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琵琶记(高明南戏作品)

《琵琶记》,元末南戏,高明撰。写汉代书生蔡伯喈赵五娘悲欢离合的故事。共四十二出。

被誉为“传奇之祖”的《琵琶记》,是我国古代戏曲中的一部经典名著。与当时最有影响的“四大南戏”《荆钗记》、《白兔记》、《杀狗记》、《拜月亭记》并称为“五大传奇”。

琵琶记,元朝末年高明(即高则诚)所作的一部著名南戏,主要讲述书生蔡伯喈赵五娘的爱情故事。琵琶记系改编自民间南戏《赵贞女》(更早时还有金院本《蔡伯喈》),但原故事中背亲弃妇的蔡伯喈变为了全忠全孝。

故事讲述了一位书生蔡伯喈在与赵五娘婚后想过幸福生活,其父蔡公不从。伯喈被逼赶考状元后又被要求与丞相女儿结婚,虽不允,但牛丞相不从而依之。当官后家里遇到饥荒,其父母双亡,他并不知晓。他想念父母,欲辞官回家,朝廷却不允。赵五娘一路行乞进京寻夫,最后终于找到,并团圆收场。这“三不从”是高明重点刻画蔡伯喈全忠全孝的关目

总体上看作者主观希望“为文人立心”,宣传忠孝君臣的封建道德。但其思想内容比较复杂:

1、表明封建社会忠孝难以两全,在“全忠全孝”的同时又有一定批判;

2、在宣传封建道德时,对于当时的黑暗现实也有所批判,暴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如牛丞相的专横,地方官的腐败。

一方面要宣传封建道德,一方面要把戏写的动人。

琵琶记

元高明

第一出:副末开场 [1]

第二出:高堂称寿

第三出:牛氏规奴

第四出:蔡公逼试

第五出:南浦嘱别

第六出:丞相教女

第七出:才俊登程

第八出 文场选士

第九出 临妆感叹

第十出 杏园春宴

第十一出 蔡母嗟儿

第十二出 奉旨招婿

第十三出 官媒议婚

第十四出 激怒当朝

第十五出 金闺愁配

第十六出 丹陛陈情

第十七出 义仓赈济

第十八出 再报佳期

第十九出 强就鸾凰

第二十出 勉食姑嫜

第二十一出 糟糠自餍

第二十二出 琴诉荷池

第二十三出 代尝汤药

第二十四出 宦邸忧思

第二十五出 祝发买葬

第二十六出 拐儿绐误

第二十七出 感格坟成

第二十八出 中秋望月

第二十九出 乞丐寻夫

第三十出 询衷情

第三十一出 几言谏父

第三十二出 路途劳顿

第三十三出 听女迎亲

第三十四出 寺中遗像

第三十五出 两贤相遘

第三十六出 孝妇题真

第三十七出 书馆悲逢

第三十八出 张公遇使

第三十九出 散发归林

第四十出 李旺回话

第四十一出 风木余恨

第四十二出 一门旌奖

书生发迹变泰后负心弃妻的现象,与宋代科举制度有着密切的关系。科举制度规定,不论门第出身,只要考试中式,即可为官。这为寒士发迹提供了一条捷径。“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便是这种情况的写照。书生初入仕途,需要寻找靠山,权门豪贵也需要拉拢新进以扩充势力。联姻便成了他们利益结合的手段。而当书生攀上高枝,抛弃糟糠之妻时,便与原来的家庭以及市民阶层报恩的观念,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冲突,导致一幕幕家庭和道德的悲剧。市民大众厌恶书生这种薄幸的行为,不惜口诛笔伐,这就是宋代民间伎艺产生大量谴责婚变作品的原因。宋代婚变故事一般都把矛头指向书生,是因为当时他们不仅有着优渥的社会地位,而且作为知书达礼的道德传承者,肩负着社会的责任。地位和行为的反差,自然使他们成为人民大众特别是市民阶层谴责的主要目标。

元代,社会情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书生的处境,从天上跌到地下。元代科举一度中断达七十馀年,终元之世,考试制度时兴时辍。这使许多士人失去进身之阶,社会地位急遽下降,以至出现“九儒十丐”的说法。与此相联系,谴责书生负心婚变的悲剧作品,逐渐失去了现实的针对性。地位低下的书生,反成了同情的对象。所以元代戏曲里的书生形象,或是平庸怯懦,或是迂阔拘谨,尽管多半缺乏光彩,但很少作为被鞭挞的对象。到元代后期,人们对地位得不到改善的书生愈加怜惜,正面歌颂书生志诚的作品渐渐成为戏曲的主流。高明的《琵琶记》,以同情宽恕的态度,刻划蔡伯喈的形象,正体现了当时的社会情态。

《琵琶记》的前身是宋代戏文《赵贞女蔡二郎》。据记载,其情节大致写蔡二郎应举,考中了状元,他贪恋功名利禄,抛弃双亲和妻子,入赘相府。其妻赵贞女在饥荒之年,独立支撑门户,赡养公婆,竭尽孝道。公婆死后,她以罗裙包土,修筑坟茔,然后身背琵琶,上京寻夫。可是蔡二郎不仅不肯相认,竟还放马踩踹,致使神天震怒。最后,蔡二郎被暴雷轰死。

宋代戏文所写的蔡二郎,亦称蔡中郎,也就是汉代著名文士蔡邕,字伯喈。戏中所写的情况,只是出于民间传说。陆游在《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一诗中说: “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可见该故事流传之广。类似这种题材,在宋代说话、鼓词诸宫调、杂剧等民间伎艺中,还有《王魁负桂英》、《陈叔文三负心》、《王宗道负心》等。这表明书生负心婚变现象在当时相当普遍,书生贪新弃旧、攀龙附凤的行为尤其受到市民阶层的关注。 《琵琶记》基本上继承了《赵贞女》故事的框架。它保留了赵贞女的“有贞有烈”,但对蔡伯喈的形象作了全面的改造,让他成为“全忠全孝”的书生。为了终养年迈的父母,他本来并不热衷于功名,只是辞试不从,辞官不从,辞婚不从,这“三不从”导致一连串的不幸,落得个“可惜二亲饥寒死,博换得孩儿名利归”的结局。

《琵琶记》的作者高明字则诚,号菜根道人,今浙江瑞安人。他的生年约在1305年前后。他的卒年有元末说和明初说两种说法。持元末说者,认为卒于1359年。持明初说者,认为卒于朱元璋开国以后。高明四十岁左右中了进士,在杭州等地作过小官。后来隐居在宁波城东的栎社镇,《琵琶记》就是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他的剧作除《琵琶记》外,还有《闵子骞单衣记》,已佚。

书生蔡伯喈与赵五娘新婚不久,恰逢朝廷开科取士,伯喈以父母年事已高,欲辞试留在家中,服侍父母。但蔡公不从,邻居张大公也在旁劝说。伯喈只好告别父母、妻子赴京试。应试及第,中了状元。牛丞相有一女未婚配,奉旨招新科状元为婿。伯喈以父母年迈,在家无人照顾,需回家尽孝为由,欲辞婚、辞官,但牛丞相与皇帝不允,强迫其滞留京城。自伯喈离家后,陈留连年遭受旱灾,五娘任劳任怨,尽服侍公婆,让公婆吃米,自己则背着公婆私下自咽糟糠。婆婆一时痛悔过甚而亡,蔡公也死于饥荒。而伯喈被强赘入牛府后,终日思念父母。写信去陈留家中,信被拐儿骗走,致音信不通。一日,在书房弹琴抒发幽思,为牛氏听见,得知实情,告知父亲。牛丞相为女儿说服,遂派人去迎取伯喈父母、妻子来京。蔡公、蔡婆去世后,五娘祝发卖葬,罗裙包土,自筑坟墓。又亲手绘成公婆遗容,身背琵琶,沿路弹唱乞食,往京城寻夫。来京城,正遇弥陀寺大法会,便往寺中募化求食,将公婆真容供于佛前。正逢伯喈也来寺中烧香,祈祷父母路上平安。见到父母真容,便拿回府中挂在书房内。五娘寻至牛府,被牛氏请至府内弹唱。五娘见牛氏贤淑,便将自己的身世告知牛氏。牛氏为让五娘与伯喈团聚,又怕伯喈不认,便让五娘来到书房,在公婆的真容上题诗暗喻。伯喈回府,见画上所题之诗,正欲问牛氏,牛氏便带五娘入内,夫妻遂得以团聚。五娘告知家中事情,伯喈悲痛至极,即刻上表辞官,回乡守孝。得到牛丞相的同意,伯喈遂携赵氏、牛氏同归故里,庐墓守孝。后皇帝卜诏,旌表蔡氏一门。

《琵琶记》的人物很有个性,其主要人物已成为艺术典型。赵五娘是全剧中最为光辉的人物,是一个贤孝妇的形象。丈夫进京赶考,她独自一人在家侍奉公婆,承担起家庭的全部重担。饥荒年间,她把可怜的救济粮留给公婆,自己却在背后偷偷吃糠。公婆死了,无钱买棺材,她剪下头发,沿街叫卖。无钱请人埋葬公婆,她麻裙包土,全筑坟墓。然后描容上路,进京寻夫。在极度艰难的环境中,她含辛茹苦,任劳任怨,悄悄地作出自我牺牲,以柔弱的肩膀,承担起生活重担,既尽了心,又尽了力。在赵五娘身上体现出中华民族多方面的优秀品德。她是一个光彩照人的贤孝妇形象。正因如此,赵五娘的形象才长期活跃于舞台,流传于人间。蔡伯喈被塑造成贤孝子的形象,又是一个有情的丈夫。他在京城,处于富贵生活之中,并没有忘掉父母的养育之恩。他还时时想到父母的衣食冷暖,担心父母在家挨饥受饿,还设法给父母寄钱寄信,处于锦衣玉食之中,他还有一颗对父母的爱心,还保存有骨肉之情。比之于那些投靠权贵,认贼作父,忘恩负义的衣冠禽兽来说,他确是一个有品德,有孝心的儿子。他被迫招赘牛府,生活在温柔之乡,但他时时想着家中的妻子赵五娘。他并没有因赘入牛府就忘却自己的糟糠之妻,还是那样一往深情的爱她。他是一个忠于爱情,有良心,有善心的丈夫。蔡伯喈的形象,也是颇为感人的。不过这只是表面现象,面对他的岳父大人,他连据理力争一下都不敢,是否懦弱了点呢?虽然赵五娘、蔡伯喈的形象中,也有愚孝的成份,但是瑕不掩瑜。张广才也是一个成功的形象,他是中华民族优秀品德“义”的化身。饥荒年间,他将得到的救济粮分一半给赵五娘,帮助她一家度日。蔡公蔡婆死后,他又赠送棺材,帮助这个弱女子葬送公婆。他救人于危难之中,有恩于人还不图报答。他那颗同情苦难之心,救人危难之心,助人为乐之心,是中华民族的善良之心,仁爱之心,无私之心在闪闪发光。因此,张广才的形象就成了千百年来人们歌颂的形象。

《琵琶记》是双线结构。一条线是蔡伯喈上京考试入赘牛府;一条线是赵五娘在家,奉养公婆。在宋元南戏明清传奇中,有许多剧本都是双线结构,但在这些双线结构中,所组成的两个故事,有许多是互不相关的,它们不能彼此促进,互为增辉。而《琵琶记》的双线结构不同,它们共同敷演一家的故事,共同表演一个主题。两条线索交错发展,对比排列,产生了强烈的悲剧效果和巨大的艺术感染力。

《琵琶记》的语言,文采本色两种兼备。蔡伯喈在京城生活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文采语言,词句华美,文采灿然,语言富于色彩,讲究字句的雕琢,典故的运用,是一种高度诗化的语言,是一种高雅的语言。这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富贵生活的环境而决定的。蔡伯喈、牛小姐、牛丞相等,都是很有知识的人,说起话来,自然就雅,这是符合人物身份的。他们生活在相府之中,住的是亭台楼阁的华屋,过的是锦衣玉食的生活,用华丽的语言来写豪华的生活,才能和谐一致。赵五娘这条线的人物,用的是本色语言。自然朴实,通俗易懂,生活气息很浓。不讲究词藻的华丽,典故的运用,词句的雕琢。这是一种接近于人民生活的语言。赵五娘这条线上的人物,使用本色语言,也是由于他们的文化水平和贫穷生活而决定的。赵五娘、蔡公、蔡婆、张广才等,都是没有多少文化的人,自然不会咬文嚼字,子云诗日。他们生活在农村,住的是民房,过的是农村生活,用朴素的语言来描绘这种生活,才能和谐一致。剧中两种不同的人物,使用两种不同的语言,构成两种不同的语言风格,这是《琵琶记》运用语言的独特之处。

《琵琶记》的结构布置最为人称道。吕天成曲品》说:“串插甚合局段,苦乐相错,具见体裁,可师可法,而不可及也。”作者把蔡伯喈在牛府的生活和赵五娘在家乡的苦难景象交错演出,形成强烈对比。《成婚》与《食糠》,《弹琴》与《尝药》,《筑坟》与《赏月》,以及《写真》,都是写的很成功的篇章。对比的写法突出了戏剧冲突,加强了悲剧的气氛。

《琵琶记》的词采成就最高,既有清丽文语,又有本色口语,而最重要的则是体贴人情的戏剧语言,王世贞艺苑卮言》说:“(高)则诚所以冠绝诸剧者,不唯其琢句之工,使事之美而已。其体贴人情,委曲必尽,描写物态,彷佛如生,问答之际,了不见扭造,所以佳耳。”

全剧典雅、完整、生动、浓郁,显示了文人的细腻目光和酣畅手法。它是高度发达的中国抒情文学与戏剧艺术的结合。总之,《琵琶记》不论在思想内容上,人物形象上,还是在结构和语言方面,都有独特之处,值得欣赏玩味。因此, 《琵琶记》是一部值得弘扬的优秀剧作。

《琵琶记》所叙写的,确 是“子孝与妻贤”的内容。高明强调封建伦理的重要性,希望通过戏曲“动人”的力量,让观众受到教化。因此,明太祖曾盛誉《琵琶记》是“山珍海错,贵富家不可无”(《南词叙录》)。在这方面,《琵琶记》产生过一些消极的作用。但高明主张戏曲必须有关风化、合乎教化的功用,把当时士大夫所不屑的南戏看作可以“载道”的工具,却意在抬高南戏的地位和价值。同时,高明能正视社会生活的真实,在肯定孝子贤妻的同时,揭示封建伦理本身存在的矛盾,展示由于封建伦理而产生的社会悲剧,而给予观众强烈的震撼。

《琵琶记》尽管从正面肯定了封建伦理,但通篇展示的却是“全忠全孝”的蔡伯喈和“有贞有烈”的赵五娘的悲剧命运,从而可以引发对封建伦理合理性的怀疑。在封建时代,恪守道德纲常的知识分子,经常陷入情感与理智,个人意愿与门第、伦理的冲突之中。《琵琶记》的悲剧意蕴,具有深刻性和普遍性,它比单纯谴责负心汉的主题,更具社会价值。 [2]

《琵琶记》是一部劝忠劝孝之作,也是一部思想内容极为丰富的主题多义之作。在几千年的古代社会中,中华民族长期形成并逐步发展起来的忠孝节义等社会道德观念,包含有好的和坏的两种成份,古代的孝道亦然。在古代的孝道中,有维护父母的绝对利益,要儿子作出无谓的牺牲,作奴隶式的服从,诸如“父要子亡,子若不亡,则为不孝”,或“割股救母”之类的愚孝,这是坏的。有热爱父母,善事父母,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使父母安度晚年而奉献自己的力量,这是贤孝,这是好的。《琵琶记》意在宣扬贤孝,宣扬孝道中好的一面,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这对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十年窗下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琵琶记》的文学成就,大大超过了《永乐大典戏文三种》中的作品。高则诚是在民间创作的基础上,把戏文的剧本创作提高到一个新水平的杰出作家。他在南戏发展史上的地位颇似杂剧发展史上的关汉卿。《琵琶记》在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不只影响到当时剧坛,而且为明清传奇树立了楷模。所以,过去把它称为“南戏之祖”。

“仪容俊雅”、“德性幽闲”的赵五娘是个美丽端庄且具有一定文化修养(知经书,能书,善画)的姑娘,嫁与同郡(陈留郡蔡伯喈为妻。故事发生的时候,她结婚才两个月。作者刻画了“旷野原空,人离业败”、“饥人满道”、灾害频仍、官吏鱼肉乡里的典型环境,正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描写了赵五娘悲惨的生活遭遇,突出了她在灾荒岁月中儿独自养亲的艰难处境,从而以她的形象体现了封建制度下不能掌握自身命运的我国妇女在极端艰苦的生活环境里的美好品质,正因为如此,赵五娘的形象赢得了几百年来广大读者的深切同情,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地位。

首先,她不满于丈夫被逼赴科举考试之举。在此之前,出现在读者面前的赵五娘是个怎样的人物? “辐辏,获配鸾俦。深惭燕尔,持杯自觉娇羞。怕难主频繁,不堪侍奉箕帚。惟愿取偕老夫妻,长俦奉暮年姑舅。”(第二出《高堂庆寿锦堂月》

这只曲子展现了赵五娘在新婚不久时的心情:羞涩不安,对婚姻颇觉满意,所一心向往的是与丈夫白头偕老,侍奉好年迈公婆。这与她以后反对丈夫抛亲别家去京城应考的态度是一致的,随着剧情的发展,不难看到她在整本戏里是唯一不为功名利禄所动心的人。当蔡公催促伯喈“快赴春闱”以“改换门闾”,并且以恋新婚、贪妻爱来苛责他,致使伯喈屈从父命时,赵五娘对此表示异议,一方面埋怨公爹“见得好偏”,一方面指责丈夫“功名之念一起,甘旨之心顿忘”,有揆情理,欲偕丈夫向公爹进行劝谏。一旦辞赴试不从的丈夫离家远行,她叮嘱他襦衣换青时切莫恋花柳,定要早办归程。可见赵五娘对赴试求仕一事的态度是鲜明的。以后,她总是把一系列变故、灾难跟它联系在一起。把自己的不幸、痛苦和恼恨跟对它的怨恨联系在一起。在她的心目中,丈夫赴试求仕跟蔡门一连串不幸事件无法分开。她显然不同热中于得到凤冠霞帔的女人。

其次,她在侍奉老人方面自觉地承担了最大的牺牲。

在赵五娘看来,庆幸夫妻恩爱与尽力侍奉二老没有矛盾,它们本是融合在一起的两件事。而且后者较前者更为重要。“为爹泪涟,为娘泪涟,何曾为着夫挂牵”,“悲岂断弦,愁非分镜,只虑高堂,风烛不定。”(《南浦嘱别》)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因此,竭力撇开“六十日夫妻恩情断”的悲哀,固然有避“迷恋”丈夫嫌疑的苦哀,也不能说没有将偕老与侍奉视作一回事情的明确认识。似乎是近“做作”的语言,其实却正是特定环境中人物的特殊心理。也正为如此,她有“我的一身难上难”的埋怨和浩叹。“轻移莲步,堂前问舅姑。怕食缺须进,衣绽须补,要行时须与扶。”(《临妆感叹》)又是“怕”,又是“问”,竭尽心力,毅然挑起了代薄情夫婿独自赡养二老的重担子。原本清贫的蔡家逢到饥荒年景之后,在遣儿科举赴试问题上本就存在分歧的公婆现在随着物质生活日益艰难其矛盾日愈加白热化了。而赵五娘艰苦备尝,劳役不辍,支撑着一家口食身衣,同时勉力劝解二老,那种体贴入微、既以物质上又从精神上多方照顾慰藉老人的情怀确实感人至深

在第七出《义仓赈济》里,赵五娘早已衣衫解典囊箧罄尽,“说得不出闽门的清平话”,抛头露面到官府乞领仓米,又遭到恶吏的欺侮凌辱,发出“千死万死不如早死”的哀嚎,要投井自尽,可是当她想到二老会因此招致速死,又辜负了丈夫临行的嘱托,因而虽然力枯形惫也只得隐忍止步。得到张大公转赠一点仓谷后,她安排一口淡饭权给二老充饥,自己只拿狗彘食的谷膜米皮暗处吞咽,殊不料婆婆误以为媳妇不尽心,辱骂她,疑猜她,眼看常见的妇姑闹剧即将爆发。但枯瘦如柴的赵五娘仍然坚持自我克制、牺牲,没有声辩,没有反唇相向,也没有去自寻解脱或自谋生路,抛弃风烛残年二位老人。这是何等感人的性格!

在著名的《糟糠自餍》一出里,赵五娘四支“孝顺歌”借物抒怀,淋漓尽致地道出了这个普通妇女身世的艰难、内心的痛苦和始终不渝地侍奉二老的意愿。“糠啊,你遭砻被舂杵,筛你簸扬你,吃尽控持。好似奴家身狼狈,千辛万苦皆经历”,这是就艰难身世的抒怀。“糠和米,本是相依倚,被簸扬作两处飞(这是喻赴试求仕),一贱与一贵,好似奴家与夫婿,终无见期……怎的教奴供膳得公婆甘旨?”“这糠啊,尚兀自有人吃,奴家的骨头知他埋在何处?”这是实际上已成弃妇者内心痛苦的抒怀。第四支是在公婆私下窥伺发现她吞咽糠时的曲子,“爹妈休疑,奴须是你孩儿的糟糠妻室。”这糟糠妻典故的运用,不但表明女主人公对自己作为伯喈贫贱相守的妻子的认识,而且表现了她与二老死生不渝、风雨共舟的坚定信念。自己咽糠,不让老人知道,怕引起他们烦恼,受到猜疑后仍然忍让着不予计较,这是多么善良宽容的精神啊!二老相继死去以后,赵五娘剪发买葬,十爪挖泥,罗裙包土,按那个时代的风俗埋葬和祭奠二老,为二老描容后行乞觅夫,把儿辈的义务尽到了家。这正是《琵琶记》悲苦动人之处。

再是拒绝蔡公关于再嫁的遗命。

受封建思想影响很深的蔡公经过接踵而至灾难的洗礼,顿悟强使独生子赴举一事致使合家不幸,尤悔致使媳妇坠入苦难深渊,并且眼看就要遭到灭顶,于是立下遗嘱要五娘立即改嫁求生。对此赵五娘断然加以拒绝。在丈夫荣枯不知、生死未卜、公婆死后祭奠乏人的情况下,取这种态度,既合乎性格的逻辑,也是忠贞爱情和不渝地侍奉老人这种信念的突出表现。

上述三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贯穿终始的是赵五娘倾身侍奉二老这一点。应该认为,赵五娘这样想,这样做,有着现实的合理的思想基础。由于作者有“论传奇,乐人易,动人难”的创作观念,坚持把女主人公写得真实动人,这个人物的性格就有了相当的深度。

第一,她作为熟谙儒家经典和传统中关于侍奉舅姑之类教诲的女子,有“做个孝妇贤妻,也落得名标青史”(《临妆感叹》)的信念。这里面虽不免带有封建伦理的时代烙印,但她对什么是孝妇贤妻有自己的理解,即真心实意地把公婆作为应该衷心敬重和热爱井为之承担最大牺牲的爹娘,这中间没有多大牵强做作的成分。“媳妇便是亲儿女”,这是赵五娘性格音符中的最强音。她把婆媳关系与母女关系划上了等号,生动地体现了古代劳动人民对家庭关系的传统意识的合理一面,与封建伦理中森严僵冷的等级观念大相径庭。

第二,赵五娘对于父母育儿劬劳有自己的认识和体验。《路途劳顿》中“销金帐”后四支曲中前三支实际上是对于蔡公蔡婆养育伯喈过程的影射,后一支呼吁伯喈一类男子学一学返哺的“慈鸟”。这就说明,她对公婆的孝顺,并不是盲目的行为,乃是当子女的报答父母恩情的普遍心理表现。

第三,毋庸讳言,赵五娘是被作者作为孝妇来颂扬的,通篇不乏封建说教的语言,但即使对于这些描写和议论,也应该具体的分析。譬如有的是当时的习惯语,如“一马一鞍,誓无他志”;有的是封建观念与健康感情的杂揉,如“生是蔡郎妻,死是蔡郎妇”;不能全盘否定。对于整个情节中“生事、死葬、葬祭”的模式,这是时代的反映,更不宜予以苛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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