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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乡派

湘乡派”是近代古文流派之一,因其代表人物曾国藩为湖南湘乡人而得名。湘乡派继承并发展了清代桐城派古文,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又加“经济”一条,使文章内容更加面向社会现实。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舒展雄厚,但多宣传封建道德,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

曾国藩以所谓“同治中兴”的“名臣”,幕府广聚人才,以坚持理学道统的桐城派为号召,使桐城派古文一时复盛。他适应时势的需要,进一步强调“经济”,将义理、考据、辞章、经济四者比之孔门的德行、文学、言语、政事四科,并针对桐城派古文之弊,提出修正意见,包括扩大古文的传统,由八家上推至先秦两汉,主张骈散兼容,提倡“雄奇瑰玮”(《致南屏书》)。他本人的文章“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李详《论桐城派》)。这些从古文理论到创作实践对桐城派的改造,使桐城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后人称之为“湘乡派”。

曾国藩门下,张裕钊吴汝纶黎庶昌薛福成称四大弟子。他们已处于所谓“同治中兴”的洋务运动发展时期,思想与实践都与洋务有较密切的关系。他们的文章虽各有成就,特别是张、吴二人得桐城“雅洁”之传,最为桐城派人推崇,但是陈旧的思想与陈旧的文章模式已很难再有超越前人的建树,他们真正给桐城文带来新气象的是一些反映新思想的议论文和海外游记,尤其是后者,以新奇的事物与略带变化的文风,形成湘乡派文的一大特色。如黎庶昌的《游盐原记》、《卜来敦记》,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白雷登海口避暑记》等都以朴实畅达的笔墨传其形神,以异国新奇风物引人入胜。薛福成的《观巴黎油画记》几成脍炙人口的名篇,以传神之笔将内容繁杂的画面形象地表现出来,又极善烘衬渲染。 [1]

曾国藩原信奉并提倡桐城派古文,作《圣哲画像记》 ,列桐城派古文创始人三大家之一的姚鼐为古今圣哲32人之一,并谓“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又作《欧阳生文集》序,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的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处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其本身“又为文章领袖,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 )。这样,桐城派古文就形成了一个“中兴”的局面。

但是,曾国藩本人实非桐城派的忠实信徒,当时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已指出曾国藩并不“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与岑论文派书》 );曾国藩亦自承认“斯实搔着痒处,往在京师,雅不欲混入梅郎中之后尘”。又说:“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则示了他的文章与桐城派古文一般“清淡简朴”的作风并不相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中“略述文家原委”,颇为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恒、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宏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他赞赏“为文务闳丽”,而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确是事实。

曾国藩编选《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摒弃经史的缺陷,扩大了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文章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更重要的是接受时代思潮的影响,于桐城派标榜的义理、考据、辞章之外,加以“经济”一条,使古文反映现实政治、社会问题,更实际有用了。这就使桐城派古文从局促迂缓的狭小天地里解脱出来而应时向前发展。因此,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马,专宗退之,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 《论桐城派》 )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曾国藩亦指出“古文之道,无施不可,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 )。此当指桐城派古文。

为说理则需要格物博辨,必然破坏清淡简朴的风格。可见湘乡派比桐城派要前进,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学桐城派而不墨守桐城派。曾国藩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桐城派古文到了曾国藩手里,变为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更为适应的工具,因而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

曾国藩的古文写作和理论,都与桐城派有所不同。他“平生好雄奇瑰玮之文”(吴敏树《与筱岑论文派书》引),为文务闳丽,与桐城派清谈简朴文风不同。他在《送周荇农南归序》说:“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颇赞赏清中叶胡天游邵齐焘孔广森洪亮吉及近世凌玉垣、孙鼎臣周寿昌等骈文家,而对“方姚之流风,稍稍兴起”的趋势,并无美词,而感伤。天游、齐焘辈闳丽之文,阒然无复有存者矣!对桐城派古文无大兴趣。在古文理论上,他说:“古文之道,无所不施,但不宜说理耳。”(《致吴南屏书》)对桐城派主张的义理、考据、词章,补充并强调了“经济”的重要。因此他编《经史百家杂钞》,补充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缺陷,扩大桐城派古文学习的源流,是通达的;而为文少禁忌,奇偶并用,使古文舒展有气势,雄厚有内容,为桐城派打开了僵局。他又授意弟子黎庶昌编《续古文辞类纂》,包括经、子史、集,以补姚鼐《古文辞类纂》之未备。

黎庶昌在《目录序》中阐述了曾国藩古文理论:“曾氏之学,盖出于桐城,固知其与姚氏之旨合,而非广已于不可畔岸也。循姚氏之说,屏弃六朝骈丽之习,以求所谓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者,法愈严而体愈尊;循曾氏之说,将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辨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其道相资,不可偏废。”说明了曾国藩批判继承桐城派而自创一派的实际。其后,晚清李详说,“文正之文,虽从姬传入手,后益探源扬(雄)、马(司马相如),专宗退之(韩愈)。奇偶错综,而偶多于奇,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为‘湘乡派’,而桐城久在祧列。其门下则有张廉卿裕钊、吴挚甫汝纶,黎□斋庶昌、薛叔耘福成,亦如姬传先生之四大弟子,要皆‘湘乡派’中人也”(《论桐城派》)。从此相沿而以曾国藩为湘乡派创始者,对桐城派古文有所改革,有所前进。

曾国藩湘乡派古文理论,历史作用有两面。他利用桐城派,“私立门户”,创建湘乡派,实即扩大封建势力,反对人民革命,办理镇压人民的洋务,宣扬封建道德等等,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工具。但他强调“经济”,要求应时实用,纠正桐城派古文日益脱离实际,追求清闲的倾向,有一定进步意义。正象他创办上海机器厂,培养近代科学技术人材,翻译西方科学文化书籍,选派青年学生出国留学西方等等。都有利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成长,为先进的中国人向西方寻求救国真理,学习西方近代科学文化知识,准备了一定的条件,客观上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

在诗歌方面,曾国藩属于宋诗运动中的人物,尊尚黄庭坚,他说:“涪叟(黄庭坚)差可人,风骚通□□”,“自□宗涪公,时流颇忻向”(《题彭旭诗集后》)。 《晚晴□诗汇》也说他“承袁、赵、蒋之颓波,力矫性灵空滑之病,务为雄峻排□,独宗江西,积衰一振。”但正象在古文方面极力扩大桐城派古文的学习源流一样,他在诗歌的实际主张上也不拘囿于宋诗派的狭小天地。他在《圣哲画像记》里说:“盖诗之为道广矣,嗜好趋向,各视其性之所及。”自言钞古今诗十八家,笃守其中四家,即“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已不限于黄庭坚。在《日记》中他还提出“必可与言机,可与言神,而后极诗之能事”并认为李白、杜甫王昌龄李贺以及元稹白居易张籍、王建之乐府,都“多神到机到之语”,其《读李义山诗集》诗又极口称赞李商隐“渺绵出声响,奥缓生光莹”,更远远超出宋诗范围之外。所以他编纂《十八家诗钞》 ,抄录曹植阮籍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 、王维孟浩然、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李商隐杜牧苏轼黄庭坚、陆游、元遗山诗6500余首,都可见出其取径广的趋向。著有《曾文正公全集》 ,卷首附有传记、年谱,1936年世界书局出版。

他奉命主持湘军时,好延揽人才,以学问文章相切磨,一时文坛英俊多被网为幕府中成员,俞樾、郭嵩焘、薛福成吴南屏吴汝纶张裕钊等,均有盛名,可称桐城派後劲。经过曾氏的推展,桐城派能延至清末,深受他影响的,有严复、林纾,以至谭嗣同梁启超等,因而说是清代独霸文坛的主流,并非过誉。

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或者说它的个性是:“独立根性”是湖湘文化的根本特性,也是湖湘文化有别于其他区域文化的根本所在,是湖湘人的气质、风气、价值观等的集中体现。

“独立根性”的主要表现即在于“湖湘历代知识精英均焕发着一种“无所依傍,浩然独往”而不囿于陈见的创新精神;一种慷慨激越的“爱同胞而?仇虐,时时迸发于脑筋而不能自已”①之精神和卓励敢死、强悍炽烈的士风民气。这些精神从楚文化的代表、流放湖湘十年的屈原开始,中经濂溪周氏(敦颐)、湖湘学派、王船山、魏源、郭嵩焘等一大批湖湘文化精神的传人继承,直至于谭嗣同、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等一大批维新改革精英,一直弦歌不绝。过往大都及于学术而未显,及至近代,尤其甲午战争以后,民族危机深重,湖湘子弟将这种精神贯穿到了政体改造运动中,这种精神在近代数次政治现代化运动中显示出了它那不同凡响的力度。“无所依傍,浩然独往”即指湖湘士民有一种自振于他省的浩然独立精神。用维新志士杨毓麟的话说,即湘人无奴性,冯友兰则说楚人多有极新之思想,钱基博则认为湘人能自创风气,并能别于中原人物而独立。另外,陈寅恪、钱穆、鲁迅、陈独秀等大学者都对湘省人独立自主精神多有赞誉。“无所依傍,浩然独往”的精神成为湖南士民敢于冲决网罗的文化底蕴,它演化出强烈的求新求变精神和坚决的反封建精神。

曾国藩(1811~1872)晚清军政大臣、近代作家、湘乡派古文的创立者。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家世务农,父名麟书,秀才。曾国藩为道光十四年(1834)举人,十八年成进士。二十三年(1843),以翰林院检讨典试四川。转侍读,累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署兵部。在京师时,治义理之学,兼为词章、考据。咸丰元年(1851),太平军起。曾国藩应诏屡向清廷献策。历署刑部、吏部侍郎。二年,典试江西,中途因母死回乡服丧。这年十一月,奉命在乡办团练,号“湘勇”。次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曾国藩又治水军,造大小战舰二百几十艘。于是统帅水陆湘军与太平军转战于长江中下游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数省,转败为胜,得清廷信任。同治时期,慈禧太后垂帘听政,曾国藩被重用,加太子少保衔。又以镇压太平军、捻军立功,先后掌握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及直、鲁、豫三省大权。太平军失守江宁后,曾国藩晋封一等侯。官至两江总督武英殿大学士。死后谥号“文正”。曾国藩在道光末至咸丰初年以前,是一个仕进顺利的官僚,咸丰二年以后则是清廷镇压太平天国革命的刽子手。他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极其崇拜上自文王、周公,下至姚鼐、王念孙的“古今圣哲三十余人”,“图其遗像”,以为“斯文之传,莫大乎是矣”( 《圣哲画像记》 )。他自己追求的理想也恰是成为这样的圣哲人物。

曾国藩初学桐城派古文,推崇姚鼐,以为“姚先生持论闳通”,自称“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也”。后期身居高位,幕府人材甚众,已为文章领袖,又曾宣扬桐城派古文,叙述桐城派的源流和众多作者,除高第弟子四人外,还历称各地的桐城派古文家,以见其影响所及,至为广大。证明“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欧阳生文集序》)。“其说一出,有违之者,俱为非圣无法”(李详《论桐城派》),一时声势颇大,使桐城派古文形成一个“中兴”的局面。但曾国藩的目的是借鼓吹桐城派以自立门户而为古文宗主。他的幕府宾客浏阳县学教谕吴敏树,便撰文揭穿曾国藩这一用心。吴敏树既不承认自己是曾国藩所说的桐城派古文作家,也不认为曾国藩是桐城派。他尖锐指出曾并非真心以姚氏为宗,桐城为派,其实是“假是名以私立门户,震动流俗”( 《□湖文集》卷六《与筱岑论文派书》)。在吴氏指出了事实之后,曾国藩承认“斯实搔着痒处”。但曾国藩生前并未标榜自己为“湘乡派”。

曾国藩古文实继承并发展了桐城派,而开创了湘乡派。湘乡派矫正桐城派专在文词上洗刷求雅洁,而掩饰内容的空虚,确是应当肯定的。但由于湘乡派古文成为宣传封建道德、维护封建统治的工具,得到封建统治阶级的信任和支持,则显然违背了历史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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