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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芗铭

汤芗铭(1883年-1975年),湖北浠水人,字铸新,汤聘莘次子,清光绪九年生于南凉乡牛黄,幼年时因家遭兵燹(读音:xiǎn),父亲汤聘莘靠举债渡日,幸曾祖父汤英信重振家业,汤芗铭才有条件完成学业。清光绪29年(1903年)汤芗铭毕业于武昌文普通学堂;同年参加湖北乡试举人,汤芗铭立誓以武力振兴中华,于是放弃入京会试,考入福建船政学堂。曾在袁世凯麾下效力,与学生时代的毛泽东有过正面的交锋。

清光绪30年(1904年)科举废除,汤芗铭因学习成绩优异,被保送去法国留学,但却遭到全家的反对,幸而得到大哥汤化龙的支持,方使其得以成行

清光绪31年(1905年)汤芗铭在巴黎结识孙中山,并经孙中山介绍加入兴中会,事后汤芗铭知道孙中山曾是三点会帮会首领,汤芗铭认为三点会是黑社会组织,因而反悔道:“革命我们自己革,岂有拥戴三点会、哥老会首领之理。”于是汤芗铭到孙中山居住的巴黎东郊横圣纳旅馆取走入会盟书,向清廷驻巴黎公使孙宝崎自首。汤芗铭在法国学习结束之后,又转赴英国进修海军知识。清宣统元年(1909年)汤芗铭结束留学生涯返回祖国,历任镜清舰机长、南琛舰长,为重建中国海军作出贡献。清宣统2年(1910年)汤芗铭升任海军统制萨镇冰的参谋长。

清宣统3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新军起义,消息传到清廷,使朝野上下一片惊慌。10月12日汤芗铭奉命随萨镇冰率舰队前往湖北,协助陆军大臣荫昌反攻武汉;旋奉命改驶九江参战。汤芗铭在九江收到大哥汤化龙“早日反正,以立殊功”的密函,知其兄现任湖北革命军政府民政长(省长),汤芗铭当即响应汤化龙的号召在海容舰召集各舰军官密谋起义,被各舰代表推为起义舰队临时司令;萨镇冰见军心已经动摇,则悄然离开舰队去了上海。汤芗铭接管了舰队指挥权,立即下令起义舰队复驶武汉,游弋于汉口外江面阻止清军渡江,在作战中击毙清军400余人,有力的声援了武昌革命军。武汉革命军在海军官兵的援助下,巩固了革命政权。汉阳失守后,汤芗铭率舰队游弋于汉阳至刘家庙一带遏制清军渡江,后因水浅,而海容舰亦因受到清军炮火重创而亟待大修,于是经黎元洪批准,汤芗铭率领舰队开赴上海整修。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汤芗铭因援汉之功,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任命为中华民国首届政府国务委员、海军部次长兼北伐军海军总司令。汤芗铭奉孙中山之命率舰队北伐,协助山东革命军光复山东登州,正当汤芗铭北伐舰队节节胜利之时,传来了南北议和的消息,清末代皇帝溥仪、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相继宣布退位,而袁世凯却出人意外的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并将首都改定北京。南北议和,汤芗铭奉命停止北伐,袁世凯为拢络汤芗铭,宣布汤芗铭为海军中将,继之又削夺其兵权,改任汤芗铭为教育部次长。

民国2年(1913年)3月20日袁世凯密令武士英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宋教仁,以阻止国民党组阁,因而引发了国民党“二次革命”战争。袁世凯令汤芗铭重披战甲,以海军次长之职率领舰队奔赴江西,配合九江镇守使李纯攻打宣布江西独立的李烈钧都督。7月20日段芝贵率拱卫军8营抵达九江,在汤芗铭的舰队配合下发起猛攻。7月25日汤芗铭击败李烈钧攻占江西湖口,袁世凯闻报加封汤芗铭为湖南查办使,令其赴湖南镇压革命。9月17日汤芗铭率楚有等四艘浅水舰至湖南岳州,威逼湖南都督谭延取消独立。10月7日汤芗铭至长沙与谭延会晤逼其去职,黎元洪副总统为控制湖南,力荐由汤芗铭接任湖南都督。10月24日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命汤芗铭为湖南都督兼民政长,执掌湖南军政大权;但湖南地处南北要衢,袁世凯对汤芗铭并不放心,先是派亲信沈金鉴至湘掣肘其权;继之任命爱将曹锟为长江上游警备司令,命其率第三师进驻岳州严密监视汤芗铭举动;而后委任王瑚为湖南民政长,以分汤芗铭之政权。汤芗铭为得到袁世凯的信任,其在湖南大开杀戒,仅有名可查者多达两万余人,因而湖南人民称其为“汤屠夫”。

民国3年(1914年)5月23日袁世凯令汤芗铭兼湖南巡按使;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都督,改称“将军”,任命汤芗铭为湖南将军,并加“靖武将军”号以示恩宠。

民国4年(1915年)7月袁世凯成立筹安会鼓吹帝制,汤芗铭投其所好创办了《民国新报》,大力鼓吹帝制以障其耳目,并率先在长沙成立筹安会湖南分会。10月28日在汤芗铭的授意下湖南国民代表依法投票决定国体,全体一致赞成君主立宪,各界代表复以国民公意恭戴我大总统为中华帝国皇帝,汤芗铭带头劝进,袁世凯颇为得意。12月12日袁世凯不顾国人的反对,于中南海居仁堂登基称帝;12月21日袁世凯下诏册封汤芗铭为“一等侯”,而袁世凯的嫡系曹锟只封为一等伯;东北王张作霖才封为二等子爵,足见汤芗铭位宠当朝。袁世凯的悖逆行径首先遭到教育总长汤化龙的反对,汤化龙愤然辞职,并南下上海组织讨袁。

民国5年(1916年)3月程潜向云南护国军借了一营兵力攻占了湖南靖县,自称湖南护国军总司令,在广西都督陆荣廷的支援下,程潜率部沿邵潭大道急速向长沙挺进。5月18日汤芗铭派去镇守衡阳的安武军大将倪嗣冲见势不妙,其为图自保私自从衡阳北撤,因而使长沙门户洞开形势危急。这期间湖南革命党人和工农群众,纷纷起义,永兴武冈、湘乡、保靖、新化、衡山等地,捷报频传,吓得袁世凯的走卒、湖南都督汤芗铭如坐针毡,急调湖南矿警督办郭人漳部守卫长沙。不料郭人漳野心勃勃,阴谋夺取省城地盘,与汤火并;后经日本领事调解,才停战言和,共同演了一出假独立的丑剧。5月29日汤芗铭在其兄汤化龙亲至长沙的劝说下,宣布湖南独立,自己改称“湖南都督”,并接受广州军务院任命的抚军一职。汤芗铭通电全国曰:“芗铭虽有知遇之私情,不能忘国家之大义,但使有另途之悔悟,决不为箕豆之相煎。如必举全国而牺牲,唯有以我相见。情谊两迫,严阵上言。”湖南为西南五省门户,湖南一失中原以无屏障,袁世凯得知汤芗铭宣布独立的电文,频频吐着‘人心大变’、‘人心大变’四个字。6月6日袁世凯病逝,因此偶然事件,汤芗铭被无知者和别有用心者称为“送终汤”。汤芗铭的假独立虽然使得袁世凯大为气恼,但却为护国军所识破,程潜不因汤芗铭的假独立而气绥,继续向长沙进军。汤芗铭立即电告其兄汤化龙,让大哥出面请谭延出面调停。谭延感到东山再起时机已到,同意与汤芗铭联手,则以汤化龙、汤芗铭兄弟所请为名,从上海出发到武汉组织拼凑了一支“湖南护国军第一军”驰入湖南援助汤芗铭。同时,汤芗铭则以卑鄙的手段,派杀手去暗杀护国军高级将领,6月15日,护国军捕获汤芗铭派到湘潭暗杀程潜的密探,接着又捕获汤派遣暗杀陆荣廷的四名凶手。20日,程潜急乘船赴衡阳拜访陆荣廷,面陈迅速驱汤、安定湘粤的利害,陆即拨炮兵营和四个步兵营归程潜指挥,24日,程潜回湘潭,着手起草《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30日,程潜发出“护国军湖南总司令程潜布告汤芗铭罪状”。7月1日,程潜率护国军第二旅由宁乡东南境内的道林进逼长沙,激战于道林。7月4日,汤芗铭企图侵吞70万库银北逃,因过于仓皇,未果。6日程潜进长沙。

民国6年(1917年)1月19日继任总统黎元洪为安抚这位同乡,封汤芗铭为“信威将军”。毛泽东亦为湖南驱汤运动而不满道:“湖南问题,弟向持汤督不可去,其被逐也,颇为冤之,今现象益紊矣,何以云其冤也?……南北军兴,湘江为斗场,省城波浪叠兴。都督今数易矣,又有易人之说,当独立时认汤为督,旋逐去之,欢迎陆荣廷,陆未至而曾代,及程潜至又是不得不下台……。党人憎之,憎其媚袁也,然汤曷尝媚袁哉?汤之见猜于袁非一日矣。初不准其扩兵,继派曹锟以监之,继又派沈金鉴以掣其权,其杀人万数千也亦政策之不得已耳。……汤可告无罪于天下,可告无罪于湘人,其去湘也,湘之大不幸也。……汤即去暴徒弹冠相庆。”毛泽东以政治家的眼光分析汤芗铭在湘之政绩,对湘人驱汤,深表遗憾,并为其抱打不平。

民国7年(1918年)9月1日汤化龙在加拿大维多利亚被刺身亡,汤芗铭因兄长被刺对政治心灰意懒,遂居于京师家中求神拜佛。

民国11年(1922年)6月黎元洪再次当选大总统;7月6日黎元洪欲使湖北老家控制在鄂人之手,委任汤芗铭为湖北省省长,但却遭到直系曹锟、吴佩孚的反对。汤芗铭被迫至洛阳会见吴佩孚时,吴佩孚指着桌上摆满的直系反汤的文电和请愿书说:“舆论如此怎么办。”黎元洪针锋相对道:“湖北是我的家乡,别的地方我可以不管,我的家乡我一定要管。”催促汤芗铭立即上任。7月29日汤芗铭至汉口,曹锟唆使其将肖耀南拒汤芗铭入鄂,肖耀南立即命人在京汉线上卧轨以阻汤芗铭所乘火车回鄂。汤芗铭被迫转乘军舰至汉口,鄂人列队在江岸上迎接汤芗铭回鄂主政,但肖耀南则命军警殴打拥汤派,致使45人被打伤。肖耀南一面派人上舰阻止汤芗铭上岸;一面召集湖北各公团召开联席会议,肖耀南在会上自推为湖北省长,并当即宣誓就任省长之职。汤芗铭见无力与直系争锋便回京向黎元洪辞职,黎元洪伤感道:“不是你干不干省长的问题,而是我干不干总统的问题。”后经汤芗铭的秘书卢蔚干与萧耀南的政务厅厅长邓振矶协商,以汤芗铭辞去湖北省长推荐萧耀南为湖北省长;萧耀南则荐汤芗茗为武阳夏商场督办(相当武汉市市长),但汤芗铭到任后却领不到办公经费,因而形同虚设。

民国11年(1922年)汤芗铭回乡祭祖,因其明代始祖汤盟只遗留下七房一支;而汤盟之兄汤昌后裔却传有一、二、三、四、五、六房,所以在月嘴凤形地汤氏宗祠大殿中,人多势众的汤昌后裔六房将自己的始祖汤昌牌位供奉在正殿大堂上,而将七房始祖汤盟的牌位供奉在下殿。汤芗铭见后心中不快,其命随从人员将汤昌公及其以下祖先牌位全部移至下殿;而将自己七房祖先牌位转移至上殿大堂上。汤芗铭为了光耀门楣,其命令卫兵用箩筐挑来许多银元,凡凤形地一带的汤氏人家,每人都发给一块银元。恰巧二房的晚清秀才汤秉森也到汤氏宗祠来祭祖,其见自己祖先汤昌公的牌位竟被移至下殿而勃然大怒。汤秉森当即回到麻桥古塘湾召集二房子孙五、六十人,手拿棍棒、铁锹杀向汤氏宗祠,二房汤氏众人将七房陪汤芗铭前来祭祖的宗亲全部赶出汤氏宗祠,又将神主牌位恢复原样。汤芗铭不敢在祖宗灵堂前动粗,其只好在汤氏宗祠外面拜祭后,随即怏怏而去。

民国12年(1923年)6月13日黎元洪在直系的逼迫下,被迫宣布下野。10月5日曹锟通过贿选当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曹锟感念在其岳州之时,汤芗铭向其举荐吴佩孚之恩;而吴佩孚亦感谢汤芗铭举荐之情,曹、吴为答谢汤芗铭之恩情,正式宣布汤芗铭出任汉口商埠建筑督办,汤芗铭才领到了行政经费,日子才好过一些。

民国13年(1924年)秋直奉二次大战爆发,曹锟任命汤芗铭为直系会办军事执法司会办,因冯玉祥突然发动“北京政变”导致直系战败,汤芗铭见直系大势已去乃去职回武汉归隐。民国14年(1925年)北京雍和宫常住格鲁派喇嘛、以修法灵验著称的白普仁法师,应段祺瑞之请修金光明法会,以消弭国难兼灌顶传法,而后白普仁法师南下汉口传法,汤芗铭受白普仁法师的启发,则入坛受灌皈依座下当了居士。

民国15年(1926年)7月北伐军兴,广州革命政府对汤芗铭深恶痛绝,下令通缉汤芗铭,因而汤芗铭又返回北京。

民国19年(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阎锡山、冯玉祥、汪精卫为联络各派加强反蒋势力,在北平召开扩大反蒋会议,宣布废除对汤芗铭的通缉,任命汤芗铭为湖北安抚使。但未等汤芗铭到任,阎、冯已战败下野,汤芗铭被迫弃职。

民国23年(1934年)汤芗铭改信国家社会主义;10月汤芗铭与张君劢等发起组建“中国国家社会党”,其党主张爱国主义精神,反对阶级斗争,以民主政治,国家民族为本位,建立国家社会主义。其宗旨是要打破多党纷争,防止一党专制,使国家主义的要素加入中国经济中,使国家经济、私营经济、合作经济在统一计划下进行,并主张弘扬民族文化、普及国民教育。汤芗铭受到社会党党魁张君劢的器重,并以其威望当选为中国国家社会党常务理事,并分管其党重庆、北京、澳门三个支部中的北京支部工作,主持编辑中央机关刊物《再生》。

民国26年(1937年)日军发动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敌手,汤芗铭因处理其党北平事务而未能逃离险境,则被迫留在北京静观时局。北平市日本特务机关策动江朝宗组织地方维持会,江朝宗自任伪北平特别市市长兼伪北平维持会会长;汤芗铭被迫出任北平治安维持会会长。汤芗铭利用职务为掩护,将社会党支部设在其西城区灵境胡同石板房头条住宅内,继续开展秘密活动。12月14日北平伪临时政府成立,伪北平维持会自动解散。

民国29年(1940年)11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伪中华民国,北平伪临时政府宣布解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汤芗铭被推选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咨议委员。汤芗铭在北海公园永安寺内成立佛教团体“菩提学会”,其以学佛诵经为掩护,在寺内开展社会党党务活动。

民国30年(1941年)夏社会党发起人、原华北大学校长胡汝麟在重庆病逝,汤芗铭得到重庆消息后,在永安寺内秘密主持召开了胡汝麟追悼大会。日伪政府多次敦请汤芗铭出任伪职,但汤芗铭以译经为由加以拒绝,不肯与日伪政府合作。为了配合重庆政府刺探日伪情报,汤芗铭冒着生命危险,将国民党派来的特工人员魏际青安置在自己的家中加以保护。

民国32年(1943年)1月9日汪精卫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妄图驱使华北民众把抗日矛头转向英美以缓和中日民族间的矛盾,实行参战体制,并从新改组伪华北组织行政机构,展开所谓“东亚解放新国民运动”来建设后方兵站基地。

民国33年(1944年)秋汤芗铭认为出任经济职务与政治无关,因而接受日伪华北政府的邀请,出任华北合作事业总会理事长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

民国34年(1945年)春汤芗铭认识到日本军国主义必将覆灭,因而宣布辞去一切伪职。8月15日在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共同打击下,日本军国主义最终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宣布无条件投降。

民国34年(1945年)8月15日上午9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荫泰在该会大礼堂召集全体伪职员训话,宣布日本投降。国民党北平行营主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由西安派他的参谋长王鸿韶到北平设置前进指挥所接管北平,李宗仁随即到北平就职,其派他的高级参谋卢某接收伪华北政务委员会。10月6日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伪华北政务委员会高级汉奸,戴笠当日在北京东城北兵马司汪时家中用宴客方式将华北特任级汉奸予以逮捕。汤芗铭因戴笠请客那天汽车发生了故障,因而未能参加鸿门宴而幸免于难。汤芗铭听到其他汉奸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潜往上海避祸,因汤芗铭是社会党的北平市主委,在陷敌期间仍坚持开展社会党的活动,并配合国民党军统局工作,因而经民社党中央主席张君劢向蒋介石求情,则将汤芗铭从汉奸名单中撤除。汤芗铭为洗清自己的罪名,编印了两万字的《陷虏记》,并亲自飞到重庆向蒋介石辩白,蒋介石非但没有责怪他,还称赞汤芗铭“精神旺盛、身体健康。”张君劢与汤芗铭回到北平后公开住在汤芗铭家中,以此来为汤芗铭正名。

民国35年(1946年)中国国家社会党与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组成“中国民主社会党”,汤芗铭被推选为民社党中央组织委员兼组织部长。民社党主张民主社会主义、民主主义政治、社会主义的经济,建立超阶级、超党派的政府,并以公道原则、法律手续,私有财产转移,逐渐实现社会主义。4月民国政府任命汤芗铭为军事参议院参议,并推选汤芗铭为国民大会代表。汤芗铭归心向佛,而无心参与党政之争,其在汉口发起成立“佛教正信会”,并兼任武昌佛学院董事长及上海菩提学会出版部主任。

民国35年(1946年)12月23日因中国民社党背离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的主张,私自参加国民党改组政府及行宪国民大会,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宣布将民社党开除出民盟,称其党为“国民党帮凶”。

民国38年(1949年)4月21日渡江战役爆发,江南相继解放;同年5月民社党中央见大势已去则随国民党政府迁往台湾,汤芗铭没有随总部迁往台湾而是留下来迎接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汤芗铭虽曾先后两次被捕,均免于起诉处分。

汤芗铭隐于北京西城石板胡同头条家中,改名汤住心,每日吃斋念佛,翻译佛学著作和撰写回忆录,潜心研究佛学。汤芗铭精通多国外语和梵文、藏文,曾拟定《汉、藏、梵、法、德大佛学词典》编译计划,1975年汤芗铭病逝,享年92岁。汤芗铭因病而逝,他拟定的词典编译计划未能完成,只留给社会一部回忆录《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及译著《菩提戒二十颂》、《三十唯识绎论》、《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勒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加持舌法》、《菩提正道菩萨戒论》等佛教译经。

毛泽东对汤在湖南的评价是:“汤在此三年,以之严刑峻法治,一洗以前鸱张暴戾之气,而镇静辑睦之。秩序整肃几复承平之旧。其治军也,严而有纪,虽袁氏厄之,而能暗计扩张,及于独立数在万五千以外,用能内固省城,外御岳鄂,旁顾各县,而属之镇守使者不与焉,非甚明干能至是乎?张树勋为警察长,长沙一埠道不拾遗,鸡犬无惊,布政之饰冠于各省,询之武汉来者皆言不及湖南百一也。”

著有回忆录《辛亥海军起义的前前后后》,译著《菩提戒二十颂》、《三十唯识绎论》、《大威德金刚一尊略轨》、《咕噜咕勒佛母成就法》、《迁转心要》、《光蕴迁转法菩提正道菩萨戒论》等佛教译经。

毛泽东看问题非常独特。他对汤芗铭及其远祖的评论与众不同:

一、汤氏的祖先殷纣王,是历史上公认的暴君,还有一个成语叫“助纣为虐”。但毛泽东认为:殷纣王是一位爱国者,如果不是殷纣王发动对东夷的战争,中国的东南部领土就得不到统一。然而这场战争却导致了殷王朝的灭亡(周人殷都空虚偷袭成功)。

二、汤氏的祖先宋君微子启,是周代广为歌颂的一代贤君。周天子对微子启都很敬重,称其为宾,而不为臣。如果没有微子启的臣服,只有15万人口的周国军民,是绝难征服亿兆之国的大邑商朝。所以微子启对历史的贡献非常大,是他将分崩离析的中国重新统一起来。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微子启是卖国求荣者,当殷周对抗时,微子启投降了周武王(周武王伐殷的军队中有微人,当时微子启是微国君),而后又开城迎接周武王进都。

三、汤氏的祖先宋襄公,是春秋五霸之一。他继齐桓公之后多次主盟中原诸侯大会,两次盟会天下诸侯,连周天子都对他非常敬畏。毛泽东评论宋襄公是假仁假义的“笨猪”。

四、汤芗铭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如果没有汤芗铭的海军,武昌首义就有可能流产;没有汤芗铭,袁世凯的命运就有可能多维持一段时间。

1904年冬,孙中山携朱和中赴德国柏林,访问中国留德学生。在宾步程的带动下,王发科、王相楚等留学生加入了兴中会。在柏林逗留数日后,孙中山与朱和中赴法国巴黎,留法学生唐豸、胡瑛、汤芗铭、向国华等十多人应邀入兴中会。孙中山在巴黎住在利倭尼街的瓦克拉旅馆。一天,汤芗铭、向国华、王发科、王相楚四人结伴来找孙中山去附近的咖啡馆喝咖啡,王发科、王相楚二人中途离席,到瓦克拉旅馆盗走了孙中山的行箧中的党人名单及入盟书、法国殖民大臣致安南总督的信函。此为王发科、王相楚、汤芗铭、向国华四人合伙设计。得手后,四人到清国驻法国公使馆告密,公使孙宝琦训斥四人称:“你们加入革命党,是叛清朝;今来自首,又叛革命党。且陷害同学,人格何在!”孙宝琦收阅了四人盗取的文件后称,“今后你们要好好念书,安分守己,不要胡闹。”留法学生夏坚仲是孙宝琦的亲戚,得知消息后赶到使馆向孙宝琦疏通。孙宝琦乃将入盟者的宣誓书烧掉,将其余文件交给夏坚仲,夏坚仲通过邮局将文件寄还孙中山。但是,孙宝琦从法国殖民大臣致安南总督的信函中得知孙中山的安南起义计划后,即赴法国外交部交涉,导致孙中山的起义计划未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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