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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山尊

欧阳山尊,男,原名欧阳寿,1914年5月生于湖南浏阳,2009年7月逝世。是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之子,被称作中国话剧界的“活化石”;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尊参与了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与焦菊隐夏淳梅阡等人一起开创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风格,先后导演了《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三姐妹》《杨开慧》《末班车上的黄昏恋》等50多部话剧;除了话剧之外,他还导演了《关汉卿》《松赞干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红色宣传员》《于无声处》等数十部舞台剧和影片《透过云层的霞光》、电视剧《燃烧的心》等。2007年中国戏剧百年纪念,欧阳山尊曾以年逾93岁高龄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在解放军歌剧院朗诵了《过客》。

欧阳山尊(19142009.07.02)原名欧阳寿,生于湖南浏阳。他的曾祖父是清末湖南才子欧阳中鹄,幼年过继给伯父欧阳予倩,开始受到戏剧的熏陶,学生时代积极参加戏剧活动。参加过影片《天涯歌女》的拍摄。

“九一八”事变后,参加左翼演戏运动,抗战开始后,他参加上海救亡演剧一队,翌年到延安,以后历任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1942年参加延安文艺座谈会。在转战晋察冀过程中,他曾导演过10余部反映敌后斗争的戏,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书信表扬。

欧阳山尊比话剧一百年诞辰小七岁,他1914年生于湖南浏阳,原名欧阳寿。从小生活在身为话剧艺术家的伯父欧阳予倩先生身边,深受中国戏剧艺术的熏陶,并对话剧艺术产生浓厚兴趣。早在中学时代,就开始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种话剧创作演出活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一腔热血的欧阳山尊毅然离开学校,和几位同学一道参与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之中。他先是辗转到杭州,参加“五月花”剧社的话剧演出活动,几个月后回到上海,考入浙江大学。此时,他已经完全痴迷于对戏剧的追求之中,他与金山等人组织剧社,在极其简陋和困难的情况下,演出了《都市之角》《雷电》《油漆未干》等剧目。“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戏剧界、电影界、救亡协会等文艺组织有十多个演剧队,欧阳山尊在演剧一队,组织并参与演出了许多抗战剧目,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反响。

像许许多多的热血青年一样,远在中国西北的小城延安无时无刻不在召唤着他,为了心中的梦想,欧阳山尊从上海出发,辗转到达西安前线,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后经多方努力,从八路军办事处争取到一百元钱,购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正是这辆在当时来说算是很“先进”的交通工具,陪伴着他风餐露宿地奔波了800多里,于1938年到达延安。在这里,欧阳山尊被一种全新的生活深深吸引,他以高昂的热情,投身到解放区的文艺工作。1939年,欧阳山尊结束了自己在抗日军政大学的学习生活,毅然奔赴抗日前线,先是在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后参加游击剧团到敌战区开展文艺宣传。那时他们一共11个宣传员和7个侦察员,每人一条枪30发子弹,带着一架油印机和简单的化妆品,每到一个村庄,就找个庙宇或土台子,把军被当幕布挂起来,然后派人到村子里动员群众出来看戏,群众来了他们就开始演出,演出结束就赶紧收拾摊子赶往下一个村庄。此时的欧阳山尊完全沉浸到了回忆之中,他无限感慨地说:“那时真是年轻啊,心里总像是燃烧着一团火,浑身有使不完的劲,每次演出结束,老百姓给递上一缸子白开水,往手里塞把花生或红枣,心里就很满足了。”

1942年5月,欧阳山尊参与了延安文艺座谈会,这引发了他关于中国文艺发展前途的许多思考。欧阳山尊是个心里有事不吐不快的人,经过一番思索,他和几个同事一道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谈了自己的感想,不久,毛泽东同志就给他们回了信,直到晚年,欧阳山尊依然清楚地记得这封信的内容,他回忆说:“毛主席在信中说,你们的信收到了,感谢你们!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看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这封回信无疑给了欧阳山尊莫大的鼓舞和鞭策,更加坚定了他从事抗战话剧创作的热情。

在延安,欧阳山尊先后担任过抗日军政大学总校文工团副团长、战斗剧社社长等职。1943年12月,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成立,贺龙点名将欧阳山尊调入。这期间,他导演了10余出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剧目。60多年后,欧阳山尊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心中还隐隐有些激动,他说:“我常常带着剧团到村子演出,今天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出当时的条件有多么简陋,我们演出的时候,没有灯光就往喝水用的缸子里倒点儿菜籽油,放上一根棉花捻子点燃照明,即使这样,我们演出得也特别卖力,老百姓很喜欢看。有时候突然下起雨来,我们不停,老百姓就站在雨中看戏,一直到演出结束还不肯离去。”

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尊参与了创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工作,他与焦菊隐夏淳梅阡等人一起开创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话剧风格,这期间尽管经历了无数的政治风浪,但欧阳山尊始终没有放弃对话剧艺术的追求与探索,他曾先后导演了《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三姐妹》《杨开慧》《末班车上的黄昏恋》等50多部话剧,没有人知道这些作品倾注了他多少心血,从而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抹去的深刻记忆,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经典作品。

除了话剧之外,他还导演了《关汉卿》《松赞干布》《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红色宣传员》《于无声处》等数十部舞台剧和影片《透过云层的霞光》、电视剧《燃烧的心》等。

从北京人艺建院到1978年,他一直任副院长兼副总导演。在此期间,他曾导演过《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李国瑞》等十余部大戏。

他自称是一匹不知疲倦的老马,以耄耋之年活跃在戏剧战线上,在8090年代他应邀来人艺导演了《巴黎人》、《末班车上黄昏恋》。此外,他还为许多剧团导过戏,并执导过电影《透过云层的霞光》和电视剧《燃烧的心》。他的导演风格气势磅礴,感情浓烈,节奏鲜明,富于时代精神。

2009年7月2日下午3点20分,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创始人之一、著名导演艺术家欧阳山尊于北京协和医院因病逝世,享年95岁。欧阳山尊的逝世是中国戏剧界的悲痛,无数戏剧人和老观众将为其悼念。

欧阳山尊是中国戏剧的奠基人之一,是中国著名戏剧、戏曲、电影艺术家欧阳予倩之子。欧阳山尊在解放前开始从事演艺事业,解放后参加组建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并担任副院长、副总导演。与焦菊隐夏淳梅阡三人公称“北京人艺四大导演”,代表作有《白毛女》《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等。其导演著作以及排练计划书成为了一代一代戏剧人学习的范本。

2007年中国戏剧百年纪念,欧阳山尊曾以年逾93岁高龄最后一次登台演出,在解放军歌剧院朗诵了《过客》。在结尾处他毅然从轮椅上起身,昂首向前走去,让人潸然泪下,见证了中国“戏剧魂”。二、中国戏剧的奠基人和北京人艺的创始人之一

欧阳山尊离休之后,他的心却一刻也没有离开自己心爱的舞台,他还在苦苦思索着中国话剧的现状与发展。2008年4月份,94岁高龄的欧阳山尊同85岁高龄的朱琳、80岁的周正等老一代话剧艺术家同台演出了《纪念话剧百年经典话剧片断欣赏》。演出中,欧阳山尊是第一个登台演出的演员。他被人用轮椅推上舞台,表演了鲁迅先生创作的《过客》中的一段独白。这段台词不多,却充满了激情,欧阳山尊用尽气力,努力朗诵得声情并茂,赢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热烈掌声。朗诵结束后,欧阳山尊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竟然一下子从轮椅上站了起来,转过身来,拄着手杖,在人们惊诧的目光中,一步步自己走下了舞台。夫人笑着说:“他平日里从轮椅上起来,都要别人搀扶的,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的,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大能量。”欧阳山尊则颇有豪气地说:“能从奋斗了一辈子的舞台上自己走下来,那种感觉真是开心啊。”说到这里,脸上的笑容开心得像个孩子。

与欧阳山尊先生交谈,常常会被他澎湃的生命激情所感染,让人感觉面前不是一位九旬老人,而是一位充满朝气的人。谈及养生之道,他说:“我已经90多岁了,身子骨还算硬朗,常有人问我长寿的秘诀,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好回答,说得不好反而会产生误导。我年轻的时候,很喜欢踢足球、游泳,还学过拳术,后来又练了健身气功。主要是拍打健身法,就是通过适度、有节律地拍打身体,强身健体,阻遏衰老。拍打最好在早晨进行,拍打的部位可根据自己的健康状况确定,一般每个部位拍打三五分钟,一天一次。我感觉这个方法对我的健康很有益处,可以通经、活血,消除气滞,促进新陈代谢。”

对于自己的晚年生活,欧阳山尊说:“几年前,医生跟我约法三章,让我做到‘三不’:活动不能多,不能疲劳,不能激动。这对我来说,实在很难做到,对我来说,时间是多么宝贵啊,我总觉得自己是在和时间赛跑,就是想停也停不下来啊。我常常对人说自己是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留得余年,报效祖国。”

回首自己走过的人生历程,欧阳山尊备感欣慰,他说:“中国话剧诞生于1907年,我出生于1914年,可以说是中国话剧的同龄人,我这一辈子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却从来不曾离开过话剧,我的生命是属于话剧的,我愿做中国话剧最忠实的守望者。”

欧阳山尊1914年5月24日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193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杭州五月花剧社,一生亲自参与了中国话剧百年变迁中许多里程碑式的重要时刻,不仅是一位声望极高的戏剧艺术家、活动家和教育家,而且还是一位重要档案的形成者、历史记录者。笔者曾多次采访欧阳山尊,看他把众多资料轻轻翻过,看那不同笔墨的记载,好象历史的画卷展现在眼前;听他将如烟往事娓娓道来,情动之处常伴以表情、手势、动作与方言,使人仿佛观看一幕幕生动的活剧。 [1]

1942年春,欧阳山尊接到延安文艺座谈会请柬,即从战斗剧社晋西北前线演出现场赶赴延安。毛泽东关于文艺“为什么人”的讲话引发欧阳山尊对文艺工作的思考,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主要是建议延安的艺术家们到抗日前线去,因为前线太需要文艺了;希望党中央加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很好地把作家、艺术家们组织起来,给他们以帮助。没过几天,毛泽东回了信。信是用软铅笔写在宣纸上的,字显得很浓,正文只有一句话7个字:“你的意见是对的。”下面写着“布礼”(即布尔什维克敬礼),再下面是毛泽东潇洒的签名。

毛主席的信给了欧阳山尊极大的鼓励。于是,他在5月16日座谈会第二次会议上鼓起勇气举手发言。首先介绍前线战士和敌后老百姓对“新闻记”(战士和老百姓时称文艺工作者为“新闻记”)有许多要求:教他们唱歌、演戏、画漫画、编辑文章、写美术字、布置救亡室等等;然后说文艺工作者到前方的任务,就是要把心肝五脏都掏给战士和老百姓,凡是文化上的事情不但要为他们做,而且还要教会他们做。他们需要什么,你就应该把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出来,正象鲁迅说的“有一份热,发一份光”,甚至发两份光。初看起来似乎你付出的很多,事实上,你从他们身上收到的、学习到的却多得多。他还谈到:当时有一些人在部队里搞文艺工作不安心,觉得到头来也只是个排级干部,不如干其他工作提升得快、级别高。他认为把注意力集中到当哪一级干部问题上,是趣味不高的。鲁迅和高尔基又是哪一级干部呢?作为文艺工作者应该多问自己到底为人民、为部队付出了多少精力,要注意的是如何满足群众要求,把工作做好的问题。同时他还建议部队负责同志考虑提高宣传员的政治待遇,比如允许他们看他们这一级不能看到的文件,这样有利于工作。周扬同志后来说,毛泽东听着欧阳山尊的发言频频点头微笑,满意地说:“到底是从前方回来的。”

延安文艺座谈会是欧阳山尊终生难忘的。2006年盛夏的一天,他指着挂在墙上的照片兴奋地回忆起当时合影的情景:5月23日下午召开座谈会第三次会议,毛泽东做了结论后,吴印咸招呼大家到室外合影留念。“你看,毛主席左边是丁玲,朱总司令,李伯钊,这个是陈波儿;主席右边是田方,这个留胡子的是任弼时。我站在以毛主席为中心的第三排靠右第三个。当年,我是从前线赶到延安参加会议的,还扎着绑腿和腰带,因为照片只露出上半身,你看不见,只能看见我的风纪扣系得很紧,这与其他在根据地呆得时间长的文化人有些不同。”他一边说,一边用手横向一行一行一个人一个人地指点着。照片上果然有些人没有穿军装,即使穿了军装的人上衣领子也是敞开着,确实不象欧阳山尊那样衣装严整。这张合影中的104人并不都是参加座谈会的人。由于战争,应当参会的同志有的未能收到请柬;有的接到了请柬却未如期抵达会场;有的军务紧急没能全程参加会议;也有非参会人员临时加入合影行列的。

欧阳山尊开完座谈会赶回绥德,立即向战斗剧社传达毛主席在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坚决主张不演大戏和外国戏,带四幕话剧《丰收》、活报剧《晋察冀的乡村》和儿童小歌剧《荒村之夜》等3个小戏到延安汇报。毛主席观看演出后,亲笔写了一封信给战斗剧社负责人欧阳山尊、朱丹、成荫:“你们的剧我以为是好的,延安及边区正需要反映敌后斗争生活的戏剧,希望多演一些这类好戏。”这封信件的手稿及信封现存中央档案馆。毛主席这封信,大大鼓舞了战斗剧社为抗日军民演出的激情,也提高了他们的自信心。原来战斗剧社的人不敢进鲁艺的大门,后来他们敢抬着头进鲁艺了。
  欧阳山尊认为,延安文艺座谈会虽然过去60多年了,毛主席提出的文艺工作方向和根本原则仍然是现时文艺工作的科学指针。文艺创作要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并不等于简单的现实生活再现。我国农民中确实存在着一些落后的东西,文艺工作者不能仅仅满足于把那些落后的东西原封不动地展示出来,而应该深入生活,真正了解农民群众,满腔热情地为他们服务,引导和团结他们摆脱落后,走向进步,这样才能实现革命文艺的目的,也才符合党中央“弘扬主旋律”的要求。

欧阳山尊曾多次说过:保存资料就是记录历史,没有历史的记录很难谈到发扬民族精神,继承革命传统。做档案工作的人是值得敬重的。
  欧阳山尊十分重视保管积累资料。在战争年代,他常带一把日军军官使用的短枪“王八盒子”,还挂着一只缴获敌寇的防毒面具空筒,筒内装着他的“文房四宝”等物,以免被雨淋湿,就这样保存下来一些宝贵的资料。1938年,时任美国驻华使馆的海军参赞卡尔逊考察我根据地,八路军总政治部要欧阳山尊为他担任翻译。此次考察,经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鲁西北、豫西北直至郑州,再由郑州返回延安,行程6000余里,历时90多天,欧阳山尊写了6万余字的日记。日记从多方面记述了半个多世纪前,面对不可一世的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积极倡导并践行国共合作的政治主张,领导着抗日军民在华北敌后勇敢抗敌,浴血奋战的情况;记载了国民党及其军队中的志士仁人和一切爱国人士为民族生存所做出的各种努力;反映了文艺工作组成员与卡尔逊这位中国人民真挚的朋友,所共同经历的同生死共患难的生活,以及由此建立的深厚而珍贵的友谊;也描述了抗日根据地的经济状况和风土人情。
  1946年在上海期间,欧阳山尊参加上海文艺界纪念“五四”运动27周年大会,他和李丽莲在上海辣斐大戏院合演了《兄妹开荒》,这个陕北秧歌剧充满了陕北农民的浓郁色彩,又带有革命文艺健康向上的精神,犹如向迷漫着美国军舰滚滚油烟的黄浦江吹去一阵清风。
  1951年春,欧阳山尊率团赴朝鲜战场搞艺术创作,在朝鲜前线的3个月,每时每刻都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有好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在战火纷飞的战场上,他与志愿军战士们一起行军战斗,抓紧时间向战士们和朝鲜人民了解情况,收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和资料,坚持在防空工事中写作,先后写了诗歌《血债要用血来偿》、八幕歌剧《胜利》等,撰写的志愿军英雄人物事迹通讯和朝鲜风情等文章,散见于志愿军报等报刊。
  解放以后,他更加看重档案资料在戏剧艺术中的作用,认为排好剧目、培养人才不仅要依靠文案工作,还离不开照片、图片声像等各种资料。他在北京人艺工作时,关注档案室的建设,加强剧照管理,倡导演员、导演学习利用档案资料,从中汲取营养充实创作。

2007年,93岁的欧阳山尊参加了一系列纪念活动。在参加经典话剧片断欣赏活动时,他本来只需讲几句话就行了,却要求表演鲁迅创作的话剧《过客》中的《不思息》片断。剧本描写一个受伤的赶路人,在艰难的人生路上坚韧不屈地行进。欧阳山尊是坐着轮椅上场的,夫人还在他衣服口袋里备了急救药。他肃穆庄严,声音苍桑、清晰而有力:“可恨的是我的脚早就走烂了……因此我的血不够了,……可是我也不愿意随便喝谁的血。用水来补充血,可能是血里面水太多的缘故吧,我没有了力气。不管前面是什么,因为前面有声音在催着我,召唤我!”台词充满了蓬勃的战斗意志,为此欧阳山尊用尽气力,尽量使朗诵抑扬顿挫。朗诵结束后,他已是激情澎湃,在全场观众的掌声中竟然从轮椅上一跃而起,拿起身边的手杖,来了一个漂亮的转身,雄赳赳气昂昂地走下台去。观众都惊呆了,接着又是更加热烈的掌声。欧阳山尊说,鲁迅先生一生写过许多杂文和小说,惟一的剧本就是《过客》,而且是话剧剧本,完全是按照戏剧创作的规律写的,对剧中人物、服饰、道具、布景等的写法非常内行。这段独白中的“前面有声音在催着我,召唤我”,是什么声音?谁的声音?中国共产党成立于1921年,鲁迅先生所写的这个“声音”,当然是指先进的声音,是我们党的声音在召唤在鼓舞。朗诵时我心里想到“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我是中国人,我也要站起来!他的夫人笑着说:“他平日里从轮椅上起来,都要别人搀扶的,谁也没有想到他会这么做,当时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上了,真不知道他哪里来的这么大能量。”欧阳山尊则颇有豪气地说:“能从奋斗了一辈子的舞台上自己走下来,那种感觉真开心啊。”
  欧阳山尊是中国话剧的同龄人,一辈子经历了数不清的风风雨雨,创造了许多传奇,虽然他迎来了话剧百年诞辰,没迎来自己百岁寿辰,但他留下的档案资料和精神财富是不朽的。 [2]

话剧走过百年,与人民,与时代;伴随着战斗,寄托着理想,彰显着艺术;话剧走过百年,激励了一代一代民众,培育了许许多多艺术家。

中国话剧百年华诞之际,93岁的导演欧阳山尊又要登台演出了;回首沧桑,心潮澎湃。仍葆有艺术青春的欧阳山尊,形容自己是“生于忧患,老于安乐,留得余年,报效祖国”,并仿照岳飞的《满江红》填了一首词:“北国风光,映晚霞倍感亲切。虽耄耋,壮志丹心,余辉未减。功名利禄尘与土,艺海弄潮有年月。迄今日,痴活逾九旬,不思歇。观世界,风雷急,为和平,速崛起。更翘首期待,两岸统一。东南西北一盘棋,全面小康已可期。为构建和谐新社会,齐努力。”话剧老兵的赤子之心跃然而出。

作为北京人艺的著名导演和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艺风格的奠基人之一,几乎与中国话剧同龄的欧阳山尊老人一生与话剧结下了不解之缘他的父亲欧阳予倩是中国话剧的创始人之一,而他在70多年的艺术生涯中,也导演过50多部剧作,且大多成为经典之作。为庆贺中国话剧百年,老人将再次登台演出,并语重心长地说:中国话剧的传统不能丢。

“战斗性、民族化和现实主义是中国话剧的优良传统。”欧阳山尊解释道,中国话剧是伴随着国家命运和民族兴亡而诞生的,伴随着时代的风雨而兴衰沉浮,走过了一条曲折的、不平凡的道路。1907年,留日学生李叔同欧阳予倩等人组成春柳社在东京演出《黑奴吁天录》,主张争取自由解放,宣扬了反抗精神,引起了观众的共鸣。后来清朝领事馆禁演此戏,并将这些留学生遣送回国。老人清晰地回忆道:“我在学生时代曾参演过校园戏剧,动员人们起来反抗压迫,当时国民党特务拿着枪站在我们身边不让演,台下观众喊继续演,我们就冒着生命危险演下去。对我们来说,话剧就是战斗的武器。后来的抗战话剧以及解放区戏剧,更是以战斗性来动员民众,宣传抗战。中国话剧的战斗性是不能抹杀的。”

也正因如此,4月7日、8日,中国老教授协会文化艺术专业委员会和中国文联主办的《纪念中国话剧百年经典话剧片段欣赏》演出中,身为名誉会长的欧阳山尊老人执意要登台演出鲁迅先生颇具战斗性的话剧《过客》。“这是鲁迅先生创作的唯一一部话剧作品,很少演出。人们熟知鲁迅的杂文和小说,一致认为其战斗性强,但这部话剧也很有战斗性。”老人告诉记者,鲁迅先生这个剧本创作于1925年3月,那时中国共产党已经诞生,陈独秀和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介绍马列主义,这些鲁迅是知道的,剧中他写一个过客,总有一个声音在呼唤他前行,“我认为这是党的声音,进步的声音。”这些日子,老人将他要演出的那段独白工工整整地抄录下来,认真地背诵着,期望通过演出让更多的人们知道,百年中国话剧史上,有这样一部鲁迅先生的作品。

曾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亲耳聆听过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并参演过解放区戏剧的欧阳山尊,对于中国话剧的民族化、大众化有着深切的体会,他说:“中国话剧一直植根于现实主义的沃土,植根于中国各族人民的生活中,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们应遵循的方向。”解放后,他将艺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传统带到了北京人艺,并与焦菊隐梅阡夏淳一起,探索中国话剧与中国戏曲的相互融合,构筑了北京人艺现实主义演剧风格。他所执导的《春华秋实》、《日出》、《带枪的人》等剧作,都成为百年话剧经典之作。北京人艺也以郭沫若老舍、曹禺的《蔡文姬》、《茶馆》、《雷雨》等名剧和朱琳、郑榕于是之等众多名家成为深受观众喜爱的话剧团体,确立了在全国话剧界的龙头地位。

谈到话剧目前的状况,欧阳山尊指出,中国话剧的主流,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城市,始终是沿着雅俗共赏的道路发展着的,话剧到群众中去才能发展壮大。把话剧视为高雅艺术,等于自设藩篱。以“高雅”自居,刻意搞些表现自我、脱离生活、脱离社会、脱离观众甚至是人们看不懂的东西,无异于为话剧拴上绊脚石,把话剧拽向低谷。为此,他主张话剧专业剧场演出和下乡演出结合起来,为观众提供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相统一的健康向上的优秀作品。他强调:“有人说,现在讲和谐,再讲战斗性就过时了。现在战斗性不是阶级斗争,而是能给观众以思想启迪,给人奋发向上的鼓舞,给人以美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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