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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崇伊

杨崇伊,清代光绪六年庚辰进士,字莘伯,江苏常熟人,由庶常编修。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

杨崇伊可以说在戊戌政变中是立了头功的,慈禧太后也曾认杨“是于国家有功之人”,而待之以董元醇第二。而杨也曾以首功自居,风光无限。照常理而言,杨崇伊发难于先,告变于前,他个人能揣摸慈禧的心理,抓住时机,应该可以从此青云直上。却不料慈禧亲政后他并没有大富大贵。也许他的人品实在连慈禧也看不上。杨不仅没有飞黄腾达,反而潦倒不堪,光绪卅四年(1908年)八月,以浙江后补道丁忧回籍守制,寄寓扬州,竟持枪纠众抢夺妓女,被江苏布政使瑞澄参劾,驱逐回常熟原籍,交地方官严加管束。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1898年9月18日),御史杨崇伊通过庆亲王跑到颐和园给慈禧太后上了一个500字左右的奏折,请求慈禧太后“训政”。引发了慈禧发动政变,导致了变法的失败。

其在光绪廿一年(1895年)授御史,就任后第一疏即于是年十一月首劾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所创设的强学会,结果奉旨查禁。光绪廿二年(1896年)又疏参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革逐回籍。文廷式是光绪宠爱的瑾妃珍妃的老师。杨崇伊跟李鸿章的长子李经方是儿女亲家。戊戌变法时,李鸿章被免去一切实际职务,待在北京贤良寺冷眼观世,对变法派很不以为然。这当然也影响了杨崇伊。

关于这份奏折的出笼,人们显然怀疑它是太后党的一个阴谋。据史载:杨崇伊在七月下旬和八月初,往返于津京之间,传达信息,协调步骤,疲于奔命,为训政之事可谓不遗余力。

策划太后训政的核心人物是直隶总督荣禄与庆亲王奕,参加者包括怀塔布立山等亲贵大臣,以及部分台谏官员。这部分人,在这个特定时期被称为后党是毫不为过的,因为他们的现实政治目标就是请慈禧太后出面“训政”,来达到制止皇帝偏离轨道的新政

据说按西太后最初的意思是,要造成一个朝臣齐请训政的声势,因时间仓促及朝臣和言官们并不愿同杨联名上奏,结果成为杨崇伊一人独上奏折。西太后归政后,身边已无奏事机构。杨让奕带着奉折直接赴颐和园上奏。

杨崇伊上奏经过,(徐)凌霄一士随笔中记载甚详,内云:“御史杨崇伊之以危词耸后听政也,具折后谒庆亲王奕,蕲代奏。奕有难色,崇伊曰:此折王爷已见之矣,如日后闹出大乱子来,王爷不能诿为不知也。奕乃诺之,至颐和园见后,面奏崇伊有折言事。后犹作暇豫之状曰:闲着也是闲着,拿过来看看吧。既阅而色变,立召见诸大臣。”

袁世凯的亲信张一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御史杨崇伊来到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并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令卫兵夹道罗列”,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的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不会有“杨崇伊在座”,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是有作证资格的。他1903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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