尚》没有事件,无情节可言,而是零星写出一位僧侣地主的房舍构造、室内陈设、役使仆从、出行等方面的情况,以及死后殡葬盛况,更像是一篇人物特写。《聊斋志异》里作品类型的多样化,既表明作者仍然因袭了旧的内涵无明确界定的小说观念,所以其中也有简单记事的短篇,但也表明作者又有探索性的创造,增添了不专注故事情节的小说类型。

《聊斋志异》中许多优秀的作品,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更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作者对各类人物形象,都描写出其存在的环境,暗示其原本的属性,烘托其被赋予的性格。如《莲花公主》写主人公的府第:“叠阁重楼,万椽相接,曲折而行,觉千门万户,迥非人世。”依蜂房的特征状人间府第,莲花公主之为蜂王族属便隐现其中。《连琐》开头便写杨于畏“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为鬼女连琐的出场设置了阴森的环境。《婴宁》中婴宁所在幽僻山村、鸟语花香的院落、明亮洁泽的居室,一一描绘如画,又与她的美丽容貌、天真性情和谐一致,带有象征意义。写人物活动时具体生动,映带出人物的情态、心理,也是以往的文言小说所少有的艺术境界。如《促织》写成名在县令严限追比的情况下捕捉促织、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与人斗促织两个情节,细致入微,令读者如亲见,为之动容。《花姑子》写花姑子情注少年,煨酒沸腾,自掩其情,惟肖惟妙,情趣盎然。《聂小倩》写鬼女聂小倩初入宁采臣家对婆母之戒心能理解承受,尽心侍奉,对宁采臣有依恋之心,却不强求,终于使婆母释疑,变防范为喜爱,富有浓郁的生活内蕴,展示出女子的一种谦卑自安的性情。在一些篇章中还突出地描绘出一种场面,发挥不同的艺术功用:《晚霞》中水宫的各部舞队的演习,是为男女主人公提供感情交流的机遇;《劳山道士》中劳山道士宴客的幻化景象,是对心地卑微的王生“慕道”之心的考验和诱惑,也成为情节转折的契机;《狐谐》重点叙写的是狐女与几位轻薄书生相讥诮的对答场面,不露其形貌,只由其言语、嬉笑之声,便刻画出一种爽快、机敏而诙谐的性格。《聊斋志异》使小说超出了以故事为本的窠臼,变得更加肥腴、丰美,富有生活情趣和文学的魅力。

作者反对“硬铺直陈”,加之写的是花妖鬼狐之事,便于驰骋想象,所以许多作品情节怪异谲诡,变幻莫测,极尽腾挪跌宕之能事。同时,它们也有自身的逻辑性,合乎人情物理。 [8]

三是描写丰美,形象生动。较之以前的文言小说,作品加重了对人物环境、行动状况、心理表现等方面的描写。如《连琐》开头便写杨于畏“斋临旷野,墙外多古墓,夜闻白杨萧萧,声如涛涌。”为鬼女连琐的出场设置了阴森的环境。《红玉》写红玉初见冯相如:“一夜,相如坐月下,忽见东邻女自墙上来窥。视之,美。近之,微笑。招以手,不来亦不去。固请之,乃梯而过,遂共寝处。”生动地表现了两情相悦的情景。

四是语言精练,词汇丰富,句式富于变化。如《婴宁》中,写婴宁爱笑,就用了“笑容可掬”、“嗤嗤笑不已”、“笑不可遏”、“复笑不可仰视”、“大笑”、“笑声始纵”、“狂笑欲堕”、“且下且笑”、“微笑而止”、“室中吃吃皆婴宁笑声”、“浓笑不顾”、“孜孜憨笑”、“笑处嫣然”、“笑极不能俯仰”、“放声大笑,满室妇女为之粲然”,总共不下二十余处,但无一处相同,各有特色,且符合不同的情境。 [8]

《聊斋志异》将中国古代文言短篇小说发展到了一个新高度,从此以后,文言小说就雄风难再了。《聊斋志异》之后,虽有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等,但已难成气候。

《聊斋志异》一问世,就风行天下,翻刻本竞相出现,相继出现了注释本、评点本,成为小说中的畅销书。文言小说也因此出现了再度蔚兴的局面。这时产生的一大批文言小说专集中,沈起凤的《谐铎》、和邦额的《夜谭随录》、浩歌子的《萤窗异草》等是传奇体为主的笔记小说,大都作品都是模仿《聊斋志异》之作。无论是思想内容,还是艺术水平都不及《聊斋志异》。 [8]

从20世纪20年代起,便出现了根据该小说原本改编的影视剧,约有70多个版本。 1927年,香港导演黎北海根据《聊斋胭脂》篇改编的同名电影上映;20世纪60年代,香港导演唐煌陆续拍摄了《聊斋志异》、《聊斋志异续集》、《聊斋志异三集》,每部剧集选取原著几个故事进行改编;20世纪六七十年代,香港著名导演李翰祥陆续拍摄了《倩女幽魂》、《辛十四娘》、《鬼狐外传》、《鬼叫春》等电影;20世纪八九十年代,香港武侠片导演程小东,陆续执导拍摄了《倩女幽魂》、《倩女幽魂2:人间道》、《倩女幽魂3:道道道》,由王祖贤、张国荣、梁朝伟等主演;1994年,导演张刚分别拍摄了《聊斋传奇》和《聊斋喜剧系列》。

到了21世纪,对于《聊斋志异》的影视改编也从未止步。较为知名的电视剧有2003年由中国内地、港台、新加坡等多地区合拍的40集古装魔幻爱情电视剧《倩女幽魂》,该剧根据《聊斋聂小倩》改编而成,由李慧珠等导演,陈十三担任编剧;2005年始,中国内地分别推出了四部相关剧集,依次是《新聊斋志异》(2005年,吴锦源执导)、《聊斋二》(2006年,成志超导演)、《聊斋三》(2010年,陈亚洲,黄祖权等导演)、((聊斋四》(2014年,黄祖权、蓝志伟等导演),以上各版本不以恐怖为主,走时尚路线;2007年,由上海唐人出品、李国立导演的38集电视剧《聊斋奇女子》,分“连城”、“侠女”、“辛十四娘”、“宦娘”四个篇章,通过几位奇女子富有传奇色彩的命运,讲述了四段凄美动人的奇幻故事。

此外,还有大量根据原著单篇作品改编的影视作品,如《阴阳判官》、《花姑子》、《龙飞相公》、《白秋练》、《鬼妹》、《连琐》、《侠女》、《香玉》、《阿绣》、《画皮》、《聊斋狐仙》、《非狐外传》、《捉妖记》等。 [9]

蒲松龄的同乡好友王士祯则为《聊斋志异》题诗:“姑妄言之姑听之,豆棚瓜架雨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诗(时)。”士祯对《聊斋志异》甚为喜爱,给予极高评价,并为其作评点,甚至欲以五百两黄金购《聊斋志异》之手稿而不可得。但此书也有不合常理之处如:《医术》中载:“有病伤寒者,言症求方。张适醉,误以疟剂予之。醒而悟,不敢以告人。三日后有盛仪造门而谢者,问之,则伤寒之人,大吐大下而愈矣。”根据现代医学,伤寒最忌腹泻。

纪晓岚:“留仙之才,余诚莫逮其万一。” [10]

冯镇峦〈读聊斋杂说〉:“聊斋非独文笔之佳,独有千古,第一议论醇正,准情酌理,毫无可驳。如名儒讲学,如老僧谈禅,如乡曲长者读诵劝世文,观之实有益于身心,警戒顽愚。至说到忠孝节义,令人雪涕,令人猛醒,更为有关世教之书。” [11]

陈廷机《聊斋志异》序:“亦以空前绝后之作,使唐人见之,自当把臂入林,后来作者,宜其搁笔耳。” [12]

鲁迅评:“《聊斋志异》虽亦如当时同类之书,不外记神仙狐鬼精魅故事,然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 前;又或易调该弦,别叙崎人异行,出于幻灭,顿入人间;偶叙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明末志怪群书,大抵简略,又多荒诞不情;《聊斋志异》独于详尽之处,示以平常,使花妖狐魅,多是人情,和易可亲,忘为异类,而又偶见鹘突,知复非人。”

鲁迅曾经说过,《聊斋志异》是“用传奇法,而以志怪”。细按原意,当是指用传奇的表现手法,来表现志怪式的题材或内容,也就是接受了它之前的这种文言小说的优点,所以鲁迅把它列入了“拟晋唐小说”,正确地指出了它的渊源。

鲁迅从12岁就读这部书,1921年在《唐传奇体传记(下)》中写道:“清蒲松龄作《聊斋志异》,亦颇学唐人传奇文字,而立意则近于六朝之志怪,其时鲜见古书,故读者诧为新颖,盛行于时,至 今不绝。”

张爱玲早期以婚姻家庭为题材的作品也明显受《聊斋志异》的影响。她在散文《天才梦》中说:“直到现 在,我仍然爱着《聊斋志异》与俗气的巴黎时装报告,便是为了这种有吸引力的字眼。” [13]

郭沫若评价说:“写鬼写妖高人一等,刺贪刺虐入骨三分。”

老舍评价说:“鬼狐有性格,笑骂成文章。”

莫言曾说他的文学创作受《聊斋志异》影响很大,“我写的《红高粱》一书中,‘我奶奶’这个形象的塑造其实就是因为看了《聊斋志异》才有了灵感。”其实,不独莫言,许多文学大师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聊斋志异》的影响。

半部手稿本

(辽宁省图书馆藏)

《聊斋志异》为蒲氏一生得心血所萃。作者从青壮年时代,就从事资料得搜集和写作,正如他的挚友唐梦赉在序言中所说的:“于制艺举业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由于作者广泛取材,于是“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从稿本所记故事情节的时间(最晚时间是清康熙四十六年的《夏雪》《化男》篇,蒲氏时年67岁)和稿本修改情况分析(除个别篇章、条目有修改外,其余大部分是誊写工整的),当是作者晚年最后的修订稿本。所以,他的儿子蒲箬等所作的祭文都说:“暮年著《聊斋志异》。”
  《聊斋志异》除《考城隍》篇首行标有“聊斋志异一卷“外,其余各册各页都没有卷次,由于稿本的历次重装和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致使该书卷数颇为混乱,如蒲立德在序中称16卷,蒲箬等“祭父文”和张元所作“墓表”均称八卷。蒲箬、蒲立德等是他的子孙,并还共同生活过一段时期,他们对前辈写作情况,应该是十分了解的,并且还目睹和长期保存了这一手稿,为什么对原稿卷数的提法,如此莫衷一是?这只能从稿子的原装和改装,以及中国古代以册作卷的习惯提法去理解。因此,为尊重作者和原稿实际情况,本书称“不分卷”是比较恰当的。
  本稿曾经王士祯批评。淄川人王培荀对王氏评阅经过作过介绍:“《志异》未尽脱稿时,王渔洋先生士祯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见《乡园忆旧录》)至于王渔洋书评的价值如何?过去就有不同的看法,如涪陵冯镇峦说:“此书评语亦只循常,未甚搔着痛痒处,聊斋固不以渔洋重也。”(见《读聊斋杂说》)尽管如此,以渔洋先生当时在文坛所处的地位而言,有他的书评,无疑能增加《聊斋》在中国文学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这部手稿能保存下来,也有它一段曲折而又艰辛的过程。稿成后,由于蒲氏家道贫寒,后裔也“无力梓成”,一直藏在家中,亲朋好友(如唐梦赉、济南朱氏等)都曾向他借抄过,后来,越传越广,竟到了“人竟传写,远迩借求”的程度。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莱阳人赵杲刻《聊斋志异》,就是据传抄本刊刻的。后来传至同治年间,蒲氏七世孙蒲价人(字硕庵),将稿本带往东北沈阳,其子英灏后供职清盛京将军依克唐阿幕中,曾将半部手稿借给依克唐阿阅读,依克唐阿因事赴京城不幸染病身故,又适值当时遽遭庚子八国联军侵华之乱,致使其所带去的半部手稿失亡。民国廿三年(1934年)《北平晨报》曾报道过如下消息:苏联科学院远东分院图书馆藏有蒲留仙《聊斋志异》原稿46卷。这是否就是那亡佚的半部手稿呢?可惜一直未能得到进一步证实。尚存的半部手稿传至民国蒲氏后裔蒲文珊,除《聊斋行乐图》(长六丈)被其叔父蒲英芳变卖外,原稿在

1948年东北西丰解放后,当地人民政府县长刘伯涛同志下乡检查土改工作时,蒲文珊乃将此手稿交给他转赠中央文化部,归北京图书馆收藏,后又转交辽宁省图书馆珍藏至 今。
  全书共分八册,共四百页,除三篇序文外,尚收文237篇(重《猪婆龙》篇,《木雕美人》篇有文无题),除《牛同人》残篇外,其余各篇均散见于各种刊本、手抄本及补遗本中。本书是研究《聊斋志异》的第一手材料,从原稿可见作者的构思和修改的思想发展过程,同时也可校正各种刊印本的讹夺,具有重要的文学艺术价值。
  本书在民国廿二年(1933年),曾为伪满袁金铠,用珂椤版选印了其中24篇,书名《选印聊斋志异原稿》,后附有史锡华的校勘记一卷。建国后,为了继承和发扬古代优秀文化遗产,北京文学古籍刊行社,于1955年据半部原稿影印出版。 [14]

康熙抄本(残)

(山东博物馆藏)

这是直接据手稿本过录的本子,分册情况、篇目次序,与手稿本全同。
  文中避康熙讳,不避雍正、乾隆讳,纸张变黑发脆,显系康熙间抄本。很可能是蒲氏生前朱缃家据手稿本过录的。
  此本今存四整册,另两残册,共250篇。与现存半部手稿本重复者两册,即第一册、第三册(首篇为《酒虫》)。

铸雪斋抄本

乾 隆十六年历城张氏铸雪斋抄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
  这是现存较完整的早期抄本之一。抄者是历城张希杰,字汉张,号练塘,铸雪斋是他的斋名。他原籍浙江萧山,落籍历城。少有才华,曾受业于泰安赵国麟。由于屡试都名落孙山,在人生的坎坷道路上,历尽艰辛,曾撰“铸雪斋赋”,以发泄其功名不就、郁郁不得志的悲愤。这个本子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下、晚年据朱氏本抄录的。
  历城朱氏(也有称济南朱氏),是清初名宦朱宏祚、朱纲的家族,朱缃与蒲松龄关系密切,在诗词上时相唱和,蒲氏本人还亲自到过朱府。朱氏早期曾有过《聊斋志异》的抄本,后来亡佚。雍正元年,朱氏又通过张元的儿子张作哲(字仲明)借得原稿抄录了一个本子,书中有署名“殿春亭主人跋”,详记此书抄写经过。张希杰与朱氏后裔关系也不错,能借到抄本过录那是很自然的。
  由于朱氏抄本源出手稿,在稿本仅存半部、朱氏抄本又亡佚的情况下,它无疑是研究《聊斋志异》的重要参考资料。卷首除有原稿三篇序外,还有渔洋老人王士祯、昆仑外史张笃庆、橡村居士朱缃、练塘渔人张希杰以及寄庐氏董元度等的题辞,卷末附有殿春亭主人跋和张氏自跋。全书共分12卷,收文488篇,其中有目缺文14篇,比原稿增补了近一倍,也较后来的赵氏青柯亭刻本多出49篇,在文字和各篇的编排次序上,与稿本基本一致。1974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曾据此本影印出版。

二十四卷抄本

旧抄本二十四卷本(山东人民出版社藏)

此书是佚名氏抄写的二十四卷本。在早期流传的抄本中,只有八卷、十二卷和十六卷本,未见有二十四卷本。这个抄本是1962年在淄博市周村附近首次发现的。全书收文474篇,在文字和篇目上,与铸雪斋抄本比较,均有不同。文中避乾隆帝“弘”字讳,另据其它材料推断,这个手抄本可能抄于乾隆十五年至三十年之间,也不排除是清道光同治年间据乾隆本过录,确切的抄写时间,尚待进一步考证确定。由于它是一个珍贵难得的抄本,为研究《聊斋志异》,提供了新的宝贵资料,1980年由山东齐鲁书社胶版影印出版。

黄炎熙选抄本

乾隆黄炎熙选抄本(四川大学图书馆藏)
  本书亦为早期传抄本之一。扉页左题:淄川蒲留仙先生著,中篆书大字款:聊斋志异。右下题:榕城黄氏选尤。原书共分12卷,现存卷一、卷三至十一共10卷,每卷目录下均署:“古闽黄炎熙斯辉氏订”九字,据说此书原为山阴谢桐生收藏,咸丰年间携书入川。内有《猪嘴道人》、《张牧》、《波斯人》三篇为他本所无。

清初抄本《异史》

这是《聊斋志异》的一个别书名。《聊斋志异》究竟有没有别名?据青柯亭本“刻聊斋志异例言”记载:“本编初稿名鬼狐传。后先生入棘闱,狐鬼群集,挥之不去。以意揣之,盖耻禹鼎之曲传,惧轩辕之毕照也。归乃增益他条,名之曰志异”。可能,从初名“鬼狐传”到定名“聊斋志异”,这其中还有一个过程。
  原书不少篇章后有“异史氏曰”,这是蒲松龄的自称。如在“张诚”篇后有:“异史氏曰:‘余听此事至终,涕凡数堕。。’冯镇峦评曰:‘柳泉善堕,柳泉至性为之也。。’”但《异史》是否真是《志异》别名。现尚无确凿证据。
  本书封面左题:“康熙巳未”;中题:“异史”;右下题:“聊斋焚余存稿”。各卷卷端书名均题“异史”。前有康熙己未紫霞道人高珩序,首句题:“史而曰异。。”。继有壬戌唐梦赉序及聊斋自序、高凤翰跋。卷末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题诗。
  全书分18卷,收文484篇,虽较张氏铸雪斋抄本少数篇,但该本有目缺文14篇,此本独全。文中胤、真,皆避讳缺笔。原书解放后由北京中国书店购得,后下落不明。

青柯亭刻本

乾隆三十一年赵起杲青柯亭刻本(山东省图书馆等藏)此书乃现存最早的刊本,但它距作者蒲松龄殁后已整整半个世纪。初刻者为赵起杲(字清曜,山东莱阳人),续刻乃知不足斋主人鲍廷博。其时赵清曜官浙江睦州州判,采集了郑方坤(字荔芗,闽人,曾官兖州、沂州知府)、周季和(闽人,曾肄业于济南泺源书院)等人收藏的抄本编排刻印。然工未竣而赵氏病故,其弟亭邀鲍廷博继其业始成。原据底本为16卷,经过选辑为12卷,后来赵氏又感未能窥全豹为憾,“再阅其余,爱莫能舍,遂续刻之”。最后,仍刻为16卷。可能由于这个原故,致使该本与稿本、铸雪斋印本,在全书目次编排上,有较大的变动。
  全书共收文425篇(比铸雪斋本少49篇,但可补其缺者5篇),篇目虽然不算完整,然而重要的名篇,都已囊括在内。在文字上,与稿本相比,个别地方虽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仍不失其原意,基本相同。因是初刻,对《聊斋志异》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作用,致使后来的各种印本,纷纷据以评、注和翻刻。就青柯亭本而言,前后经过几次修改翻刻,出现了几种不同的本子,且较容易混淆,现将几种版本举例如下:

(一)青柯亭初刻本。本书扉页上款题:“淄川蒲留仙著”,中款大字隶书:“聊斋志异”,下款题:“青柯亭开雕”。卷首有余集序、赵起杲序,次有高珩序、唐梦赉序,继有聊斋自志、淄川县志聊斋小传、刻书例言、16卷总目;卷末有乾隆五年蒲立德识语。半页19行,行21字,小黑口,左右双边。

(二)杭州油局桥陈氏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相同,扉页题:“乾隆乙己年重镌、青柯亭藏版。”在卷首余集序末页刊:“杭州油局桥陈氏刊”一行小字,另在唐梦赉序言之后、诸家题辞之前,刊有“得闲居士鲍廷博的《刻聊斋志异纪事》”,此文详记本书刊刻的经过。
  (三)乾隆乙卯重刻本。这个本子行款、边栏和初刻本也完全相同,扉页上也有“青柯亭藏板”标记,但没有鲍氏“刻聊斋志异纪事”一文,也没有“杭州油局桥陈氏刊”字样,只是在卷五第九、十两页的版心下刻有“乙卯重刊”四个小字。
  (四)还有一个本子,从内容、形式、字体等方面与乙卯重刊本一致,只是没有“乙卯重刊”几字而已。
  上述几个本子,书的形式大体相同,但内容已有差异,有个别篇目,甚至彼此不同,如一本有《夏雪》而无《蚰蜒》,而另一本却有《蚰蜒》而无《夏雪》,还有的本子文目不全,有少文缺目等诸如此类的现象。如不细加鉴别,是很容易统统误认为“青柯亭本”的。

何守奇评本

(北京图书馆藏)
  此书是以青柯亭本为基础的评本,评者何守奇,广东南海人(生平待考)。原书前有唐梦赉、赵起杲、高珩序,赵本刻书例言、聊斋自志、聊斋小传,继有王士祯、张笃庆、朱缃等人题辞,卷末有蒲立德跋,独未有何守奇序跋。全书共16卷,版心下刻“知不足斋原本”,可知其是青柯亭本的体例。扉页左题:道光三年新镌,中款:批点聊斋志异,右下题:经纶堂藏板。此书后在道光十五年,又由天德堂重刻,版心下亦镌“知不足斋原本”。并有道光己未绣谷杨慎修题辞。

吕湛恩注释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头一个为《聊斋志异》作注本。注者吕湛恩未见史籍记载,但可从梁溪蔡培的序中略知其梗概:吕湛恩,字叔清,号坦垒居士,山东文登人,髻年应试受知于阮芸台先生,补博士弟子员,因屡不第,遂立志为“聊斋”作注,以发其抑郁之气,历三年而书成(即道光五年)。吕注止于考证章句典据,而不评文字的工拙。如书中人物的简历、词条的旨意和出处、某字的音读字义等等,这对阅读者,大有裨益。该本注释较详,尤其山左的人和事,盖其为当地人之故。其注有讹误或有应注而未注之处。此本只刊注释,不载原文。未几,魁文堂又增注补一卷重刻。延至道光二十三年广东五云楼始将吕注与原文合刻,道光二十六年,三让堂又重刻之。吕氏注本影响较大,后来诸家坊本多采用其注刊刻。光绪初年,铁城广百宋斋和上海同文书局、鸿宝斋等又继出绘图本。

何彤文刻何垠注释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继吕氏注之后第二个注释本。何垠字地山,江宁人,生平不详,据陈元富序云:“何君擅文思杰笔,多精言,每咏必示之,好书必竟读,最爱词。”何垠为什么作注,在他的自序中也有说明:“读聊斋志异,即以无注释为憾,嗣见吾友亦言,用择其一二易知者,勉为考订,游幕中岁月五,集成卷帙。”何注兼重音读,这比吕注又进了一步。但是,也因何垠未见到吕注本,所以,书中有注重的地方。何、吕两人注释,各有特点和长处,惟吕注毕竟比何注详细,因而何注本翻刻不多,流通也不太广。本书分上下栏,上栏注释,下栏原文。前有何垠、沈道宽、陈元富等序,还有何彤文跋,扉页题:道光己亥,板存花木长荣之馆。故又有称:花木长荣之馆刻本。

但明伦评朱墨套印本

(山东省图书馆等藏)

这是继王、何之后又一评本。但明伦,贵州广顺人,其传见《广顺州志》。书中自序,他在嘉庆二十四年入“词垣,先后典楚浙试”,并曾在两淮运署做过官,因读《聊斋志异》,不忍释手,遂“取是书随笔加点,载以臆说,置行箧中,为友人王堂等见而使之,谓不独揭其根柢,于人心风化,实有裨益。嘱付剞劂未果。兹奉命■任江南,张桐厢观察、余瀛仙主政,叶素庵孝廉诸友,复怂刊布,以公同好”。全书卷数篇目,依原赵氏青柯亭本,并以墨印正文朱印评语两色套印,更显条理清晰。但评历为人们重视,影响较大,后来印本,多所翻刻。此书虽刻印于道光,后两遭兵燹,失落颇多。咸丰初,穆棣园曾补版校订之。

四家合评三色套印本

(四川省图书馆等藏)

本书首次汇刻王士祯、冯镇峦、何守奇、但明伦四家评语于一本。王、何、但三家评已志于前,惟冯评未见披露。冯镇峦,字远村,四川涪陵人,据喻序介绍,他曾“一官沈黎,寒毡终老”,大概也是个终身不得志的文人,曾著有《晴云山房诗文集》、《红椒山房笔记》、《片云诗话》等刊行于世。冯氏作评于嘉庆二十三年,其自称:“予尝评阅数过,每多有会心别解,不作泛泛语,自谓能抓着作者痛痒处。”他作评的方法也很奇特,“每饭后、酒后、梦后、雨天、晴天、花天、或好友谈后、或远游初归,辄随手又笔数行,皆独具会心,不作公家言”。冯氏还写有《读聊斋杂说》一文,对“聊斋”其书和各家评论,作了全面、概括的论述。后来,曾有人对比评论:“渔洋评太略,远村评太详,渔洋是批经史杂家体,远村似批文章小说体,言各有当,无取雷同。然聊斋得远村批评一番,另长一番精神,又添一般局面。”冯氏作评后,甚得建南黄观察赏识,曾想刊行而未成,后仅以传抄的形式在四川一带广为流传,直至光绪十七年,始为合阳喻汇四家评于一本而刊行之。全书共为16卷,书分上中下三栏,上中二栏刊评语,下栏刊正文,前有“合阳喻氏校刊”牌记,光绪末年,重庆一得山房又据此本重刻。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

聊斋志异会校会注会评本,或简称为“三会本”、张友鹤著,收录491篇,中华书局1962年初版,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四册,后又曾相继出过上下二册的精装本以及普及本等。

张友鹤先生以半部手稿本和铸雪斋抄本为主要底本详尽会校、会评和会注的“三会本”,为《聊斋志异》的研究起了开创性作用。上世纪60年代由中华书局出版后,便备受学者专家和读者的关注,迄今此一版本仍有相当参阅价值。限于时代条件,当时未有机会见到后来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以及更全和更为接近原稿的《异史》,因而此一版本的缺点和不足也就显露出来。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朱其铠著,三册,494篇,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后曾多次印刷。

朱其铠六十年代初开始整理、研究《聊斋志异》,曾参加当时山东省所承担的研究项目“聊斋志异选注”的校勘 和注释工作;后来,完成的书稿毁于“文革”。十年动乱后,重新对《聊斋志异》作选编评注和全书整理工作,先后整理出版《聊斋志异选》(合作)和《全本新注聊斋志异》 (主编)两部书稿。1984年出版的选注本,选录长文百篇,每篇作祥注、简评。1989年出版的全注本,注文约八十万字,其底本和校本 均用抄本,个别文字参校刻本,较之“三会本”,计增补“异史氏曰” 八条,增补“附则”三条(至 今修订版又新增一条),全书共收494 篇,附录佚文四篇(修订版改为三篇)。《全本新注聊斋志异》是建国后,《聊斋志异》第一个全新注本,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任笃行会校会评,三册,精装,山东齐鲁书社2000年出版。

《聊斋志异》手稿在辽宁博物馆展出

《聊斋志异》手稿是由蒲松龄后人捐赠给国家,现存于辽宁省图书馆,并已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15]

蒲松龄(1640年-1715年),字留仙、一字剑臣,号柳泉居士,世称“聊斋先生”,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洪山镇蒲家庄人,清代文学家。出生于一个逐渐没落的书香家庭,但功名不显。

父蒲盘弃学经商,然广读经史,学识渊博。

蒲松龄19岁时,以县、府、道三个第一考取秀才,颇有文名,但以后屡试不中。

20岁时,与同乡学友王鹿瞻、李希梅、张笃庆等人结“郢中诗社”。后家贫,应邀到李希梅家读书。

31-32岁时,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好友孙蕙邀请,到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做幕宾。这是他一生中唯 一的一次离乡南游,对其创作具有重要意义。南方的自然山水、风俗民情、官场的腐败、 人民的痛苦,他都深有体验。还结交了一些南方下层歌女。

北归后,以到缙绅家设馆为生,主人家藏书丰富,使他得以广泛涉猎。

61岁撤帐归家,过了一段饮酒作诗、闲暇自娱的生活。一生热衷科举,却不得志,

71岁时才援例成为贡生,因此对科举制度的不合理深有体验。加之自幼喜欢民间文学,广泛搜集精怪鬼魅的奇闻异事,吸取创作营养,熔铸进自己的生活体验,创作出杰出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以花妖狐魅的幻想故事,反映现实生活,寄托了作者的理想。

除《聊斋志异》外,还有文集4卷,诗集6卷;杂著《省身语录》、《怀刑录》等多种;戏曲3种,通俗俚曲14种。经人搜集编定为《蒲松龄集》。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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