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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机器制造总局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简称江南制造局或江南制造总局,又称作上海机器局,是清朝洋务运动中成立的近代军事工业生产机构,为晚清中国最重要的军工厂,是清政府洋务派开设的规模最大的近代军事企业。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早期厂房也是近代最早的新式工厂之一。为江南造船厂的前身,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军火工厂。

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1865年年6月苏淞太道丁日昌呈禀李鸿章。海关通事唐国华,曾留学外洋,因事收监。总税务赫德(Robert Hart)为其求情,董事郭德炎与同案革职之张灿,秦吉等,集资四万两,买下一西人所有之虹口铁厂(在虹口地方的美国旗记铁厂,Thos Hunt & Co.),用以赎罪。旗记铁厂由美国人科而(T. J. Falls)所设,因其曾为清军制造大炮之类的军器,为其他外人所排斥,因此他想将该厂出售。

清廷原即有意收购该厂,但洋人开价十万两以上,因此以往没有成交。官价与民价相差如此之大,古今皆然。

在买下后,并已试造十二磅铜制开花炮四尊,开往凤凰山军营试放。该厂可修造大小铁船,开花炮,洋枪等,为上海洋泾滨地区(此即洋泾滨一语的原始发源地,原为一道小河,现已填起,今延安东路一带),外国铁厂最大者。其正式收购时间在1865年6月。

该机构成立于1865年9月20日的上海,由曾国藩规划,后由李鸿章实际负责,是李鸿章在上海创办的规模最大的洋务企业。它不断扩充,先后建有十几个分厂,雇用工兵2800人,能够制造枪炮、弹药、轮船、机器,还设有翻译馆、广方言馆等文化教育机构。但是,它在管理上仍然存在着浓厚的衙门习气。 [2]

1865年9月,由两江总督李鸿章禀报朝廷,成立江南制造局。在其奏折中说:“正名办物,以绝洋人觊觎”。至于唐国华一案,“既情有可愿,报效军需赎罪,亦有成案可援。”李鸿章另咨总理衙门缓颊,苏淞太道丁日昌为第一任总办。其奏可的名称是江南制造总局,但一直到清末,都是用江南制造局的名称,上海制造局为其别名。江南制造局由南北洋大臣共管,其经费来自上海海关之厘金。

李鸿章将由丁日昌,韩殿甲所部原苏洲炮局的一部份,曾国藩委托容闳在美国纽约向朴得南公司(Putnam Machine Co.)所购买的100余台机器,全部并入江南制造局。

1867年夏,在上海城南高昌庙,兴建新厂,其原因是原址为美国租界,外人不愿制造局在当地生产军火,同时地又狭小,地租又贵。因此购地七十余亩。建成汽炉厂,机器厂,熟铁厂,洋枪楼,木工厂,铸铜铁厂,火箭厂,库房,栈房,煤房,文案房,工务厅暨中外工匠居住之室。未成者有船坞,储存木料瓦棚,及学馆以利翻译。翻译书有:汽机发轫,汽机问答,运规约指,泰西采煤图说四种。

江南制造局虽是清未洋务派创办的规模最大的兵工厂,但是技术上仍是由外国技师垄断.

1869年增汽锤厂,改建枪厂。11月,江海关道涂宗瀛禀奏南洋大臣将上海城内,于1863年设立,位于旧学宫后之广方言馆,并入局中兼管,因局中开设学堂,译习外国书筱,与广方言馆事属相类,自应归并一处,以期一气贯串。设于机器局西北隅,11月建筑完工,计楼房,平房8座74间。 [2]

1869年苏淞太道杜文澜,涂宗瀛为总办。

1872年苏淞太道沈秉成为总办。

1873年设军械所。

1874年设操炮学堂。在龙华购地设黑火药厂。

1874年苏淞太道吴元炳为总办。

1875年改汽炉厂为铁船厂,继又改为锅炉厂。设枪子(子弹)厂于龙华。

1876年建火药库于松江。

1876年李兴锐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改汽锤厂为炮厂。

1877年于炮厂对面购地设置炮弹厂。

1877年苏淞太道刘瑞芬为总办。

1878年改操炮学堂为炮队营。创设水雷厂。

1878年苏淞太道褚兰生为总办。

1879年4月,聂辑为江南制造局会办,呈请向德国都田厂购置粟色火药(注3)二百吨,分三次运沪,该厂并充拨派洋匠一名来华教习。聂是曾国藩的女婿。

1879年改军械所为军火处,又于龙华添设栗色药厂。 1878年及1879年两年中,制成2900杆后膛洋枪,后膛枪弹177万7千5百,前膛枪4000杆。刊行翻译书十种。

1880年及1881年两年中,制成5000杆后膛洋枪,后膛枪弹41万2千6百,前膛枪3500杆。

1882年苏淞太道邵友濂为总办。制成2600杆后膛洋枪,后膛枪弹115万9千9百,前膛枪7600杆。

1884年始造林明敦中针枪(雷明顿轧机组,中心火)。

1886年苏淞太道汤寿铭,龚照瑗为总办。龚照瑗是李鸿章的同乡亲戚。

1890年,苏淞太道聂辑任江南制造局总办

1890年,因造炮之钢料,钢弹及造枪所须之钢管必须购自外洋,刘骐祥奏请购买炼钢,卷枪管之机器,炉座各一副。共计每日可出钢三吨,枪管一百枝。机器需款一万二千两,新建厂座须数千两。并计划提供钢料给各省制造局,以免取资外人。南洋大臣曾国荃及北洋大臣李鸿章均批文同意。

1890年江南制造局总办刘骐祥呈文,“后膛枪式日新月异,种类不一,其较为精致者,则以毛瑟(毛瑟),黎意(李,注1)及哈吃开斯(温彻斯特霍奇基斯,注2)为最。职局所造林明敦中针式样,已嫌其旧。今王世绶与华洋枪匠,仿造英国新出之兵枪,名日新利枪。其机簧有似乎毛瑟较为灵巧省便,其枪筒有似乎黎意而较为轻利。所佩药弹铜卷系用无烟火药七厘,实以包铜之铅子,形长而细,施放可及三千码之远。“刘骐祥是湘军将领,后任陕西巡抚刘蓉的儿子。他在任时规定,局中物料需由他采购后,再卖给制造局。

1893年1月,总办刘骐祥呈文采购无烟火药机器。由两江总督刘坤一拨南洋海防项下六万两,由瑞生洋行(Buchheister和公司)采购虏机器全分及洋匠一名来华教习。 (年薪资18,640镑)合约定明,每日生产十六小时,可生产无烟火药一千磅。并能制造炮棉及硝镪水(硝酸)。厂房设计由洋商绘图,于机器抵达前六个月完成,合同由彼此划押,由德领事盖戳分执。

1894年,苏淞太道黄祖络任江南制造局总办。

1895年7月,总办刘骐祥覆张之洞电,每年可生产快利步枪1500杆。

1895年9月,会办潘学祖覆张之洞电,每月可生产快利步枪170-180杆。枪管及零件均用湘铁及洋铁在厂内自造。

1895年设火药库于浦东(黄埔江之东,与上海城区隔江相望,到1992年都还是一片农田,如今有世贸中心,东方明珠电视塔等,道路宽阔,十分红火.)1895年两江总督刘坤一奏报该局委员候选直隶州知州王世绶自行制成无烟火药,每年可生产六万磅,洋匠自谓不及。

1895年两江总督张之洞派人查访沪局情况,“制造局积弊,在换一总办,即添用心腹三四十名,陈陈相因,有增无减,故司员两项,几至二百,实属冗滥“。

1896年,苏淞太道吕海寰任江南制造局总办。该年拨解浙江台湾林明敦中针枪100杆,黎意枪180杆。

1897年,苏淞太道蔡钧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每年可造快利枪1500杆,快利枪子一百二三十万粒。

1897年,张之洞比较湖北枪炮厂与江南制造局所生产之枪式,致督办军务处之咨呈。如上述,并说道:“直拉式枪机,当枪机受热膨胀时,进退均涩,手力不足,每须佐以足力”他并提到沪枪膛线六条,可见并未按原计划七条进行。张之洞时任湖广总督,负责湖北兵工厂,该厂一向生产汉式仿德国委员会8毫米口径步枪,军务处有意统一枪型,可能当时江南制造局的快利枪呼声较高,因此他在此函中,把快利说得一文不值。以免弃鄂从沪。

1898年总办林志道奏请创办工艺学堂。由江海关道之广方言馆及江南制造局之炮队营合并。学习工艺化学。以四年为期。

1898年5月,由于价格太贵,拟取消采购制造快利步枪之机器。刘坤一批示由于当时制造快利步枪,多为手工制造,应研究购买制造小口径毛瑟步枪机器。与地亚生与瑞生洋行之合约于7月经一年之拖延之后取消。

1898年7月28日,与地亚生洋行签约购买机器,生产德国88年定制毛瑟(步枪委员会,与毛瑟无关),小口径步枪的机簧管,接套,表尺的铡床,车床10副,共英金21500镑。合约中说外洋头等名厂,均选上等材料,配上等工程,应配器具,模尺等件,一概齐全。并列各式机械名称及图样工程。限8个月运到交货。

1898年8月4日,与信义洋行签约购买机器21具,生产小口径毛瑟步枪弹药,共英金5,071镑。其目标为每日8个小时,制造枪子并弹头齐全共一万颗。限9个月运到交货。

江南制造局生产的弹药不少,至今留下的却非常罕见。收藏家中发现有一颗子弹,在弹底只打印了一个「申」字,可能是江南制造局出品,因黄浦江旧称春申江,因此上海市以申为简称,有申报等。

1898年12月17日江南制造局呈刘坤一遵议扩张制造及经费因难。每年生产小口径毛瑟步枪(毛瑟1871步枪之11毫米称为大口径毛瑟枪)1800余杆。

上年奉神机营调取快利枪1200杆,枪子72000颗。又奉练兵处调取快利枪2000杆,枪子50余万颗。

本年奉北洋拨快利枪300杆,枪子160万颗。代湖北制老毛瑟枪弹二百万颗。代广东省造洋枪管500根。

除湖北拨到二万两,其余未经拨还。

在1898年的一份报告中,提到所有生产的枪械的重量和尺寸,其中提到步枪有:

快利连珠后膛步枪

德国老毛瑟单响后膛步枪(1871年)。

美国温者士连珠后膛马枪。

德国老毛瑟单响后膛马枪。

1898年英国人贝思福爵士参观了沪,津,宁,汉,粤,闽六局后,认为创办者视所创办局厂为本集团所有,局务,生产一手包揽,并且互相拆台,各自为政,把军工企业当作争权夺利的资本,长期控制。 “若照今日各省各办之情形,不过便各督抚之私图,于国家何益哉”。

由于清廷屡次拟议各军统一使用七九公厘子弹,并统一样式。江南制造局这一年开始生产7.9毫米新毛瑟步枪,与湖北枪炮厂所造相同,仿自德国委员会步枪。

1899年,苏淞太道李光久,曾丙熙,余连沅任江南制造局总办。新设之工艺学堂并入广方言馆,工艺学堂设机械,化学两馆,有学生各20人,毕业后入厂实习。广方言馆有学生80人。

据刘坤一与总理衙门6月24日函,由于上年订购之机器要至秋天才到,目前以旧机与手工制造新毛瑟步枪,每日出枪10枝。

1900年1月奉上谕,载漪奏前拨虎神营快利枪2000枝,大半机簧不灵,甚有接笋不密,火由缝出,致伤兵丁。着鹿传霖查明负责局员名职,从严奏参。

1900年,苏淞太道袁树勋任江南制造局总办

1900年二月,在安徽省宣城湾镇启发山分设新厂。

1901年2月报告,秋季制枪械生产,快利连珠步枪后膛洋枪,生产429枝。毛瑟后瞠洋兵枪,190枝。精利步枪3枝。

1901年三月,改建新厂于江西省萍乡县湘东镇,以就煤铁。当年停止生产黑药,栗药厂。

1901年6月报告,冬季制枪械生产,快利连珠步枪后膛洋枪,生产182枝。毛瑟后瞠洋兵枪,230枝。精利步枪2枝。

1901年7月报告,春季制枪械生产,快利连珠步枪后膛洋枪,生产75枝。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343枝。精利步枪3枝。

1901年11月报告,夏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518杆。

快利枪停产。

1902年张之洞奏请将快利连珠步枪后膛洋枪作废。 1902年拟将船坞及轮船,锅炉等厂划为商办。并将制造铜壳等事宜,归入于龙华分局,并于该局设铜壳厂,复设工艺学堂。

1902年5月报告,秋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518杆。

1902年5月报告,冬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505杆。

1902年9月报告,春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530杆。

1902年9月报告,夏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661杆。

1903年改设炮弹厂于机器厂东首,以水雷厂并入。而熟铁厂亦并于机器厂。

1903年1月报告,秋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650杆。小口径新毛瑟后瞠马枪4杆。

5月报告,冬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662杆。

6月报告,春季制枪械生产,小口径新毛瑟后瞠兵枪,589杆。

1903年二月,张之洞奏请将制造局移往内陆。曾提到,子弹宜小,小则子弹激射愈远,击力愈猛。且口径小则子弹份量轻,随身可以多带。

1904年,魏允恭为江南制造局总办。四月,因江宁省城银元局因规模未备,请上海制造一局鼓铸铜元。 [2]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制造局造船的部门独立。称作江南船坞,辛亥革命又改称江南造船所。江南制造局本身也于1917年改称上海兵工厂,于1937年停办。日军占领上海后,将其场地和机械并入江南造船所。江南造船所至1953年,又更名为江南造船厂,1967年搬到高昌庙镇,扩充设备,建有机器厂、洋枪楼、汽炉(锅炉)厂、铸造厂、轮船厂等。占地70余亩。至80年代又相继建成炮弹厂、水雷厂、炼钢厂、栗色火药厂、无烟火药厂等。1996年改为江南造船有限责任公司,属于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 [2]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是自强运动几个兵工厂中,规模最大、预算最多的一个,除了开设当年投资约25万两的费用之外,其后早期主要经费来自于淮军军费,后来1867年时曾国藩获得许可从上海海关取得百分之十的关税作为制造局的经费,1869年又提高到百分之二十,这相当于每年有至少40万两以上的经费。

制造局最高领导人是督办,曾国藩左宗棠张之洞容闳等人均曾担任,但晚清大多时期是由李鸿章担任,督办以下为行政主管,早期由李鸿章选任冯光和沈保靖为行政主管,并由上海道台(1865年时为丁日昌)加以兼督,实际的机械管理方面的工作则多由西方人负责,例如早期的首席工程师霍斯(T.F.Falls)为美国人。

江南制造局底下雇用了大量的中国工人,包括满人和汉人,在其中操作及学习机器,因其专业技能,当时工人的薪水是一般城市中苦力的4-8倍。这些工人成为中国近代最早形成的一批技术工人。

每支步枪的成本高达17.4两,而外国产品成本仅为10两左右。

江南机器制造局在同治年间是全东亚最大的兵工厂,对于清朝的军事力量以及重工业生产都有提升作用。例如从1865年开始,在李鸿章、曾国藩的主持下,江南机器制造局开始了对德式武器的仿制,1867年仿制出德国毛瑟11mm前膛步枪,这是中国自己生产的第一种步枪,该枪使用黑火药和铅弹头,威力惊人,在1867年时,每天平均可以生产十五枝毛瑟枪和各式弹药,李鸿章认为当时该局生产的枪械弹药,对于后来捻乱的平定有所助益。

1871年始造林明敦边针枪(Remington Rolling Block, rimmed-fire)。林明敦的滚轮式(Rolling Block)一号步枪,是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单发军用步枪,由美国雷明顿(Remington)公司于1865年年推出,中国曾在1871年年至1874年之间采购了14,400枝。

1891年年江南制造局刘骐祥呈文制成快利枪,“职向外洋购到奥国曼里夏(曼利彻)新式连珠枪一杆,详加考察,确系坚巧灵捷无比。惟其所用连珠子盒,只能从上插入,兵士临阵每人至多不过携带百余盒。 (按:指所用之弹荚,剪辑,需随弹进入弹仓),借令子盒用完,必需停手再装,未免稍有不便。其枪口径略大,内瞠来复线只有六条,弹子出路,尚嫌迅直。

旋饬华洋匠目,按件绘图,逐细考究,仍于仿造中加以便通之道,并经造成样枪数杆。其节套(接收器),机簧(博尔特),保险,枪刺之类,即以曼里夏式样,全用钢料制成,取其造法坚致,开关便捷,利于行间也。其枪筒仍用新利枪之式,盖新利枪筒来复线有七条,口小而子长,弹子逼出较为劲利。枪之退力亦小。子盒一项,以英国南夏枪五子手弓弹盒(按:指弹夹,汽提塔)依样更易。取其前后皆可装子。阵仗之际,兵士所带铜盒告匮,仍可随手握子,从后装入,亦能连珠施放,源源不绝。“

快利与原枪的差别,除了上述的枪管,上弹方式之外,并将原枪的架枪钩改为通枪条。原枪有两个固定环,快利只有一个。由于口径不同,表尺照门当然也不一样。快利采用的弹药是英国的303口径,甫于1888年启用,是一种使用黑火药,有底缘的圆头弹。后来改用无烟火药,减少弹头重量以增加初速,一直用到二十世纪50年代才换为308的北约。 [2]

除了枪弹之外,该局在1868年生产出了中国第一艘自造的汽船(木制船身)惠吉号。1891年时,为中国首次炼出钢铁。

但整体而言,江南制造局在晚清时的军备生产品质并不好,例如步枪的水准不高,性能不佳(据说因此连李鸿章率领的淮军都拒绝使用),且生产成本高于直接购买。造船的情形亦类似,1868年首次生产之后,陆续造了数艘汽船,但所造船的速度不快,整体生产成本及耗燃料都高,结果反而不如直接向外国购买(自造一艘船的钱大约可以向英国买两艘船)。

制造局军备生产成本的高涨,可归因于几个方面:一、所有的生产原料几乎都靠进口。二、人员薪水偏高。三、申购物资浮滥。四、人员人数过于浮滥:除了外国顾问日渐增加,中国官员、职员有不少人是利用关系进入,坐领干薪。以官员而言,1870年代初期只有40人,大约不到十年人数就增加了一倍之多。

到19世纪末,江南制造总局一年可以制造子弹9万发,地雷200枚,枪支2000支。

江南机器制造局除了机械的制造之外,另附设有广方言馆(即语言学校,原设于1863年,1869年并入江南制造局)翻译馆以及工艺学堂,用以介绍西方知识,以及培养语言和科技人才,在1868年-1907年之间,译书达160种,除以军事科技为主之外,旁及地理、经济、政治、历史等方面的书籍,其所翻译书籍的水准,被认为超过晚清数十年其他翻译书籍的质量。对于晚清的知识分子吸收西方知识产生很大的影响。

140年前,它的出现及后来的崛起,开了我国近代化军事及民族工业与其它诸项文化事业之先河。

江南制造局发展到主营造船,与近代科学家徐寿大有关系。徐寿被称为中国近代造船的鼻祖。曾国藩说徐寿:“研精器数,博学多通”,评价极高。1862年,曾国藩将徐寿推荐到安庆军营内军械所,专办制造事宜。1867年,江南制造局创办第二年,曾国藩、李鸿章就把徐寿派到局门,入住高昌庙。由此,江南制造局开创了造船新纪元。

从1868年到1884年,徐寿主持了10余艘兵轮的设计建造,从明轮到暗轮,从木壳到铁甲,从600吨位到2800吨位,为中国人自己建造轮船做出了巨大贡献。尤其是1868年建成的中国第一艘木质机动兵轮“恬吉”号(后改名“惠吉”号)试航时,轰动了上海。船长185尺,宽27.2尺,马力392匹,载重600吨。船身木质,锅炉自造,主机用外国的旧机器改装。因为它改变了中国兵船唯靠进口、不能自造的历史,当时的封疆大吏曾国藩亲自登船试行,称赞“坚致灵便”,并为其命名为“恬吉”号,寓意“四海波恬,公务安吉”。此后,江南制造局又建造了“海安”、“驭远”等多艘兵船,锅炉与主机都是自造,船上能装配26尊大炮、载容500名水兵。1876年,中国第一艘铁甲军舰“金瓯”号,又在江南制造局诞生。仅1905年至1911年的6年间就造船136艘。到1918年,为美国人建造了4艘万吨轮,这是中国人有史以来造的最大的船,也是中国从未签订过的最大的造船合同。这些正应验了李鸿章当年在奏折中的所说,“庶几取外人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有事可以御侮,无事可以示威”。

尽管,江南制造局在1949年解放之前的84年里,几经改名,屡遭磨难,但“江南”这两个字始终未改。除军舰之外,中国第一门钢炮、第一支后装线膛步枪,这些超脱了冷兵器痕迹的近代意义上的御侮之器都出自江南之手。从林明敦式后装线膛枪,到德国的新毛瑟枪;从强装线膛炮,到后装线膛阿姆斯特郎炮,江南无不在仿制中很快追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但真正实现江南创立之初“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尤有望于方来”的理想的,还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江南”时期。

“造船不如买船”的问题在当时并非个例:李鸿章属下的江南制造总局在创办的第六年,开始量产先进的林明敦式后膛来福枪,但只造了不到五千支,明察秋毫的李大人就看出了问题:国产林明敦枪造价不但是进口林明敦枪售价近两倍,而且质量还远不如进口货。李鸿章本着对国防大计负责的态度,果断拒绝这种国产步枪在淮军列装,继续带头进口价廉物美的洋枪洋炮。

洋务运动的产品确实如此成本高昂、质量低劣逼得李鸿章们不得不继续买外国装备来搞中国国防,原因何在?一是采购大吃回扣。中国商人给官员回扣自古天经地义,毋庸再提;洋商与中国官员打过几回交道,也入乡随俗了。克虏伯进入中国不久,就学会了在合同金中划出专门比例送回扣。痛心疾首的李鸿章专门出台规定:所有采购都要经总办(总负责人)以及采买、支应、会计三个有关部门共同签字才能生效。但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李大人此举见效甚微。二是人力成本高企。来华工作的洋人工资远比在本国工作要高,这倒好理解。中国没有技术骨干,能不求着洋人吗?问题在于,很多有关系的中国人想方设法挤进这些“有钱途”的洋务单位:19世纪70年代初,江南制造局只有40个官员领导管理;到70年代末,就有80个官员吃拿卡要了。

19世纪,世界已是社会达尔文主义时代,任何国际或国内斗争的失败,都可能被视为落后,洋务运动也因甲午战争之败被归为此列,但它不过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段连续“失败”中的一次。尽管“自强”进程颇多可指摘之处,但传统中国的架构已被突破洋务运动以引进技术为富国强兵手段;百日维新则以为立宪才能救国;“五四运动”时国人已认识到改革还需从思想着手。虽无人事先计划,但这一系列改革的推进,使我们感受历史自有其逻辑。江南制造总局后来被日军侵占,更名为“三菱重工株式会社江南造船所”。

2018年1月,入选第一批中国工业遗产保护名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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