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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谦(原中顾委委员)

王谦,男,汉族,1917年2月生,山西平定人,1936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参加革命工作,初中。

1936年至1945年,任山西省平定县牺盟会常委,晋冀豫游击纵队第五支队政治委员,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五旅十四团三营教导员,中共平定(东)县委书记,中共榆社县委书记,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组织部部长,在中共中央北方局党校学习,任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组织部部长。

1945年至1949年任中共太行区第四地委副书记兼军分区副政治委员,中共长治市委书记,中共太行区第三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太行区委组织部部长。

1949年至1954年任中共山西省长治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华北局政策研究室主任、华北局农村工作部副部长。

1954年12月至1956年7月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华北、西北处处长,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秘书长。

1956年3月至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副书记。

1956年8月至1965年8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处书记、书记处常务书记。

1960年11月至1966年12月任中共中央华北局委员。

1965年8月至1967年1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二书记,

1965年12月至1967年1月任山西省省长。

1966年至1970年“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被关押。

1970年至1973年任山西省阳曲县革委会副主任、代主任,山西省革委会常委、省革委会计委主任、省革委会业务组组长。1973年5月至1975年5月任中共山西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

1975年5月至1980年10月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

1975年5月至1979年12月任山西省革委会主任。

1977年12月至1979年12月兼任山西省政协第四届委员会主席,曾任山西省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1980年10月至1981年待分配。

1981年9月至1985年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当时设有第一书记)兼四川省重庆市委第一书记。

1986年4月增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是中共第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任职至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

1985年9月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中共十三大分别增选、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2007年7月9日在北京病世,享年91岁。

在王谦病重期间和逝世后,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曾庆红吴官正李长春罗干王兆国刘云山吴仪贺国强王刚李鹏乔石朱基宋平尉健行、何鲁丽、热地、乌云其木格、唐家璇、华建敏、陈至立、肖扬、贾春旺、阿沛阿旺晋美、徐匡迪和张劲夫、彭冲、谷牧、郑天翔、刘复之、杨白冰、田纪云、姜春云、倪志福、李锡铭、邹家华、布赫、吴阶平、彭佩云、韩杼滨、杨汝岱、任建新、宋健、王文元、邓力群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1-2]

求真务实 勇于创新

解放以后,王谦同志再次担任长治地委书记,在晋东南地区7个县成功地试办了10个以土地入股分红为特点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是大家所熟知的,是具有开拓、创新意义的试验,在全国也是首创。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创办,标志着土地改革后农民逐步走上集体化道路,拉开了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序幕,引起党中央的重视,得到毛主席的肯定。“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批斗王谦时,有人质问他:你在晋东南试办初级社时,为什么不在西沟村搞试点?王谦说:因为是试验,会有风险,没有把握。为了保护西沟这个老先进典型,所以没有在西沟试办。王谦实事求是、以理服人的回答,使那些惯于搬弄是非者的图谋未能得逞。

1956年,王谦从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调任山西省委副书记以后,分管农村、农业工作。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存在着四个突出的问题,即旱灾频繁、土地瘠薄、植被稀少、水土流失严重。王谦同志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从一些典型单位发现他们在实践中创造的先进经验。综合这些改变农业生产基本条件、从而获得稳产增收的经验,初步找到一条治理山西落后生产自然环境的基本思路,即“种草、种树、治水、修地”八字方针,把治理的重点放在雁北和晋西北。雁北地区风沙大、霜冻早、盐碱地多,因此在雁北地区尤其重视种树、固沙、防风、治碱。吕梁地区山高、沟多、坡多,强调种草、种树、修造梯田,“一片坡一条沟一道梁”地治理,防止水土流失,开创了全国小流域治理之先河。就全省范围来说,十分重视大兴水利建设,从1958年以后,全省陆续兴建了大批大中型水库和许多重要的水利设施。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全省水浇地、水平梯田、森林覆盖率都是成几倍甚至几十倍地增长,明显地改善了农业生产基本条件。

从 “文化大革命”后期到调离山西之前,每年春夏期间,王谦同志总要和省委一班人一道,率领省级机关广大干部在太原西山植树造林;每年秋末冬初,又要率领广大干部在太原郊区整修农田。无论植树还是整地,王谦都是弯下身子,挥锹实干。

1956年“反冒进”和1957年反“右派”后,“左”的倾向出现,特别是1958年“大跃进”“放卫星”,亩产千斤小麦、万斤玉米、百万斤红薯等虚假东西抬头,虚报风气盛行。1958年秋天,省委召开电话会议,有人介绍亩产100多万斤红薯的经验,王谦插话问:你去实地看了没有?回答说,亲自下去考察了。王谦没有再吭声,在当时那种浮夸、吹牛成风的情况下,他也不可能再说啥。只是在会议结束,大家起身走时,王谦拍着那位参会同志的肩膀说:你个头大,把你埋在地里,要埋多少个才够百万斤?这虽是一句玩笑话,但足见王谦对那种浮夸风气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并给山西日报社打招呼不要报道,这是难能可贵的。

1962年以后,王谦同志在省委分管工业。他说他不懂工业,就从调查研究入手。他用半年多的时间,调查了包括各种类型的工厂、矿山80多家,每到一家企业,他不是听厂领导的工作汇报,而是请一位主管生产的副厂长或者工程师陪同,深入车间,沿着生产工艺流程,边看边问,熟悉情况。从机器设备的构造到性能,从生产过程到产品类型,都要一个一个地弄清楚。他在考察太原化工区的几家企业和第一热电厂后,发现企业生产引用地下水资源太多,使晋祠水位下降,流量减少,时有断流。他提出要保护自然生态,反对引用晋祠水源发展农业灌溉和工业项目,提出“千万不能为了一时的局部利益,而破坏千百年来形成而又无法再生的美好大自然环境。”

城市“四清”运动开始后,王谦同志到太原钢铁公司蹲点一年多搞“四清”,严格掌握政策,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对于工作上有这样那样缺点错误的领导干部,王谦要求他们做好自我检查,但不主张批斗,保护他们过关。由于深入细致地做思想政治工作,方法得当,采用了多换思想少换人的办法,运动结束后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在企业整顿中,王谦提出了搞好“三基工作”,所谓“三基”,一是大练基本功,干啥的就练啥,练出过硬的本领;二是做好基础工作,包括工艺上的基础工作、管理上的基础工作、政治上的基础工作;三是做好基层工作,包括基层党小组、基层团小组、基层工会小组。“三基工作”最早在山西提出来,以后在全国讲开了。这对于改善和加强企业管理,迅速恢复发展工业生产,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钢铁汉子 宠辱不惊

“四清”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当时那样险恶的情况下,王谦同志仍然念念不忘要把生产抓起来。如果生产垮下来,局势就稳不住,社会便会出现混乱,这是王谦同志最担心的大事。

1969年7月,中央颁发了“七二三”布告,当时主持省委工作的同志决定,陆续解放一些老干部出来工作。这样就将关押在监狱而无历史问题的省和太原市的 “走资派”转移到交城办了学习班。在学习班揭发批判时,因为陶鲁笳已调离,卫恒已死,于是有人就把目标对准王谦,甚至为解脱自己,言过其实,刻意揭批王谦。但王谦同志沉着冷静地倾听每一位发言者的意见,检查自己的问题时,既不往已调走的陶鲁笳身上推,也不给已迫害致死的卫恒头上戴,更不向下推卸责任,而是尽力用自己的言行保护更多的同志 “过关”。他说:“自从我调回山西省委工作,不论是常务书记也好,第二书记、省长也好,十年来一直居于二把手的位置,鲁笳同志当书记时,省委决定重大问题,我不同意不行;老卫当书记,省委定的大事,我都参与决策,我不同意也不行。因此,过去十几年省委工作中的问题,我应负主要责任。”他这么一讲,大家深受感动,也感到减轻了负担。1973年5月,他重新回到省委领导岗位之后,尽力为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抵制派性争斗,保护干部,做了不懈的努力。

尊重人才 勤奋读书

王谦同志热爱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爱护知识分子,善于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拜他们为师,向他们请教科学知识。在工作中,他与许多专家、教授建立了真诚的友谊,使知识分子的作用得到充分发挥。

王谦多次讲过他和水利专家刘锡田的交往。1958年汾河水库上马,按照设计采用“水中填土”的方法筑坝,坝高60米,这在世界上也是创举。在当时没有施工机械的条件下,完全依靠人力和锹、镐、小平车等简单工具,进展不快。1959年4月,中央和水电部两次来电指出,如在“七一”前拦洪坝高度达不到40米,就必须考虑下马。水电部的中外专家现场检查后,都认为“七一”前很难达到拦洪要求,有的专家还认为大坝设计是错误的,建议工程下马,以免太原市被洪水吞没。在这紧急关头,王谦和主管工程的副省长刘开基连夜同总工程师刘锡田商讨,问刘总设计上有无不当之处,是否有什么疏忽,哪怕是少许的漏洞。如果设计是可靠的科学的,就应采取一切措施把40米坝高抢着筑上去。两人还表示:如果“七一”时坝高达不到要求,而届时又天降暴雨,发大洪水,出了大祸,政治上、技术上的责任,完全由我们负责,刘总和其他技术人员决不会受牵连,不负任何责任。第二天拂晓,刘锡田找到王谦和刘开基说,他们经过通宵的全面复查,可以肯定设计和其他技术方面都无问题,“大坝的承重力有保证安全的合理系数”。据此,省委决定:动员一切力量加大施工强度,调劳力、调物资、调设备,最终使坝高基本上按期达到了拦洪标准。近50年过去了,60米高的大坝巍然矗立,固若长城。王谦回忆说,他和刘锡田等高级知识分子相处,最基本的一条就是彼此之间以诚相待,把心交给对方,平等地、同志式地交谈工作,不以虚情待人,不以假话骗人,真正做到相互信任。

熟悉王谦同志的人都感到他学识渊博,这渊博就是来自他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通一行、精一行,这是王谦同志的一大优点,也是他的过人之处。王谦分管农业工作以后,他把山西农学院的全部讲义拿来认真通读。分管工业以后,王谦又研读了冶金、机械、地质、煤炭等方面的专业书籍,看不懂的地方,就找技术人员或者老师傅请教。经过刻苦学习,他逐步由外行变成了内行。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学习马列的经典著作,王谦是下过很大功夫的,仅《资本论》就通读过三次,第一次是在长治任地委书记时,第二次是在华北局工作时,第三次是在“文革”的监狱里读的。

王谦同志认为,一个人要掌握知识,不只是上学读书,还可以从三个方面接受知识,第一是从书本上学,第二是从实践中来掌握,第三就是听人家讲。

王谦同志工作很全面,知识面宽,有思想,有水平,有能力,有魄力,有点子,给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无论走到哪里,是分管还是主持全面工作,都能抓到手,搞出成效来。这与他长期坚持勤奋读书,深入基层调查研究,注重总结实践经验,按照客观规律分析研究解决问题是分不开的。 [4]

王谦同志是经过70年革命生涯锤炼的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不论在顺利时还是在逆境中,对共产主义理想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对家属和身边工作人员严格要求,始终保持了共产党员的政治本色。他的功劳、业绩,将永远铭刻在山西人民心中,他的高尚品质和道德情操,钢铁般的硬骨头精神,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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