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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泽南(湘军重要创始人之一)

罗泽南(1807年1856年),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 [1] 又字子畏 [2] 湖南省双峰县人。晚清湘军将领、理学家、文学家。生于清仁宗嘉庆十二年(1807年),咸丰元年(1851年)由附生举孝廉方正。少年时代就怀有大志,喜欢研读理学著作。太平军进犯湖南后,罗泽南从咸丰二年(1852年)开始以在籍生员的身份率生徒倡办团练, 次年协助曾国藩编练湘军。自此率湘军转战江西、湖北、湖南三省。因战功卓著,历迁任知县、同知、道员(加按察使衔)。

罗泽南是湖南理学经世派的主要人物,一面反复研读“性理”,一面“究心水利、边防、河患等书”。对“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罗泽南的诗是湖湘诗派的重要代表,其文是桐城派之嗣响湘乡文派的典范之作,因之,称他为文学家是当之无愧的。

咸丰六年(1856年)在进攻武昌之战中,罗泽南中弹伤重而死。咸丰帝下诏以巡抚例优恤,谥号忠节,加巴图鲁荣号,建专祠奉祀。

嘉庆十二年(1807年)十二月,罗泽南生于湖南省双峰县,罗泽南从小聪明敏慧,四岁始识字,六岁入私塾,过目成诵。罗泽南的祖父罗拱诗(字六艺,人称六艺公),是一位勤劳朴实而又非常重视送儿孙读书的乡村小知识分子,他很钟爱罗泽南,对罗泽南常抱振兴门庭之厚望。这时祖父年近七旬,家业零落,四壁萧然,一家人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 [3] 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他十一岁时学作对联,所作颇有奇气。所居之地有一个药房,旁边是染房,他为之撰联:“生活万家人命,染成五色文章”,听见的人没有不赞叹的,此联既写实,又抒怀,不同凡响,因而脍炙人口。 [3]

道光元年(1821年),罗泽南十四岁读《左传》,常常自己命题,仿其篇法作文,如战、守、攻、取之类。凡是读他的文章之人,都能看出他的胸中所蕴蓄的智谋远远超过别人。罗泽南自少年时代作文章即不求与时局相合,其中义理充足,人们都不能测出其胸怀气度之广阔。

道光五年(1825年),罗泽南的母亲去世。在此之后的十年里,他先后失去了包括兄嫂、祖父和三个儿子在内的9位亲人。妻子因为接连丧子,悲伤过度,两只眼睛全都失明,耳朵也重听,疾病缠身。 [4] 罗泽南自己也多有疾病,腰背酸痛不休,由于家贫,又不能买药给自己治病。对于亲人的相继离世,他感到十分悲痛,于是在《殇侄殇子哀辞》一文中写下:“恍恍惚惚,迷迷离离,是血是泪,终莫能辨。呜呼痛哉,呜呼痛哉!”罗泽南并没有因为这些悲惨的遭遇而一蹶不振。他坚持一面教书谋生,一面夜以继日地苦读。尽管很多人劝他“为工为商”,但他始终勉强支持家庭,不为世俗所动,还常常以“何妨年少历艰辛”自励。罗泽南这种清苦自励的品格很大程度上是来自祖父的影响。祖父罗拱诗自幼家贫,靠替人打理生意为生。他虽然没有读过什么书,却深以没有读书学习为遗憾之事。因此,他千方百计供后人读书,不管日子如何艰难,他都不肯让孙子辍学去学习其他的谋生技艺。而罗泽南对于祖父的教诲也是十分感激:“先大父之所以贻我后人者至矣。积累之厚,曷其有极!” [5]

道光六年(1826年),他十九岁的时候应童子试不第,回到家中教授讲学,开始了长达28年的设馆教书生涯。他先后在同里、湘乡县城、长沙等地坐馆。其教授内容与方法别具一格,不仅应举业,而且授之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和经世致用之学,既习文,又习武,因此学子云集。他先后培养了王、李续宾李续宜李杏春蒋益澧刘腾鸿杨昌、康景晖、朱铁桥、罗信南、谢邦翰、曾国荃曾国葆等高足。后来这些学生大多成为湘军名将,成为中国历史上“书生领兵”的一大景观。 [6]

道光十年(1830年),泽南二十三岁,读书双峰书院,从学同里桥亭流南塘举人陈权先生,陈为名师张正笏第五子、举人张眉大的弟子。因此,可以说罗泽南是正笏先生的三传弟子。 [7]

道光二十年(1840年),三十三的罗泽南以长沙府第一名中秀才,以冠军入湘乡县学。泽南虽然仕途坎坷,但其学问和品德是世所共仰的,故在咸丰元年(1851年),湘乡县令朱孙诒举他为孝廉方正以应朝廷之选,时论以其名实相符,当之无愧。 [7]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进犯长沙,湖南地区的士绅对此深感不安, [8] 在此危急情况之下,罗泽南以在籍生员的身份倡办团练 [9]

咸丰三年(1853年),罗泽南与儒学弟子曾国藩共同募兵成立湘军江忠源率兵援救江西,向曾国藩求援,曾国藩命罗泽南率兵前去。他的部下大多是湖南的书生,他们初临战阵,在南昌城下与太平军恶战,战死多人。曾国藩听说之后非常高兴得说:“编练的湘军果然可用。”南昌解围之后,又去围剿了安福的土匪,以三百人击破数千太平军,被提拔为直隶州同知。回到湖南后,又围剿了永兴的土匪,所部增至千余人。与曾国藩完善了湘军营制,训练了半年。 [10]

咸丰四年(1654年)六月,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进攻岳州,他料想大桥是太平军必争之地,所以坚守不动,伺机出击,三战皆捷,歼灭太平军数千人。闰七月,攻破了高桥的九座太平军营垒,太平军退守城陵矶,罗泽南趁势和塔齐布一起进击,接连击退太平军多处大营。从此,湘军的威名开始远播,罗泽南与塔齐布并称为湘军名将。 [11]

罗泽南和塔齐布在城陵矶大败太平军之后转战向东,攻克了崇阳,击退了盘踞在咸宁的太平军,又在金牛击败了他们,继而进驻紫坊。曾国藩在金口会见了诸位将领,商议进攻武昌的事宜。

罗泽南为之绘制图纸并进献方略。然后湘军排列巨炮面向长江内外,分为水陆两路。罗泽南率军队直趋花园,太平军依凭木城向湘军发炮。湘军士兵蛇行前进,逼近太平军的营垒,并且分兵夺取太平军的船舶,船上的太平军被击退之后,大营里的太平军也乱了阵脚,太平军三处都被攻破。第二天罗泽南又攻破了鲇鱼套的太平军大营,他们窜向洪山的士兵,被清将塔齐布所拦截,太平军夜里弃城而走。武昌、汉阳二城都被恢复,此时距曾国藩的会攻武汉会议仅仅七天。向朝廷奏捷之后,罗泽南很快被授为浙江宁绍台道,曾国藩请求将他继续留在军中。 [12]

太平军占据兴国,并且分兵攻陷了大冶。罗泽南率军攻克了兴国,塔齐布也攻克了武昌、大冶,于是规划攻取田家镇。太平军用铁锁拦截清军水师,驻扎在半壁山互为犄角之势,在长江两岸隔岸而守。罗泽南进驻马岭坳,距离半壁山有三里左右。太平军数千人突然来犯,并且由田镇渡江前来的援兵又将近万人。而罗泽南的军队仅仅有两千,罗泽南令军士埋伏起来,等到太平军懈怠的时候再出击,太平军大败,后路被清军阻拦,坠崖而死的有数千人,罗泽南夺取了半壁山,清军水师截断了横在江上的铁锁,烧毁了太平军的船舶,而且攻克了田家镇,朝廷给罗泽南赐号为普铿额巴图鲁,加按察使衔。 [13]

当时湘军商议水陆军分三路进剿太平军,总督杨霈总领江北岸的兵马,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攻击杨霈以南的太平军,曾国藩率领水师沿江而下下。然而当时下了大雨不能行军,太平军又再次向北进犯,于是罗泽南和塔齐布一起改道向北渡过长江,克复了广济黄梅。太平军退守孔陇驿、小池口,罗泽南趁势约各路兵马前来会攻。湘军渡江还未到一半,太平军就又来进犯,湘军不敌稍稍退却,罗泽南的手臂受伤,但仍然指挥作战,分兵打败了街口的太平军,太平军的首领罗大纲败走。这一次战役,罗泽南以五千人击破太平军两万兵马,太平军沿江的诸大营全部撤走,退守江西九江。塔齐布前去围攻,罗泽南与之分别前去围剿盔山,遏制湖口前来援助的太平军。适逢湘军水师进入鄱阳湖,被太平军所袭击,湘军的辎重全部丧失。曾国藩快马驰入罗泽南的大营,然而湘军水师阻住了鄱阳湖口使他难以进入。 [14]

咸丰五年(1855年),湖北的清军屡败,武昌再次陷落。罗泽南跟从曾国藩进入南昌,前去救援饶州,在陈家山、大松林大战,大破太平军,克复了弋阳。又去救援广信,在城西乌石山大破太平军,并攻克了乌石山。接连克复兴安、德兴浮梁等地,并进剿义宁。接着,他又在梁口、岭击败了太平军,克复了义宁,被加封为布政使衔。 [15]

罗泽南见江西的军事部署不是十分合理,就向曾国藩建议说:“九江逼近江宁(南京),而且向西牵制武昌,故太平军以全力争之。他们进犯弋阳,派兵到广信,从信水而鄱阳湖,抄我们的右路;又占据义宁,扼守梅岭,从修水而下鄱阳湖,抄我们的左路。如今两处都被我们平定,九江的门户渐渐稳固了,惟独湖北的通城等地仍然很多叛军。江西的义宁、武宁,湖南的平江巴陵,始终都不安宁。想要扼制九江,最好是从武昌而下;如果我们想要解武昌之围,最好从崇阳、通城而入。为今之计,我们应当把湖口水师、九江的军队截住太平军鄱阳湖的船,更选能征善战之军扫灭崇阳、通城的太平军以进入武昌,以武昌来扼制九江。那么东南的全局,说不定会有转机啊。” [16]

曾国藩将他的建议全都奏报了朝廷,于是命罗泽南前去湖北会剿太平军,将塔齐布的旧将彭三元普承尧等部的人马也拨给了他,一共有五千人,再次前往湖北围剿太平军。 [17]

咸丰五年(1855年)九月,罗泽南率军至通城。太平军虽然号称数万,但只不过是乌合之众,一战即溃。罗泽南进军夺取了桂口要隘,进而攻克了崇阳,在羊楼峒驻军。太平军韦俊石达开部合军二万余人从蒲圻率军来犯,被罗泽南部击败。胡林翼前来劳师,与罗泽南合攻蒲圻并攻克了此地,然后乘大雾进军攻克了咸宁。从此武昌以南没有了太平军的踪迹。 [18]

同年十一月,大军抵达紫坊,罗泽南与胡林翼商议进攻城市的策略。罗泽南屯驻洪山,胡林翼屯驻在城南的堤上,湘军水师驻扎在金口。太平军在城外筑起了十三座坚固的营垒,与洪山城类同。两军初战之时,太平军两万兵马出十字街,胡林翼与之交战,太平军数次退却又数次进攻。罗泽南与李续宾分两路偷偷地前去抄太平军的大营,攻破了十字街的大营,将太平军修筑在城东南的营垒全部捣毁。 [19]

八步街口是湘军通往长江的要路,塘角是太平军粮运的重要道路,罗泽南派军先后攻破这两个地方,焚毁了太平军的造船厂,湘军西北的太平军营垒全部被湘军攻破了。然而太平军又在望山门外修建了两座石垒,罗泽南率军踏平了这两处太平军营垒;又在窑湾、塘角两地驱逐太平军,歼灭数千太平军,于是太平军闭城不出。 [20]

太平军主帅石达开自从在崇阳被湘军击败后窜入江西,势力又开始膨胀起来。曾国藩发出文告要罗泽南回援江西,罗泽南因为武汉是南北交通的枢纽,如果湘军骤然撤离,胡林翼一军人马不能独自守卫,如今太平军的粮草将要用尽,如今要撤离,实在不是一个明智的决策。罗泽南的父亲已经八十岁,将书信送至军中要他保持忠义之心,胡林翼将信交给了罗泽南,咸丰六年(1856年)二月,朝廷下诏赠予罗泽南的祖父母、父母二品的封典,以示朝廷对他的恩典和器重。 [21]

咸丰六年(1856年)三月,长期闭门不出的太平军开门出战,扑向湘军。罗泽南亲自督战。太平军援军接连而至,湘军从洪山出动奋力追击太平军,飞炮击中了罗泽南的左额,血流而下布满了脸上。他很快回了洪山,回去之后仍然端坐在营外指挥作战,第二天在军中逝世。 [22]

咸丰帝听闻之后非常震惊并表示哀悼,下诏依照巡抚的规格给予议恤。赐其父罗嘉旦头品顶戴,儿子罗兆作、罗兆升都赠与举人,赏赐世代承袭的骑都尉之职,并且入祀昭忠祠,在他的本籍湖南,还有湖北、江西都建立专祠,赐给谥号忠节。太平天国平定之后,同治帝追念罗泽南的功劳,加封为世袭的一云骑尉之职。 [23]

罗泽南一生大部分时间生活于湖南,受到湖湘文化强烈而深刻的熏陶。湖湘文化是一种理学型的文化,在湖湘学风的影响下,罗泽南自少时就尊崇程朱理学,等著作,是一位著述丰厚的理学家。他对晚清理学所做的贡献,不仅在于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更在于吸纳经世实学以充实程朱理学。 [24]

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是建立在继承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的。罗氏学术一以朱熹学说为依归,罗氏学术与朱学之间联系紧密。

罗泽南的每一部著作,从形式到内容无不带有十分明显的朱学印记。比如,《人极衍义》一书即为“罗君仲岳诵《太极》、《通书》之言,而得其旨要”而作,该书对周敦颐太极图说》、《通书》的理解和发挥,与朱熹的《太极图说解》、《通书解》是一脉相承的。至于《姚江学辨》辨王学与朱熹辨陆学显然更是异代同调。罗泽南《读孟子札记》多次征引《孟子集注》、《孟子或问》,对朱熹的议论颇为欣赏,以为可以“补孟子言外之意”。《小学韵语》是以朱熹《小学》为原本“撮其大要”辑成,“复取古人注疏附于其下”。《西铭讲义》“附于朱子《解义》之后”,与《西铭解义》皆“用伊川分立而推理一之旨”。可以说,正是在吸收朱熹思想的基础上,罗泽南形成了自己的学说。 [25]

对于理气、心性、知行等理学基本概念,罗泽南都作了详尽的阐述。在理气论上,罗泽南主要继承了朱熹的理先气后说。与朱熹稍有不同的是,他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此外,罗泽南还继承了程朱的“理一分殊”思想,并强调对事物特殊性的研究。 [26]

心性论上,罗泽南持“心统性情”的观点,认为心为赅括性、情的总体,性、情都只是这一总体的不同方面。为了强调每个人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他对朱熹的气质之性的定义稍稍作了修正,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认为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在知行论上,罗泽南则全面继承了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的知行观 [26]

在理气关系问题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以“理”为“气”本,认为“理也者,所以宰夫气者也”,但同时又借鉴吸收了张载王夫之等人的气本论思想,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罗泽南认为:“物之得阳者亲上,物之得阴者亲下。飞也,动也,阳也;潜也,植也,阴也。……凡物之生死伏见鸣已,皆二气之消长也,是孰非阴阳之所充周者哉”。把天下万物的形成说成是阴阳二气交感的产物,万物的不同性质也取决于阴阳二气的消长。理只有通过气,纲维天地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很明显,气的作用被抬高了。 [27]

在理学系统中,“理”是一种超自然的、主宰一切的绝对观念,具有永恒静止的属性,“气”则有形有体,变化无穷,富有生气。对于“气”的强调,使罗泽南的思想带有强烈的辩证精神,多少隐含着对古代朴素唯物论思想的认同。他之所以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肯定变革的合理性,认为“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正是以此为理论依据的。不过,在罗泽南的理气说中,气并没有被抬高到与理同等的地位。他只是在朱熹理气说的基础上,稍稍揉进了张载的一些观点。因此,从根本上说,罗泽南的哲学还是属于理本体论哲学。 [25]

在人的理气同异问题上,罗泽南持理同气异的观点,认为每个人所禀受的理是相同的,气是不同的,“故人之禀之者,其气质亦不相侔矣”。从这一观点出发,他对朱熹气质之性的定义作了修正。在朱熹的哲学中,人禀受的天地之理被称作天命之性,气质之性指具体的现实的人性,即天命之性受到气质熏染形成的人性。而在罗泽南的哲学中,定义则有所不同。他认为:“性有天命之性,有气质之性。天命之性者,维皇降衷,厥有恒性,全体浑然,初无偏倚,此溯原于太极者也。气质之性者,天以此理赋之人,必随是气以与之。” [28]

在这里,天命之性指人禀受的天地之理,此无疑义,关键是究竟什么是气质之性。总的看来,罗泽南倾向于把气质之性理解为气的性能,如刚柔急缓之类。他说:“气有互阴互阳之不同,故质有或昏或明之各异。得木之性居多者,清则仁慈,浊则柔靡。得火之性居多者,清则高明,浊则暴烈。推之于金,于水,于土亦然。此禀受乎阴阳者也。这里的“质”指由阴阳五行之气积聚而成的一定形质,“气质”指形气及其构成的一定体质。这句话的意思是气质之性由气质决定,所反映出来的主要是气的作用。

罗泽南之所以对气质之性作出与朱熹不同的定义,主要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朱熹虽将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规定为两层而不是两个人性,但仍是从理气两方面来解释人性,所以从本质上看仍然是二元论的思想,而罗泽南如此定义虽有性二元论之嫌,但与他的理气论是统一的,他所说的“理与气原不相离,故性有气禀之性、义理之性,命有气数之命、义理之命”,显得比朱熹的说法更加圆融。而且,将气质之性仅仅理解为气之性能,在理学发展史上也是有根据的。张载的气质之性就是指气的攻取之性,二程的气质之性也是指气的性。

其次,理学主张把理与气对人的作用都讲到,但是在二者之间也有一个平衡的问题。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理对人的作用,强调每个人都具备成圣成贤的可能性,有的理学家比较重视气对人的作用,强调成圣成贤的困难性。罗泽南显然属于前者,因此不把气质之性定义为现实的人性,这样才可以说“气质之性,君子终不为所囿”。

罗泽南认为,气质之性不仅应当改变,而且能够改变。他认为人们彼此之间,禀受的气或相对而清,或相对而浊,这些差别的存在虽然造成了个体之间的道德与智慧的先天差异,但是由于禀受的理是一样的,所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使天地之性得以恢复。“尽性则人事皆天,好学则气质无权”,罗泽南的教育思想正是以此为根据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关于气质之性的议论还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钱穆提出的“罗山论学最有贡献者,当推其阐申气质之性”的说法,不为无见。

总的说来,罗泽南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既全面系统,又深入浅出,同时又有一定的创新,这对于守成多于开新的晚清理学尤为难能可贵。因此说罗泽南是晚清理学的重镇,他对理学基本思想的阐发有效地推动了理学在晚清的复兴,绝不为过。 [28]

罗泽南除了系统阐发了理学的基本思想,还发展了理学中本来就具有但却一直被忽视的“外王之学”,深挖理学的经世潜能,处则聚徒讲学,出则投身军旅,率领生徒抗拒太平天国革命,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因此,研究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不能不讲他在经世致用方面的主张。

程朱理学在产生之初,虽已酿空疏之弊,但是并不明显。无论是二程,还是朱熹,对现实政治都是异常关心的。不过,他们用力的重心已转移到对宇宙本体的思考和个人修养的完善上来。到了理学末流,则完全抛弃了儒家的经世传统,也为程朱理学带来了“空疏无用”的恶评。因此,程朱理学要想复兴,就必须以实济虚,改正空疏之弊。清初程朱理学的复兴,便是循着这一路径进行的。对于处于封建社会与清王朝双重危机下的晚清程朱理学来说,改正空疏之弊就更属当务之急。

罗泽南清醒地认识到程朱理学的不足之处,也敏锐地觉察到当时学界从“纯学术”走向“经世致用”的学术转向,因此在强调以“义理”修身养性的同时,积极讲求经世之学,“凡天文、舆地、律历、兵法,及盐、河、漕诸务,无不探其原委”,主动用经世之学来充实程朱理学,从而在坚持理学的价值理性的同时,又开掘出其隐而未彰的工具理性 [25]

罗泽南将早年所受的理学教育运用到实践中,以理学指导他的行动,这同样表现在军事方面。他的治军思想主要有:

1、加强军队的思想教育。罗泽南认为一个人修养和学识的高低与战争的成败不可分离,上马杀太平军的勇气与修身治己的训练是相得益彰的。 因此罗泽南的军队中,读书的风气特别浓厚,曾国藩称其:“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战,暮归讲道。”在讲道的过程中,罗泽南培养出了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一批湘军悍将,这些人都是以书生起家,打起仗来异常勇敢,加之又是同乡族人居多,罗泽南在这些人中的领袖地位显而易见,他的部众也乐于与其共生死。湘军在作战的同时,还研讨学问,讲经论道,无疑有助于增强部队的凝聚力,提高军队的素质。军队将领视维护封建伦理道德为己任,其作战能力远胜于绿营兵,这与罗泽南的功劳是分不开的。

2、严肃军队纪律。在作战过程中,罗泽南很重视军队纪律的整治,他带的部队纪律严明,训练有素,再加上战余时的讲经论道,使军队能够很快团结起来。

罗泽南是一个理学家。理学家主张“静”的修养,即在任何情况下,临事能守一个“ 静”字,必能扭转危局。有人问他制敌之道,罗泽南说:“ 无他,观《大学》知止数语,尽之矣。左氏再衰三竭之言,其注脚也。”又说“ 熟读《大学》‘知止而后能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数语,尽之矣。”这些话都体现了罗泽南这样一个儒将的制敌之道。

湖南士人有固守程朱理学,热心经世之学的传统,他们一方面注重心性修养,另一方面则讲求实学和经世致用的学风。 [29] 生长在这种环境下的罗泽南也潜移默化,在教育思想中处处显示出理学的指导地位。罗泽南认为先王治民,“ 为之小学大学以复其性情”他主张罢黜俗学,因为“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之闽越而趋陇蜀也”。他认为教育的目的是要“ 复其性情”,而不是简单地学习知识和增长见识,因此俗学都是没有意义的学科,无助于人恢复其本来的善性。这些主张体现了他独尊程朱理学,排斥其他学说的教育思想。

罗泽南在《小学韵语》中写到:“首读《大学》,规模宏远;次读论语,立其根本;次及孟子,观其发远;次及中庸,微妙以揭。” [30] 对于这32个字,罗泽南做了更进一步的注解:“朱子曰,我要人先读大学,以定其规模。次读论语,以立其根本。次读孟子,以观其发越。次及中庸,以求古人微妙处。大学一篇,有等级次第。总作一处,易晓,宜先看。论语却实,但言语散见,初看亦难。孟子有感激与发人心后,中庸读三书后方宜读之。”由此段话,不难看出罗泽南提出的学习步骤是以朱熹的话为蓝本的,他把朱熹的话概括为32 个字,既体现了他作为一名理学家对于四书的重视,同时也继承了朱子的教育思想,肯定了他的教育模式。

1、主张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罗泽南主张知行并进,言行合一,他认为:“ 以平日之所言者,励而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发而为言。”而且,实践才是学习的根本,“ 若徒诵于口耳而不先以躬行,是无源之水,必不能放乎四海,是无根之木,必不能荣其枝叶”。知和行只有结合起来,才能互为促进,相得益彰。罗泽南认为:“ 读四书五经之法,则以体之身心为要。其穷理也,因己之所已知者穷去;其克己也,因己之所最偏者克去。敬义夹持,知行并进,则四子五经之理皆在我一身,使或徇为外人,终无益于实用也。”由此可以看出,罗泽南强调的是学习要与实践相结合,知行并进才能学到真正的知识。

2、把握幼儿教育的特点,重视启蒙教育。罗泽南认为学习要从儿童期开始,“ 童蒙之年,早立其基”从小学习,从自身的修养开始,长大以后才有可能经邦济世,治国平天下。罗泽南于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在刺史左辉春家讲学时写下了《小学韵语》一书,这本书讲的都是关于启蒙教育,“教人之道,首重发蒙;蒙以养正,是曰圣功”。在罗泽南的幼儿教育思想之中,当然有精华也有糟粕。其依附于朱熹学说,局限性显而易见,什么“ 臣不二君,女不二夫”,什么“饿死事小,失身事大”等等。但其教育思想并非无一可取,罗泽南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有积极意义的说法,如“ 毋避艰险,毋恋富贵”,教人做事要有毅力,有吃苦精神。如“勿合污世,勿同流俗”,教人要坚持正确的原则,不要随波逐流。而且罗泽南对于少儿提出的十二个戒条,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同时,罗泽南还掌握幼儿教育的特点,在《小学韵语》中编进了很多故事,运用故事来讲道理,虽然讲的多是忠孝节义的故事,但这种教学方式的变化,有利于把握儿童的心理,掌握教育的特点,寓教于乐,使儿童易于接受,达到教学目的。

罗泽南以一个儒将身分活跃在早期的湘军舞台上,他注重自己的理学修养,同时又在事功上有所作为。罗泽南幼年家贫,但他志向远大,早在家乡时就“ 假馆四方,穷年汲汲”,以自己的思想影响了诸多弟子,其中包括李续宾、李续宜、王鑫等一批经世之才,他们后来都成为湘军的骨干将领。罗泽南对湘军集团的创立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同时他在理学和教育等诸方面都有着很深的造诣,为后世流下了很深远的影响。

《清史稿》:“湖南募勇出境剿贼,自江忠源始。曾国藩立湘军,则罗泽南实左右之。朴诚勇敢之风,皆二人所提倡也。忠源受知於文宗,已大用而遽殒。泽南定力争上游之策,功未竟而身歼,天下惜之。忠源言兵事一疏,泽南筹援鄂一书,为大局成败所关,并列之以存龟鉴。此大将风规,不第为楚材之弁冕已。” [31]

曾国藩:“矫矫学徒,相从征讨,朝出鏖兵,暮归讲道。理学家门,下多将才,古来罕有也。”(墓志铭) [32] “步趋薛胡,吾乡矜式;雍容裘带,儒将风流。”(挽联) [33] “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入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忠节公神道碑铭》 [5]

钱基博:“泽南以在籍生员率生徒倡办团练,转战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大小二百余战,克城二十,由其学术醇正,立志坚定,故能临 战不苟若此。至今言咸同中兴名将者,无不言泽南为冠首也。”、“湖南之盛,始于湘军,湘军之将,多事罗山(罗泽南)。大儒平乱之效,湘中讲学之风,皆自罗山而大著……湘乡一县之人,征伐遍于十八行省,罗山之力为多。儒门出将,书生知兵,较其功烈,近古未有也。” [5]

刘蓉:“其后国藩之平太平天国根本战略,即罗氏之议也。” [5]

朱金泰:罗泽南“是湘军初期的精神教父。” [5]

张晨怡:罗泽南的军事活动对当时的社会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罗泽南及其弟子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参与了对太平军的多次战斗,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还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他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更增强了清政府在军事、政治等各方面的力量,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8]

蔡东藩:罗(泽南)为文士,独能组成一旅,亲当大敌,亦古今来之罕见者也。且以理学名家,具兵学知识,尤为难能可贵。 [34]

(个人著作来源资料 [35]

祖父:罗拱诗

父亲:罗嘉旦

外祖父:萧积璋

母亲:萧氏

儿子:罗兆作、罗兆升

罗泽南故居位于湖南省双峰县石牛乡湾洲村三柱组。现在是“是双峰县文物保护单位”。是一组坐北朝南的老建筑,正房三间是二层矮楼;正房的前面东西两侧各有两排朝东朝西的二层矮楼,靠大路原来有高大的门楼,进门是个大院子。但是有不少墙被拆,这些房屋解放后分给了贫苦农民。

罗泽南墓位于罗泽南祠堂的左后山上,墓地规模不大,上面有双峰县人民政府为其立的墓碑,并确定墓地九米之内为县文物保护地,在罗泽南的隔壁葬着他人一墓。在墓地旁边还有义马冢,不过很难找到具体位置。 [36]

罗泽南死后,经曾国藩、胡林翼等人上奏,咸丰皇帝颁旨,在罗泽南故居南侧五十米处建罗忠节公祠,以永远纪念这位功臣。罗忠节公祠当时规模宏大,盛极一时。正门之上挂的是曾国藩亲书的“正学孤忠”的牌匾。在祠内有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左宗棠、曾国荃、唐鉴等达官名流的挽联。

《清史稿卷四百七列传一百九十四》 [31]

《近百年湖南学风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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