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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庆施

柯庆施(1902年7月24日1965年4月9日),安徽歙县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在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1928年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后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抗日战争时任中央党校副校长、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边区民政处处长、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石家庄市市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南京市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兼南京军区政治委员、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65年4月9日在成都逝世;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八届五中全会增选)。

早年经历

柯庆施(1902年1965年),1902年生于安徽歙县南乡水竹坑,1922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早年在安徽省立第二中学(现安徽省休宁中学)读中学,因从事学生运动被开除,后转学至南京;曾在上海从事工人运动和青年团工作。

1923年被派到安庆,1924年春调到上海中共中央秘书处工作。同年冬赴苏联海参崴做华工工作。

1926年春回国,任国民党安徽省党部秘书长,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共青团组织;1928年起任中共上海闸北区委书记;1929年秋被中共中央派到鄂东南从事兵运工作;同年12月起任红五军第五纵队政治部主任、秘书长;1930年6月起任红三军团八军政治部主任;1931年夏起任中共中央秘书长;1933年任中共河北省委前线委员会书记,同年10月起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4年春回上海任中共上海中央执行局军委书记,同年冬改任中共河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6月起任中共中央北方局组织部部长、军事工作负责人。

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延安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副部长等职。

解放战争时期,1945年10月起任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民政处处长、复员委员会副主任、财经办事处副主任、河北省石家庄市市长;1949年5月起任南京市副市长。

主政上海

柯庆施于1954年秋由江苏省委调上海,接替陈毅主持中共上海局,至1965年4月去世,前后整整10年。

多少年来,直至“文革”末期的1975年,上海的《学习与批判》还发专文纪念柯庆施“逝世十周年”,称之为毛泽东同志的“好学生”。

1956年10月上海市政府为鲁迅迁墓,柯庆施与许广平宋庆龄茅盾等为鲁迅扶灵。

柯庆施是一位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早在1922年即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还是中国共产党内为数不多的见到过列宁的高级干部,30年代担任过中共中央秘书长的要职。

建国后,柯庆施先后就任南京市委书记、江苏省委书记;1954年2月,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已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饶漱石,因被定为与高岗结成的“反党结盟”而垮台;同年9月,陈毅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并内定为外交部长的人选。这样在一两年间,华东及上海的第一二把手便相继空缺,柯庆施成为事实上的第一把手。

说到对毛泽东个人崇拜”的鼓吹,人们总以为林彪康生为始作俑者,然而拔头筹的却是柯庆施。

柯庆施出任上海一把手伊始,面临的是两件大事:一是1955年4月全国党代会期间发生的“潘杨事件”,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和公安局局长杨帆被诬为“内奸”;另一件是紧接着发生的“胡风事件”。这两件事均系毛泽东的决断所致。这两件大事对上海影响很大。

柯庆施刻意挽留奉调《人民日报》的张春桥,使之成为自己的类似政治顾问一类的角色;柯庆施极善揣摩领袖的心态,长于从领袖的言论中领悟其意向和思路,以得风气之先的果敢予以鼓吹和阐发,这又有赖于擅长舞文弄墨的张春桥。

被毛泽东赏识

毛泽东在1957年召开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口号,对1956年的反冒进已有微词,并明确批评“八大”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

在这年11月他又提出15年赶上或超过英国的设想。在这年年底召开的中共上海市一届二次会议上,柯庆施作长篇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备受毛泽东青睐。

人民日报》在1958年1月25日将长达3万字的该报告的第一和第四部分全文转载,并加长篇按语。

在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措辞严厉地批周恩来陈云力主的反冒进。他取出柯庆施的报告当众将周恩来的军:“你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吗?”除了检讨,周恩来别无选择,用与会者李锐的话说,柯庆施成了南宁会议的“头号标兵”,65岁的毛泽东在讲话中屡称年仅56岁的柯庆施为“柯老”。

在5月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几次大会讲话中,屡屡称赞“柯老”,而周恩来和陈云则不得不就1956年的反冒进当众检讨。在大会结束后举行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柯庆施和谭震林李井泉成为政治局委员。

当外界盛传毛泽东一度想用柯庆施取周恩来而代之的时候,心细如发的周恩来在给中央书记处的检讨文字中,婉转地提到担任总理职务是否合适的问题,但以周恩来的才干和威望,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明确表示,没有必要改变周恩来的总理职务,柯庆施自此也明白了自己在毛泽东心目中的地位;这位封疆大吏认准了一条:紧跟毛泽东就是“胜利”。这一条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再次得到验证。

从1958年11月开始,毛泽东逐渐察觉到大跃进人民公社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着手有限度地纠“左”。1959年7月召开的庐山会议的初衷,也还是适度纠“左”。因而他上庐山时所准备的全是关于纠“左”的材料。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将彭致他个人的信批转与会者。柯庆施以特有的政治敏感,把握到领袖的脉搏,星夜派人下山去上海取批“右”的材料。在21日的华东组会上,张闻天系统而深刻地分析了大跃进以来的“左”倾错误。

柯庆施以主持者的身份,不断责难张的发言。果不其然,23日,毛泽东召开全体大会,对彭德怀等人严厉指责,发出“反右倾”的号令。因为反对苏共的“现代修正主义”,毛泽东从大跃进的挫折中转向对阶级斗争的密切关注,特别强调的是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柯庆施的关注热点也随之从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

1963年1月初,柯庆施在经过精心准备之后,借上海文艺界元旦联欢会的机会,告诫与会的作家、诗人、剧作家、音乐家、美术家:解放13年来的巨大变化是从未有过的,在这样伟大的时代、丰富的生活里,文艺工作者应该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伟大时代的文学、戏剧、电影、音乐、绘画和其他各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柯庆施强调:只有写社会主义时期的生活才是社会主义文艺。

从上世纪60年代初起,江青以毛泽东的“文艺哨兵”自居,开始染指文艺界。无奈她在北京确实吃不开,不用说彭真不把她当作一个人物,周扬等人也不愿曲意逢迎。落落寡合的江青在上海则如鱼得水。柯庆施已经从毛泽东注意力的转移中,领悟到江青的重要性。他让自己的心腹张春桥成为江青的左右手,江青也视上海为“基地”。 1964年10月6日,由周恩来、贺龙和柯庆施陪同,毛泽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这是一个重要的迹象。果不其然,在不到3个月之后召开的第三届全国人大首次会议上,柯庆施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在16位副总理中,位居第六,在同是政治局委员的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之前。

逝世前后

1965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布讣告:柯庆施同志因患重病治疗无效,于1965年4月9日下午6时30分在成都逝世,终年63岁。

当时新华社连日报道了为柯老举行的隆重追悼仪式;11日中午,骨灰由成都送抵北京,13日上午在首都劳动人民文化宫举行柯庆施追悼大会,国家主席刘少奇主祭;讣告中称他是“毛泽东同志的亲密战友”,系当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一级的规格。

这一切都说明,柯的死一切正常。

谁知一年多之后,西南的红卫兵造反小将抛出“重磅炸弹”,揭指是“贺龙和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李井泉狼狈为奸,勾结起来,共同谋害了毛主席的好学生柯庆施”,弄得举国上下一片哗然。

据《书报文摘》刊文,柯庆施是应贺龙和李井泉之邀去成都的。4月5日贺、李宴请柯庆施后,当夜12时柯就出了事,三天之后猝死。

这一切似乎为柯庆施被“谋杀致死”的说法蒙上了一层难辨真假的迷雾。

“柯庆施谋杀专案组”是张春桥亲自点将由“三结合”班子组成的,头头是个军人。

这个所谓的“三结合”专案组却只有一个专门技术人员。 专案组一班人从上海悄然抵达成都。此时一切都已时过境迁,柯庆施的尸体早已成了灰烬,当时的现场、死者接触过的物件都已荡然无存,有关当事人也被当时已在全国传得神乎其神的“谋杀”说吓得似惊弓之鸟

因此,专案组的调查只能从外围入手,查明柯庆施之死的前因后果和抢救治疗的大致过程。专案组经过调查,访问了一些当时出席宴会的人,也见过贺龙夫人薛明,并对柯庆施整个抢救治疗过程的方案细细审视甄别,认定此中一切准确无误,绝无一丝技术性差错,也没发现丝毫疑点。

经过反复调查,专案组认为柯庆施猝死的经过是这样的:1964年,医生发现柯庆施患肺癌,由上海华东医院切除了致癌肺叶。此后,柯的身体已很虚弱,但这一切都是当时的“绝密”。

1965年春,应正在成都疗养的贺龙元帅和西南局书记李井泉之邀,柯庆施于3月13日到成都。

4月5日是清明节。这天由西南局和四川省委领导李井泉、李大章廖志高等出面设晚宴招待,正在成都的朱德、贺龙和柯庆施都是宴请的主宾。

这种宴请通常都是主宾双方和夫人共桌。临开席不知谁提议:今天的晚宴男女宾分桌,大家一醉方休。此提议一出最受男宾欢迎,于是立即安排夫人们另开一桌,柯庆施的夫人被安排到女宾席。为此柯庆施高兴异常。原来柯夫人知柯庆施有病,宜吃清淡饮食,忌油腻、烟酒。遵医嘱,她平日里对柯庆施的饮食生活管束甚严。这晚柯庆施偶得“解放”。又逢老友,真有点“酒逢知己千杯少”的氛围,大家尽兴而饮,一醉方休。宴会从下午6时开席,至晚9时许才尽兴而散。

柯庆施回到招待所,看了些文件,临睡还吃了一把花生米,食欲极好。几小时后,大约午夜12时多,柯庆施腹痛,柯的保健医生胡允平当即赶到作了常规处理,一直到凌晨2时,病情不见缓解。胡允平立即给上海专管高干治疗的华东医院挂长途电话,向薛邦祺院长汇报了柯庆施的病情。到清晨,眼看柯庆施的病情继续加重,连秘书也慌了神,便直接给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陈丕显打电话,要求火速派上海的高干医护人员到成都诊治。这时,虽然柯庆施身边围满了四川方面许多优秀的医生,但柯庆施自己和家属却更信任上海的医生。 中午时分,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领着上海一流的医护组赶往成都,立即投入会诊、抢救。

可是虽经几天的努力,依然无效,柯庆施于4月9日下午6时30分死亡。 如果柯庆施真有取代周恩来之心,大概也会发出“既生亮,何生瑜”之叹了。

倘若假以时日,柯庆施必将受到毛泽东更大的信任,只是天不遂人愿,自1964年春发现肺癌并手术切除后,柯庆施便在病假疗养中,延至次年4月9日终于不治。

在“打倒一切”的“文革”中,中共党史上早有定论的革命家几乎无一幸免,李大钊瞿秋白王若飞等老一辈革命家不是被诬为“叛徒”,就是被斥为“机会主义分子”,但是有一个例外,就是被称为毛泽东的“好学生”的柯庆施“文革”中江青曾于1967年两次赞扬已经去世的柯庆施。

盖棺未定

柯庆施在人们的心目中,似是一个盖棺而未论定的重要人物。有人说他德高望重,律己清廉,虽没有什么十分重大的贡献,但勤勤恳恳奉献了一生;另有人说,不,他搞极“左”,专门整人,还勾结“四人帮”,如果不早病逝,肯定会是“五人帮”了。对人的评价,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但作为历史中的人物,他是客观存在,不是任由评者可以随意抹红或抹黑的。

柯庆施是中共一位老党员,1922 年入党,据说是中共领导人中唯一和列宁握过手的人,那是出席在苏联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柯的仕途并不顺利,延安整风时被康生诬陷,妻子跳井自尽。建国后,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市长,江苏省委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南京军区第一政委,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国务院副总理;1958 年5 月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其时,可谓权倾一时,威震一方。由于柯个子长得高,鼻子比常人大,在延安时人们叫柯庆施为“大个子”、“大鼻子”、“老柯”。南下后,柯地位升迁很快,加上他一脸严肃,不苟言笑,走路蹒跚,背又有点驼,人们又改称他为“柯老”,连毛泽东在中央开会时也对他戏称“柯老”,从此“柯老”就成了对他的尊称,其实那时他只有五十多岁。

我于1957 年因“严重思想右倾”,被撤掉《劳动报》社长兼总编辑职务,调去筹备创刊上海市委理论刊物《解放》杂志,并担任评论员。1963 年任市委副秘书长。在1958 年到1965 年的七八年间,除每半个月为《解放》杂志写一篇评论员文稿外,大部分时间为市委领导柯庆施、陈丕显等干活,曾为他们起草讲话、工作报告、理论文章约六十余篇,并五次随从他们一起去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又多次跟柯庆施到基层单位调查研究,与他们有比较多的接触。我不了解柯庆施的全部历史和全部活动,也不想涉及对柯庆施的全面评价问题,本文只是就我和柯庆施在1958 年到1965 年间的接触中,如实讲述一些具体事实,供读者了解柯庆施的若干情况。我所记忆的事实并不连贯,确切日期也难记清,但这些事都是我亲身经历的。

紧跟毛泽东

柯庆施到上海后,很快得到毛泽东的赏识,主要是1957 年底到1958 年初上海市党代表大会的报告。这份报告,由上海起草班子写成后,送正在杭州的毛泽东审阅,毛要胡乔木、田家英作了较多修改,浙江陈冰和上海张春桥也一起参加,最后由毛泽东亲自定稿。报告的题目是《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它是依据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精神起草的。报告提出,上海虽然面对台湾海峡,要加强战备,但要利用和平时机,发展生产,发挥老工业基地的作用,报告概括为“充分利用,合理发展”的八字方针,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一方针。特别是报告提出要“鼓足干劲,乘风破浪”,更切合毛泽东当时酝酿要全国大跃进的心思。毛泽东对柯庆施说:“你们这个报告写得好,乘长风破万里浪,搞革命,搞建设,就要有这种精神状态。”毛泽东还把上海一个地区的党代会报告批给新华社,要全国报纸转载,这在当时是从未有过的,实际上毛泽东是想把这个报告作为动员全国大跃进的一个舆论准备。而上海党代会报告的报告人是柯庆施,柯庆施从此声名大振。这个“八字”方针对上海建设工作确有重大转折的积极意义,也使柯庆施进一步紧跟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

在此以前的反右派运动,柯庆施对毛泽东的“领导意图”也是心领神会的。他和陈丕显一起,一面成天召开各界座谈会,按毛泽东的布置,“硬着头皮听”各界人士的鸣放意见,一面在内部排队摸底,算百分比,“引蛇出洞”。1957 年3 月20 日,我听了毛泽东在上海友谊电影院向全市党员干部的讲话,至今记忆犹新。毛泽东在会上大讲特讲“不要怕”,“让人鸣放,天塌不下来”,还在主席台上大声对柯庆施说:“你们放得不够”,“只有三十分,顶多五十分”,柯在一旁微笑,不住地点头。不久,一批又一批“出洞”的“右派”被拉进网里,毛泽东表扬上海执行中央指示“很坚决”。当时上海不仅把文化界一大批知名人士打成右派,还把一些敢提不同意见的老同志,如同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薛尚实以及一批地下党老同志周克等都打成右派。在市委书记处讨论到巴金时,柯庆施提出要把巴金打成右派,说他不仅是老牌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他在《解放日报》写的杂文( 按:指《有啥吃啥》) 有发泄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情绪,陈丕显表示可打可不打,石西民则坚决不同意把巴金打成右派,说巴金在广大青年中影响很大,抗美援朝表现很好,不应该把他划进去,柯后来才作罢。柯庆施这时表现出来的是,凡是毛泽东讲的,提倡的,他在思想上一拍即合,赤着脚也要紧跟。

“ 大跃进”的号角一吹晌,柯庆施“左”的思想也膨胀起来。上海本有大中小钢铁厂,其产量在全国占有不小的比重。柯为响应毛泽东全民大炼钢铁的号召,在市区也要搞小高炉炼钢。那时我在《解放》杂志,是市委机关党委的一个支部。柯庆施要市委机关干部起模范带头作用,在机关大楼北面的空地上,修建一座小土高炉,机关干部每天分三班劳动。没有铁如何炼钢?柯说城里到处有铁门,不是现成的铁料吗? 每户人家废铜烂铁也不少呀,于是大家纷纷把铁锅上交,铁门、铁窗也强行拆下来炼钢,出现了高楼大厦旁冒黑烟,小弄堂炼废钢的怪现象。

这期间,毛泽东到上海钢厂和机械厂视察,提出“赶美超英”的口号。柯庆施也紧跟着到工厂作动员。由于上海是工业大城市,西方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后,许多原材料进口不了,发展生产遭到严重困难。在毛泽东发愤图强、自力更生、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号召下,广大职工发挥了极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大协作,自力更生地造出万吨水压机,用小的动力机加工制造出百吨、几百吨大型机械设备,工人说这是“蚂蚁啃骨头”、“猴子骑大象”的加工方法,的确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毛泽东参观后,大为欣赏,马上提出要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全民性的技术革新技术革命运动。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不讲条件,用政治挂帅代替实际需要,把广大工人的积极性引向歧途,造成大刮浮夸风,厂厂、人人大搞车子化、超声波化,劳民伤财,搞了大大小小许多设备,在生产上派不了用场。这样做的后果,把科学技术简单化了,把人的主观能动性无限制夸大了,正确的东西反而变成谬误。柯庆施是安徽歙县人,读过简易师范,又在北京和东北一些大城市做过地下工作,有一些见识,但对于搞工业、办经济却不在行。在“大跃进”那个年代,他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代替一切,推动一切,用搞运动的办法来指挥生产,造成许多不应有的损失。这种“左”的做法是有害的,但在中央领导人的错误思想和路线指导下,也不能都归咎于地方领导人。

大搞一言堂

由于柯庆施是市委第一书记,在当时党政体制下,第一书记有最后决定权,往往一锤定音,一个人说了算,造成党内生活很不正常。在市委里有两名中央委员,一是柯,一是中央候补委员陈丕显。柯为了显示“第一书记”的重要性,经常以批评别人来突出自己的正确。陈丕显分工抓农业和基本建设,在上海建设卫星城镇的规划中,闵行区是大工业区,有制造电站成套设备的大厂,货运繁忙,在上海与闵行之间需要建造一条一级公路,占用了一些农田,这本来是必需的,无可非议的。不料,柯在视察后大发雷霆,借此大做文章,批评说,你们要不要吃饭了,占用了农田,天上会掉下粮食吗? 马路造得如此之宽,是典型的大少爷作风。他在市委会上反复批评,还召开全市干部大会,要市委一位副秘书长代表作公开检讨,实际上是整陈丕显。现在看来,随着经济的发展,这条公路造得很好,不是造宽了,而是造窄了。

在1962 年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 按:即七千人大会),为了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参加会议的各省市代表团,在讨论刘少奇报告时,都相继开会,由主要领导人带头检讨,可柯庆施知道毛泽东不满意刘少奇的报告,他迟迟不表态,也不肯检讨。陈丕显只好写了一个检讨稿,送给柯看。这份检讨是陈在会议期间要我起草的。讨论时,柯看到讲话稿中有一句话“我发扬民主不够”,十分恼火,故意当着陈丕显的面,狠狠地批评我:“你们这样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要发扬无产阶级民主还是什么民主?”可能在陈丕显的心中,有借这句话揭柯的疮疤的意思,但这样讲是符合实际的。柯为这一句话,指桑骂槐,训了我们半个多小时,真是霸气十足。其实这个所谓的检讨,什么也未检讨出来,连“发扬民主不够”这句话也成了犯忌的话了。

有一次,我为柯庆施起草一篇机械工业部在上海召开全国现场会上的讲话,会议是毛泽东亲自指示要开的,并指定柯在会上代表中央讲话。讲话稿我改了几遍,柯认为满意,可是,在最后一次讨论稿子时,他突然发火了,而且火气很旺,说:“马达,你看过主席批示的电报吗? 你知道开这个会是谁讲话吗? 你说,你说……”我顿时感到莫名其妙,也不知所措,他一口气批了二十来分钟,我坐立不安,浑身冒汗,等我冷静下来,把讲话稿拿过来再看一看,哦,我明白了,原来讲话稿开头,只写了他是市委第一书记,未写政治局委员,因为柯是代表中共中央讲话的,由于多次修改造成的疏忽,改正一下就是了。这时我又不禁感到好笑,好整人的人,太看重自己了,这也是身不由己,为名所累啊。

从许许多多事实来看,柯庆施完全是按毛泽东那套“左”的思想体系去思想和行动的,有些方面在全国起着带头羊的作用。柯庆施搞一言堂,爱整人,推行“左”的错误路线,在上海干部中是有议论的。不过,在中央内部体制的过分集中和缺乏监督,党内民主又很不健全的情况下,这种现象必然会产生,而且也难以自行纠正。这种“左”的错误,尽管给国家建设和人民生活带来严重危害,但这种错误不是发生在一个人身上,或者只表现在若干事情上,而是有一定的普遍性,在其他一些领导干部身上也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因而对这种错误的清算,不能只追究个人的品质和责任,而要从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上纠正错误及其影响,从改革体制和制度上去解决。

要全面评价一个人确实是不容易的,一个人的思想、工作、生活、品质,像一副多棱镜,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看清楚的。接触可以多一些了解,但也只是点点滴滴而已。有人说“上海存在两条路线的斗争,而柯庆施是错误路线的代表”,说“柯庆施在1965 年就勾结‘四人帮’”,我认为这种种说法,既缺乏事实根据,也经不起历史的检验。 [1]

女儿眼中的柯庆施

文:柯六六

来源:中外书摘

毛主席与爸爸

妈妈常对我说:“你爸爸的嘴太严。”

爸爸说话一贯谨慎,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从不议论上级、同事与部下。毛主席到上海的事,他也从不告诉家人。

友谊电影院位于中苏友好大厦北侧。我和妈妈在冷气开放的剧场的右侧边就座,神奇华丽的顶灯在进行灯光表演,忽明忽暗、忽红忽蓝、绚丽多姿。显然,是在等待重要的客人。忽然,后面的观众站了起来,接着全场观众们都起立热烈地鼓掌。

我看清与爸爸并肩步入剧场的、身材同样高大魁梧的那位重要客人是毛主席。这是在我记忆中的首次见到毛主席。从小就会唱:“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全场观众激动的气氛,也深深地感染了我。

灯光转暗,戏要开演了。秦叔叔走来说,爸爸要找我过去。我走到毛主席的座位前,在他身旁就座的爸爸见我激动地说不出话来,便微笑地说:“给毛伯伯行礼。”

我轻声说:“毛伯伯好!”并向他行礼。

毛主席慈祥地向我微笑,亲切地握住了我的手问:“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那晚演出的是什么戏,一无所知。事隔十几年后,遇到市委招待处的一位职工,他又向我提起那晚的事,说大家当时谁也不在看戏,一心只想多看看毛主席,所以连我去向毛主席问候那一小会儿功夫的事也看在眼里。

敬爱的周恩来伯伯

我初次见到周恩来伯伯是在八、九岁时。那天在上海中苏友好大厦的友谊电影院演出淮剧,我坐在周伯伯身边观看演出。

他和蔼地问我:“你能听懂扬州话吗?”

我告诉周伯伯,我从小就能听懂,因为家里的保姆就是扬州人。

周伯伯告诉我,他的家乡在江苏淮安,位于长江以北,淮剧是家乡戏,他从小就喜欢看。

由于是冬季,也由于紧张,我的手冰凉。周伯伯关切的握住我的手,问我是不是觉得冷?

周伯伯把我的手握在他温暖的手心中。

剧场休息之后,周伯伯又回到我的身边。我替他把座椅翻下,请他就坐。

周伯伯对个小女孩郑重地说“谢谢!”

我从此学会这句礼貌用语,对所有帮助过我的人,不论长幼尊卑都不忘记说这句周伯伯教我的话。

一次,爸爸在北京参加中央工作会议,妈妈带我和小妹随行。过春节时,邓妈妈请我们女士们去中南海的家中吃饭。北京饭店中南海很近,乘车不一会儿就到了。车子驶进中南海,在一座院落的门外停下来。这就是建于清朝宣统年间的西花厅。西花厅是座老式的四台院,邓妈妈站在门前正在等候我们。周伯伯家的客厅不大,木结构的窗前摆着一套沙发,立式灯的灯罩上挂着一长串彩色的纸鹤。邓妈妈告诉初次见到纸鹤的我:“这是日本友人送给周伯伯的。日本有用纸鹤祝福的民俗。”

周伯伯回家了,他说不能陪我们吃饭,一会儿还要宴请外宾。他坐在沙发上稍事休息,我把刚用糖纸折成的小扇子、跳舞的小娃娃、长颈鹿等拿给他看。周伯伯小心翼翼地接过来,将这些小东西在茶几上摆成一排,然后边看边微笑地点点头:“不错,物尽其用,把原本要丢掉的东西做成了工艺品。”

邓妈妈的家宴是四菜一汤,我最爱吃的是玉米面做的小窝头。饭后邓妈妈带我们参观周伯伯的办公室。书柜里的两张黑白老照片使我驻足。一张是邓妈妈搂着毛泽东主席的女儿李讷的合影,两位都是一脸甜美的微笑。一张是周伯伯与邓妈妈早年的合影,照片中的他们很年轻很英俊,在草地上相拥而左,幸福的神情令人羡慕,令人感动。邓妈妈见我久久地注视这张洋溢着美妙青春气息的照片,笑着说:“这张照片太解放了!”

邓妈妈送我一本莫斯科风光摄影集,说:“听说你喜欢摄影。“”我那时正拜上海的摄影师徐大刚为师,学习冲洗放大照片。邓妈妈待人周到又细心!

妈妈从来不参加爸爸的外事活动。有些外宾不禁询问:“柯市长有没有夫人?”不出头露面,是妈妈一贯的作风。直到1963年1月,周伯伯亲自做妈妈的工作,要求她以上海市长夫人的身份,参加对锡兰总理西丽玛沃班达拉奈克夫人的国宾接待工作。从此,妈妈开始陪同爸爸接待来沪的外宾,大多是党宾,一般不公开报道这些外宾的来访,如印尼***代表团。妈妈对她参加外事话动,只有一个要求:不要在报纸上刊登她的名字。这个要求得到周伯伯的批准。

60年代初,爸爸的身体不大好以后,妈妈有时陪同他去外地开会或视察工作。因我是家中长女,虽然年少,蚂妈还是把管理家庭财务的事情交给了我。我也就学着妈妈的样子当起家来。比如,每晚跟炊事员叔叔商量明天买些什么菜,每周结算伙食账等等。爸爸妈妈出差回来,发现妈妈交给我过日子的钱不仅没有超支,还有节余。周伯伯到上海听说之后,高兴地表扬我年纪不大就学会当家过日子了。

爸爸很敬重周伯伯。

1963年5月12口,爸爸正在杭州参加毛主席召集的会议,周伯伯要来上海听取有关方面对万吨货轮“跃进号”在外海沉没的调查汇报。那天有浓雾,飞行条件很差。爸爸闻讯立刻动身,命令司机郝俊,一定要在总理的飞机落地之前赶到上海龙华机场,他要守候专机平安落地。

郝俊回忆:“首长向来不喜欢开快车,但是那天我的车速很快。开到后来,连警卫车都被我甩在了后面,不见踪影。当车子开到上海龙华机场门前时,总理的专机正从我们的头顶上方飞过。那天,我开创了从杭州到上海最短时间的行驶记录。”

爸爸常年抱病工作,1964年3月底住进上海华东医院,医生确诊他患肺癌,需要手术。

日理万机的周伯伯亲自坐镇上海,对爸爸的治疗工作做出了缜密的安排。他到华东医院一楼西病房看望爸爸,转达党批准进行手术治疗的决定;他指示中央卫生部组织国内最优外科专家、麻醉师、外科护理人员,汇集上海华东医院参与治疗工作;他多次参加医生们的会诊,讨论制定最佳的手术方案及万一发生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争取万无一失。

长期在周伯伯身边工作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1964总理为了柯老动手术的事,在上海参加过多次医生会诊会,研究了好长时间。我站在门外听着,到现在还记得他们说癌细胞分几种形态,柯老肺部的癌变属于比较好治的一种。总理在上海开会,听汇报,亲自安排给柯老动手术的工作……对柯老的手术方案,总理研究得很细很细。”

上海市公安局警卫处的李建民回忆:“1964年4月17日上午10时,周恩来总理由长沙飞抵上海。当时柯老因病住院,总理为了柯老的病而专程来沪。总理一下飞机,就一直在谈有关柯老的病情,在车上谈,下了车也谈。总理去医院看望柯老,参加了医生们的会诊,当天下午3时10分飞回北京向主席汇报。1964年4月19日下午3时10分,周总理再次由北京抵上海。”下面是李建民于1964年4月21日写的日记:

周总理在1964年4月19日深夜零点,让成元功把我叫去,亲手给我一封信让我送交给钱信忠部长,限20日晨6时正送到。当时钱部长住在衡山宾馆,我于20日晨5时前,将信交到钱部长手中并转达总理的话,问钱部长:“还有什么要求?”钱部长说,“一切按总理的指示办,已经安排好,我现在马上去医院”,让我回去转告总理,请总理放心。我回来后向总理作了汇报,总理很高兴 。(注:信中询问为柯使用的麻醉药的安全性。)

4月20晨9点,总理到达华东医院,在一楼东部等候柯老开刀的情况报告。3个小时的手术很顺利。戴辉副院长和护士朱英将手术中开出的东西拿到一楼东部来,给总理看过。下午1时45分,总理到文化广场对华东工作会议作了指示。晚上又去华东医院看望手术后的柯老,从医院出来,再去柯老的家中看望柯老夫人于文兰同志。

目睹周伯伯认真负责、周到细致的工作作风,和他对同志至深的情意,医疗小组成员无不为之深深感动,深受教育,永远难忘。

周伯伯在爸爸手术后第一天才离开上海;他在飞机上说,要把柯老的病治得特别好!他天天都打电话来询问爸爸的病情。

5月19 日,爸爸住院期间,周伯伯因外事工作又来到上海,去医院探望爸爸。我当时和妈妈一起在医院里陪爸爸。当周伯伯和陈毅伯伯出现在病房门口时,爸爸十分高兴,要从躺椅上起身迎接,周伯伯忙上前紧握住他的手,不让他起身。

周伯伯微笑地说:“柯老,看来你恢复得不错。”

他详细向妈妈询问爸爸的身体情况之后又对爸爸说:“我临来时,小超大姐要我问你好。”

1964年7月12日.周伯伯在访问缅甸后回国的途中,在空中临时决定,飞机不到北京而是转飞上海落地,带着几箱热带水果,前来看望已出院疗养的爸爸。

在周伯伯细致周到的安排下,1964年7月15日,爸爸在卫生部长钱信忠的陪同下离开上海赴北戴河海滨疗养。

1964年9 、10月间,爸爸住在北京,周伯伯曾多次前往爸爸住的钓鱼台国宾馆、万寿路六所去看望爸爸,与他商讨有关原子弹爆炸等工作。10月6日晚,周伯伯到万寿路六所一号楼爸爸的住处,亲自接他一同去人民大会堂,观看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演出。

爸爸对周伯伯崇高无私的品德和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十分敬仰;爸爸说:“周总理严于律己,以身作则的精神是我们的楷模。”

以柯代周无中生有

周伯伯对爸爸的关怀,表达了他对革命同志火热的感情。这无比珍贵的同志间友情不是任何人都能够体会、理解与获得的。这种友情也不是什么人能够随意诋毁的,这种深厚真挚如同亲人般的友情,只能在共同经历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与工作之中,建立起来。周伯伯十分关心上海的工作,给予中共上海市委以巨大的支持与帮助。

1956年至1973年担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秘书的周家鼎回忆:“柯老对中央工作的支持是全力以赴的,他的水平是很高的,眼光很开阔,对中央的意图领会得很透。那时,讲综合国力主要是在上海。在上海研制火箭、导弹,我知道上海在发展我国的国防工业和尖端技术等等工作,是全力以赴的。

总理很关心上海,经常去上海。柯老到北京开会时,就到总理这儿来 我跟柯老接触,觉得他老人家很风趣,很乐观,爱讲笑话。

“50年代中期,中央一些同志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上有些不同的看法。主要是周总理和陈云同志根据国力主张建设发展的速度要放慢,毛主席则主张要快一些。柯老根据上海当时工业发展的实际情况,提出要快一些。这在当时,是对制定社会主义建设政策上的两种看法,不能说是谁反对谁。

“1965年4月,柯老在四川成都生病,得的是胰腺炎。这种病很危险,总理很着急,毛主席和中央都很关心,总理立刻把北京的专家派去给柯老治病,由保健局长黄树则带队。柯老去世,中央感到损失很大。”

1958年4月20日,周伯伯在河南省直属机关党员干部会议上说: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就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可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搞多点、好点、省一点;一种是搞慢一点、差一点,就看你的条件和方针。

原任爸爸的政治秘书的蒋文杰回忆:“1958年5月,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柯老原来的发言稿是在上海起草的,准备批判经济建设里的‘少慢差费’,柯老一到北京之后,就决定不要在上海写好的稿子,从江苏代表团找了俞铭璜,另外起草发言稿《劳动人民一定要做文化的主人》。

“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说过,反冒进的问题不要再提了。但是八大二次会议开始后,讨伐反冒进的势头越来越大。在小组讨论时,有人说反冒进的错误主要来自中央。还有人把反冒进同‘右派猖狂进攻’联系起来,要求加以清算。

“政治温度升高后,人们都在等待柯庆施的发言,有人估计柯会出一记重拳。在这个会议上,周恩来等检讨了在经济工作上的反冒进,还有10多个省专讲反右,柯庆施没有讲,他坚持不谈经济,因为讲到经济,就回避不了反冒进。既不讲反右,又不讲经济,还能讲什么呢?柯想了很久很久结论是讲文化。中央办公厅常有电话来,催送柯老的发言稿去付印。人们意料不到的是,柯老在发言中谈的是劳动人民如何做文化主人的问题。柯老的发言避开了反冒进的问题,不接触反冒进的问题,就不会碰到周总理。柯老从来不反周总理。在政治风浪的面前,你们要看到柯老非常冷静的一面。柯老就是这样一位在政治高温中保持冷静的人。”

有一种说法:在1958年1月毛泽东召开的南宁会议上,大有以柯代周当总理之势。

长期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汪东兴回忆:“我没有听说过要柯老代替周总理当国务院总理的说法。”

参加南宁会议的李锐(原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1999年12月8日在北京说(由王元元转述):“在南宁会议上,未看到有关‘以柯代周当总理’的文字记录;在会外,未听到有关的说法。”

周伯伯在1958年6月9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提出是否合适再任国务院总理的问题。

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彭德怀贺龙罗荣桓陈毅李先念陈伯达叶剑英黄克诚等出席。

邓小平总书记将他拟的会议记录报送毛主席:“会议认为周恩来‘应该继续担任现任的工作,没有必要加以改变’。”

南宁会议上, 毛主席称赞爸爸在1957年12月20日召开的中共上海一届二次党代会上,代表中共上海市委所作的总结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毛主席说:“上海有一百万无产阶级,又是资产阶级最集中的地方,工业总产值占全国五分之一。资本主义从上海产生,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力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

这篇文章报告的是上海面临的问题和今后的工作。

爸爸在报告中说:“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同志作了《世界形势和整风任务》的政治报告,使我们对形势、对全局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们做各种工作都要看一看全局。”“懂得了全局,才能心中有数,不致迷失方向。”

爸爸提出,上海今后的工作是大力发展工业生产:“有计划有步骤地对上海工业实行技术上、组织上的政造,一方面要把原有企业的优点(因陋就简,协作灵活等)保持下来,一方面又要逐步采用新技术,合理调整组织,使上海成为化学工业、精密机械、仪表、电讯器材、小型钢材、船舶修造、轻纺工业高级产品、各种文化用品和文化精制品等现代化工业基地。”“加强对基本建设的领导,调动一切力量,争取按时完成和提早投入生产。必须根据勤俭建国的方针,反对浪费.保证工程质量。”

关于上海市委制定的“充分利用,合理发展”八字方针,爸爸说:“一方面反对忽视上海这个工业基地的作用,不注意利用这个基地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思想;另一方面也反对不顾全国的统筹安排和当地的具体条件,盲日大发展的思想。事实证明,这个方针,给上海的工作带来了朝气,推动了各个方面的工作蓬勃地开展起来。”他引用毛主席的话:“任何人不可以无根据地胡思乱想,不可以超越客观情况所许可的条件去计划自己的行动,不要勉强去做那些实在做不到的事情。”

为了加速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他再次强调:“要调动一切力量,组织生产建设高潮和学习文化技术的高潮。”他要求干部挤出时间加强学习:“振作精神,下苦功,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政治,学习科学文化,学习业务。”“扩大眼界,开拓胸襟。”

他提出,要改革现有的管理制度和工作方法:“要从组织上保证干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发挥。随着建设事业的大踏步跃进,应该下放的权力,必须坚决下放,以便广大干部得以大胆、主动地进行工作。某些现在看来应该修改或废除的管理制度,必须坚决改变。”“今后除了按照中央指示继续从工人、农民中的优秀分子中选拔干部外,同样应当从经过生产锻炼的、同劳动群众有密切联系的知识分子中选拔干部。”

关于反右,他说:“某些单位经过实事求是的全面分析后,如果确实没有发现右派分子,那就不要去进行反右斗争。”

关于整顿党的作风,他说:“群众的批评,千条万条,总起来说是要我们改掉我们在工作上、组织上、作风上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坏现象。”“我们的党,一不怕帝国主义,二不怕国内外反动势力,三不怕向自然作战中的艰难困苦,就是怕脱离群众。”

他要求领导干部们:“遇事多同群众商量,多动脑筋,多动手,亲自下去检查总结工作。”“不要把什么事都交给秘书代劳,不要只靠第三手、第四手不可靠的材料过日子。”“市委认为,应当首先规定每个领导干部,包括市委领导同志,每年应有4个月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联系实际,直接帮助下级,取得经验。”“必须建立一个经常同基层联系的制度,经常了解他们的情况,研究他们的工作。在他们有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想办法去解决。” “最重要的是,使我们的干部经过参加体力劳动锻炼,具有完全的劳动观点和群众观点,造成一支对劳动人民无限忠诚的能够经受风险的干部。”

在地方的党的代表大会上作总结报告,不是一件个人行为。这个报告经过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讨论。送给胡乔木、田家英同志看过。胡乔木就阶级矛盾问题,加进一大段内容。他们看过后送给毛丰席。毛主席修改之后,要《人民日报》加编者按,于1958年1月25日全文转载。据王力回忆:“柯庆施报告的第一部分说:‘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毛泽东在这一段活后面加。写了‘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一句。”

以爸爸为首的中共上海市委,以高起点制定上海工业的发展规划:“能够生产高级、精密、尖端产品的一个强大的综合性的工业基地.”在全体海人民和各级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问,上海就完成了从以轻纺工业为主的工业城市到门类齐全、综合配套的工业基地和科学基地的历史性跨越,工业产值翻了一番。

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上海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是满意的,对中共上海市委在爸爸的领导下的工作是肯定的。

1965年1月4日,爸爸在全国三届一次人代会上,当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

1965年4月9日,爸爸在成都视察三线工作,因病不幸去世。

党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北京为爸爸举行追悼会。妈妈率4个子女,护送爸爸的骨灰乘专机到达北京。

周伯伯非常关心妈妈的身体。首都各界人士及外国驻华使节5万多人前去灵堂吊唁,负责爸爸悼念仪式的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一次都没有安排妈妈去守灵,只安排我和大妹妹两个年龄大一些的孩子,前往设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大殿的爸爸的灵堂守灵。

邓妈妈向我们转达周伯伯的话:“党中央、国务院为柯老举行了我党有史以来最为隆重的追悼仪式。”

2001年1月28日,原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副主任顾训方回忆:“柯老去世后,一次周总理到上海来,在参观上海工业展览会时,他对我们怀念地说:‘现在,缺少像柯老这样一位能够把华东的工作统抓起来的人。’ 周总理还嘱咐我们:柯老是患胰腺炎去世的,你们上海要研究医治胰腺炎的课题。”

我们4个孩子是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关怀与帮助下成长的。爸爸去世后,组织上每月发给4个孩子生活费,直到后来妈妈写信给党中央,说孩子们都已长大成人,主动要求取消了这笔生活赞。

1966年初,周伯伯来上海,专程到康平路家中看望妈妈和我们。他关心妈妈的身体;他记得我们4个孩子的名字。一个一个地询问学习与生活情况。周伯伯如同我们慈爱的父辈。

1976年1月8日,敬爱的周伯伯与世长辞;我随妈妈去向他作最后的告别,望着那熟悉、宁静、瘦削的面庞.我泪如泉涌。

为国为民做出丰功伟绩的周伯伯啊,您专门利人而毫无利己之念,您身穿旧衣家居旧房;您公务繁忙,时常无暇吃饭,连一夜的安稳觉都无暇获得;身后将骨灰都回归大自然。您一身浩然正气.将个人的一切乃至生命都融入党和人民的事业之中,您的高尚和您的宽广博大是中华民族精神家园中极其珍贵而坚实的支柱,您在人民心中永存!

有很长一段时间,每当我看见《参考消息》刊登的各国人民怀念周伯伯的文章,就止不住泪水。

工人新村的家

1959年春节前,爸爸从北京开会回来,他十分满意地走进了我们的第六个家,上海南部近郊的东庙工人新村。东庙一村早已住满工人住户。我们住在东庙二村一幢三层楼房,一层住的是警卫员秦尚荷和司机郝俊两家人,秘书陈文一家住在三层。我们家在二层,房间都不大,会客室里摆不进沙发,但爸爸就是喜欢这样的家。

时任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党委书记的史坚叔叔来看望爸爸,他问:“柯老,你为什么要搬到工人新村来住?有人有意见的。”

爸爸说:“你不知道上海是什么地方。党员干部的作风,不抓不行。”

东庙一村与二村之间,未筑高墙,未设门房,工人们都知道邻居是市委书记们。难得一个星期天,爸爸兴致勃勃地走出家门,工人新村里的沙土路尚未平整,新栽的小树苗嫩生生的。他一手牵着一个孩子,在春光明媚的工人新村里轻松漫步。工人们的家庭近在咫尺,一扇扇窗户敞开,传出孩子们的欢笑声;收音机里播放的沪剧,唱腔悠扬动听。下班回家的工人与市委书记

相遇,互相致意,邻里之间暖融融的。爸爸有时带全家人走出工人新村,马路对面就是一片接一片的农田。到了5月,金黄色的油菜花一眼望不到边,在阳光下闪耀着欢乐的光芒,传送着丰收的讯息。

孩子们也喜欢东庙工人新村的家:这里的邻居多,小伙伴也多,可以开心地在院子里追跑打闹;这里没有高墙的限制,没有门卫的盘查;一出门就是公共汽车的终点站,上车就有座位。经常有孩子来找我们玩儿,家中总是热热闹闹的。

工人新村有家小商店,妈妈常常带我们去买东西。这家商店真好,不像淮海路上的商店人挤人。三八妇女节的那天,我和五四商量要送妈妈礼物。没钱买怎么办?只好向妈妈“借”。女售货员热心地推荐那些印着可爱的小娃娃的儿童手绢,我说这是送给妈妈的,售货员更加和蔼可亲。花了两角五分钱,神秘地买下一条天蓝色提花女式手绢。用一张花纸精心地将手绢包好,工整地写下:“祝亲爱的妈妈节日愉快!”将这份礼物兴奋而隆重地献给了妈妈。

我们的家庭温馨、和睦、融洽。

妈妈总是无微不至地照顾着爸爸的生活。午休时,爸爸安心地睡着了,因为有妈妈替他掌握时间。快到上班时,妈妈就会轻轻地倒杯开水或走上几步,用这些精心设计出来的些许动静,把爸爸从疲乏的睡梦中慢慢唤醒。猛然地被吵醒,容易产生心慌。夏天的中午,妈妈就派我们用竹杆驱赶窗外树枝上吵闹不休的知了,让爸爸能静静地休息一会儿。

爸爸常说:“家常便饭最可口。”为了让爸爸吃到可口的饭菜,妈妈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能将平平常常的豆腐、青菜做得有滋有味。有时爸爸工作到深夜,妈妈就为爸爸和他的同事们下碗热呼呼的面条。

每年爸爸过生日,妈妈不顾自己有风湿性心脏病不能劳累,亲自去厨房为爸爸做他最爱吃的北京风味打卤面。先要做拉面,这是个细巧活,又是个力气活,面要和的硬一些,要用力地揉面团,直到十分滋润;要用力地反复在面板上抻拉面条,直到被拉的很长却不断。这种做法抻出的面条吃起来既筋道又滑爽。煮熟一块有肥有瘦的猪肉,切成薄片加上冬菇、木耳、黄花菜用小火熬成浓汤。临出锅时再勾芡打入蛋花、淋入花椒油,香喷喷的卤子就做好了。妈妈坐在爸爸的身边,看着他用筷子挑起长长的面条,吃得津津有味,她笑了。

孩子们过生日也吃打卤面。爸爸会微笑着对小寿星说:“你今天长尾巴了!”家乡的习俗,孩子长一岁就叫“长尾巴”。

妈妈从不会忘记给全家每一个人过生日,唯独记不起她自己的生日。有一次,爸爸乘车下班路过花店,忽然想起今天是妈妈的生日。他想买一束鲜花为她庆贺,一摸衣袋内分文皆无,只有妈妈为他准备的手绢、香烟盒与火柴。爸爸从来就身无分文,连人民币都认不全。爸爸一回到家就说起了这件事,我们一听都乐了。但我想,妈妈一定收到了这束美丽芬芳的鲜花。那天晚上,家里洋溢着节日的欢乐气氛。

我第一次见到爸爸送给妈妈的礼物,是爸爸出差时,买的一条有着两千年悠久历史的四川蜀锦丝织被面,墨绿的底色衬托着银色的团花,高雅大方。

康平路的家

爸爸在上海工作十年,经常搬家。除了工作等方面的原因之外,主要由于爸爸不喜欢独门独院的花园洋房,他认为国家尚处在一穷二白的经济条件下,住这种房子脱离群众,心中很不踏实。

住在工人新村虽然很合爸爸的心意,但作为市委办公厅存在不便之处。我们又要搬家了。

1959年冬天,妈妈与上海市公安局黄赤波局长等同志一起寻找房屋,她选中康平路165号的爱棠公寓。我们在这里一住就是二十多年,自从1960年初,我们家搬到康平路之后就再也没有搬过家,直到1983年12月底,我们随妈妈离开寒风刺骨的上海,搬到室内温暖如春的北京定居。

爱棠公寓在1940年代,是法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公寓。我们搬进来以后,这里成为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的集体宿舍和市委办公厅。

爸爸非常满意这个家:住房面积不大,上下班不用坐车,与同事们互为邻居。

朴素无华、占地不大的三层办公楼在北院。走进办公楼是处小巧的前厅,地面铺着墨绿与紫红色双色相间的方形草垫。楼上的过道也铺着同样的草垫,走上去的感觉虽然远不如羊毛地毯,但同样可以消除脚步声,保持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处办公机关的宁静与庄重。

爸爸的办公室在二楼东侧,摆放一张办公桌和一套沙发,墙上挂着中国地图。办公桌上立着一盏式样平常的台灯,井井有条地摆放着文件、老花镜、茶杯和烟灰缸。爸爸习惯整洁、有条有理。

走进家门,有屋三间,面积基本相同,约十多平米。当中一间是餐厅,有一张圆餐桌、靠墙有一台苏联外宾送的黑白电视机和一架租借的立式钢琴。爸爸和妈妈带着四个年纪尚小的孩子,六口之家围桌而坐不显拥挤。

我们家楼下三间屋的另外两间,最里面是客厅。靠近大门的那间是“多功能厅”。说“厅”太夸张,“多功能”,就很确切。屋内窗前摆着一张双人写字台,是工作人员的值班室。爸爸的秘书、卫士、司机,只要听到爸爸的召唤,一律有力而利索地回答:“有!”始终保持着军人的作风。

这间房又是爸爸的会客室。下班后,一些中央来的同志或本市的局长、部长们找爸爸谈工作,分别坐在双人写字台的两边,爸爸与来客一人一杯茶、一支烟,面对面倾心交谈。

这间房还是爸爸的休息室。晚上难得闲暇,爸爸坐在写字台前玩几把扑克牌。他的牌局有固定的人选,他与司机郝俊打对家,秘书陈文与警卫秦尚荷打对家。人手不够时,固定的替补队员是同院住的市委办公厅的副主任苏超或方扬。孩子们可以站在一旁观战,但是要严守观牌不语的原则,更不能做小动作。爸爸最容不得的事情是不光明正大,背后做小动作,他称之为:搞鬼!

值班室写字台上有黑、红两部电话机,党中央、华东六省和上海市都通过这两部电话,同爸爸时刻保持联系。

1960年代初,台湾经常派遣小股军队进犯华东沿海地区,造成伤亡,破坏当地人民的和平生活。陈文叔叔晚上在这里接到了有关方面的电话汇报,立刻向爸爸报告。我听到之后,一种危机感油然而生,也许这是原因之一,无忧无虑的少年时代结束得比较早。

有时,孩子们陪着爸爸在康平路大院里走走。康平路的院子,被市委行政处管理科花园班的师傅们,打扫修整得既干净又美丽。从龙华苗圃调来的蒋思远师傅心灵手巧,人又勤快,使得院子里的草坪青葱,花儿盛开,树木枝繁叶茂。

办公楼北侧,有一块绿绒绒的草坪,被孩子们称作前花园。由于靠近办公区,全院几十名孩子们从不到这里来喧哗。

放学回家,一走进康平路的大门,若发现在通向办公楼的道路两旁摆放着一盆盆盛开的鲜花,办公楼大门两侧也有美丽的盆花,我就知道爸爸要在小礼堂会见外宾或内宾。

在我们家的门外也有一块草坪,孩子们习惯称作后花园。后花园里有棵高大的玉兰树,草坪四周围种着常绿植物。花园里的鲜花四季开放:春天盛开嫩黄色的迎春花,初夏盛开洁白喷香的栀子花,秋天盛开随风送香的桂花,冬天盛开怡人清香的腊梅花。白天后花园里静悄悄,下午放学之后就成为孩子们的乐园。小学生们有的连书包都来不及送回家,就跑进草坪和小伙伴们追跑起来。后花园里,甜美的欢笑声直上云霄。

爸爸常说:“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我们一定要使自己心里没有什么个人得失,没有自己小天地的得失,只有整个革命的利益,党的利益,国家的利益,人民的利益。”

他坚决反对党员干部脱离人民群众,坚决反对以权谋私。他以身作则,从一点一滴做起,去外地、去基层视察工作,坚决不允许设宴招待他;下乡蹲点,坚决不接受生活照顾;没有人敢给他送礼;他召开家庭会议,减少按照规定为他配备的工作人员。几年中,家里没有炊事员。直到他去世,家里没有公务员。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为了早日渡过难关,毛主席带头减少自己的工资,爸爸也减少自己的工资,直到他去世也没有恢复。

妈妈完全理解和支持爸爸。妈妈的行政级别和工资水平,自从50年代初国家实行薪金制时给她定下行政级别后,始终没有变动过。直到80年代初,国家制定干部离休制她办理离休手续。因为每到妈妈工作的上海市委办公厅的干部们要晋级加工资时,爸爸总会同妈妈商量:“你还是再把提级的机会让给其他人,好吗?”1980年,妈妈的心脏病情加重,心动过速,心率不齐,出现了“房颤”,住进上海市华东医院北楼(原上海市公费医院)内科普通病房。一间病房内住着近十位来自工厂农村的病人,与妈妈邻床的是一位来自江西的女工。这位女工三十多岁,身患重病,她的丈夫日夜守候在病床前。妈妈见他一天三顿饭都不舍得买菜,只吃干馒头,就把自己那份饭菜先给他盛出一半。

爸爸以前能喝点酒。1954年到上海后,他心脏不大好,就很少喝酒了。宴请外宾时,服务人员专门为他准备一瓶白开水,以水代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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