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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楚白莲教乱

川楚白莲教乱(1796年1804年),又称为川楚教乱白莲教起义川楚白莲教起事。指中国清朝嘉庆年间爆发于四川陕西河南湖北边境地区的白莲教徒武装反抗清政府的事件。从嘉庆元年(1796年)到嘉庆九年(1804年),历时九载,是清代中期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

嘉庆元年(1796年)正月,湖北枝江、宜都白莲教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率众先起,长乐、长阳等地教徒纷纷响应。三月,姚之富等奉齐林王聪儿为总教师,在襄阳黄龙呆起义。清廷急令湖广总督毕沅、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率兵镇压,击溃多支乱军。面对清军围剿,王聪儿、姚之富乱军避开平原,专走山区,于次年(1797年)初由豫经陕入川东,与四川教匪会合。嘉庆三年(1798年)春,王聪儿、姚之富跳崖死,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的教匪联合。 [1]

嘉庆四年(1799年),清廷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并晓谕州县办团练,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教匪处境艰难,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任勒保为四川总督,集主力于川西阻截教匪军。经数次激战,教匪退入南山和巴山老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教匪残部被清军陆续击破,教乱被平定。 [1]

主词条:白莲教

白莲教是一种秘密流传的民间宗教,杂拜各种鬼神,它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的。一般说法都认为白莲教起源于唐代一度盛行的摩尼教,南宋绍兴初年,吴郡(苏州)延禅寺的和尚茅子元仿天台宗教义并吸取摩尼教的教义与仪式创立。以佛教中的弥勒佛代替了明教会的迷摩尼佛。到元代末年就逐渐形成了以崇拜弥勒佛为主的“白莲教”。

白莲教还是明清时期主要的秘密宗教,崇奉“无生老母”与“弥勒佛”,宣扬弥勒佛未来会“改造世界”的传说,并以“教中所获资财,悉以均分”, [2] “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周行天下”等平均、互助思想在其中迅速流行,从者日众。 [3] 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为八字真诀,使人们在精神上得到一定寄托,对于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力图摆脱现世的流民来说,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因而从者日众。

白莲教从始创到清朝中叶的几百年中,始终不被视为正统宗教而受崇拜,而是作为异教被排斥。元明两代,农民群众曾多次利用白莲教的形式来动员、组织起义队伍,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元末韩山童在江淮的起义;明初永乐年间山东的唐赛儿起义;嘉靖年间四川的蔡伯贯起义;天启年间山东的徐鸿儒起义;清朝乾隆中期山东的王伦起义

乾隆四十年(1775年),河南白莲教支派混元教首领刘松起义失败,弟子刘之协、宋之清等继续于川、楚、陕等地传教。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刘之协于河南被捕后脱走,清廷通令大索州县,激起民怨。白莲教以"官逼民反"相号召,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教众迅速发展 [1]

乾隆后期,土地高度集中,大批流民陆续聚集于川、楚、陕交界的南山和巴山老林地区谋生,众以数百万计 [1] 。由于人口增长迅速,土地兼并严重,河南安徽江西各地出现饥民,川楚边境地区是一片原始森林地带,历来为被迫离开土地的流民聚集之所。加以封建统治阶级生活奢侈、贪官污吏横行、人们不满和反抗情绪日增,白莲教的宣传也随之增加了反抗现实的内容。

乾隆三十七年至三十八年(1772年1773年),川、楚两省饥民来到两省交界山区的谋生者就达数十万人。加上来自河南、安徽、江西等省的流民,其中大约有一百万人前来有着大量荒地、原始森林的川楚边境谋求生路。川楚边境地区土壤瘠薄,气候恶劣,流民除搭棚佃耕土地外,还需受雇于木厢厂、铁厂、纸厂,获取微薄工钱,方能生存。他们不仅受地主、厂主的剥削,还要受差役、讼棍(指唆使别人打官司自己从中取利的人)的勒索,生活极为艰难。绝望中的流民便成了白莲教传播的对象。 [4]

从康熙后期起,在不过百余年的时间里,外省人口的移入,迅速改变了川楚陕交界地区地广人稀的状况,人口数量急剧增加,人口密度随之迅速增长,人浮于地的现象十分严重。

川楚地区的人们,多借助山地自然资源优势谋生。但山地的自然资源是有限的,甚至某些是不可再生的,随着过度开发,资源的不断消耗,经济发展的空间也逐渐减小。当山地尽已开垦,林木砍伐殆尽之时,维持原有的生活就变得极为困难了。川楚地区人民从事的生计,大抵属于季节性劳动,山地经济活动受季节性制约。另外,在采集等行业中,依赖于自然的因素过多,如某些物产的丰欠往往受气候水文等条件的影响而极不稳定。由于山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人们只能维持低生产低消费的生活。 [5]

湖北、四川两省贪污腐败盛行。各级官吏无不贪赃枉法,欺压百姓。湖广总督毕沅还与湖北巡抚福宁藩司布政使)陈望之等高级官员朋比为奸,因而民谣传说“毕不管,福死要,陈倒包”;“毕如蝙蝠,身不动摇,惟吸所过虫蚁。福如狼虎,虽人不免,陈如鼠蠹,钻穴蚀物,人不知之”。 [6] 至于下级地方官吏,更是上行下效、变本加厉。移民们遭受官吏、差役、兵丁的欺凌。差役们无风生浪,一遇到搭棚居住的流民求助,便敲骨吸髓,坑害流民。经常以各种名义进行巡查,山民受到差役的凌虐,无可申诉。而差役拿到巡查山民的票据,便视为奇货可居。每次遇到巡查的事,因为差役过于繁重,大多数山民都到了倾家荡产的地步。 [3] 他们还往往趁山中农民因路途遥远、山路险峻而没有盘缠到县城上缴钱粮的机会,诈称“截粮官”,欺骗山区农民。

川楚地域辽阔,地形复杂,一直是封建政权所不及的地方,封建政府的保甲法并未在此范围内认真贯彻实施,大有反抗势力可藏身的空间。保甲本不能行于村落,因为棚民居无定所,今年在此,明岁在彼,甚至一年之中,迁徙数处,即使是已经建造房屋的,也是零星散处,山内村落绝少,毗邻而居的也要相距数十里。虽然从康熙嘉庆时期,这一地区人口数量和人口密度都有大幅度的增长,但是此种“村落绝少”局面也没有根本改观,因为新增的人口大多聚集在山内的工厂或处于流动状态中,设置保正甲长,也是很难进行有效的控制和稽查。

清朝在川楚地区驻军数量很少,势力单薄,战斗力弱。白莲教起事之前,清政府未能在以巴山老林为主的川楚地区建立起有效的镇戍体系。在当时,清政府在川东北的常驻绿营军队,由汉族兵丁组成, [7] 其主要职能多为维持社会秩序,并不具有开展军事行动的职能。此外,从整个川东地区来看,越靠近四川盆地中心清政府驻军越少,而巴山老林附近的川东北州县,则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而成为防守的重点, [8] 然而,即便兵丁数量增加,仍然不足以有效维持川楚地区的地方治安。

乾隆六十年(1795年),湖北各地白莲教首,秘商在“辰年辰月辰日”(嘉庆元年三月初十)共同起事,让教徒制备刀把火药。白莲教的迅速发展和其反清内容,引起了清政府的严重不安,清廷遂下令大规模搜捕白莲教徒。大批教首、教徒被捕遇害,地方官则以查拿邪教为名,行敲诈勒索之实。“不论习教不习教,但论给钱不给钱”,“不遂所欲,即诬以邪教治罪”。各地教首遂以“官逼民反”为口号,号召教徒奋起反抗。 [1]

嘉庆元年正月初七(1796年2月15日),湖北宜都枝江一带首领张正谟、聂杰人等因官府查拿紧急,被迫提前发起反抗。长阳来凤当阳竹山等县教徒接踵而起。三月初十,襄阳地区的教徒,在王聪儿姚之富等率领下,按原定日期起义。各路教乱军,互不相属,各自为战,所据山寨或县城,多被清军各个击破。唯有襄阳教乱军采取流动作战的策略,力量迅速壮大,成为湖北教乱军的主力。

在湖北白莲教乱影响下,四川各地的白莲教徒也纷纷响应。九月,达州教首徐添德东乡(今四川宣汉)教首王三槐冷天禄等皆各率众发动暴乱。

嘉庆二年(1797年)初,襄阳教乱军又开始了大规模流动作战,转战于湖北、四川、河南、陕西,后分三股进入四川。清军只尾随其后,疲于奔命。七月,四川教乱军被清军围困,襄阳教乱军赶到解围,在东乡与四川教乱军会师。各路教乱军按青、黄、蓝、白分号,设立掌柜、元帅、先锋、总兵等职。然而,小生产者固有的分散性与保守性,使教乱军并未真正联为一体,各股仍然各自为战,分散行动。

同年,清廷合州知州龚景瀚献“坚壁清野”之策,嘉庆帝亲政后立即采用。白莲教活动遇到极大困难,他们不得不离开川东北的根据地转战他处。清军终于夺得了战争的主动权。襄阳士绅梁友谷、南充知县曾自柏、梁山知县方积都凭借这一策略捍卫了一方安定。 [9]

嘉庆三年(1798年)三月,襄阳教乱军在湖北郧西被清军包围,首领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余部仍继续斗争。四川教乱军也受到重大损失。余部在张汉潮等率领下,与四川义军联合 [1]

乾隆末年,乾隆帝崇奢之风对败坏的吏治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其宠臣的擅权结党更是使腐败进一步加深,库银连年锐减,吏治每况愈下,川楚白莲教乱爆发后地方局势趋于恶化。对于前朝之弊与当朝之患,嘉庆帝心里十分清楚,改革的关键在吏治,而整饬吏治的关键在于惩办和。嘉庆四年(1799年)正月初三,太上皇乾隆帝驾崩,嘉庆帝立即对和及其党羽采取了行动。直接将白莲教久剿不灭归罪于和。和一党的覆灭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矛盾,安定了民心。和灭而纲纪肃,嘉庆帝终于掌握朝中人事行政大权,从而加快了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

嘉庆帝在明确整肃对象之后就立即采取了行动,首先针对的必然是川楚前线大将。据统计,嘉庆帝自嘉庆四年(1799年)亲政到嘉庆七年(1802年)白莲教覆灭的这四年里,于川陕楚前线作战主要的二十三位一、二品大员,都受过或重或轻的处罚。同时下令各路粮官按旬开报、按月汇奏,军中乱支军饷的情况终于有所好转,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

镇压川楚教乱久战无功,嘉庆帝认为单纯的军事手段并不能迅速取得战争的胜利。于是,嘉庆帝在亲政之后立即逮捕四川达州知州戴如煌、武昌府同知常丹葵等官逼民反的“祸端”。嘉庆四年(1799年)七月,嘉庆帝下令捉拿杀降卒冒功的达州候命福宁,下诏罪己。嘉庆帝又以勒保为经略大臣,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节制川、陕、楚、豫、甘五省官军进击,从而统一前线指挥。并晓谕州县办团练,依山隘寨堡,扼守要路,坚壁清野,攻抚并施,使义军处境艰难,荆州教匪首领张汉潮等相继牺牲。嘉庆四年(1799年)底,乱军首领冉天元率部由陕返川,大败额勒登保部 [1]

由于八旗绿营兵丁在镇压白莲教的战争中表现十分不力,嘉庆帝在裁撤满族带兵大员的同时重用汉族地主武装,也就是其后著名的团练、乡勇。杨遇春杨芳罗思举是汉族地主武装的杰出代表,二杨随从额勒登保转战川陕,功勋卓著。平定教乱之后,杨遇春因功升至陕甘总督,杨芳官至甘肃提督。 [9]

嘉庆五年(1800年)正月,乱军首领冉天元又联合各路义军抢渡嘉陵江,于蓬溪再败清军,斩总兵朱射斗。不久,集兵江油,以伏击再败清军。后因地主团练增援,冉天元被俘杀,余部万余人南下川西腹地,成都戒严 [1] 。嘉庆五年(1800年)三月以前,教乱军处于发展、壮大阶段。教乱军因得到各地人民的支持,所到之处,有群众提供屋舍给他们居住藏匿,有衣食、火药来不断接济他们,有骡马和草料以备他们随时使用,且有各地教徒为乱军作为向导,多次重创清军。嘉庆五年(1800年)四月四川江油马蹄冈战役以后,起义始转入低潮。

嘉庆五年(1800年),清廷提出“随剿随抚,但治从逆,不治从教,剿抚并施”的策略,将参与谋反之“乱民”与习教之“教民”区分开来处置,收效甚好。同时清廷又拿出一套实事求是的招抚措施,“其绥靖之法有三,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于南山老林垦荒”,在垦荒地区,嘉庆帝还增设提督、总兵加强军事统治。为加快平定白莲教乱的进程,嘉庆帝提出“不论教不教,但论匪不匪”的观点。嘉庆五年(1800年)七月,因勒保在川经略半载无功,嘉庆帝又以额勒登保经略大臣,对白莲教采取“迎截夹击”的战略,效果显著,川楚白莲教陷入困境。

此后,清廷用分而治之的办法瓦解了教乱军。嘉庆六年(1801年),清廷颁布《御制邪教说》,强调将参与造反的“首逆”与受愚弄胁迫的“附众”区别对待,一些教徒或临阵投降,或因朝廷招抚策略的推行而归顺,这些措施加快了平定川楚教乱的进程。 [9]

白莲教乱人数从十几万减至几万人,许多重要将领相继牺牲。清政府的“坚壁清野”与“寨堡团练”之策,已逐渐推广并发挥作用。通过筑寨堡、并村落,令百姓移居其中,将民间粮秣给养充实其内,又训练丁壮,进行防守,从而切断了教乱军同人民间的联系,使之无法得到粮草与兵源的补充,力量日渐枯竭。

嘉庆六年(1801年)下半年,白莲教乱军活动基本上只限于川楚陕边境地区,转战在万山老林之中,人数已不超过两万四千,而围剿的清军,则十倍于此。教乱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至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起义终告失败。

嘉庆三年(1798年),襄阳白莲教军在湖北郧西被包围,王聪儿、姚之富皆跳崖自杀。此后,清朝推行团练坚壁清野战术,筑起大量寨堡,将村落百姓强行移居其中,又训练团练进行防守,从而切断白莲教军队的粮草与兵源。至嘉庆九年(1804年),白莲教军队被全部镇压。 [1]

没有明确政治纲领

川楚陕五省白莲教乱从性质上来说是一次披着宗教外衣的农民阶级领导的起义,“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都是阶级斗争。” [10] 从本质上讲,白莲教乱仍然是农民阶级反对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中去寻找”。 [10]

教乱军主要由破产农民、失业工人、流民、棚民及雇工组成,教乱军的领导阶级实际上是分散经营的小生产者,他们思想意识保守、狭隘,与历史上无数次的农民起义一样,由于其阶级的局限性,白莲教的领导阶层仍然不可能提出彻底解放他们的政治纲领。白莲教乱前川楚陕社会这种特殊的社会经济关系,决定了参加起义的阶层的阶级性质,从而制约了白莲教乱不可能提出明确的政治纲领。 [11]

白莲教乱军所采取的军事行动,仅为解决生活问题,没有远大的目标,也提不出进一步的政治纲领,而这种没有革命远景的单纯军事行动,不可能经常鼓舞群众的斗志,以号召农民来反抗统治阶级。劳动人民跟着白莲教起来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剥削与压迫只是暂时的现象,白莲教乱军很难取得广大人民群众长期的支持与清军进行长期的斗争。阶级的局限性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去夺取封建政治重心的城市,更不可能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来保存和发展自己的实力。 [11]

流寇主义风气

游击战争是中国历代农民起义反抗统治阶级的主要斗争形式,但如果仅仅停留在游击战争上,不把大小队伍汇合壮大进行集中统一的斗争,是不可能取得最终的胜利的。白莲教乱军多由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城市无产游民及农场雇工组成,中途更有大量流民加入,他们都受到官僚、地主及手工业场主的剥削及压迫,生活朝不保夕、漂泊不定,经济地位很不稳定。加入教乱军之后,自然会把原来的经济生活习惯及所带有的意识带进乱军的队伍,这种社会根源导致了白莲教乱军在整个起义过程中都采取了流寇主义的作战方式。例如白莲教乱初期,襄阳教乱军从嘉庆二年(1797年)正月到同年十二月,在一年的时间内,两次进入陕西,两次进入四川,绕三省边界转了半个圈子,行程几千公里。白莲教乱军在汉水川楚陕南巴老林地区穿来穿去进行东荡西游的游击战,也没有建立起稳固的根据地进行统一的战争。 [12]

在白莲教乱初期,义军的力量不够强大,这种“东荡西游”的游击战无疑是正确的和必要的,但机械呆板的运用势必导致教乱军最后的失败。对白莲教乱军这种流寇式作战方式,清政府应付阙如,采取了坚壁清野、筑堡团练的政策。白莲教始终处于清政府军队的追剿下。清政府“坚壁清野”的政策,切断了乱军与当地人民群众的联系,使白莲教乱军的粮食和兵员得不到补充,教乱军受到重大打击,军事行动难以为继,最终导致了教乱军的失败。 [12]

内部宗派主义

白莲教乱军本身是一个个狭隘的小集团组成,它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为一个社会特定的阶层或特定的集团利益服务。它几乎吸收了各个阶层的人物,由于各自利益不一致,在反对清政府封建剥削和阶级压迫前进的道路上,必然会有所分化,必然会产生宗派主义。在清政府招抚政策宣传之后,很多已加入白莲教义军的下层群众开始动摇。清政府的这些政策,使得“困极思安”、“久劳思息” [13] 的白莲教乱军纷纷乞降、投诚,出现了“贼伙自行投诚及难民由贼营逃出者络绎不绝”的情况。 [14]

白莲教大规模起义耗费了清朝政府十六省的数十万军力,并导致十余名提督总兵等高级武官副将以下400余名中级武官阵亡。据统计,清朝前后投入超过两亿两白银,相当国库五年的财政收入,使国库为之一空。 [15] 而且八旗绿营等清朝正规军之腐朽在起义中暴露无遗,清政府被迫依靠地方团练镇压起义。

乾隆后期,由带头贪渎,各种社会矛盾激化,官僚大肆兼并土地,贪官污吏横行。川楚教乱标志着清朝走向衰落的开始。 [16] 川楚教乱平乱不久,直隶、河南、山东诸省又发生天理教领导的天理教之乱

清史稿》:川、楚之役,竭宇内之兵力而后定之。 [17]

魏源:川楚之役,则诸将会饮,虽深箐荒麓间,蟹鱼珍错辄三四十品,而赏伶犒仆之费不与焉。凡粮台地,玉器裘锦成市,馈献、赂遗、赌博,挥霍如泥沙。 [18]

蔡东藩:累朝元气,已被和一人,丧殆尽,才一内禅,才一改嘉庆年号,白莲教徒,即骚然四起,岂仁宗之福,果不逮高宗?若酿之也久,则发之也烈,谁为之?孰令致之? [19]

吕思勉:北方的白莲教徒的反清,起于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蔓延四川、湖北、河南、陕西四省,至1804年,即仁宗嘉庆九年而后平定,此即向来的史家称为川、楚教匪,为清朝最大的内乱之始的,其所奉的王发生,亦诈称明朝后裔,可见北方的会党,反清复明之志,亦未尝变。 [20]

剑桥中国晚清史》:从长远看,白莲教叛乱给了清王朝一个破坏性的打击。第一,它表明,如果没有地方名流、新建的地方控制体系以及雇佣兵的合作,正规军已不可能镇压国内的叛乱。雇佣兵归根到底是个权宜之计,既花钱,又危险。约一万人在叛乱之后被并入了正规绿营,但事实证明他们动辄哗变,不可驾驭。因此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白莲教,使人们看出清朝军事力量已不可逆转地下降了。第二,十年斗争的破费对帝国的国库是毁灭性的。乾隆后期的盈余约七千八百万两因镇压叛乱而消耗净尽,镇压叛乱耗资达一亿二千万两。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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