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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有容

沈有容(1557~1627),字士弘,号宁海,宣城(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州区洪林镇 [1] )人,明代名将。少年时便立志从戎报国,万历七年(1579)中应天武试第四名,后北上投军,先后在蓟辽、闽浙、登莱等边防或海防前哨服役。因屡立奇功,由旗牌官逐步擢升为都督同知。于天启四年(1624)以67岁高龄还乡。

在沈有容一生四十余载的军旅生涯中,有数十年是镇守在福建沿海。正是在这期间,他曾率军三次进入台湾澎湖列岛,歼倭寇,驱荷兰入侵者,成功地保卫了台湾。

第一次是在万历三十年(1602)冬,倭寇侵占东番(台湾),四处残害我福建商民与高山族同胞。沈有容冒台风之险,率21艘战舰拼死渡海,前往东番,全歼了这股倭寇,使福建商民与高山族同胞重见天日。

第二次是在万历三十二年(1604),荷兰东印度公司韦麻郎等拥三艘巨舰,趁明军换防之际,占领了马公岛(澎湖岛)。他们以互市为名,企图向葡萄牙占领澳门一样永远占领澎湖列岛。沈有容在福建八闽军心思遁的危殆情势下,经过严密部署,不顾自身安危,单舟驰往荷兰舰船,指陈利害,严正晓谕,不费一枪一弹便迫使韦麻郎退兵。韦麻郎临去之时,请画师为其画像,以示尊敬。

第三次是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命令长崎代官村山等安占领台湾,沈有容先以威名制服明石道友一军,然后率水师在东沙岛(白犬岛)合璧围困,采取以倭制倭的办法,迫使在该岛顽抗的倭寇弃械投降。沈有容三次保卫台湾,其功于国于台,殊非浅显。 [2]

明万历二十年(1592),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因平定岛内战国乱世局面,野心极度膨胀,悍然出兵侵略朝鲜,妄图征服琉球吕宋朝鲜大明印度,独霸东亚

日本对于朝鲜半岛的野心由来已久,《日本书纪》更是直接指出朝鲜半岛是上天赐予日本的礼物。早在公元一世左右,日本便侵占了朝鲜南方的任那为殖民地,但到四世纪末,高句丽几次南征,驱逐了日本在朝鲜的势力。以后日本历代天皇皆以恢复任那为目标,到了公元600年,日本派兵一万征讨新罗,虽然暂时取胜,但未能实现其目的。两年后,日本再度动员兵力二万五千人,欲再征新罗,但因国内发生叛乱而未能成功。公元660年,唐与新罗联合攻打百济,百济向日本求援,日本刚好借机出兵。663年二月,日军二万三千余人再入朝鲜。同年八月,日军与唐新联军战于白村江,“倭船千艘”的优势兵力却因遭到火攻而惨败给了联军的“百七十艘(战船)”。此役,日本元气大伤,朝鲜却完成了统一。再后来,日本天皇大权旁落,国内政局不稳,无暇外图了。

丰臣秀吉在1578年奉织田信长之命征讨播磨国时就这样说过:图朝鲜,窥中华,乃臣之素志。当他完成日本内部的统一之后,果然将目光瞄向了朝鲜。在和平臣服朝鲜失败之后,丰臣秀吉在准备充份的条件下,命令小西行长加藤清正等率十五万大军于1592年5月23日开始进攻朝鲜。

这时朝鲜的李朝已延续了近两百年。在此期间,朝鲜政治,经济,军事都有所发展,但到了十五世纪末,王朝却陷入了党争。先是士林派与勋旧派,再有东人党与西人党。无论哪一党派当政,所考虑的都只是本集团的利益,置民族大义于不顾,导致王朝政治腐败,国困民穷。当时的军队更是缺乏训练,素质低下,装备落后。这样的军队如何能抵住日本在内战之中锻炼出来的虎狼之师

日军侵入朝鲜之后,朝鲜立即向明朝请求援助。明朝有识之士指出:“关白之图朝鲜,实意在中国。”但明廷认为日本不过弹丸鼠国,能有多大能耐?只命辽东抚镇发精兵二支,应援朝鲜。七月十七日,明军三千人进攻平壤,与装备了铁炮(日式火绳枪)的日军展开巷战,大败,只剩下祖承训率残部退回国内。

明军初战失利,日军更加猖獗,朝鲜“八道几尽没,旦暮且渡鸭绿江”,大明边关岌岌可危。战报传来,明廷十分震惊,方觉日本实乃劲敌,不容小视。经廷议,制定了“援朝鲜,存属国,以固门庭”的方针,决心派重兵应援朝鲜。

明廷于八月任命兵部右侍郎宋应昌为备倭总经略。宋应昌虽然在战略上讲得头头是道,一听说让自己上战场去面对凶残的日军,这下可荒了神。他马上上疏说什么自己带兵讲求“一字兵法”,即用兵一万,造车三百六十辆,火炮七千余门,以及弓弩,弩箭,火铳之类,要兵部先备齐,方肯出征。御史郭实由是弹劾宋应昌担任经略一职不当,宋应昌大喜,马上顺水推舟,要求辞职。神宗大怒,狠狠申饬了宋应昌一番,他才不得不出征。

出征归出征,可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宋应昌想到了沈有容,于是,沈有容便“补本部院中军”(中军相当于副官)去往朝鲜。

宋应昌虽然找了沈有容来护卫自己,但他仍旧不放心,还找了一个自谓可“驱使神兵”的术士张元阳。其时,这也没什么,姑且不说秦皇汉武,就是本朝嘉靖皇帝不也是个中翘楚吗?可是沈有容见到经略如此沉溺于方术,却深不以为然,常窃笑之。宋应昌因此对他逐渐冷淡了起来。沈有容觉察了这个变化,便识趣的 “托疾乞归”了。

虽然杀倭立功的机会没有了,但却有了尽孝的机会。在接下来的三年中,沈有容在家中“朝夕菽水,承欢膝下”,为父母尽了人子的孝道。

在这三年中,中日开始议和。但因明廷拒绝了丰臣秀吉的一系列无理要求,他又借故于1597年发动了第二次朝鲜战争

丰臣秀吉本拟南北双线做战,夹击大明。但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实行。但大明得到消息后却不敢怠慢,在浙江与福建沿海集结了大量水师,严阵以待。

福建巡抚金学曾上疏认为,不若动用这些兵力去攻击日本本土,来迫使日本从朝鲜撤兵。他的这一条建议得到了明廷采纳,调童元镇来执行此事。但军队中缺少将才,金学曾开始着力搜求,沈有容就在其中。

沈有容欣然接受了聘请,但等到了福州府衙,却发现“同聘者多老疾”,与他们共事,能成大事?当下也不多言,将礼金原封不动的退还车太守,自行离去。

金学曾得闻后,立即派了幕僚林守宇去追,在洪塘找到了正在等船的沈有容。沈有容见金学曾如此礼贤下士,便回到了福州,被授予海坛把总一职。

因为当时明朝对日本知之甚少,所以沈有容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去日本侦察情况。金学曾派给沈有容一个叫刘思的助手,并从府库中拿出一千两白银,让他们扮成商人前去。沈有容却将钱财之事全交给了刘思打理,自己不取分毫。

正准备行动之时,侨民许仪从日本偷渡回来,带来了丰臣秀吉死了的消息。金学曾即刻上疏,认为丰臣秀吉死后,日本又将陷入内乱,并说:“倘水陆交攻,歼此鲸鲵,或其时也。乞敕朝鲜经、督诸臣再加侦实,相机以彰天讨--”此时日军己开始撤退,又有露梁津大捷,明廷认为将倭寇赶下海的目的已经达到,不宜再行远征了。此时的明帝国毕竟已入暮年,如时间换做明、清初年,那日本必在劫难逃。

金学曾“用奇捣穴”的计划取消了,那么沈有容也不用去日本了。一千两的公款自然要归还,只是刘思竟已把大部分挥霍了,落了个抄家的下场。金学曾见沈有容对钱财毫不染指,越器重他了。

沈有容自此便在福建安顿下来,在今后的二十余年中与其结下了不解之缘。

万历十三年(公元1585年),辽东巡抚顾养谦听闻沈有容冲锋破敌,发现这是个人才啊!马上移咨上司,将沈有容调到自己麾下。由于辽东见蓟镇使用火器守备甚佳,便也开始配备火器,因沈有容是使用火器的专业人才,于是便授予他全辽东镇的火器教练一职。

辽东的边患,比蓟镇更加严重。主要有土蛮朵颜三卫与女真诸部。土蛮是蒙古的一支,而且名义上是元朝的正统。在宣德九年(1434),瓦剌顺宁王脱,袭杀了鞑靼可汗和宁王阿鲁台,同年又袭杀了瓦剌部的另两个首领贤义王与安乐王,重新统一了蒙古。脱欲自立为可汗,但各部意见不一,只好立元帝后裔脱脱不花为可汗,自认丞相,掌握实权。正统四年(1439),脱死,其子也先嗣位,越发桀骜,并于正统十四年(1449)发动“土木堡之围”,俘虏了明英宗,直打到北京城下。赖于谦等人保住了北京,也先无所获,只好放归英宗。英宗被送回后,脱脱不花对明朝“修贡益勤”。也先恐其对己不利,遂攻杀之,自立为可汗。不久,也先被自己的部下阿剌知院所杀,鞑靼部长孛来又攻灭了阿剌,立脱脱不花的儿子麻儿可儿,号小王子,后来蒙古内部权力斗争不断,混乱异常,直到弘治元年(1488),伯颜猛克为小王子,自称大元大可汗,既后来人们说的达延汗,后来他在部下火筛的帮助下,日益强大,又一次统一了蒙古诸部,不断内犯。伯颜猛克死后,因其长子阿尔伦早死,次子阿着成小王子。阿着死后,众人却拥立了阿尔伦的长子卜赤,又种下了分裂的种子。在此期间,阿着的两个儿子吉囊与俺答也强大了起来,蒙古再也不像原来那样统一了。吉囊与俺答表面上承认卜赤的统治地位,私下里却各自为政。小王子卜赤倒也识趣,于嘉靖十一年(1532)徙牧东方,后改称土蛮,兵力十余万,构成对蓟镇与辽东的严重威胁。而且又因地近辽东,再加上辽东地势平缓便于劫掠,土蛮便与朵颜三卫常年勾结入犯,使辽东岁无宁日。十年之间,殷尚志、杨照、王治道三位大将皆战死。

好在辽东还有一位宁远伯李成梁,自他坐镇辽东以来,灭王杲,诛阿台,屡败蒙古炒花,兔、拱兔、黄台吉、把兔儿等酋,“先后秦捷大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虽然擅战,但辽东边备修饬却远不如蓟镇,依旧战乱不已,没有和平。并且还种下了民族仇恨的种子,后来建州女真崛起,和他也脱不了干系。

到了万历十四年(1586)正月,土蛮部长依克灰正纠集朵颜三卫中的泰宁部把兔儿等,共三万骑兵,欲赴辽阳,以武力逼迫朝廷增加岁赏。李成梁得知此情况后,决定用轻骑出塞的老招,杀敌人一个措手不及。于是,率领副将杨燮,参将李兴等轻骑出了镇边堡。

明军昼伏夜行二百余力,直达可可毋林。这次老天也心向明军,塞外刮起了大风,天际还不时传来隐隐雷声,扰乱了敌人的视听,使之无从觉察明军进军路线及战略意图。当帐外喊杀四起,即便发矢如雨,仓促应战的士蛮众人也未能挽回败势。是役,明军共获首功九百,其中还有二十四位酋长的首级。

沈有容虽然是火器教练,但依然参加了此次战役,并同众人一起冲锋在前,亲自斩敌四人,随他在一起作战的十几位家丁也斩敌十四。沈有容自觉战功颇多,不好专美于前,便把部分功绩分给了一时未能立功的同事。如此一来,沈有容的赏银便少了一些。银子是拿命换来的,真是来之不易,但沈有容首先想到的却是故友与穷交,将银子分给了他们,后来,何乔远曾经回忆说,他早年之所以能安意读书,实在全靠沈有容资助。

十五、十六年,蒙古诸部入侵仍勤,辽东依旧不得安宁。沈有容在双方几次摩擦中屡立战功,但身上却也添了不少箭疮,功勋得来不易啊!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蒙古诸部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女真的叶赫部又开始欺凌哈达部,并多次骚扰明边,让明军守将头痛不已。

女真人当时分为许多大小不一的部落,散居于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各部落之间征伐不断,十分混乱。哈达部与叶赫部地属呼伦国,也就是现在所说的“海西女真”。因为在嘉靖年间,哈达部长旺济外兰(王忠)杀了一再骚扰明边的叶赫部长褚孔格,并夺其敕书与城寨,两方结下世仇。到了褚孔格的孙子清佳努与扬吉努时,叶赫渐强,两人各居一城,相距数里,清佳努居西城,扬吉努居东城,“皆称贝勒”,又“能抚诸部”,为报杀祖之仇,一再进攻哈达,夺回被占之寨。明万历十五年(1583),扬吉努兄弟纠合蒙古恍惚太袭败了哈达,后来又蹂躏哈达部室庐、田稼,抢夺其人口。并且还借蒙古恍惚太两千骑驰往哈达部的贡市广顺关,攻下沙打亮寨,“挟兵邀贡 ”。这一下,惹怒了明王朝。明辽东巡抚李松与宁远伯李成梁见叶赫势大,决心除去“二努”,于是在万历十二年(1584),两人设计,一方面派人招来扬吉努兄弟,谎称“赐敕赏赍”,另一方面李成梁亲率重兵,埋伏于中固城,病又在叶赫贡市镇北关设伏。李松坐镇镇北关,并戒中军说:“虏入圈,听抚,则张帜,按甲勿动。不,则鸣炮,皆鼓行而前,急击之勿失”。不过,扬吉努兄弟不识好歹,不仅带了大批人马前来镇北关还要求明朝将赐予海西女真敕书全部给予叶赫,并要哈大部臣服于叶赫。名守将对其严厉斥责,扬吉努兄弟怒睁双目,出言不逊。

双方争斗,明军鸣炮,伏军尽起,斩杀了扬吉努与清佳努。李松领并处镇北关,与李成梁军会合,直抵叶赫。叶赫诸酋见抵挡不过,只好出寨清降,愿臣伏于哈达,刑白马攒刀为誓。李成梁乃引兵还。明朝对于女真是实行分而治之的方针,不许各部酋长自相杀戮,吞并他部,哈达又向来忠顺明朝,若被叶赫侵占,那势必会危及明朝对女真的统治,明庭怎会坐视不管呢?可惜,他们的继任者却依旧没能认识到这一点。布寨与纳林不禄继为叶赫贝勒之后,收拾余部,势力渐强,又谋“倾哈达,报世仇”,一再与蒙古恍惚太攻打哈达,扰乱明边。

万历十六年(1588)二月,辽东巡抚顾养谦与李成梁决心再度出兵叶赫。沈有容亦随军参战,可是因冰雪未消,直到三月十三日到达叶赫。布寨见明军势大,马上奔跑到纳布林禄的东城,与其合兵一处。两军互杀一阵,叶赫见不能取胜,便退入城中拒守。此城以石为郭,城郭内外又有木栅,且建于绝峻之山峰上,易守难攻。明军围困攻打两日,才只破城郭外面的木栅二重。而且城上木石,箭矢杂下,明军损失也是不小。

沈有容奉命攻打南门,所乘战马中箭而死,又换了两次马,皆被敌兵箭矢所伤。沈有容的右腿也中了一箭,伤势十分严重,已经无法行动,又没有战马,成了待宰的羔羊。可是叶赫的士兵因为见他盔铠鲜亮,没有杀他,用挠钩将他钩住,想要拖他入城,脱了铠甲再把他杀了。女真素缺铠甲,像努尔哈赤的父、祖也算一部之长,却也仅留下遗甲十三副,沈有容是世家子弟,铠甲当然是外观又好,防护性能又强,自然为女真人所垂涎。在这生死一发之时,时任宁远副将的祖成训杀到,救了沈有容一命,总算有惊无险。

李成梁见叶赫久攻不下,只好暂且收兵,商议对策。沈有容顾不得养伤,与士兵带大将军炮二架,对城施放,一枚炮弹炸碎了城角,另一枚炸坏了纳林布禄的居所,砸死了他的老婆。明军掩杀一阵,又欲用云梯架炮,直击叶赫诸酋长所在之地。布寨,纳林布禄见势不好,出城乞降,请求与哈达分敕入贡。李成梁同意,大胜而还。叶赫此后势力大减,终于不再反叛明朝。

沈有容因破城居首功,再加上先前的功勋,应该能当上宣州指挥同知。但沈有容当时不知为何用的是沈有色这个名字,兵部认为并非他原本军籍,仅赏了他四百两银子。沈有容无奈,只得加入广宁中卫的军籍,从普通军士积功做了正千户。

万历十九年(公元1591年)二月,沈有容晋升源图钦总,守卫浮图谷。在辽东这么多年的军旅生涯中,沈有容发现在辽东兵制,训练,守备等处皆有不少缺陷,升为钦总之后,认为应当负起责任,上书反映此事。提建议本是一件好事,但在明朝做为一员武将去提建议,那便有些不同。

也许是鉴于唐朝藩镇割据,明朝自宣德以后,重文轻武趋势十分明显。因为武将领兵作战有时犹如赌博,这与文官施政的中庸之道本不相容。文官自视甚高,对于武将在战阵中立下的汗马功劳,认为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便克敌制胜,也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成功而已。文官为了维护自身集团的统制,自然要打压武将,认为武将只要听从调派即可。武将上书言兵事。无疑是对文官集团权利的挑战。譬如当年俞大猷守御金门之时,曾上书监司论用兵二弊二便。监司得书后竟然发怒说:“若武人何以书为!”杖责俞大猷,并夺其职。

这次沈有容上书还算幸运,好像只得了上司的一顿申饬,但他已觉得有些灰心了,于八月份上述托疾乞归。但他上司宋可泉置之不理,等待一年也没有结果。后来,沈有容拆了旧公房来盖公馆,被一个与他有隙的同事揭发,才得以解甲归田。不过,他的下一任官员还未到任,只能等待着交接。这时,狂风暴雨从东方吹来,沈有容又迎来了一次机遇。

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二十日,明代著名政治家张居正去世了。他带着平生的抱复,葬在江陵,身后却是无限的恩怨与不尽的是非。

十一年(1583年)三月,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太师封爵;再诏夺文忠公谥号,斥其子锦衣卫张简修为民。十二年(1584年)四月,由于故辽王王妃上疏,诏令查抄张居正家产。司礼监内宫张诚,刑部右侍郎邱奉命前往。

神宗皇帝贪婪的血液因为王妃所说的辽王府“金宝万计,尽入张府。”的话语又活跃了起来。因为先前查抄司礼秉笔太监冯保家得了甜头,再加上皇弟潞王大婚在即,便注定了张家被查抄的结果。这究竟是王妃的聪明,还是受了某位大臣的暗示?但不管如何,她毕竟在辽王与张居正多年的恩怨纠葛中,为辽王划了一个胜利的句号。

诏书下后,荆州府,江陵县已将张宅封门,张家子女尽数躲在屋中不敢出来。直到了五月初五,邱等到了,打开宅门,张家已饿死十余口。

接下来的搜检与拷问,共得黄金万余两,白银十万余两。但这离预期值仍差一大截,如何向好货的神宗交代?只好再严刑逼供。

张敬修因受刑不过而自杀,张懋修两次自杀未遂,成了废人。张敬修临死之前写的血书,轰动朝廷。首辅申时行与六部大臣纷纷上书请求从宽处分。神宗于是下令留空宅一座,田四十顷赡养张居正老母。张居易,张嗣修等成年张家子孙,俱令充军。辽府一案,方告结束。

神宗皇帝在张居正病危时曾经说过,“只看顾先生子孙便了”。但却是这样的看顾!伴君如伴虎。“臣罔以宠利居成功”,这句《尚书》的名言张居正不可能不明白吧!但他曾经说过,“念己既已忘家殉国,遑恤其他,虽机阱满前,众镞攒体,孤不畏也!”本着这种精神十年中他努力推行改革,其间得罪了多少人?张居正的身后之祸,也许早就在他自己的意料之中了。

“倒张”风潮吹遍了整个大明朝,这种攻击也牵连了张居正生前重视的将领戚继光。“倒张”派们把戚继光视为张居正的同党,欲置之于死地而后快。甚至有人诬陷戚继光给张居正的信件说,“虽夜开中门递进,意欲何为?莫非反状乎?”在此等情况下,兵科给事中张鼎思认为戚继光于闽浙有功,请朝廷把他调往南方。于是明廷于万历十一年(1583)二月,调戚继光任广东总兵官。

这是蓟镇的塞外,由于戚继光的离去,在一定程度上,北边的蒙古诸部又活跃了起来。十一年(1583)六月,夷妇大嬖只趁古北口明军放马之机,以600多人抢马171匹,杀尖夜家丁11名,掳去军人17名。七月,小阿卜户入犯黑谷关,杀知名氏者30人,明军掩败为胜。为此总督周咏与巡抚翟秀裳夺俸半年,而刚上任的总兵杨四畏则降一级。在戚继光离开不久便发生了这种十几年未曾见过的百姓被杀被掳,牲畜被抢,连军人也被掳的惨象,真可谓自毁长城。

万历十二年(公元1584年),新任蓟辽总督张家胤为加强蓟镇守卫力量,调沈有容于蓟镇东路,任南兵后营千总,防守燕河,台头二路。仅过几个月,到八月初一日,朵颜部首领长昂领兵三千余骑进犯刘家口。

蓟镇的主要边患,便是朵颜三卫。元顺帝北逃之后,蒙古逐步分裂为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兀良哈部于洪武二十二年(公元1389年)归附明朝,明太祖在今吉林一代设立了朵颜、福余、泰宁三个卫所,明廷封其族人卫都督等职,管卫事,每年与朝廷通贡,永乐时,三卫逐渐南下,到天顺以后,已至长城脚下,成为明朝的外部屏障。他们时叛时附,有时还为鞑靼,瓦剌做向导入犯。但他们与明廷一直维系隶属关系,明人称他们为“属夷”。

在正统年间也先入犯回撤时,曾顺便大掠福余,泰宁二卫人畜,作为他们做“向导”的“报答”。二卫从此衰弱,朵颜部势力强大了起来,于是也就日益不安份起来。到嘉靖二十七年(1575)影克袭职时后,进犯日益频繁,直到影克在一次内犯时被明军火铳击毙。影克之子长昂袭职之后,仍不思悔改,继续汇集部众,连年进犯。

不过明廷已于隆庆二年(公元1568年)调戚继光来防守蓟镇,长昂数年间进犯,皆被打退,没占到多大便宜。尤其到了万历三年(公元1575年)正月,长昂携其叔董狐狸共同逼迫长秃(董狐狸弟)内犯,进攻董家口。戚继光命令军队自榆木和董家口两关出塞追击,至聂门一带,去边150里,活捉了长秃。长昂见状不妙,转移会州,不敢靠近边墙。二月,长秃的亲属部族纷纷表示永远效顺朝廷,不再内犯,三月初一日,长昂同董狐狸等率部240多人到喜峰口请罪。初三,戚继光同当时的副总兵史宸亲临喜峰口受降。长昂等相继罗拜,呈上认罪表文,送还被扣明军侦察兵7人,绑送扰边闹事的2人,并献贡马7匹,请求释放长秃,恢复扶赏。戚继光见他们已经认罪,便放了长秃。初四,让长昂入关,分别接受扶赏。长昂等深感愧疚,当时对天盟誓,世世代代永远内附,不再进犯。这一役,朵颜部的酋长们是彻底服了,他们在戚继光在的日子里,再也不曾内犯。

不过这一次,戚继光已远调广东了。“戚老虎去,吾又何惧?”小阿卜户等人的入犯不正是暴露蓟镇已出现了防御漏洞吗?早先犯辽东没有得到多少油水,长昂把视线瞄上了蓟镇。于是在八月率三千余骑入犯,果然发现蓟镇防御果然漏洞百出,都进入长城好几里地到了刘家口了,仍然未见明军组织什么像样的抵抗。

但刘家口却恰恰是沈有容的驻扎之地,这下长昂遇到了克星。由于原来戚继光的防守方针是“谨烽火,远斥侯”。沈有容当夜二更时分闻得警报,仅带家丁及跟役共29人迎敌。

刘家口也是蓟镇的一个重要关口,按戚继光当时的规定,关口的城墙上每五十垛构筑一个雉,就是战台,对应每一雉建一窝铺或骑墙铺,雉与窝铺相结合,大体与长城上同为戚继光设计的空心敌台相似,既便于守城者休息,更便于击敌。

沈有容当时应该就与家丁等人住在窝铺之中,身为千总,还亲自守城,真做到了与士卒同甘苦。闻警后,身边虽仅有这29人,但也得迎敌啊!“一出台而射死七十余”,可见,沈有容是使用火器的高手。

从元朝开始,中国便有筒形发射式火器,称之为火铳、突火枪,但性能并不是太好。到了嘉庆二十七年(1548年),在朱纨领导的“双屿大捷”中,明军打败了葡萄牙人与倭寇联军,并俘获了一些善于制造火绳枪的日本人及枪支。后有马宪、李槐等人学习制造火枪的方法,并加以研究和改进,终于在十年后造出了 “鸟嘴铳”,简称为鸟铳。

鸟铳枪管用熟铁打造,长约112~150厘米,重约5~6公斤,有准星、照门,安装木托之上。铳口长出木托二寸,托后七寸向下弯曲,通条一根别再托上,重三两,另有火绳。每次发射时装火药三钱,铅弹重三钱。它的口径在9~13毫米之间,射程可达300米左右,鸟铳与同时期其他火枪相比,有身管长、口径小、重量轻,便于使用等特点。并且由于枪管长且直,所以较易打准;前手拿铳腹,所以发射时火药不会夺手;双手俱托铳身,所以瞄准精确;并且使用龙头类火绳发火机,所以不用考虑火绳是否熄灭。

戚继光到达蓟镇之后,发现蓟镇武器样样不行,“不知较量异用之术”,敌人用弓箭,自己也学着用弓箭。但蒙古骑兵自幼学习骑射,弓长矢重,明军岂是对手?所以戚继光开始改善武器装备,用优于敌人的火器对付敌人弓箭,蓟镇驻军大量配备鸟铳等火器。

但鸟铳是前膛装弹的老式火枪,使用极为繁杂,沈有容以及他的家丁能在夜间使用鸟铳瞬间击毙七十余敌人,实在是很不容易了,没有极为熟练的操作技巧,是铁定做不到的。

朵颜部的人还击了,箭矢如雨。这二十九位健卒们都负了箭伤,沈有容也身中二矢。但他们不顾伤势,奋力冲入敌阵,拼死砍杀。有六人登时了帐。朵颜长昂因黑夜不辨明军人数,又因上一次大败的余悸,下令撤退了。

当时兵部说:“蓟镇修筑台墙,原以匹马不入为功。贼夷拆墙进边,守台官军若罔闻,防守何在?”为严肃军纪,主兵把总李养性及传烽守台官兵周养珠等十人皆被枭首传示,还有八人受军棍不过而亡。唯独沈有容以首功得到了赏赐及对兵部的推荐,沈有容“由是知名”,这一战,才是他军旅生涯的真正开始。

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在福建沿海辛劳奔驰十多年的沈有容终于得以调往浙江升任参将。福建巡抚想要沈有容留下,福建的百姓们也说:“吾侪得再借将军高枕矣。”但沈有容因为十余年没有回家看望老迈的母亲,想要借去浙江任职的机会顺便回乡,就谢绝了。

沈有容在浙江任职两年,于万历三十六年(1608)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十分伤心,当天便弃官而去,也没等上司批准他“丁忧”。自古忠孝两难全啊!沈有容自以为这样做势必会被追究,但此时左府游兵的将领却得了背疽而亡,浙江政府就让沈有容去补缺。沈有容想要为母亲守孝三年,屡屡推辞,但浙江催督益勤,不得以,只好在次年五月履任。不久,又调沈有容率步兵防守昌国卫所(今浙江象山东南)。此时,倭寇、海盗交相为害,宁波、绍兴、台州、温州都受到了严重破坏。宁波、温州两处参将都被降级、提问,只有沈有容因为在路上堵截得了首功题叙,所以秋天调任天津海防游击。浙江巡抚高举见到邸报后,将沈有容留在温、处,没有去成。沈有容在此地履任四年,温海晏然。

万历三十九年(1611)六月二十三日,有三只船进入沈有容防守的凤凰洋,因言语不通,沈有容通过写汉字来问,才知道是安南(今越南)商人裴光袍的商队,遇到风暴,飘至此地。但沈有容手下数十人却想将这一百二十九人当作倭寇杀了报功,并跪下求沈有容允许。沈有容坚持不允,并下令:“杀一夷者,即戮以徇”,众将士才稍稍安定下来。沈有容将此事上报朝廷,安南商队等候上谕的九个多月,衣食全都是沈有容供给的。考虑到陆行迟缓,特别派了三艘兵船护送他们到了广东,然后交接给广西巡抚送回安南。事后,沈有容认为此事“逾于平生辛苦战功十倍”。但不久,就有人诬告沈有容纳贿,沈有容无奈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正月乞归,一年八请,才得以在次年二月还乡。

万历四十四年(公元1616年),日本“村山舰队”入侵台湾。由于日本当时并没有实力大举入侵明朝,所以就转向侵略朝鲜、琉球。在朝鲜的军事行动虽然失败,但日本却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控制了琉球,并想继续南进,吞并台湾。日本对于台湾年的野心也是由来已久,早在万历二十一年(1593)十一月,丰臣秀吉派遣出使吕宋的使者原田孙七郎在返回途中经过台湾时,就发出“招谕书”,威逼利诱台湾土著民向日本称臣纳贡,但没有成功。又想派钦门墩率船二百艘以武力侵略台湾,由于明政府已有防范,所以没有实行。后来,山田长政与有马晴信分别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三十九年(1611)入侵台湾,但都遭到了台湾土著民的坚决抵抗。

日本幕府将军德川家康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通过琉球致书明朝,要求恢复贸易,否则“令日本西海道九国数万之军进寇于大明,大明数十州邻于日本者,必有近忧矣。是皆日本大树将军意。”但也许琉球并未将此等无礼的文件传达,所以明廷对此未做反应。刚巧此时村山等安因为信奉天主教,所以冈本大八事件好像也波及了他,为了防止像有马晴信一样被赐死,自荐去侵占台湾以立功赎罪。德川家康认为这是打破明朝对日本贸易禁运的好方法,便给村山等安颁发了“高砂国渡航船朱印状”(当时日本称台湾为高砂国),并派给他三千士兵,委任他经略台湾。

村山等安派遣自己的儿子秋安率领着十一艘战船从长崎出发,但舰队在途中遭遇风暴,船队飘散。一部分骚扰闽浙沿海;一部分去了越南贸易;明石道友所率的三艘船虽然到达了台湾北部,其中一艘小船上的倭兵仓促登陆,被台湾土著民围攻,被迫全体自杀。明石道友率领另两艘船流窜至福建海面,烧杀抢掠。并于五月进泊东涌岛。当时,“内地不知多寡,大家争奔入省城;城门昼闭,无一敢出侦者”,福建巡抚黄承玄出厚赏募董伯起前去侦察。董伯起虽然化妆成渔人,但明石道友十分精明,看穿了他,并“持刀诘问”。董伯起骗他说:“我军门知汝来侵,已造五百只船以待我兵船即至矣!”明石道友有些害怕了,他撤退的同时将董伯起扣押,试图将其作为与福建谈判的筹码。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由于村山等安的命令是攻占台湾,因此其他被打散的倭寇不敢回去,洗劫了福建的料罗、大金卫所。这时,在家告归的董应举看不下去了,上书福建官员“闽海事,非参将沈有容不能了!”虽然董应举因为在京做官,没见过沈有容,但久闻其威名,所以大力推荐。于是黄承玄亲笔写信邀请沈有容,这时浙江也希望

沈有容复职,沈有容一时没有决定。后来,黄承玄派太宁道林茂槐亲自到沈有容家聘请他,沈有容认为黄承玄大度,可以任人,所以在万历四十五年(1617)重新回到福建,黄承玄当即任命他为水标参军。

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明石道友奉村山等安之命,以送回董伯起为名,携带礼物及上明朝表章一道,停泊在福建王崎澳,要求恢复通商。黄承玄命沈有容出抚,明石道友与董伯起、通事高子美前来。明石道友当时未曾佩刀,沈有容问:“汝何不佩刀?”明石道友答道:“不敢!”沈有容亲自取来一把太刀给他配上,明石道友感激欲死,因为佩刀毕竟是武士的象征。明石道友呈上表文,沈有容因不合体制而却之,只带着董伯起与其他几名一起送归的人回到福建。后来,福建海道副使韩仲雍在接待明石道友之时,对日本的侵略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责问,并警告日本“汝若恋住东蕃,则我寸板不许过海,寸丝难过蕃”。明确指出不许日本涉足台湾。

明石道友还未离开,桃烟门又率领三艘战船、倭寇百余人进犯浙江,打破了浙江的一艘兵船,杀了十几名浙兵;又流窜到福建沿海,掳掠了二十余人。他们在驶进东沙白犬澳时,触礁搁浅,只好在此地“搭寮楼住”,欲夺船归。黄承玄得到消息后,将此事全权交给了沈有容负责。沈有容三路围困,用大炮仰攻,焚毁了倭寇的房舍与积聚,但倭寇依然“挥刃装铳,意在拼死突围”。把总何承亮欲要进攻,沈有容说:“困兽难迫,且多礁石,易损舟。彼藏礁石间待我,必大损兵,不如诱而擒之便。”于是派遣精通日语的王居华前往晓谕:“汝辈命在须臾;若未有犯唐罪过,分剖明白,或尚可觊一线生路!”并说明石道友已经受抚。桃烟门颇为意动,正在犹豫。次日,有倭寇率大乌船一只、渔船两只前来救援,沈有容“麾率官兵奋力冲攻,戈船飙集、火器雷震”,三船立沉。桃烟门见突围无望,就说:“有道友书来,即从。”明石道友“亦丑其类”,写了书信交给了沈有容,桃烟门等人见了明石道友的书信,便投降了,但有部分顽固分子选择了自杀。沈有容擒获六十九人,斩了其中两名汉奸,然后分属于诸将报功,此役未伤一名明军。董应举听闻后,叹息道:“东沙之役,某生六十一矣,未见有此不伤一卒、不折半矢、不糜斗粮、不旷时日,去如振叶、归若系豚,捷速而完,功难而易;就使俞、戚再生,亦当首肯矣。”并在今连江县东莒岛西南隅的山崖旁亲自为沈有容书写了题名碑,原文为“万历强梧大荒落(丁巳,四十五年,1617。前文1618或误),地腊(五月五日)后挟日(十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不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

但此时,那些嫉妒沈有容大功的人又跳了出来,认为计擒倭寇是不对的,容易引起倭人的报复。朝廷竟然认为桃烟门不过是过境商人,并未将他们当作倭寇处理。沈有容他们不仅没有得到奖赏,反而又冒功之嫌,黄承玄竟也因此事而移镇。沈有容于是拂衣而归。后来,这些倭寇又行作乱,沈有容之功才得以大白,但那已是沈有容回乡几个月之后的事了。

沈有容在海坛待了一小段时间后,金学曾把他调到了浯铜。浯铜此地乃“吃空额”的渊蔽,沈有容赴任后,“痛洗夙弊,鼓舞士卒”,革除了此弊,提升了士卒的士气。正因为如此,在万历二十九年(1601),福建各个水寨巡逻兵船多有被倭寇劫掠的,只有沈有容一军在四月初七日生擒倭寇十八名,斩首十二级。

所谓倭寇,简单说是指入侵的日本人。如果非要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的话,则是指对十三世纪至十六世纪侵扰劫掠中国与朝鲜沿海由日本武士、浪人与奸商组成的,并得到日本各地大名支持与怂恿的“海贼众”的称谓。中国关于日本海盗入侵的最早记载是在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8年),使用倭寇一词最早是在明洪武二年(西元1369年),自洪武二年之后,倭寇的入侵已经相当的频繁与严重了。到了嘉靖三十一年(1552)以后,由于日本进入战国乱世,倭寇的入侵更是达到了顶峰。后来,明军在戚继光、俞大猷等爱国将领的领导下,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斗争,终于基本上平定了倭患。但在这以后,沿海时常还会有小股倭寇的骚扰。

为了防止又有所抬头的倭患,福建兴泉道的王岵云提议招募巡逻兵800人,商船24只分为二哨,令沈有容统帅其中之一。沈有容得到这股生力军后,马上出海巡逻,直到与广东交界的地方。在五月十七日与一股倭寇相遇,“斩首三十二级,夺回南澳捕盗张京兵船一只”,立了大功。但有官员因为沈有容没将此船物归原主,所以陷害他说:这艘船上,那些所谓被倭寇杀的士卒,都是沈有容为了报功自己杀的。如果此罪坐实,那沈有容就不仅是革职查办的问题了。好在金学曾明察,洗刷了沈有容的冤屈。但因为此事的影响,沈有容前五年等于白干了,没能得到升迁。

到了同年十二月,朱运昌调任福建巡抚,将沈有容调往浯屿(即中左卫所,今厦门)。太守程达认为此地距崇武卫所、料罗卫所都很远,无法相互照应;而且厦门也自有水军,所以建议移水寨于石湖。此提议得到了时任巡海道的徐学聚的认同,胆石湖的老百姓却不乐意,他们认为如此一来“兵害恐其无已”。太守程达只好对老百姓说,徙镇此地的是沈有容,老百姓这才平静下来。因为沈有容治军严整,而且他曾为民请命,请当时的税监高停止了征收运粮船的税费。福建靠海且多山,粮食产量甚少,多靠从广东进口,粮价本来就很贵,如果再征收重税,那么福建的民生势必会受到致命的影响,所以百姓们都很感激沈有容,还为他立了生祠。沈有容来带兵,自然不会侵犯百姓的利益。

上下达成一致,改建石湖水寨得以进行,沈有容没向政府要一分钱,用的钱全是靠卖掉旧水寨材料与往年立功得到的赏金。费时约一年,水寨得以建成。期间,沈有容还组织士卒为石湖沿海修了一段石筑的长堤,有效地防止了土壤盐碱化的加剧。水寨建成后不久,有7只倭船横行在浙、闽、粤沿海,沿海将士却不能“以一矢相加遗”。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九月初二日,这股倭寇由浙江流窜到福建万安卫所,攻打城池,焚烧船只,劫掠了许多民众,并且在西寨停泊了十余日。沈有容得到消息后,率水军在崇武卫所严阵以待。倭寇不敢前来,从乌邱出澎湖列岛,逃亡东蕃(今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与我国大陆有着密切的联系:三国时东吴大帝孙权在230年就曾派将军卫温到过台湾;隋炀帝曾三次派人到达台湾;南宋时,已在澎湖列岛驻军;元世祖忽必烈曾两次派人到达台湾,并于1335年设置了澎湖巡检司,管理台澎;在明朝,郑和下西洋时到达台湾;到了明朝中后期,中国大陆人民的足迹遍布台湾南北,已经开始了开发台湾的进程。

这股倭寇到达台湾后,在大员(今台南安平)建立了据点,四处劫掠。并向东南沿海前往台湾的商人、渔民收取“报水”(即所谓“保护费”)。连台湾土著民也深受其害,不敢再在沿海平原打猎,只好迁往内地山区躲避。朱运昌对此十分头痛,“安得豪杰,为我荡寇分忧者?”当然,只有沈有容。因为沈有容 “枭捷善战,每临敌先登,意气闲暇;两舟相隔丈许,提刀飞身过之,立斩数人,一舟披靡,而后众将士从之。又加以沉毅多谋,料敌出奇无穷”。这样智勇双全的将领上哪儿去找?

沈有容得到朱运昌的密令之后,先派遣渔民郭延前往侦察,并秘密备战。在郭延侦知这股倭寇的确切消息后,沈有容于十二月十一日下令出征。但“时腊月,非出海候,诸将及舵师皆有难色”,沈有容将朱运昌的密令下达,但为了防止奸细告密,他只说:“吾近往耳,聊以惧窃窃通我分地者。”摆出了一副只是例行巡逻的姿态。于是,沈有容统战船24只前往征剿,可惜天公不作美,船队在过澎湖时遇上了飓风,船队飘散。因为当时天色已晚,沈有容不得不冒险停泊在地势险峻,船不得并行的丁屿门。在这里等候了三天,飘散的船只才归队,但只剩下了14只船。沈有容认为倭船不过7只,我军是他们的一倍,破之足矣,于是又再向台湾前进。到了第二天,即十二月初八日与倭寇相遇,“将军率诸将士殊死战,无不一当百;贼大败,尽出辎重投之于海令我军拾,而姑少缓师。我军无一人取其秋毫,战益力,斩馘火攻,须臾而尽。”是役,“斩级十五,而投水焚溺无算,救回漳泉渔民三百余人”,“倭遂去东蕃,海上息肩者十年”。在明军登陆修整的时候,台湾土著民的一个酋长大弥勒“扶老携幼,竞以壶浆、生鹿来犒王师,咸以手加额,德我军之扫荡安辑之也”,并邀请沈有容去它们的寨子做客。随行的学者陈第将一路见闻记载下来,整理成《东蕃记》,是现存最早的台湾史料。沈有容此次军事行动是明廷在台湾显示主权的一次重要行动。但是,当时福建官府因决策失误未能在台湾开府设县,也没有留下驻军。

沈有容立此大功返回福建,等待他的却是“总府方索宝,而本将又复忌功”,要没有朱运昌在上面给他顶着,恐怕又不免得咎。但最后的结果竟是“捷闻,文武将吏悉叙功,有容赍白金而已”,只得了六两赏金。

这时,朱运昌却因病去世了,沈有容十分伤心,七次具文乞归。但新任巡抚徐学聚坚持不允,沈有容只好继续在福建沿海,奔驰于危涛之间。

17世纪是荷兰人的世纪,他们夺取了葡萄牙人在东方的贸易体系,屡次冲击中国沿海。荷兰人深知,若要在东方从事贸易,就必须在中国本土或附近的岛屿建立一个据点。澳门,这个连接着大陆的小岛无疑是最理想的,但葡萄牙人去早已占据此地多时了。在荷兰人对澳门的军事行动失败后,他们只好另想办法。

160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成立,派韦麻郎(Wijbrant Van Waarwick,今译作华威克)率领一支舰队前往中国。他们的舰队首先停泊在大泥(今泰国南部北大年),本来想与暹罗国王的朝贡使团一同去中国碰碰运气。但没想到朝贡使团还未出发,暹罗国王却死了。但韦麻郎却在此地结识了李锦、潘秀、郭震三名中国奸商,也不算没有收获。

李锦得知韦麻郎的意图之后,献计说:“若欲通贡事,无若漳州者。漳南有澎湖屿,去海远,诚夺而守之,贡事不难成也。”韦麻郎问他:“守臣不许,奈何?”李锦告诉他:“税使高嗜金银甚,若厚贿之,彼特疏上闻,天子必报可,守臣敢抗旨哉?”于是李锦伪造了大泥国王书,让潘秀、郭震带回国。漳州守将陶拱圣得到潘秀送来的求贡的文书后,因书中言语多悖慢,并有武力要挟之嫌,大为惊骇,马上向上司报告,并把潘秀下了大狱。郭震见潘秀被抓,就不敢再去他处送“国书”了。福建的官员对此事看法不一,但大多数还是认为,这就像当年葡萄牙的通市一样,利一而百害,万万不能允许。

当初,潘秀与韦麻郎相约,若通商事成,会派人去通知他。但韦麻郎等的不耐烦了,带领千人架着三艘大战舰直往澎湖,他们于万历三十二年(1604)七月十三日抵达。因为当时明军守卫澎湖分春、冬二汛,这时正好是春汛之后,冬汛之前,明军已经撤回大陆,荷兰人如入无人之境,强行占领了澎湖马公岛,并役使当地人民“伐木筑舍,为久居计”。李锦这时也潜入漳州查探通商之事,并谎称自己是被抓后逃回来的,但福建的官员早已把他的底细查的明明白白了,把他与郭震抓获,让他们与潘秀一起劝韦麻郎离开来赎罪。但他们三人害怕丢脸,见到韦麻郎只说:“我国尚依违未定”。

福建政府又派遣了詹献忠等人去让韦麻郎归国,但他们因为贪图荷兰人的钱财,竟带了许多货物去卖,并且沿海也有许多商人私自去做生意。荷兰人得到了好处,通商的愿望更加迫切了。所以韦麻郎又派通事林玉去贿赂税监高。

明朝万历皇帝是中国历史上最贪财的皇帝,他在御宇中期派宦官为税监,到各省去开矿收税,以增加皇室收入。万历二十九年(1598),宦官高来到福建,他和他手下的一批鹰犬,整日巧取豪夺,对民众造成了极大的灾难。后来他居于福州,广建亭台楼阁,更是掠民财富无所不至。因为他有皇帝撑腰,各级官员都拿他无法,只好任其胡作非为,成为福州一霸。

林玉虽被福建官府抓获了,但高已经得到了消息,就派遣了心腹周之范去见韦麻郎“说以三万金与,即许贡市”,韦麻郎“赠饷甚侈”,同意了高的要求,并派遣通事与头目九人要去福州与高详细商谈,但因为风候不对,未能成行。高还与他的死党福建总兵朱文达密谋说:“市幸而成,为利不赀。第诸司佐佑,唯公图之!”朱文达于是对福建巡抚徐学聚说:“红夷勇鸷绝伦,战器事事精利,合闽舟师不足撄其锋,不如许之。”但徐学聚头脑清醒,坚持不许,将驱逐荷兰的事交给了参将施德政与都司沈有容。

沈有容听说荷兰强占澎湖,要求通市时,就说:“夷意岂在市?不过悬重赂饵我,幸而售,将鼾睡卧侧,踵香山澳故事,睥睨中土尔。”力主不可通市。受命之后,沈有容认为对待荷兰这件事“剿而得胜,徒杀无罪,不足明中国广大;不胜,则轻罢百姓力,贻朝廷羞,不如谕之”。所以他先释放了林玉,想要用为反间,然后架一艘小船直接去了澎湖。

沈有容见到韦麻郎后,说:“天朝体统甚肃,上有抚、按二台,中有藩、臬诸司,外有将领、郡邑百执事,纲纪相承,凡事非商定不敢以闻。若欲求互市于闽,互市事至钜,孰敢主之?若等皆良商,独不识此乎?”韦麻郎说:“来者俱言市成,将军言不成,何也?”并说高的使者已经来了。沈有容又说:“堂堂中国,岂乏金钱巨万万;尔为鼠辈所诳,钱既不返、市又不成,悔之何及!”韦麻郎叹服,“从来不闻此言。”但他的一个手下却在这时拔出战刀来说:“中国兵船到此,想似要与我等相杀,就与相杀何如?”沈有容厉声说道:“中国甚惯杀贼,第尔等既说为商,故尔优容;尔何言战斗,想是元怀作反之意。尔未睹天朝兵威耶?”荷兰人语塞。韦麻郎一方面答应说马上回去,并招待沈有容留下;另一方面将给与周之范的钱财索回,只让他带给高玻璃器具等物,让高将乞市文书带奏,天子准许后再说三万金的事。

但沈有容等了几天,韦麻郎依旧没有走的意思。于是沈有容假意说要离开,韦麻郎立刻赶来相留。沈有容厉声对他说道:“郎不去,恃汝舟大与?壑可藏、力可负、凿可沉、撞可破,而舟何可恃耶?郎不闻沈将军破倭奴东海上,海水尽赤?吾不忍若颈之续其后,故谕而归,汝郎不从吾言,吾去矣,郎请后勿见我,毋贻空自悔也!”林玉也在一旁帮忙劝说。在这时,施德政为配合沈有容,已在料罗卫所集结了五十艘战船,并做好了火攻的准备。福建政府又下了严令:“兵民从海外入者,一钱不得着身;挟钱者治如法。”断了荷兰人的妄想。韦麻郎审时度势,只好于十月二十五日离开了澎湖。当时荷兰的战舰“舟长二十余丈、高数丈,双底。木厚二尺有咫,外鋈金锢之。四桅,桅三接”,“左右两樯列铳,铳大十数围,皆铜铸;中具铁弹丸,重数十斤,船遇之立粉”,作战能力十分强。而这时福建水师的战船却多是商船与渔船改造的,虽有五十艘之多,但未必稳操胜券。所以沈有容能谕退荷兰,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韦麻郎离开之前,特别找了画师为沈有容画像,并用铜铳及铳弹与一些特产赠送,以示敬仰。沈有容只收下了铜铳及铳弹,可能已经有师夷长技的思想了。韦麻郎离开后,三位汉奸皆被斩首。沈有容回厦之后,与友人陈第登临南普陀后山,留下了“骋望极天,徘徊竟日”的题名石刻。

然而这时,高竟然已经上疏为荷兰人请求互市,听闻韦麻郎离开这事后,顿足说:“德政乃败吾事!”后来此疏虽被万历皇帝驳回,但高已经嫉恨上了施德政与沈有容。徐学聚本想立即为沈有容表功,但因为“党”朱文达等人的阻挠而未能成功。但澎湖的百姓们却没有忘记沈有容的大功,为其树“沈有容谕退红毛番韦麻郎等”的碑刻,是公认的“澎湖第一碑”。

沈有容还乡未及一年,福建政府派遣使者十次去请沈有容复任,沈有容坚持不许,而且这次连林茂槐的面子也没买。但是,福建的崔御史却也给他写了信。原先沈有容在浙江时崔御史曾经在他离任后,私下里举荐过他,沈有容激于知己,于是复任。但没想到,部分将士因为沈有容先前的功勋而嫉恨他,不与他合作。沈有容十分后悔,又动了回乡的念头。这时,福建巡抚王士昌将水军参府的创建工作交给了他。先前,黄承玄创立了“专统水军,弹压要地,随势排荡”的福建水标参军,并让沈有容担任此职。王士昌更是要在原来的定海卫所建设一军署,以便更好的防卫海疆。沈有容想到此衔是黄承玄为自己特别设置的,所以就又留了下来。

万历四十七年(1619)五月,袁八老率其党三千余人流劫福建沿海,后又逃往广东。王士昌将平定海盗的任务交给了沈有容,但此时福建水师已经衰落,战船很少,无法追捕,沈有容只好进行招抚。袁八老“幸听命”,但这时却有人散布围剿的流言,沈有容只好冒险“躬架小舟,抵其船而受降”,招抚才得以顺利进行。

泰昌元年(1620),辽东后金国进犯加剧,于是明廷设置了山东副总兵,驻登州,统领水师,以为陆上策应。沈有容因为以往功勋,“为当世名公所知”,被任命了此职。天启元年(1621),沈阳、辽阳相继陷落,后金占领了辽东半岛及部分沿海岛屿,对明朝造成了严重威胁。因为辽东半岛就像楔子插入海中,直逼天津于山东登莱,如后金从海上进攻,那后果不堪设想。

于是辽东经略熊廷弼从全局出发,提出了“三方布置之策”,第二条就是“以登莱渡海为奇兵”,并推荐陶朗先为登莱巡抚,驻登州。沈有容也被提升为总兵、都督佥事,“登莱遂为重镇”。据称,当时登莱有水陆兵员共五万人,马万余匹,甲杖火器二百余万,战船两千余艘。

天启元年(1621)七月二十日,辽东巡抚王化贞派毛文龙率兵二百余人,从海上突袭镇江。镇江原中军陈良策等从中策应,生擒了后金游击佟永真及其子佟来年等六十余人,镇江“民皆大悦,羊酒迎劳者几万人,数百里之内,望风来降者络绎不绝”,捷音传入京师,“报闻之日,缙绅庆于朝,庶民庆于野”。熹宗立即下令登莱与天津水师开赴镇江策应。沈有容未被此等小胜冲昏头脑,叹道:“率一旅之师,当方张之敌,吾知其不克济也。”熊廷弼也对此举持否定态度。此时,努尔哈赤已经派皇太极阿敏率三千兵马赶到镇江毛文龙不堪后金军围攻,镇江得而复失,所以水师也没有出发。

天启二年(1622),由于辽东“经抚不和”,致使广宁失陷,辽东的民众纷纷逃入沿海的岛屿,日夜盼望明朝水师的救援。但此时陶朗先却不知出于何等考虑,竟然下令:“敢渡一人者斩”。沈有容立即上书争之,并派数十艘船前往救渡,获济的辽东民众共达三万四千余人。后陶朗先因贪赃被视为熊廷弼的党羽入狱,绝食而死,明廷以袁可立代之。沈有容还在登州结识了戚继光的长子戚柞国,当时戚柞国四兄弟正在编辑《戚少保年谱耆编》,它以戚继光的活动为主线,比较全面、真实的记载了戚继光的一生。但年谱完成后,戚柞国等无力将其刊行,幸而得到了沈有容的资助,才得以在天启二年(1621)问世。戚柞国对此十分感激,特地在此书沈有容题的序言后加以附记记载此事:“会我大都督宣城宁海沈老公祖开府东牟,怅门客之浇漓,怜屋乌之幽独,知不肖辈食贫有日,叹先少保功业失传,慨捐资费,为不肖辈成此一书,以传世世。”沈有容的一次义举,为后人了解与研究戚继光,提供了重要的史料。

天启三年(1623)二月,后金国驻守在复州的副将刘兴祚(刘爱塔)遣生员金应魁持一封密信交给沈有容,称“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刘兴祚本来是不满明朝官将的欺压才逃入建州的,但他却因为在任上秉公审断女真人与汉人的纠纷,得罪了一批女真高官,发现自己无法保护汉人的合法权益,于是决心脱离后金。沈有容将这一情况向登莱巡抚袁可立作了回报,袁可立接受了刘兴祚的要求,并派沈有容于三月十三日出海接应。刘兴祚开始积极准备,决定于当年七月起事。袁可立为此向朝廷上疏道:“今二月内,总兵沈有容执有生员金应魁奴酋伪授世袭总兵驻复州刘兴祚即刘爱塔密禀一纸,内称彼欲反正内应,以报中国,因求臣免死加衔牌票。臣念辽阳以纳降陷城,广宁以判官诱败,兴祚之言未可凭信。又思因间用间,实兵家妙用。……当此时也,乘宁前驻防之众,朝鲜助兵之初,大兵出关东下,旅顺犄角夹攻,宣川拥鲜众而应,恢复之功似有可图者。但谋贵万全,兵须审势,知彼知己,能为可胜,是又当慎图之耳” (《明熹宗实录》卷三十六) 。但因为叛徒王丙的出卖,刘兴祚遭擒,差一点被斩首。后来由于阉党迫害导致袁可立的离任而使这一诱降计划受阻,但刘爱塔一意归降,最终还是在崇祯初年归顺明朝并战死疆场,这是明清战争史上明朝诱降满清级别最高的将领,为辽东间谍战之著名战例,至今为研究明清战争史者所称道。

因为刘兴祚的反叛,努尔哈赤将辽东半岛的民众迁往内地。这时明廷有人就建议据守辽东半岛的金州,沈有容上言,“金州孤悬海外,登州、皮岛俱远隔大洋,声援不及,不可守。”但毛文龙依然派张盘进驻金州,但不久便被后金军击败。后金为了防止明军再度前来,焚毁了金州城的城垛与角楼。

孙承宗督辽时,袁可立曾下令让沈有容进军广鹿岛。孙承宗欲在天启四年春防之时亲自前往登莱,和袁可立商讨水军进攻的方略。但明廷始终局限地认为沿海的水军不过只起到了牵制的作用,不同意这个方案,所以孙承宗始终没有能前往登莱面见袁可立,但两人的书信来往不断。沈有容是袁可立幕下的登镇总兵,曾在平倭和收复台湾及抗清战争中立下过赫赫战功。此次东征为老将出山,正于国家危难之际,登莱巡抚袁可立十分倚重之。然登州总兵沈有容并不满于东江总兵毛文龙依仗阉党势力的跋扈,二人矛盾日深。 “登抚(袁可立)倚重沈帅而与毛帅相左”(毕自严《石隐园藏稿》)。天启四年,魏忠贤当权,一批清流高官相继遭罢,袁可立也于此时再次遭贬。袁可立去,沈大将军无所依,决然随去。不久,沈有容得重病,连起居都“步履颠危”,于是“以年老乞骸骨”,于天启四年(1624)以67岁高龄还乡,三年后,卒于家中。明廷念其功勋,追赠都督同知,并赐祭葬。

沈有容有八个儿子,有详细记载的有三个:六子沈寿崇袭其职,在崇祯十六年(1643)在北京近郊被李自成部所杀;八子沈寿(山字旁应在上)在顺治二年(1645)响应金声号召,组织义军抗清,兵败被杀;四子沈寿岳因积极支持郑成功与张煌言抗清,在顺治十八年(1661)被斩首。真是将门出忠烈呀,沈有容上司袁可立的儿子袁枢也在清军攻陷南京后拒不降清忧愤绝食而死。

沈有容诗云:

“携尊登眺兴偏浓,景物清恬日色溶。

波浪千层翻地轴,风云八卦结天冲。

塔边残垒空芳草,泉上悬崖有老松。

把剑专从飞将后,壮心直欲扫妖凶。”

“把剑专从飞将后,壮心直欲扫妖凶。”此句正是沈有容的理想与其一生写照。其实,在整个中国,并非只是一家一姓的事,任何人在追溯自己的祖先时,都会发现许多可歌可泣的事情。窃感于祖先的伟大与光荣,因此中国在今日更是需要统一。希望每一位中华民族的儿女为之努力吧!

八人:

四子沈寿岳,积极支持郑成功张煌言抗清,于南明永历十六年、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被斩首。

六子沈寿崇,袭职,崇祯十六年(1643年)在北京近郊被李自成部所杀。

八子沈寿(山字旁在上),于南明弘光元年、清顺治二年(1645年)响应金声桓号召,组织义军抗清,兵败被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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