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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可胜

林可胜(18971969),出生于新加坡的豪门望族,中国近代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还是一位有趣味的多才多艺的人。林可胜对中国的贡献超出科学范围。抗战时期,林可胜领导医疗系统投身救国事业。日军进攻上海时,林可胜领导红十字医疗队参与救援。1942年至1944年随中国远征军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军医总监。战况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多次得到中、英、美政府的嘉奖授勋,甚至罗斯福总统的最高嘉奖。抗战胜利后,林可胜在南京组建国防医学院,1948年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1948年,蒋介石任命林可胜为卫生部部长,他坚辞不受。1949年,林可胜移居美国继续从事医学研究,1955年正式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晚年到牙买加与其子詹姆斯林一起居住,直至1969年病故。 [1]

新加坡华侨林可胜,是我国现代生理学的奠基人,也是蜚声国际的生理学家,在消化生理学与痛觉生理学两个领域都成就卓越。他又是一位赤诚的爱国主义者,在中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中,他舍弃优越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毅然决然地与祖国同胞一起共赴国难,组织战地救护队,创建救护总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做出了极其可贵的贡献。

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前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先生之长子,林文庆亦是当时有名之政治家、教育家。

1919年毕业于英国爱丁堡大学医学院。

1925年回到中国,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学系教授和系主任,他是协和第一位华人系主任。

1926年与吴宪等发起创立中国生理学会,为首任会长。

1927年发起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担任主编。

1942年当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947年抗战结束后,将各军事医学院校及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改组为国防医学院,担任院长。同时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8年兼任中华民国卫生部部长。

1949年赴美,先至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分校担任教授。

1956年为美国科学院院士。

1969年7月8日卒于牙买加之金斯敦。

林可胜,1897年10月15日生于新加坡,祖籍福建省海澄县(今龙海市)。父亲是新加坡著名医生、社会活动家林文庆,母亲黄端琼是著名同盟会员黄乃裳之女;姨父伍连德是国际上声誉卓著的防疫专家,本世纪初,由于扑灭震惊世界的我国东北瘟疫而成为世界防疫科学的权威。林可胜的弟弟林炳添,毕业于香港大学医科,又留学美国。林可胜的侄儿林国安英女皇奖学金,留学英国,获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林文庆一门三林,一家三代都在医学上有杰出成就,在新加坡传为佳话。林可胜之妻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张静江的小女儿张茜英。

林可胜8岁就被送往英国爱丁堡上学,中学毕业后考进爱丁堡大学,专攻医科。临毕业前,适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林可胜应征服兵役,被分配在英国南部朴茨茅斯附近的军医院当外科助理。4年紧张的战地医护工作,对他后来在祖国创办救护总站,无疑是很有裨益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林可胜复学。1919年以优异的成绩连续获得医学内科和医学外科学士的学位,并留校当生理学讲师。1920年与1924年,又先后获得哲学博士与科学博士的学位。1923年,以美国罗氏基金会 (Rockefeller Foundation)研究员(fellowship)衔,在芝加哥大学生理系从A J Carlson 教授研究胃肠生理学一年。

1925年秋,林可胜回到了祖国,担任北平协和医学院生理科客座教授兼系主任,1927年升教授,为协和医学院第一个华人教授,其时年仅30岁。林可胜在协和任教一直到抗日战争爆发。这十几年间,他刻苦钻研、锐意创新,在科研、教学、培养人才等方面都有突出成绩,使我国的生理学研究达到世界水平,协和成为中国生理学研究的中心。在林可胜领导的生理科长期工作的生理学家有倪章祺(1924-1932,讲师);侯祥川(1925-1931,讲师);德裔犹太人倪哲尔(1924-1932,副教授);沈隽淇(1926-1938,副教授);张锡钧(1927-1942,副教授);柳安昌 (1928-1935,讲师);林树模(1930-1937,助教授)及冯德培(1934-1942,副教授)。在1935年至1937年间,林可胜还是协和医学院三人领导小组成员,执行院长职务。

林可胜1926年春同吴宪等16人创建了“中国生理学会”,任第一届会长。第二年,林可胜又创办《中国生理学杂志》并任主编。中国生理学会的成立和《中国生理学杂志》的创办,为促进学术交流、推动我国生理学的发展和培养这方面的科学人才,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林可胜主编《中国生理学杂志》时,对每篇论文都认真审查,严格要求,亲手一再修改,直到完全满意时才公开发表。这对树立严谨的写作态度,培养严格的科学作风起了示范的作用。这个刊物很快获得国际生理学界的称道,成为我国具有国际水平的少数科学刊物之一。

在教学上,林可胜既严肃认真,又循循善诱,不拘一格,讲课生动活泼,深入浅出,引人入胜。他能用双手同时在黑板上画图,又快又好,使学生们钦佩。他非常重视实验课和技术训练。当他的研究生,头3个月必须先在工具房学习各种简单实验工具的制作技术,他把这当作一项基本功。所以他培养的学生,实验操作的能力都很强,这对以后的研究助益匪浅。他在协和工作的12年中,不但培养了大批医学生,还培养了许多青年生理学工作者,包括青年教师和进修生,如冯德培、卢致德、柳安昌、徐丰彦沈其震、贾国藩、易见龙李茂之王世浚、沈诗章、徐庆祥、陈梅伯、黄仁若、李落英、汪昆仁、李宗汉、谢维铭、孟昭威、吕运明、王志均等及少数德国、日本的留学生。他的学术影响也被传播到我国许多医学院校、综合性大学生物系以及一些研究机构。

林可胜开创性的研究引起同行的高度重视,早在20-30年代,他因发现“肠抑胃素”而著称于国际医学界。1952年-1967年在迈尔斯实验所,对于疼痛及止痛机制作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世界各地不少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聘请他为成员。1928年至1930年,林可胜被选为中华医学会会长。1942年被选为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1955因成为美国公民改为院士)。1948当选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1961年香港大学授予他科学博士名誉学位

林可胜在科研上之所以能取得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绝不是偶然的,这与他为科学而献身的精神和多年一贯的顽强钻研是分不开的。为了研究阿斯匹林的镇痛作用,他先把缓激肽注入自己的动脉血管中,使身体产生剧烈的疼痛,然后再用阿斯匹林来镇痛。从实验记录影片中,人们看到他痛苦扭动的情景。实际上,林可胜在自己身上做实验绝非仅此一项,著名的组织胺刺激胃分泌的实验,就是在他自己身上做的。在协和做研究实验,常从早到晚,非常紧张,午饭只能在实验室里吃,他常常派人到附近的东来顺饭庄买大饼、酱牛肉和咸菜,同大家一起边吃边做实验。他的家离协和很近,而且条件很好,但是他总是说服自己的英国夫人,以便留在实验室里和大家一起啃大饼。仅从这点即可以看出他锲而不舍、刻苦钻研的精神,也反映出他平易近人的一贯作风。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声震撼着北平,林可胜毅然奔赴抗日的最前线。为了免去后顾之忧,他携子女去新加坡,将孩子安顿后即只身回到武汉,组织中国红十字总会救护队,为祖国的抗战贡献自己的力量。随着战争的发展,鉴于战争的持久性和医护人员的紧缺,他在贵阳图云关创设救护总站,除办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训练示范病房以培养战地医护人员外,还附设药品及医疗器械制造厂。当时的卫生人员训练所,实际上集中了医学各方面,包括基础医学在内的专门人才,如荣独山、容启荣张先林周寿恺、汪凯熙等协和毕业生,其规模之大,人才之众,远远超过国内任何一所医学院,这说明林可胜具有相当的号召力和组织领导才能。由于他的国际声望,救护总站得到国际进步团体、个人以及爱国华侨的广泛支持。总站始终得到宋庆龄领导的保卫中国同盟的大力支援和帮助。“同盟”曾派德国友好人士王安娜与救护总站保持联系,经常对红十字会的工作和伤病员及难民情况作出书面报告,及时对外报道宣传,从而募到大量的捐款和医药物品。救护总站先后派遣了一百多个救护队分赴各战区,并在五个战区设立分站。抗战初期,前线由于缺医少药,伤兵得不到及时的医护,往往轻伤转重,重伤致死,造成不应有的伤残与死亡,严重影响了士气和战斗力。正如保卫中国同盟的代表1938年夏天视察南昌附近的伤兵收容所时所描述的:“那里活像一幅地狱图。那些军服上血迹斑斑的伤兵,被炸弹炸掉了手脚,身体半裸着,被收容在几个临时搭成的脏房子里,挤得满满的。医师告诉我说:头部和腹部中弹,便没有什么希望了。即使是轻伤,在医院生疽死去的也不少。”自救护总站在前线设立战地医院后,情况大有改进,伤兵运到后,及时加以医治,轻伤者医至痊愈即重返战场,重伤员则经过紧急处置后,转移到后方医院。

1938年10月长沙大火后,大批伤病员涌向后方,由于卫生条件差,大多数官兵患有皮肤病,痛苦不堪。当时林可胜正移驻湖南祁阳,他把大汽油桶改装成锅炉,设置成简易灭虱治疥站,在56个后方医院进行灭虱、治疥,并给予特别营养,疗效显著,深受广大官兵的欢迎。

1940年夏,林可胜亲自率领医师深入到各战区考察军医设施。当时有许多地区不通公路,全靠步行。盛夏烈日下,他时常光着上身,头包白布,走在前头。每天午饭后,他就在小村的长凳上躺着歇息。他训练自己该睡就睡,要醒即醒,始终保持充沛的精力。他们行走了70天,回贵阳后就拟定一个“水与污物管制计划”,主要是针对水致传染病与肠胃病的预防,先在长沙前线试行,后也推广到各战区,从而减少了军队的传染病。这对改善广大官兵的健康状况,增强部队的战斗力,起着积极的作用。他认为,部队驻扎乡村,不仅部队本身的环境卫生要搞好,还要训练部队改善乡村的环境卫生,将来胜利后,大批士兵复员回到自己的家乡,便可把农村的卫生搞好。这样,现在的工作即可为将来建国时期的公共卫生打好基础。这一颇有远见的计划,也体现他的拳拳爱国之心。他怀着对抗战官兵的深挚感情,在医疗上总是精益求精。平时办公,他对报销单据之类,连看也不看就批上“OK”,交出纳去办;而对医疗报告,则总是认真审阅,从不放过。有一年圣诞节的傍晚,从前线转来一大批伤兵,救护总站的工作人员因时间已晚,推说病房已满,不予收容。伤兵们只好瑟缩地躺在训练医院门口。时近半夜,林可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下山视察,当场大发脾气,命令立即停止欢庆圣诞的晚会,全体医护及事务人员紧急集合,打开训练示范病房,安置好全部伤兵,并煮粥给他们吃,一直忙到第二天黎明。林可胜的工作作风及作为一个医务人员救死扶伤的责任感,由此可见一斑。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于1940年率领南洋华侨慰劳团回国慰问,对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现象颇多非议,唯独对林可胜专心任职及其“努力之精神”极其赞许,并主动应承逐月由南侨总会捐助1万元给救护总站。

1942年至1944年,林可胜奉命随中国远征军出国到缅甸,任中缅印战区司令官史迪威将军的医药总监。这期间,由于战况紧张,他经常每日工作16个小时,真可谓身心交瘁。他因此多次得到中国政府的嘉奖,以及英、美政府的授勋。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林可胜将各军医学校和战时卫生人员训练所调整改组为国防医学院,创建军医中心教育制度,培训中国自己的军医人才,同时还负责筹建中央研究院医学研究所。

1948年,蒋介石拟委任他为国民政府卫生部部长,但他坚辞不就,而于1949年5月去美国。想当年他怀着发展中国现代生理学的雄心壮志而慨然归国,经过十几年的艰苦创业,使我国的生理学已初具规模。在经历了8年抗战的磨难之后,正拟大展宏图,但面临的却是全面的内战和人事的难处,迫使他不得不远离祖国,他曾对亲密的朋友表示离开祖国的悔恨心情。到美国后,他先后任伊利诺大学客座生理研究教授、克莱顿大学医学院生理学与药理学教授兼系主任。1952年后,他又受聘于印第安纳州迈尔斯实验所 (Miles Lab),负责生理、药理研究工作及医学科学研究指导,直到1967年退休。

1969年7月8日,我国生理学的一代宗师林可胜在异国他乡走完人生的最后历程,因患食道癌在牙买加的京士敦逝世,终年7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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