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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偃

狐偃姓,氏,字子犯。是晋文公的舅舅,又称舅犯咎犯臼犯

狐偃出身戎狄部落。其父狐突,在晋武公时出仕晋国。其兄狐毛。武公之子晋献公娶狐突的女儿生重耳夷吾,狐偃和兄长狐毛辅助重耳。

骊姬之乱使晋国混乱,狐偃劝重耳流亡外国。重耳开始了19年国外流亡。开始住在北狄,后来继位为晋惠公的夷吾密谋行刺重耳,重耳与属下大夫们流亡中原

途中、重耳一行经过卫国五鹿(今河南省南乐县韩张镇五楼村),向种地的农民乞求食物,农民给他土块。重耳大怒要杀农民,狐偃说农民献土,说明公子得到土地啊,重耳大喜,此即为五楼献土。前636年,在赵衰、狐偃、胥臣先轸的辅佐下重耳成为国君晋文公,狐偃帮助晋文公成为霸主,狐偃为上军将,是晋文公的首席谋士,之后,其子狐射姑继承了他的爵位。遗物有“子犯和钟”,现藏台北国立故宫博物院

狐氏源于姬姓,出自春秋时期晋国大夫大狐容,属于以先祖名字为氏。大狐氏,为春秋时期晋国原始旧姓。大狐氏原姓姬,因其先祖被分封在狐氏大戎(今山西吕梁山区) [1-2] ,故以地名为姓氏,称大狐氏。在晋国建立初期,真正的宗周贵族是不多的,叔虞统治的“怀姓九宗,职官五正”等族人,大部分还是土著居民。事实上,晋国的“胡”风一直是很浓厚的,从西周初期受封于唐邑,后改唐为晋,建立晋国。其时,晋国人与周边民族通商、通婚的现象一直就十分普遍,国君也不例外。在史籍《左传》中称,晋献公“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汉朝史学大家司马迁也认为:“重耳母,翟之狐氏女也”。

大狐氏,后多省文简改为单姓狐氏,世代相传至今。 [3]

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子犯是重耳的“舅氏”,虽然史籍语焉不详,但由此大致可推知子犯是与其父狐突,其兄狐毛,跟随狐姬一道由戎入晋的。 [4]

公子重耳少年时期便受教于狐偃,赵衰等。这几个人“实左右之,公子居则下之,动则 焉”,成年以后仍是如此。后来楚成王赞他“广而俭,文而有礼”显然是狐赵等人耳濡目染的结果。献公八年(前671年),迁都(今山西新绛,一说翼城),狐偃随重耳至绛。献公十二年,太子申生居曲沃,公子重耳居蒲(今山西乡宁),夷吾居屈(今山西吉县一带) [1-2] ,狐偃又随重耳至蒲。献公二十一年,骊姬诬谄申生有弑君杀父之意,申生自缢身亡。到了这个危急的时刻,狐偃出场了。他早就对骊姬这个女人注意了,认识到当前的局势对重耳不利。就算晋献公不杀重耳和夷吾,但只要在国都呆着,就难逃骊姬毒手,看来还是走为上策,就给两个外甥出主意:请命由重耳守蒲城(今山西隰县西北)、夷吾守屈城(今山西吉县) [1-2] 。于是,他就同狐毛、赵衰、先轸、贾佗、魏等人护送公子重耳到了蒲城暂避。一年后出亡。有关狐偃这数十年的事迹,史载不详。据考,献公为太子时,重耳即己成人,狐偃寄人篱下,尽为父为师之劳,不会有大的作为,但对晋后期政局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文公染于舅犯,故霸诸侯,功名传于后世。”评价中肯贴切。 [4]

重耳一行离晋后,狐偃力主去狄。当时,齐国是中原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北杏盟约后,齐桓公实际上已成为中原盟主。楚国也是南方的经济军事大国。狐偃为何弃强投弱呢?因为他意识到,齐楚千里迢迢,沿途崇山大川,举步维艰,仓皇出走又缺乏给养,即使能免于追杀,也会困死途中。且齐楚是否肯予接纳,也有疑问。而狄近易达,又是重耳母国,纳公子重耳应在情理之中。还有狄晋毗邻,可以观望动静,蓄力待时。可见,这个决定不失为上策。

重耳在狐偃、赵衰等人的保护下在狄国躲避起来。但是,晋国的情况变得越来越复杂,派系林立,以大臣、太子太傅荀息为首的当然力挺奚齐,以大将、故太子申生的铁杆粉丝里克为首的誓杀骊姬一党。只因晋献公在世,各方都不敢轻举妄动。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逝。公子重耳接到外公狐突发来的密件,哭着要回去奔丧。狐偃及时劝阻了他:现在晋国是骊姬党羽的天下,奚齐是太子,必然要当国君。你现在想回去尽孝道,但骊姬会将你视为国君的竞争对手,断然难逃毒手。

秦国国君秦穆公是一位政治高手,一直对晋国的事情洞若观火。他派公子絷远赴狄国慰问重耳,实际是试探重耳。公子絷说:我听人说,得国也在这个时候,失国也在这个时候,你虽然很庄重地身穿丧服,但时机不可错过啊。重耳赶紧把这话告诉狐偃。狐偃说,这是秦国在试探你,你必须辞谢,要表明仁爱思亲才是最宝贵的,而趁君父逝世去谋图私利是有罪的。重耳便按舅父的指导去对公子絷说:承蒙贵国国君慰问,不过我失位出亡在外,君父又去世了,不能回国守孝已是天大的过错,我又怎敢有别的想法,辜负贵国国君的好意呢?说完,对公子絷磕头而不拜谢,哭了一会就站起来,起来以后就不再和公子絷私下谈话了。 [5]

秦穆公知道后,感叹地说:多么仁爱的公子重耳啊!对使者磕头而不拜谢,表明他没有做晋君继承人的想法;哭了一回才站起来,表明他对父亲深切哀思;起来后不与使者私谈,表明他避开了自己的利益。从此,秦穆公对重耳另眼相看。

没多久,晋献公的长子申生和两个幼子都死了,公子重耳和夷吾就成了大臣们议论的对象。里克当时大权在握,是倾向于重耳的,于是就派狐偃的父亲狐突到狄国来,请重耳回去登位。狐偃把父亲请到密室,把重耳、赵衰叫来一起商议。狐突老迈,认为时机到了,可以回国。但狐偃对父亲说:这些年晋国发生了各种血腥的政变,现在国内一片混乱,大权旁落,公子重耳回去就一定能够稳住局势吗?狐突虽然是资格很老的重臣,但手头没有兵权,也拿不准。最后,大家还是一致同意狐偃“退一步再看看”的策略。重耳让狐突回复里克说:君父在世时,我违命出逃;君父去世我也没能尽孝,哪还有脸回来当国君呢?我的兄弟还有很多,贤能的也不少,请文武大臣们择贤而立吧。

对于重耳的婉拒,里克非常失望,只得选择公子夷吾,派重臣到梁国将夷吾接回来。公元前650年,夷吾在秦国大将公孙枝强兵的保护下回国登位,是为晋惠公。晋惠公回国后,把失败归结为重耳的过错,认为国中有大臣还惦念着重耳,才不给力,他才会输给秦国,于是就派了杀手,追杀哥哥重耳,并警告狄国,要是再保护重耳,就要派兵攻打。

狐偃听到风声,深感狄国是呆不下去了,就简单收拾行李,与同僚护送重耳仓皇出逃。在苦寒之地呆了十二年,重耳在当地娶妻生子,只得抛下妻儿流亡。 [5]

重耳等人到了卫国。卫文公是个胆小怕事的家伙,生怕收留了重耳将惹恼晋惠公,连见都不见。狐偃劝他说:自古以来,成大事的人都要历经磨难,寻常白眼算不得什么。我听说齐桓公礼贤下士,又是你哥哥申生的外祖父,肯定会接纳我们。再说,齐国的相国管仲去世了,齐国需要人才,或许我们能凭自己的微薄之力为齐国出一点力呢?不如到齐国去。

重耳出逃时并没带太多东西,现在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在卫国境内的五鹿,终于看到了一个耕地的农夫。重耳不顾公子的身份,上前讨些食物充饥。那农夫听说是逃亡的公子,向他吐了口口水,在地上抓了块土递给他。重耳再有修养,也被气得三魂出窍,绾袖子要找农夫拼命。狐偃及时阻拦了,笑着对重耳说:这是上天的恩赐啊!百姓给你土块,预示着你将拥有土地,拥有土地就拥有国家。重耳听了,恭敬地接过土块,向农夫表示感谢,并将土块揣在怀中。 [5]

重耳在狄十二年,狐偃反劝他赴齐。此时戎狄势力大为削弱,己无力帮助重耳“成事”,齐桓公虽年已垂暮,但雄心犹在,欲借晋为助,与秦楚抗衡,维持霸主地位。且“管仲殁没”,“哀而思始”“求善以忠”,定会收留人才济济的重耳一行。至齐后,果然受到桓公的热情款待,对重耳更是深加恩渥。只是由于齐桓公卒,五子争立,诸侯叛齐,内外交困,“子犯知其不可以动”,才毅然决定离开齐国

这时,多年的流亡生活已使重耳意志消沉。他枕于安乐,“遂无去心”,“有终焉之志也”。狐偃又与姜氏谋,“醉而载之以行”。如果不是狐偃机智果敢地迫使重耳离齐,重耳只能在齐国苟且一生,文公霸业将无从谈起,春秋历史形势必会大变。 [4]

重耳返国,时值晋动荡之余。十数年间,晋内讧不已,国乱民忧。先是“骊姬之乱”,继而献公去世,里克、邳郑杀奚齐、卓子荀息身亡,晋惠公夷吾上台后,又杀了掌握实权的里、邳等大臣,弄得人心惶惶,众叛亲离。对外惠公背信弃义,发动不义战争,使晋元气大伤。

然而,从公元前636年文公即位,到公元前632年城濮之战,前后不到五年时间,文公何以能宣信诸侯,称雄天下呢?《左传》云,文公历游诸国,备尝“险阻艰难”,故返国后,知“励精图治”以求霸。事实上,这是狐偃、赵衰等股肱之臣,帮助文公“蓄爱百姓,厉养戎土”的结果,其中,狐偃更是出了大力。

狐偃等帮助文公革新内政,迅速医治动乱留下的创伤,从而奠定了与秦楚抗衡的物质基础。主要措施有:,选拔优秀人才治理国家,多年来,随重耳共度患难的一批老臣都被委以军国重任。二,提倡孝事父母,尊祖敬家,忠于国事,“以厚民性”。三,废除繁重的徭役,减免苛捐杂税,资助无力生活和生产者。四,鼓励农耕,劝有分无,省灭国用,足财备凶。五,“大搜于被庐”,改上下两军之制为上中下三军之制。这些措施对于稳定社会秩序,恢复社会生产,推动工商业的繁荣,提高晋军的战斗力,起了积极的作用。从而使晋国呈现了“政平民阜,财用不匮”的昌盛景象。文公四年,晋军能在城濮大败楚军,一战而成霸业,无疑是改革带来的必然结果。 [4]

文公元年(前636年),周室内乱,襄王弟昭叔(太叔带)伙同狄人伐周,占洛邑。襄王避难于郑,派使者简师父,左鄢父求救于晋和秦。文公二年,秦军至河上,将纳王。由于晋大乱之余,百端待举,国力尚薄,文公对勤王事宜迟疑不决。狐偃却以其敏锐的政治嗅觉和远见卓识,意识到这是晋成为诸侯盟主的天赐良机。当时,整个局势对晋极为不利。远在南方的楚国,自成王继位后,不断向北方扩张领土,公元前656年召陵之会后,楚加紧了北上的步伐,大有继齐桓公之后而称霸中原之势。西秦也不偏安于边陲,一直在觊觎晋国的领土。狐偃当然知道,只有南阻强楚,西扼边秦,才能入主中原。而此时的晋国,积贫积弱,国步维艰,在经济军事方面尚无力与秦楚抗衡。为此,必须首先在政治上取得诸侯的信任,提高晋的威望。况周王室同晋宗室有名义上的宗法关系,不纳则失之于义。狐偃力劝文公:“继父之业,定武之功启土安疆,于此乎在矣。”僖公二十五年(前635年),文公终于出兵勤王,杀王子带于隰城(今山西隰县及周边一带) [1-2] ,王入城周(今河南洛阳)。周王设宴款待晋文公,并赐樊、温、原和攒茅等人邑之田给文公。 [4]

勤王不仅扩大了晋国的疆域,更重要的是提高了晋在诸国中的地位,为晋入主中原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狐偃不仅具有政治家过人的胆识,还具有非凡的军事才能和大智大勇。文公三年(前634年)楚胁迫陈蔡攻宋,宋求救于晋。从当时的各诸侯国局势看,晋楚两国的直接冲突已经不可避免。但是,晋军在数量抑或质量上都逊于楚军。面对强敌,狐偃采取“调虎离山之计”,避其锋芒,以智取胜。他提出:“楚始得曹而新昏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于是,晋军伐曹卫,取五鹿(今河南濮阳东南),三月攻占曹国都城,迫使楚军撒出宋国 [6]

当楚军复攻宋国时,狐偃毫不惧色。决心同楚国决一雌雄。他预言:“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打消了晋文公的顾虑。狐偃战赂上蔑视敌人,是以战术上重视敌人为前提的。《吕氏春秋》云:“文公将与楚人战,召舅犯问曰‘楚众我寡,为之奈何’,咎犯对曰‘臣闻繁礼之君,不足以文,繁战之君,不足以诈,君亦诈之而已。”在城濮之战中,晋军始终贯彻狐偃“诈”的策略。战争初期,晋军“退三舍避之”,使楚军更加骄横轻敌。战争中间,狐偃、先轸命令晋军以虎皮蒙马,马后拖着树枝,扬起尘土,制造逃跑假象,“伐其木以盖其兵”,迷惑楚军,使楚军处处被动挨打,以“败绩”告终。 [4]

僖公三十一年(前629年),狐偃卒。三十二年冬,晋文公卒。可以这样说,狐偃为晋文霸业付出了毕生心血,无狐偃则无晋文霸业,此誉实不为过。狐偃的品行和才华受到各国诸侯大夫的推崇。宋公孙固称狐偃“惠以有谋”;曹大夫僖负羁赞狐偃:“可谓贤矣”楚令尹子至见其卿才,甚至“请上狐偃。“

城濮之战晋胜楚败的结局,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改变了春秋时期中原的政治格局,确立了晋的霸主地位,从此开始了晋楚争霸中原的百年历史。关于战争的指挥者,有学者认为主要是先轸。事实上,狐偃所起的作用也不可低估。“文公用咎犯之言,而败楚人于城濮。”是有道理的。连晋文公也盛赞:“偃言万世之功”,给狐偃以极高的评价. [3]

狐偃同其父狐突,其兄狐毛还受到后人深切的怀念。原因是,狐偃具有中华民族吃苦耐劳和忍辱负重的传统美德。流亡途中,历尽磨难。所经各国,有礼遇,更多的则是冷遇和轻慢,甚至难免乞食,或有杀身之虞。狐偃为了返国大局,忍辱负重,唯力是视,受到时人的嘉许和后人的尊敬。其次,狐氏父子之人忠公体国,具有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骊姬之乱后,狐突派其二子夹辅重耳,逃出晋国。在秦时,当狐偃听到怀公命从重耳亡者返国,不返者“尽灭其家”的胁迫时,他大义凛然,拒绝回晋。其父狐突也仗义死节,伏剑身亡。

两汉、魏、晋、南北朝及隋唐历代皇帝都以狐突忠贞报国为忠义楷模,及至宋代,宋徽宗封狐突为忠惠利应侯。七月十四日狐突诞辰日至今仍为交城一带的传统古节。最后,作为功绩卓著的政治家、军事家,狐偃在春秋发展史上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晋之卒成霸业,偃之力居多,”而晋文公称霸,遏止了秦楚等生产力发展较为落后的国家的扩张,动摇了西周宗法统治秩序,有利于中原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那么.狐偃的历史贡献则就是显而易见的了。 [4]

狐偃墓位于河南省荥阳市王村乡西胡固村南。上有冢,现占地约3500平方米,最高处约20米,冢土为夯筑,中间夹杂有数层石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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