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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江战役

解放战争时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长江中下游强渡长江,对国民党军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进行的战略性进攻战役。

1949年2月11日,渡江战役总前委在河南商丘张菜园村成立。 [1]

1949年3月23日,刘伯承司令员在商丘先后起草了《渡江作战之研究》、《敌前渡河战术指导》两本渡江教材后,又下达了《关于渡江战术注意事项》的指导性文件,对实施渡江作战规定了十项重要的战术原则,对渡江部队提出了具体的、详尽的要求。 [1]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最后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21日,毛泽东朱德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1949年4月20日晚和21日,人民解放军第二、三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命令和总前委的《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先后发起渡江。在炮兵、工兵的支持配合下,在西起湖口、东至靖江的千里战线上强渡长江,迅速突破国民党军的江防,占领贵池铜陵芜湖常州江阴镇江等城市,彻底摧毁了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了南京,南京政府垮台。接着,各路大军向南挺进,5月3日解放杭州、5月22日解放南昌。1949年5月27日,第三野战军主力攻占上海,上海就此解放。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于5月14日南渡长江,16日解放汉口,17日解放武昌汉阳

1949年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的胜利,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前进南进,解放南方各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2-3]

国民党军以70万兵力组织长江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渡江经过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及在战略决战阶段的其他战役,国民党军大部主力已被歼灭,人民解放军已解放东北全境、华北大部、西北一部和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各解放区已连成一片。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已发展到400万人,士气高昂,装备得到进一步改善,大兵团作战的经验更加丰富,已完全有把握在全国范围内战胜国民党军。

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正规军还有71个军227个师的番号约115万人,加上特种兵、机关、学校和地方部队,总兵力为204万人,其中能用于作战的部队为146万人。这些部队,多是新建或被歼后重建的,且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广大地区,在战略上已无法组织有效防御。

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总统蒋介石为了赢得时间,依托长江以南半壁山河重整军力,等待时机卷土重来,一方面于1949年1月21日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任“代总统”,并出面提出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另一方面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总揽军政大权,积极扩军备战。将京沪警备总司令部扩大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任命汤恩怕为总司令,统一指挥江苏、浙江、安徽3省和江西省东部的军事,会同华中“剿匪”总司令部(4月改称华中军政长官公署)白崇禧集团组织长江防御。

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宜昌至上海间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上,共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其中,汤恩伯集团75个师约45万人,布防于江西省湖口至上海问800余公里地段上;白崇禧集团40个师约25万人,布防于湖口至宜昌间近干公里地段上。同时,以海军海防第2舰队和江防舰队一部计有军舰26艘、炮艇56艘分驻安庆芜湖镇江上海等地的长江江面,江防舰队主力计舰艇40余艘分驻宜昌、汉口、九江等地江面,沿江巡弋;空军4个大队计飞机300余架分置于武汉南京上海等地,支援陆军作战。

此外,美、英等国也各有军舰停泊于上海吴淞口外海面,威胁或伺机阻挠人民解放军渡江。 [3]

长江,是中国的第一大江,自西向东横贯大陆中部,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下游江面宽达2至10余公里,水位在每年4、5月间开始上涨,特别是5月汛期,不仅水位猛涨,而且风大浪高,影响航渡。沿江广阔地域为水网稻田地,河流湖泊较多,不利大兵团行动。防守该地段的汤恩伯集团,除以一部兵力控制若干江心洲及江北据点作为警戒阵地外,以主力18个军54个师沿南岸布防,重点置于南京以东地区,并在纵深控制一定的机动兵力,企图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凭借长江天险,依托既设工事,在海空军支援下,大肆杀伤其于半渡之时或滩头阵地;如江防被突破,则分别撤往上海及浙赣铁路(杭州一株洲)沿线,组织新的防御。其具体兵力部署是:以第8兵团指挥第55、第68、第96军防守湖口至铜陵段;以第7“绥靖”区指挥第20、第66、第88军防守铜陵至马鞍山段,第17兵团所属第106军位于泾县,宁国、太平地区为预备队;以第6兵团及首都卫戍总司令部指挥第28、第45、第99军防守南京及其东西地区;以第1“绥靖”区所属第4、第21、第51、第123军防守镇江至江阴段,第54军位于丹阳、武进地区为预备队;以淞沪警备司令部指挥第37,第52、第75军防守苏州至上海间。另以第9编练司令部指挥第73、第74、第85军和第18、第67、第87军共20余个师位于浙赣铁路沿线及浙东地区,担任第2线防御。防守湖口至宜昌段的白崇禧集团,以27个师担任江防,其中以主力第3兵团位于武汉及其以东至九江地区;以13个师位于长沙、南昌之间地区。

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百万大军发起渡江战役,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1949年2~3月,中共中央军委依据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既定方针,命令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中原、华东军区部队共约100万人,统归由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和第三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邓小平为书记)指挥,准备在5月汛期到来之前,由安庆、芜湖、南京、江阴之线发起渡江作战,歼灭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南京、上海以及江苏、安徽、浙江省广大地区,并随时准备对付带国主义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决定,第四野战军以第12兵团部率第40、第43军约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由平(今北京)津地区南下,归第二野战军指挥,攻取信阳,威胁武汉,会同中原军区部队牵制白崇禧集团,策应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

总前委依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意图和国民党军的部署以及长江中下游地理特点,于1949年3月31日制订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在江苏省靖江至安徽省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首先歼灭沿江防御之敌,尔后向南发展,夺取南京、上海、杭州等城,占领江苏、安徽省南部及浙扛全省。其兵力部署是:以第三野战军第8兵团指挥第20、第26、第34、第35军,第10兵团指挥第23、第28、第29、第31军和苏北军区3个独立旅,共35万人组成东突击集团,由粟裕、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张震指挥。其中第34、第35军位于江北全椒、仪征、扬州等地并攻占瓜洲、浦口、浦镇,吸引和牵制南京、镇江地区国民党军;主力6个军由三江营(扬中以北)至张黄港(靖江以东)段实施渡江,成功后向宁沪铁路(南京一上海)挺进,控制该路一段,阻击南京、镇江的国民党军东逃和上海方向的国民党军西援,并向长兴、吴兴方向发展,会同中突击集团切断宁杭公路,封闭南京、镇江地区守军南逃的通路,完成战役合围,尔后协力歼灭被围之敌。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指挥第21、第22、第24军,第9兵团指挥第25、第27、第30、第33军,共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谭震林指挥,在裕溪口(芜湖以北)至枞阳段渡江,成功后以一部兵力歼灭沿江守军,并监视芜湖守军;主力迅速东进,会同东突击集团完成对南京、上海、杭州地区国民党军的包围,尔后各个歼灭被围之敌。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为求得中、东两集团行动上的协调,迅速合围南京、镇江地区守军,中突击集团过江后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以第二野战军第3兵团指挥第10、第11、第12军,第4兵团指挥第13、第14、第15军,第5兵团指挥第16、第17、第18军及中原军区部队一部,共35万人组成西突击集团,由刘伯承和第二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张际春、参谋长李达指挥,由枞阳至望江段实施渡江,成功后以1个兵团挺进浙赣铁路衢州及其以西、以北地区,控制该路一段,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主力沿江东进,接替第9兵团歼灭芜湖守军的任务,-并准备参加夺取南京的作战。4月3日,中央军委批准了上述计划。为了便于部队就粮和避免过分拥挤,4月17日总前委又决定西突击集团过江后,第3、第5兵团直出浙赣铁路沿线,第4兵团执行东进任务。邓小平、陈毅位于合肥以南的瑶岗,代表总前委统一指挥渡江作战。 [4]

华东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早在1948年初就开始进行了。那时,粟裕虽然建议并经中共中央批准暂不渡江南进,但并没有放松渡江南进的准备。他组建了渡江先遣纵队,先后派出几百名干部到沿江地区开展工作,一个加强营和200余名干部到皖南,请东北解放区代为购置了一批改装木船为汽船的引擎。济南战役结束当天,粟裕就指令渡江先遣纵队南进到淮河以南、长江北岸,后来又派出几个加强营到皖中、苏中地区,在中共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下,广泛发动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侦察沿江敌情,勘察沿江地形,对长江渡口、水文以及相连的河湖港汊进行了详细勘测并绘制成图。这些工作,对于制订正确的作战方案、保证大部队顺利渡江起了重要作用。
  淮海战役一结束,粟裕就把精力集中到渡江作战上来。他分析敌我战略态势,反复思考渡江作战方案,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1949年1月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一九四九年的任务》的决议,决定“几个大的野战军必须休整至少两个月,完成渡江南进的诸项准备工作。然后,有步骤地稳健地向南方进军”。1月12日,中央军委电示华野和中野休整两个半月,“完成渡江作战诸项准备工作,待命出动”。
  1949年1月中旬,根据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番号的决定,华东野战军进行整编,改称第三野战军,下辖第七、第八、第九和第十的4个兵团、16个军、1个特种兵纵队,粟裕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委,在陈毅司令员兼政委不在三野期间,仍担任代司令员兼代政委职务,并主持三野前委工作。2月兼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3月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常委委员。2月9日,粟裕以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颁发第三野战军各兵团、军师编制序列番号命令。 [4]

1949年1月19日至26日,粟裕主持召开第三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一次贾汪会议),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1月8日会议精神,着重部署了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

粟裕在《淮海战役的伟大胜利和华野一九四九年六大任务》的报告中指出:“淮海战役以后,中央给我们新的光荣任务: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我们两个月休整,一切是为了打过长江去,一切是为了如何渡过长江。能不能顺利地打过长江,决定于此次休整的好坏。如果休整不好,则过江困难;如果休整得好,则渡江容易。过江不能光凭勇敢,还有许多技术问题、思想问题、物质准备问题,都要解决”。“现在蒋介石‘隐退’了,敌人内部混乱不堪,正是我们发起冲锋打倒敌人的最好机会。因此,休整时间也可能缩短。”“毛主席说,再有一年左右可以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如果打得好一些,时间还要缩短。只要渡江准备早日完成,在京沪地区进行一两个战役,也许年底就结束全国战争。”他指出,必须适应战争发展的要求,加强部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今后作战规模更大,更需要高度集中,与兄弟兵团密切协同,必须遵照统一的编制、番号、制度条令、法规手续行事,不得自作主张,各自为政。要组织部队学习新的作战方法,针对南方山地多、河川多、森林多、雨水多、道路少的特殊情况,学会河川战、山地战以及雨季作战的方法。要培养大批新干部和技术人才,组织部队学习使用新式武器,来制服敌人可能使用的军舰、坦克、飞机和喷火器等现代武器。他还强调指出,在京沪杭地区作战,更要正确执行党的各项政策,严肃群众纪律,把做群众工作看做与歼灭敌人同等重要的任务,不仅要用枪杆子去消灭敌人,而且要用政治工作去消灭敌人,争取军政全胜。
  这次会议以后,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准备工作随即全面展开。首先是政治思想准备,广泛深入地进行以“将革命进行到底”为中心的形势任务教育,新区政策、城市政策和纪律教育,以及与江南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会师的教育。其次,展开全面的战役战术侦察活动,组织军师干部率领侦察队到江边侦察,调查预定渡江地段的敌情、地形、水情、天候,为制订渡江作战计划提供依据。第三,进行以强渡长江作战为重点的战术技术训练,召开战术研究会,研究山地、河川作战特点和战术技术问题。第四,协同地方党政机关筹集船只,动员船工、渔民随军参战,按照突击、火力、运输三种船队分别编组训练。第五,协同地方党政机关开展大规模的支援前线工作,筹集粮草,修复道路,疏河开坝,组织庞大的群众支前队伍。
  1月中旬,经中央军委批准,第三野战军一个兵团南下。第三野战军各部和苏皖地方部队先后解放蚌埠、合肥、扬州,席卷江北,饮马长江,直接威胁国民党统治中心南京。

1949年2月3日,中共中央电示:国民党有在京沪线组织抵抗及放弃该线将主力撤至浙赣路一带之两种可能,我们必须有应付两种可能的准备。“如果证明今后国民党仍然采取在京沪组织坚决抵抗方针,则我应按原计划休整至三月底止(华野、中野)准备四月渡江,否则我应作提前渡江一个月行动准备。华野、中野应休整至二月底止,准备三月即行渡江作战,占领京沪地区。”粟裕立即作出部署,指令三野各部加速完成整编和渡江准备工作。
  1949年2月9日,粟裕河南商丘参加总前委会议。这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2月3日电示讨论和决定了渡江作战部署。一致认为,渡江时间以在3月半出动,3月底开始渡江作战为最好。战役部署,确定以三野4个兵团和二野1个兵团为第一梯队,三野4个兵团分别在江阴、扬州段,南京东西段,芜湖东西段,铜陵、贵池段展开,二野1个兵团在安庆东西段展开。二野另两个兵团除以1个军进至黄梅、宿松、望江段佯动外,其余5个军作为总预备队。建议第四野战军3个军约20万人迅速南下,于3月底进至武汉附近,牵制白崇禧,配合三野、二野作战。总前委提出,渡江作战“预定的突破重点位置,拟在芜湖、安庆地段”。至于张黄港至三江营地段,究竟是作为重点突破地段,还是作为辅助突破地段,要熟悉该地情况的粟裕作进一步考虑,作出决心和部署。总前委当天就将会议讨论意见报告中央军委和华东局。中央军委2月11日复电指示:“同意你们三月半出动,三月底开始渡江作战的计划,望你们按此时间准备一切。”同时决定:“总前委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华东局和总前委均直属中央。”
  粟裕把选择突破地段与向纵深发展攻势、迂回包围歼灭敌人联系起来,经过几天深思熟虑、反复测算,认为应当把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并且设计了东集团和中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围歼逃敌以及调整兵力部署的方案。他的意见得到总前委其他委员的一致赞同。
  1949年2月12日晚上,粟裕到三野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的设想。

他认为,大军渡过江去困难不大,主要问题是渡江后必须抓住敌人,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他说:“三野突破江防后,第一步是包围歼灭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周密组织东线(东集团)四个军由三江营至张黄港段突破江防成功,切断京沪铁路,楔入京沪敌人之间,对于协同西线(中集团)合围南京地区之敌,至关重要,对整个战役极为有利。东集团渡江后与敌争夺京沪铁路的战斗比较艰苦,无论如何也要排除困难,坚决打好这一仗,把汤恩伯集团拦腰切成两段。根据敌人江防纵深力量单薄这一致命弱点,也是完全可以达成这一任务的。”

他指出,长江芜湖至江阴段向北弯曲成为弧形,是实施钳形突击、达成战役合围的有利条件。估计国民党是不会轻易放弃南京的,只有在我军钳击攻势严重威胁之下才会撤离。敌人撤退的方向,首先是利用京沪铁路向上海逃窜;如果我东线主力迅速切断京沪铁路,敌人则会沿京杭公路向杭州方向逃跑。他反复测算东、中两集团渡江后东西对进合围敌军的距离,以及南京、芜湖、镇江之敌可能逃跑的路线和行程:东集团渡江后,直指无锡、漕桥的太湖边,只有40至50公里行程,战斗顺利约2至3天,如果江阴要塞策反成功则只要1至2天,就可以切断南京至上海的通道;中集团渡江后,东进至广德、长兴地区约150至220公里,战斗顺利约5天就能切断南京至杭州的通道。南京至广德、长兴约140公里,如果敌人向杭州逃跑,行程约需4至5天,加上受到我军阻击,还要通过部分山区,前进速度会受到一定影响。敌人定下逃跑的决心至少要晚于我军渡江1至2天。因此我军先期到达或与敌军同时到达长兴、广德地区的可能是存在的。如果东集团战斗顺利,向宜兴、溧阳方向挺进,切断京杭公路,将先于西线部队。

根据上述分析判断,粟裕主张把东线的三江营至张黄港段亦作为重点突破地段。他准备亲自指挥东集团作战。为了更好地发挥各个部队的特长,在兵力部署上作适当调整,把熟悉苏中、苏南情况的第二十三军、第二十军由中集团调到东集团,把熟悉苏浙边区和皖南情况的第二十四军、第二十五军由东集团调到中集团。这些部队不仅对当前战场情况了如指掌,而且与当年的根据地人民骨肉情深,更有利于完成作战任务,发挥人民战争的总体威力。粟裕指示作战股长按照这个设想起草京(指南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

2月19日,在三野前委扩大会议(亦称第二次贾汪会议)期间,粟裕主持召开有各兵团各军首长参加的作战会议,讨论了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预案,陈毅也到会作了指示,形成《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预备命令》(京字第1号)。2月20日以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兼第二副政治委员粟裕、副政治委员谭震林、参谋长张震的名义发布。
  预备命令指出:“本野战军受命自沪、宁(南京)、芜(湖)安(庆)段强行渡江,首求割歼京沪及芜湖沿线之敌,夺取京沪杭要地,打下继续配合兄弟兵团向南进军之基础。”对四个兵团的作战任务、战斗序列、集结位置和开进时间作了具体规定,要求各部到达渡江作战集结位置。三野指挥机关进至高邮地区,战役发起时再往前靠,以加强东线渡江作战指挥。
  后来的实践证明,粟裕主持制定的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方案完全符合战役发展的实际情况,是一个稳操胜券的战役构想。

第三野战军各部按照预备命令的要求,从2月下旬开始分路南下,3月12日前陆续到达长江北岸集结位置,紧张有序地进行战前准备。

首先是传达贯彻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精神,继续深入进行形势、政策和纪律教育,树立军队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的思想,为进入南京、上海、杭州等大中城市作好思想准备。为此颁发《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命令,要求各级军政机关教育所属部队指战员人人了解、个个熟记、切实遵行。

继续征集渡船,训练水手,开辟渡船进入长江的水道。经过1个多月的努力,收集到各种类型的木船8000余只,自制了一部分汽船和运送火炮、车辆、骡马的竹筏和木排;动员了19万余名船工,每个兵团还抽调有撑船和游泳经验的指战员各训练了1000至2000名水手;开辟了从湖泊通向长江的引河,船只隐蔽集结在江堤之下。
  组织部队进行渡江作战的战术技术训练,利用湖泊及内河进行航渡和突破滩头阵地以及水上射击、打击敌舰等战术技术训练,并利用暗夜在长江中试航,有些突击团还在江中进行适应性训练,使许多不习水性的指战员由“旱鸭子”变成了“水上蛟龙”。
  指令各军派出侦察部队先期渡过长江,初步掌握了江岸地形、水情、敌情和敌舰活动规律等情况。有的兵团还派干部率领小部队偷渡到长江南岸侦察,并建立了隐蔽点线联系。
  协同地方党政军机关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筹集粮草,修复公路铁路,疏通水路交通。各路部队受到沿途沿江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全力支持,“要人有人,要船有船,要粮有粮”,动员了332万民工运粮、修路,还有7700名民工、16个地方部队随军参战。特别是当年战斗在苏皖解放区的部队终于实现了“一定要打回来”的誓言,以胜利进军的姿态回到成长壮大的根据地,许多老大爷、老大娘眼含着热泪说:“可把你们盼回来了!就看你们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了!”

加紧进行对敌军的政治瓦解工作,特别是对江阴要塞敌军起义的策划。江阴要塞,处于长江下游江面最窄、水流最急的地方,东临上海,西依南京,背靠京沪铁路,素有“江防门户”之称,是国民党军队重点设防的据点,也是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重点突破地段。对江阴要塞的策反工作,早在1947年就已开始,此时江阴要塞的要害部位已为中共地下党员控制。在渡江战役前夕,粟裕请华东局调社会部科长王澄明协助潜伏在江阴要塞的地下党员唐秉琳等策动敌军起义。粟裕对第十兵团司令员叶飞、政委韦国清说:你们兵团从靖江两侧渡江,对岸江阴是汤恩伯部署的重点防守地段,江阴要塞是敌人的防御重点。据华中工委陈丕显、管文蔚说,经过几年的艰苦工作,要塞已被我地下党员控制,要塞司令戴戎光已被架空。华中工委已令他们作好接应你们渡江的准备,要他们做好策动起义的工作。叶飞、韦国清向王澄明交代任务时特别指出,叫你来搞这一工作,是粟司令点的名。江阴要塞地下党的任务是保持60里防区,控制3至4个港口,不开枪,不打炮,迎接我军登陆。十兵团还采纳王澄明的建议,抽调4名富有斗争经验的团营干部打入江阴要塞,配合地下党组织工作。
  与此同时,粟裕又组织指挥各部队扫除敌人设置在长江北岸的大部分桥头堡和一部分江心洲据点,控制了长江航道,开辟出渡江通路。
  在粟裕的精心组织指挥下,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只待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一声令下,即可挥师扬帆过大江了。 [4]

1949年3月上旬,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举行。毛泽东在所作的报告中指出:“辽沈、淮海、平津三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国民党的作战部队仅仅剩下一百多万人,分布在新疆到台湾的广大的地区内和漫长的战线上。今后解决这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的方式,不外天津、北平、绥远三种。用战斗去解决敌人,例如解决天津的敌人那样,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
  粟裕是中共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原定参加七届二中全会,由于在淮海战役中过度劳累,淮海战役后又接着进行紧张的渡江作战准备,导致美尼尔氏综合征复发,不得不请假到济南作短期疗养。但是,他身在济南,心在前线,仍然不断进行调查研究,反复思考如何实现中共中央的战略意图,指导京沪杭战役的各种问题。 [5]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结束以后,陈毅、饶漱石、邓小平、谭震林在返回徐州途中,特地到济南看望正在疗养的粟裕,商谈军事问题,并于1949年3月18日将商谈结果报告中央军委。中央军委原来指令三野于3月中旬或下旬攻占浦口并炮击南京,以促成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粟裕等认为,攻占浦口及炮击南京以及夺取江北敌人据点应同时进行,而且应紧接着开始渡江作战,否则既可使敌人在战役战术上作比较从容的部署,又会使潜伏在江南敌军内部的地下工作者遇到很大困难,我们则会丧失可能的战役战术突然性而增加渡江的困难。因此建议将攻击浦口作战推迟至1949年4月1日开始,以便与4月10日开始的渡江作战相衔接。中央军委采纳了他们的建议,指示以1个兵团监视浦口、浦镇之敌,其他兵团于1949年4月2日开始攻占长江北岸敌军据点,4月13日或14日开始渡江作战。

1949年3月22日4月5日,邓小平、陈毅、谭震林、粟裕、张震、张爱萍等革命先辈率渡江战役总前委、中共中央华东局、华东军区、三野等四大机构进驻孙家圩子,对渡江战役进行了精心的部署。

3月下旬,粟裕停止疗养,由济南经徐州返回三野指挥机关。这时,三野指挥机关已与华东局、总前委一起南下,进驻蚌埠东南的孙家圩子。1949年3月28日早晨,粟裕到达孙家圩子,当天下午就听取了张震参谋长的汇报,进一步研究渡江作战方案。他们分析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客观条件,认为在我军占有绝对优势的条件下,在100多公里战线上实行宽正面渡江作战,敌人防线空隙甚大,兵力强弱不等,防不胜防,我军一处成功,其他各处即可继续生效。只要准备更充分,组织得更好,对各种意外情况有应付办法,则渡江成功是有保证的。渡江成功以后,力求苏南和皖南两方面迅速东西对进,打通联系,集结兵力,形成对南京的包围,对沪杭及赣东警戒,先争取解决南京问题,再逐步解决沪杭问题。决定将主渡方向选择在江阴、扬中地段,以求迅速截断京沪交通,切断南京周围之敌退路。总前委与华东局决定,三野前委继续由粟裕主持,并率领三野指挥机关按原计划东移苏中泰州地区,统一指挥三野全部渡江作战。3月30日,以三野前委名义将三野渡江作战准备情况和作战部署上报中央军委并二野,同时发出《第三野战军京沪杭战役作战命令》(京字第2号)。
  1949年3月31日,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于4月15日全线渡江作战,整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达成渡江,实行战役展开;第二阶段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任务,并确实控制浙赣线一段,断敌退路;第三阶段分别歼灭包围之敌,完成全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分为三个突击集团,东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八、第十两个兵团组成,中路突击集团由三野第七、第九两个兵团组成,西路突击集团由二野3个兵团组成。东、中两路(4个兵团)统归粟裕、张震指挥。两路之具体作战部署,第七、第九两兵团之东进路线,均由三野首长以详细命令规定之。《纲要》强调指出,无论敌人采取何种处置,情况发生何种变化,中、东两路主力必须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这个《纲要》于4月1日上报中央军委并告刘伯承、张际春、李达。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主持全局,刘伯承主持二野前委指挥西集团作战,粟裕主持三野前委并直接指挥东集团作战,谭震林指挥中集团作战。 [5]

1949年4月1日,粟裕率领三野指挥机关冒雨东移,于4月5日到达江苏泰州东南的白马庙。在三野司令部作战室,系统地谈了他对渡江作战和解放京沪杭的三个设想。
  第一,“在我大军展开战略追击中,对于国民党的一些杂牌军队,争取局部或地区性的和平解决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对于国民党统治中心的南京、经济中心的上海来说,对于像汤恩伯集团这样的蒋介石嫡系军队来说,这种可能性极小。只有采取天津方式,即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只有在战场上敌人眼见就要被消灭的情况下,才会有局部的被迫投降。因此,对三野面前解放南京、上海的任务,应着眼于战斗来解决问题”。
  第二,“国民党已失去主力部队,剩下的绝大部分是被我军歼灭后重建或受到我军歼灭性打击后重新补编的军队,战斗力非常之弱。当我大军渡江成功后,敌人处于危急情况下,会被迫转入战略总退却,长江不守,退守沪杭及浙赣线;浙赣线不保,退守华南、西南及沿海岛屿。因此,在我军部署上,要时刻注意防敌逃跑,必须采取战略包围、战役合围,各级指挥员必须有大踏步前进猛打猛追的思想准备。也就是要有战略追击不顾疲劳的准备,不让敌人有喘息机会退守第二、第三道防线”。
  第三,“根据中央军委一贯要求的攻取大城市,必须保持城市完整,不能只从军事着眼打烂城市,严格规定在攻城战法上少用大炮,在部署上采取迫敌投降或诱敌离开城区和重要建筑物而歼灭之”。
  这三个设想,辩证地处理战斗方式与和平方式、消灭敌人与保全城市、争取战争胜利与战后恢复建设的关系,进一步明确和深化了京沪杭战役的指导原则,是一个争取军政全胜的指导思想。
  1949年4月6日和19日,粟裕先后两次召开东集团军、师以上干部会议,听取第八、第十两兵团渡江作战准备情况汇报,并作会议总结报告,传达中共中央和总前委的战略意图,反复阐述京沪杭战役的指导思想,进一步明确了三野两个集团四个兵团的作战部署。 [5]

当时国共两党的和平谈判已经开始,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进入关键时刻。如何处理渡江作战与和平谈判的关系,实现进军江南解放全国的战略目标,是战略指导和战役指导的首要问题。为了配合和平谈判,中共中央决定推迟渡江时间。

当时有些同志认为,1946年的国共和谈,我们吃了和平亏;国共和谈,不能再上当了。

粟裕指出,这种看法是不对的,1946年的和平谈判我们也没有上当,党中央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正确的。那时候,我们的军事力量在数量上只有如今的九分之一,装备技术比敌人更差,又刚从分散到集中;政治上虽然有利,但还不像现在这样占有优势,蒋介石还有一部分群众。我们利用争取到的短暂的和平时间,克服我们的弱点,集中我们的力量,将解放区打成一片,赢得了这个时间是非常有意义的。我们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军事上均处于优势,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是为了增加我们政治上的优势,进一步分化敌人,使我们更好地团结争取各方面力量以孤立主要敌人,便于军事上解决敌人,并不是对国民党抱有什么幻想。在这个问题上,要反对两种偏向,一是根本不相信和谈,二是过分相信和谈。战争是达到政治目的的手段,战争服从于政治。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今后解决国民党剩余军事力量有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虽然和平渡江的可能性不大,我们也不放弃和谈,如果能以小的让步换取大的胜利,这对人民是有利的。《孙子兵法》说过,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上策。但是,我们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自己有力量才能保证真正的和平。如果我们胜利渡过长江,迅速包围敌人,在军事上逼其就范,就有可能争取北平式的局部和平解决。和谈已进入决定性阶段,虽然延长了渡江时间,但在政治上取得了很大胜利,起到了团结人民、分化敌人的作用,在军事上渡江作战的准备更加充分。主动权完全掌握在我们手中,不管敌人是否在和平协定上签字,我们都要过江。 [5]

粟裕指出:这次渡江战役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大进军,等于最后挖取敌人心脏,对完成中国革命有决定性的意义。敌人当前集结江岸的番号、兵力相等于淮海战役参战兵力的总数,大部是被歼重建者,战斗力很弱,但是我们仍然应当做强敌来打。
  粟裕分析渡江作战发展趋势,估计在我军全线渡江以后可能出现三种情况,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第一,敌以南京、芜湖地区的兵力,对付我中集团,阻止其向东发展,同时集中南京至上海之间的兵力,寻求在京沪之间与我军决战。如出现这种情况,则要求东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主力控制在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带,下决心在京沪线上打一个恶仗,打上三五天,打出一个好局面来。这就要求中集团在渡江成功之后,除留足够兵力歼灭沿江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东发展,与东集团打通联系。
  第二,南京、镇江等地区之敌向杭州、衢州撤退,在浙赣线上组织第二道防线;京沪线之敌向上海收缩,固守上海。如出现这种情况,则三野先集中兵力协同二野解决浙赣线上之敌,然后再围攻上海之敌,各个击破之。
  第三,我军渡江一举成功,并迅速突入敌人防区纵深,把南京、镇江的敌人退路切断,敌人全线溃退,一片混乱。如出现这种情况,要求东集团只用一部兵力监视上海之敌,主力迅速向吴兴急进,与中集团密切配合,将逃敌围歼于郎溪、广德地区。同时要求中集团渡江成功后迅猛东进,到达吴兴地区与东集团会师,围歼逃敌,不使他逃入杭州等大城市。
  粟裕指出,要力争第三种情况的出现,同时做好应付第一种情况的准备。要求各个部队协同作战,迅速渡过长江,力求向纵深发展,切断敌人退路,分割歼灭敌人。
  这两次会议,在粟裕主持下,充分发扬军事民主,大家畅所欲言,统一了对形势和任务的认识,进一步明确了战役指导思想和具体部署。 [5]

粟裕与张震下达渡江作战补充命令,确定以江阴东西地区作为东集团的主攻方向,“为求主攻方向强渡顺利,决定八兵团以积极动作钳制镇江、扬中段之敌,而以十兵团附二十三军、特种兵纵队主力于江阴东西地区强渡(前头部队采取偷渡),力求当晚南渡三个军或四个军之大部,务须当晚控制江阴、武进、无锡三角地区,坚决歼击敌之反击,尔后乘胜扩展,开辟镇江、无锡段南北地区广大战场,以利野战军主力尔后之作战”。 中共中央军委发电报给总前委并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粟裕,征询对渡江时间的意见。电报说:“我们和南京代表团的谈判已有进展,可能签订一个全面和平协定。签字时间大约在卯删(即4月15日)左右。如果此项协定签订成功,则原先准备的战斗渡江即改为和平渡江,因此渡江时间势必推迟半个月或一个月。关于江水情况如何,推迟渡江时间有何不利,望即告,以便决策。”
  粟裕当即召集三野前委讨论并于当日复电军委。他们认为,4月下旬为黄梅雨季,现已到桃汛,江水日涨,稻田放水,渡江将发生许多困难,江阴下游则无法渡江。粟裕在电报中提出:“我不知道李(宗仁)签字后能否统率蒋军,其内部会起何种变化。如协定不成再行渡江,则镇江下游较为困难。”“如仍需强渡,则依原定[时间]为好。”
  总前委和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也于同日复电。总前委认为,推迟渡江将发生极大困难,只有在能保证和平渡江的条件下才好推迟渡江时间,“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为更有利”。刘、张、李认为按原定计划渡江为宜,推迟则有诸多不便。
  中央军委考虑了总前委及二、三野指挥员的意见,于11日电复总前委并告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依谈判情况,我军须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十五日渡江推迟至二十二日渡江,此点请即下达命令。”
  4月12日,粟裕再次向军委和总前委建议:为渡江便利计,不要再推迟至22日以后,以20日前后为最好。
  4月17日,总前委向中央军委报告:“我们两周来,经过反复研究,并设想种种困难之后,均一致认为,二十日后开始渡江作战,到二十二日全部投入夺取南岸的总行动,以后完全占领皖南五个县,均有把握胜利完成。三野苏中方面,虽是敌人主力所在,可能困难多些,但亦认为可以胜利完成。故一致请军委考虑,如是全局上二十日可以开始,二十二日实行总攻,则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后,再考虑停顿;如认为二十日开始太早,则请于十八日先期通知延期,因二十日开始到二十二日总攻不能再停,主要原因是我军确已属于半渡状态,全军均已投入战斗,如加停顿,必陷于非常不利。”
  中央军委于4月18日电示总前委、粟(裕)张(震)、刘(伯承)张(际春)李(达)谭(震林):“完全同意总前委的整个部署,即二野、三野各兵团于二十日(卯哿)开始攻击,二十二日(卯养)开始总攻,一气打到底,完成渡江任务以后,再考虑略作停顿,采取第二步行动。请你们即按此总计划坚决地彻底地执行之。此种计划不但为军事上所必需,而且为政治上所必需,不得有任何的改变。至于粟张方面要求提前于十六日起攻占江北及江心据点,也是必需的,我们早已同意了。”中央军委强调指出:“此次我百万大军渡江南进,关系全局胜利极大,希望我二野、三野全军将士同心同德,在总前委及二野三野两前委领导下完成伟大任务。”①
  粟裕立即命令部队待命出击。他反复检查渡江作战的准备,力求做到万无一失。
  在千头万绪的准备中,攻克蒋军盘踞的江心洲,扫除大军渡江障碍,是重要的一环。粟裕两次打电话给主攻江心洲的部队,直接询问作战准备情况,有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要不要炮火支援。主攻部队指挥员施亚夫报告:“一切都准备好了,完成任务很有把握。如果有炮火支援,可以减少伤亡,早点结束战斗。”粟裕说:“好,我们用炮团支援你们。”一小时以后,炮就打响了。再过一小时,部队胜利完成攻占江心洲的任务。
  第二十三军担任渡江作战第一梯队突击师的第六十九师师长谭知耕率领参谋人员,对突击队、二梯队、指挥所、炮兵阵地进行最后检查。在江边指挥所,谭知耕向陶勇军长报告:“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时间一到,立即起航。就是老刮东南风,对帆船南渡不利。”陶勇说:“风向也有可能变化的。”谭知耕放下电话,走出指挥所,发现气象台的风向标突然停止转动,然后由东南风变成了东北风。在场的指战员和船工欢呼跳跃。几位年长的船工说:“诸葛亮借东风打败了曹操。这次毛主席借来了北风,一定能打败蒋介石!”谭知耕说:“这次的东北风,是毛主席从全国人民那里借来的。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是全国人民的心愿。” [5]

在渡江作战即将开始的时候,首先打了一场突如其来的反击外国武装干涉的战斗。
  英国皇家海军远东舰队四艘军舰溯江而上,不顾三野部队鸣炮警告,闯进三野部队防区江面,双方展开激烈炮战。这个老牌帝国主义者,曾经两次发动鸦片战争,驾驶他们的炮舰闯进长江,迫使清朝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时间过了一百多年,它又企图重温“炮舰政策”的旧梦。然而,它面对的不再是腐败的清朝政府,而是中国共产党和它领导的人民解放军。
  在野炮兵还击中,三闯进江都县三江营江面的英军护航驱逐舰“紫石英号”和“伴侣号”中弹负伤,“紫石英号”被迫挂起白旗停泊江面,“伴侣号”向长江下游狼狈逃窜。
  英军“伦敦号”巡洋舰和“黑天鹅号”护航驱逐舰在英国海军远东舰队副总司令官梅登中将率领下,闯进江阴以西的口岸江面,阻碍三野炮兵向南岸射击。榴弹炮团团长请示,可否开炮把英舰驱走。第二十三军军长陶勇说:“打英舰是涉外事件,暂不开炮,立即请示粟司令。”此时英舰悍然向江岸三野部队阵地开炮,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40余人,第二二团团长邓若波当场牺牲。陶勇义愤填膺,立即下令向英舰猛烈还击。他说:“中国人民被欺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帝国主义者还想称王称霸,是白日做梦。打,狠狠地打!”
  在连续两天的炮战中,英舰打死打伤三野部队指战员252人。三野炮兵击伤英舰“紫石英号”,其余三艘英舰挂起白旗逃窜。
  粟裕立即把这一突发涉外事件的经过报告中央军委,请示处理办法。电报中,他报告:“我已令部队:如悬挂外国旗号之舰向我射击以阻我渡江时,应于还击,并建议新华社广播,警告外籍船舰在此战时停止行驶,妥否请示。”
  中央军委当即复电指示:“凡擅自进入战区,妨碍我渡江作战的兵舰,均可轰击。”4月22日,新华社广播毛泽东撰写的述评新闻《人民解放军战胜英帝国主义国民党军舰联合进攻》。4月30日又发表毛泽东撰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言人为英国军舰暴行发表的声明》,庄严宣告:“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人民解放军要求英国、美国、法国在长江黄浦江和在中国其他各处的军舰、军用飞机、陆战队等项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水、领海、领土、领空,不要帮助中国人民的敌人打内战。”同时声明愿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与外国建立外交关系,但是建交国必须断绝同国民党残余力量的关系,并且把它在中国的武装力量撤回去。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三野派出谈判代表,与英国代表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打了一次胜利的外交战。
  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击英舰的新闻震动了世界,宣告了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炮舰政策”的破产。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由英国开其端,在1949年的解放战争中又由英国收其终。这个历史的巧合,反映了历史的必然。 [5]

参加渡江作战的人民解放军各部队,于3月初~4月初先后进抵长江北岸,开展战役的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形势任务和新区城市政策纪律教育;侦察国民党军的防御部署、工事和长江水情、两岸地形;在地方党和政府的帮助下筹集、修理船只,到渡江前夕,共筹集各型木船9400余只,培训了数千名部队选调的水手;开展以强渡江河和水网稻田地作战为主要内容的战术、技术训练等。在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中原局的统一部署下,地方各级党政机关竭尽全力动员和组织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支前工作,仅随军参战的船工即达1万余名,临时民工达300万人,山东、苏北解放区还组建了16个民工团随军服务。与此同时,各兵团还以一部兵力拔除了枞阳、土桥、仪征、三江营等长江北岸国民党军据点10余处,从北岸控制了长江航道,为主力渡江开辟了道路。

人民解放军突破江防,占领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1949年4月1日,国共双方代表团在北平开始谈判。为争取达成有利于人民的协定,人民解放军数度推迟渡江时间。4月15日,国共双方代表团拟定了《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商定4月20日签字。但南京国民党政府却拒绝签字,人民解放军即遵照中共中央军委命令,于20日午夜发起渡江作战。中突击集团第1梯队第24、第25、第27、第21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冒着国民党军军舰和江防炮火的拦截,在100余公里的正面上,首先登船起渡,迅速攻占了鲫鱼洲等江心洲。接着,突破鲁港(芜湖西南)至铜陵段国民党军江防阵地,连续打退守军的多次反击,巩固了滩头阵地,尔后向纵深发展攻势,至21日,占领铜陵、繁昌、顺安等地。

国民党军芜湖以西地段的长江防御被人民解放军突破后,汤恩伯于21日到芜湖亲自布置堵击,但已无济于事。当晚,人民解放军东,西两突击集团发起强大的渡江作战。东突击集团第1梯队第23、第28、第29军展开于龙稍港(泰兴西南)至张黄港段,在天生港(泰兴以南)等地突破守军防御后,击退其第45、第21、第123军的多次反击,于22日进抵南闸(江阴以南)、百丈镇(申港以西)之线,建立了东西50余公里、南北10余公里的滩头阵地。同时,争取了国民党军江阴要塞守军7000余人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江面。第20军由泰兴西北龙窝口至永安洲段起渡,22日攻占扬中。西突击集团也于21日晚在预定地段突破守军江防阵地,控制了宽100余公里、纵深5至10公里的滩头阵地,于22日占领彭泽、东流等地,并解放安庆。中突击集团则继续发展攻势,占领南陵,歼国民党军第88军大部。

在人民解放军渡江时,停泊在镇江附近江面的英国军舰4艘公然炮击长江北岸的人民解放军渡江部队。人民解放军当即以炮火猛烈还击,击伤其旗舰紫石英号,后4艘军舰相继逃往上海。为此,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声明,严正申斥了帝国主义的这一侵略行径,并要求英、美、法等国在中国的一切武装力量迅速撤离中国的领海、领土、领空,表达了中国人民保卫主权的决心。

国民党集团鉴于江防已全线被突破,部队有在沿江一线被人民解放军分割、围歼的危险,于22日下午仓促部署总退却,芜湖以西的部队向浙赣铁路沿线撤退,芜湖以东、常州以西的部队向杭州方向撤退,常州以东的部队向上海方向撤退,企图在浙赣铁路沿线和上海地区组织新的防御。人民解放军除组织第2梯队军继续渡江外,主力向国民党军防御纵深发展攻势。23日,东突击集团主力相继解放丹阳、常州、无锡等城,切断了宁沪铁路,争取了国民党海军海防第2舰队司令林遵率舰艇25艘在南京以东江面起义,迫使另一部舰艇23艘在镇江面投降。第34军进占镇江,第35军于23日晚进占国民党政府所在地南京。南京的解放,标志着国民党蒋介石集团22年的反动统治被推翻。中突击集团一部占领芜湖,主力渡过青弋江,并在湾址地区歼同民党军第20军大部和第99军一部。西突击集团占领贵池、青阳等地,歼国民党军第8兵团一部。

在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的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武汉对面长江北岸的黄梅、浠水、汉川等地,有力地牵制了白崇禧集团,保障了第二野战军渡江作战的翼侧安全。

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南逃的国民党军,占领浙赣铁路。人民解放军渡江成功后,4月22、23日,总前委依据沿江国民党军全线南撤的情况,迅速调整进攻部署,令第三野战军除以第8兵团部率第34、第35军担任镇江、南京地区的警备任务,以第10兵团第29军东进占领苏州并向上海方向警戒外,主力在粟裕统一指挥下分别沿丹阳、金坛、溧阳及太湖西侧和南陵、宣城、广德之线向长兴、吴兴地区疾进,完成战役台围,歼灭由南京、镇江、芜湖地区南逃的国民党军,第7兵团并准备夺取杭州。同时解除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沿江东进的任务,改为与第3、第5兵团并肩向浙赣铁路沿线挺进,追歼逃敌,控制浙赣铁路,切断汤恩伯集团与白崇禧集团的联系,保障第三野战军作战的翼侧安全,另以第10军担任安庆,芜湖地区的警备任务。

各部队接到命令后,不顾疲劳,不待重火器和辎重到达,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等困难,向指定地区疾进。4月26日,第9兵团主力通过广德;第10兵团进抵天王寺、宜兴一线,并在溧阳以西、以南地区歼国民党军第4、第28、第51军备一部。国民党军在人民解放军的多路追击下,不敢再沿宁杭公路南逃,改由宜兴以西山区直下郎溪、广德,企图由此突出重围,直趋杭州。27日,第10兵团第29军进占苏州。第三野战军主力会师吴兴,将国民党军第4、第28、第45、第51、第66军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之间地区,经两天激战,将其8万余人全部歼灭。5月3日,第7兵团占领杭州。第二野战军在皖南游击队的策应下,经屯溪、婺源、乐平等地,于5月4~7日相继占领浙赣铁路沿线的贵溪、上饶、衢县、金华等地,并在追击作战中歼国民党军第68、第88、第106、第73军各一部。

在此期间,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队,占领孝感、黄陂,逼近武汉。

攻占上海,歼灭汤恩伯集团主力,解放武汉、南昌等地。郎广围歼战后,汤恩伯集团一部逃往福建,主力8个军25个师共20余万人退守上海,在蒋介石亲自部署下继续顽抗。位于武汉地区的白崇禧集团,除以一部兵力迟滞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渡江外,主力准备南撤湘鄂边、湘中、湘鄂西地区组织新的防线,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和西进四川。

中共中央军委和总前委依据战局的发展,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主力向浙江东部和南部进军,解放浙江省;第8兵团一部兵力继续担任南京、镇江地区警备,并肃清溃散于苏浙皖边界地区国民党军的任务;第9、第10兵团攻取上海。“第二野战军位于浙赣铁路金华至东乡段休整,策应第三野战军夺取上海,准备对付美、英等围可能的武装干涉,并以一部兵力向福建北部、江西中部进击,视机进占南昌。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九江间待机渡江,占领武汉三镇。

为求完整地接收中国最大城市上海,避免市区遭受战火破坏,第三野战军决定以第9兵团指挥第20、第27、第30、第31军,第10兵团指挥第26、第28、第29、第33军,分别经由浦东、浦西实施钳形突击,直插吴淞,截断敌军海上退路,迫敌投降。如敌继续顽抗,则对市区发起攻击,分割、歼灭全部守敌。5月12日,上海战役开始。至22日,将汤恩伯集团主力压缩到苏州河以北地区。经第三野战军增调第7兵团第23军和第8兵团第25军分别加强第9、第10兵团,该两兵团于23日夜向上海守军发起总攻。各攻击部队采取快速勇猛的动作,多路直插市区和宝山、吴淞。为减轻对市区建筑物的破坏,尽量不使用重武器。至27日,完全攻占上海。汤恩伯集团除约5万人经吴淞口登舰逃跑外,15万余人被歼灭。

在此期间,第三野战军第7兵团在浙东、浙南游击队的配合下,解放了宁波、奉化、镇海(今宁波市北部)、温州、临海、黄岩等城市和广大地区。第二野战军一部解放江西省南城和福建省建阳、建瓯、南平等地;另一部为策应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的渡江作战,进至江西省丰城、樟树(今清江)一线,并于22日占领南昌。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于5月14日开始举行汉浔间渡江作战,从武汉至九江间横渡长江。15日,争取了国民党华中军政副长官兼第19兵团司令官张轸率2万余人在贺胜桥起义,17日解放华中经济中心武汉。6月2日,第三野战军一部解放崇明岛,至此,渡江战役结束。

渡江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台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为尔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6]

渡江战役,也称京沪杭战役,历时42天,人民解放军以木帆船为主要航渡工具,一举突破国民党军的长江防线,并以运动战和城市攻坚战相结合,合围并歼灭其重兵集团。此役,人民解放军伤亡6万余人,歼灭国民党军11个军部、46个师共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大城市,以及江苏、安徽两省全境和浙江省大部及江西、湖北、福建等省各一部份,为而后解放华东全境和向华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了重要条件。 [3] [7]

渡江战役总前委孙家圩子旧址位于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燕山乡孙家圩子村,是安徽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旧址区主要由邓小平旧居、陈毅旧居、张震旧居、大食堂及会议室组成。

纪念馆在尊重历史、保持原先建筑风格的基础上,按照“修旧如旧、恢复原貌”的原则进行复原、修建,是蚌埠市红色旅游示范基地和开展爱国主义教育、革命传统教育的重要阵地。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纪念意义。

1949年3月经过慎重考虑和反复比较,总前委接受了时任皖北区党委书记曾希圣的建议,1949年4月初邓小平和陈毅率领总前委机关转移到合肥以南的瑶岗村主持全局。

渡江战役纪念馆

渡江战役纪念馆于2008年10月26日在安徽省合肥市合肥滨湖新区巢湖之滨正式开工建设,该项目建设用地面积约22万平方米,纪念馆主体建筑面积约2万平方米,规划场地成半岛状突出巢湖,犹如一艘乘风破浪的巨型战舰。纪念馆已于2012年4月份正式开馆。

渡江胜利纪念馆

1984年4月在挹江门城楼成立渡江胜利纪念馆。2009年4月为纪念渡江胜利暨南京解放60周年,南京市委、市政府在长江之滨、秦淮河口,新建了渡江胜利纪念馆。

渡江胜利纪念馆由主馆区、渡江胜利广场、渡江胜利纪念碑、挹江门城楼等部分组成,总占地面积20000平方米,建筑面积约9000平方米,展厅面积4000余平方米。 [8]

渡江胜利纪念碑--位于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热河路广场中心,建于1979年4月。远远望去,整座纪念碑如同一艘乘风破浪的战舰。碑座正面镌刻邓小平手书“渡江胜利纪念碑”,背面镌刻毛泽东手迹《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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