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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德符

沈德符,明朝文学家,浙江秀水(今浙江嘉兴)人。万历四十六年(1618)中举人。他的祖父、父亲都是科举出身,曾任职监司词林。他自幼生长于北京,曾得以在国子监读书。据说他聪敏好学,每天都要读一寸厚的书籍。他精通音律,熟谙掌故。所撰《万历野获编》多记万历以前的朝章国故,并保存了一些有关戏曲小说的资料。除《野获编》外,他的著作还有《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三卷、《顾曲杂言》一卷、《飞凫语略》一卷,《秦玺始末》一卷。

明神宗万历六年生于北京,其父沈自系万历五年(1577)进士,授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编修《左明会典》。正因为其父是一位史官,沈德符深受影响,自幼喜闻朝野故事,同当时士大夫及故家遗老、中官勋戚多有交往,近搜博览,博洽多闻,尤明于时事和朝章典故。

沈德符十二岁时其父辞世,乃随母回乡。其祖父沈启原原任陕西按察司副使,因简慢抚台被弹劾,即自解任归乡,居于秀水之长溪村。乡间园第中本有沈启原之父沈谧所建的“万书楼三楹”,沈启原曾进一步积贮图书,将“万书楼”扩建为“芳润楼”,终日读书,足不入城。沈德符回乡后即由祖父教读,并常聆听其祖父所讲史传典故。可惜祖父在两年后也去世了,留下了这座藏书楼和老人家的治学精神,为沈德符日后编书奠定了基础。

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二十卷首次编成于明朝万历三十四、三十五年间(1606~1607),即其入国子监为贡生前后,书名寓“野之所获”之意。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沈德符考中举人。次年应礼部会试落第,中年南返,沈氏又操笔续录,于是年冬编成续编十卷(上海古籍版记续编10卷,但中华书局版记续编12卷,这是因为两者印刷所根据的古代刻本版本不同,具体卷数无法考证,仅存在这两种说法,读者当自知)。正续编前后间隔十二年。沈德符逝于崇祯十五年(1642),享年六十五岁。他生前未能看到《万历野获编》的刊行。

沈德符事母甚孝,治学以提携后进为己任。其弟沈凤,字超宗,富才华,早年病逝。董其昌曾说,自沈凤死后,我的书法无人可传。子沈克家亦酷爱读书。

沈德符搜集两宋以来的历史资料,仿欧阳修《归田录》之体例,所著《万历野获编》为研究明代史的重要参考书。此书原未分类,直至清康熙年间,桐乡人钱枋才分类编排为30卷、48门,另有《补遗》4卷。此书内容上记朝章掌故,下及风土人情、琐事轶闻,举凡内阁原委、词林雅故,以及词曲技艺、士女谐谑,无不毕陈。有明一代,尤其是世宗、神宗两朝的掌故,此编所记,最为详赡,是资料十分丰富的明代笔记。

书中所记,多为作者目睹见闻,所以叙述有些史事较《明史》为详。特别是所提供的朝廷种种情况,足以补苴史阙。如记世宗朝张璁桂萼的横肆,霍文敏的险忮,汪荣和(铉)邪谄,徐文贞的献媚;穆宗朝高文襄的纵恣;神宗朝言语的嚣张,给事中王元翰的贪戾,以及废辽府、勘楚狱二事等等,都叙述详备。此外,作者所述内阁诸事的原委,亦考证切实,议论平允。清代编修《明史》,有不少传中所载的事实,其来源皆出于此书。

此书对正史少叙或不叙的社会见闻、民间情状、大小统治者的卑劣行径记述颇多。书中描述士风日下、邪谄滔天的情状非常具体,比如“为博严世蕃欢笑,光录寺少卿白肇常至以粉墨涂面”;“江陵公卧病邸等,大小臣工莫不公醮私醮,竭诚祈祷。御史朱琏暑月马上首顶香炉,暴赤日中,行部畿内,以祷祝奉斋”。书中还提供了嘉靖、万历时期上至皇帝、首辅,下至按院、和尚、塾师、士兵淫风甚盛的普遍情况。这些都是研究嘉靖、万历以来出现《金瓶梅》等小说、《东郭记》等戏剧的可贵的旁证资料。另外,书中关于道释荣耀,妖妄之说盛行亦有详细记载,这对探讨明代中叶以后神魔小说大量出现的原因也有助益。这些记载也为研究明代万历以来的文学思潮的某个侧面提供了背景材料。

此书对民歌、戏曲、小说的演变及其创作情况的记载和有关议论,大多比较中肯稳妥。作者论述民歌从宣德、成化年间有〔锁南枝〕、〔傍妆台〕、〔山坡羊〕三曲盛行于中原,到嘉靖时兴起〔闹五更〕、〔寄生草〕、〔罗江怨〕、〔哭皇天〕、〔乾荷叶〕、〔粉红莲〕、〔桐城歌〕、〔银纽丝〕等,再到万历年间又出现〔打枣竿〕、〔挂枝儿〕的发展过程,提供了明代民歌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他对南北散套、弦索入曲、笛曲俚语、戏旦俗乐的考索,更为戏曲研究者称道。此外,他评论邱浚《五伦全备记》是“俚浅”,《钟情丽集》“亦学究腐谭,无一俊语”,较有见地;他批评郑若庸戏剧“所乏者生动之色”,讥议张伯起暮年所作传奇 “以侈其勋,润笔稍溢,不免过于张大”,也比较精当。书中对《金瓶梅》、《玉娇李》的创作情况的记载,提供了对有关问题进一步探讨的线索。

由于明朝嘉靖、万历时期不少作家是作者父祖及自己的知交、朋友,所以关于他们的记述都颇真切生动。比如,作者写在自己邸中与袁中郎论诗,十分形象地描绘了袁中郎攻讥王世贞李攀龙,推奖徐文长的情状。又记作者朋友张幼予的怪癖,竟在“常庑间挂十数牌,署名张幼予卖诗或卖文,以及卖浆、卖痴、卖呆之属”,写出了当时一部分文人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书中关于“以诗卷遍贽达官”的“正人”愚妄可笑事迹的记载,关于高僧达观生平事迹的介绍,为考察嘉靖、万历时期明代诗人的状况和研究著名戏曲作家汤显祖也提供了重要材料。

沈德符另著有《万历前三朝朝章国故里巷琐语》、《靡不备战》、《飞凫语略》一卷、《清权堂集》、《敝帚轩剩语》四卷、《顾曲杂言》一卷及《秦玺始末》一卷,均列《四库总目》。其中《顾曲杂言》对于杂剧南北曲之考证,颇见详赅,为现代研究戏剧者所重视。

沈德符与大画家董其昌、诗人韩古洲是朋友,三人都爱好收藏书画。有一次,他们约定把各人的得意藏品都取出来相互观赏。他们玩了一整天,最后,董其昌取出了一件唐朝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的《朱巨川告身》。韩古洲看了后赞叹不已,认为是一件珍贵藏品。可是沈德符仔细一看,却断定为赝品。他指着卷上细楷中的“中书侍郎开播”一行字说:“唐朝并没有姓‘开’的,‘开’这个姓原是南宋赵开仕蜀时将姓名自拆为两分出来的,始于宋。中书侍郎是执政大臣,理应史书有载,而不见于两《唐书》,因知所谓‘开播’者,实是‘关播’之误。此人系卢杞所荐,正与颜真卿同时,由于开、关两字字形相近(指繁体字),很显然这是临摹者的疏忽而致笔误,没有什么疑义的。”董其昌、韩古洲两人听了,才知自己疏于史学而几被瞒过。

又有一次,一个经营古董的巨商手头有一部《新唐书》,自称这是真正北宋年间刊刻的初版本,索价甚高,也不轻易示人。沈德符知道后也往求观,他约略翻了一遍,就认为这部书决不是北宋时版本,而是南宋末年的产物。当时,古董商不服,与之争论。沈德符说:“这很容易鉴别。”他就指着书上的一个“诚”字说道:“这个字为什么缺笔?它显然是为了避南宋理宗的名讳。宋理宗原名贵诚,后改名昀。北宋时期刊刻《新唐书》的书坊老板又怎么能未卜先知,预知一二百年后理宗的名字而提前避讳呢?可见是做了假。”沈德符的分析合乎情理,说得那古董商哑口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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