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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仁山

杨仁山(18371911)名文会,仁山其字,安徽池州石埭人。他于清道光十七年丁酉(一八三七年)的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一个世代书香的家中。十岁受读,十四岁能文,聪明颖悟,性格豪爽,喜读奇书,知识广博,二十七岁左右接触佛学,是中国近代著名的居士佛学家,有《杨仁山居士遗著》十二卷留世。

杨仁山是清季末年中国佛教复兴的关键人物,也是唯识宗复兴的播种者。仁山,字文会,安徽石棣人,生于清道光十七年(一八三七)。他的父亲朴庵公,道光十八年进士,与曾国藩同年,故仁山及长,入曾国藩幕督办军粮。后因读《大乘起信论》而学佛,时当洪杨乱后,江南文物荡然无存,欲求一本佛经而不可得,仁山发愿流通佛经,集友好共同创设“金陵刻经处”,刻印佛经。

出国经历

光绪四年,仁山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出使欧洲,结识得日本真宗僧侣南条文雄,自南条处获悉中国唐代散失之佛经,多为日本寺院所保存,因之委托南条,在日本代为搜购。仁山与南条相交三十年,南条在日本为之搜购得散逸经书近三百种,其中包括著唯识宗的经疏。例如窥基大师所撰《成唯识论述记》六十卷,亦是由日本找回来的。杨仁山在《成唯识论述记叙》中称:“……有窥基法师者,奘公之高弟也,亲承师命,翻译《成唯识论》,会萃十家而成一部;并以闻于师者,著为《述记》,学相宗者,奉为准绳。至元季而失传,五百年来,无人得见,好学之士,每引为憾。近年四海交通,得与日本博士南条上人游,上人以此书赠予,……以是见唯识一宗,流传于世,非偶然也。”

创设“洹精舍”

仁山晚年曾创设“洹精舍”,为中国最早的僧学堂之一,门下弟子中,济济多士,欧阳竟无撰《杨仁山居士传》,有谓:“唯居士之规模弘广,故门下多材,谭嗣同善华严,桂伯华善密宗,梨端甫善三论,而唯识法相之学有章太炎、孙少侯、梅撷云,蒯若木、欧阳渐,亦云伙矣。”杨仁山逝世于清宣统三年,世寿七十五岁。

刻经弘法

杨仁山,字文会,安徽石埭人,1837年出生于官宦之家。杨仁山14岁即能诗善文,兴趣广泛,天文、地理无不研读。27岁时杨仁山生了一场大病,他在病中反复诵读了佛典《大乘起信论》,对佛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杨仁山在南京约集了十多位同志,分别劝募经费,创办金陵刻经处。选觅善本、刻印经书,金陵刻经处刻印的第一部经书,是魏默深辑的净土四经即《无量寿经》、《十六观经》、《阿弥陀经》,及《妙法莲华经普贤行愿品》的合刊本。

金陵刻经处自同治五年创立,至宣统三年杨仁山逝世,四十余年间,刻印了经典两千余卷,先后流通经书百万余卷,佛像十余万帧。

杨仁山于同治十二年,辞去江宁工程局的职务,同时也辞谢了李鸿章函聘他到北方办工程的差事(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驻节天津)而屏绝世事,家居读书。在家中参考造像量度,及净土诸经,静坐观想,审定章法。延请高明画家,在他的监督指导下,绘成了一幅极乐世界依正庄严图,悬在家中供奉观想。

同治十三年甲戌,杨仁山只身泛舟游历苏浙各地梵刹,并便中访求各寺院古旧的经书,供刻经处刻版刊印。闻得洞庭湖西山有古刹,猜想也许会有古本经书,于是泛舟到西山,而搜求殆遍,迄无所得,并且在外日久,旅费用完了,几至不能回家。这时杨仁山仍有老母在堂,而儿女相继出世,多年办差事廉俸所入,大半用于刻经。为了家计,于光绪元年应聘到汉口主持盐局工程他多年办工程,成了工程专家。他所经办的工程,坚固省费,非他人所能及。甚至后来他的长子杨自新也办工程,南京狮子山炮台和幕府山炮台,就是杨自新督造的。

出使欧洲

光绪二年,汉口盐局工程结束,杨仁山应老友曹镜初之邀约,到长沙去商议设置长沙刻经处的事。同时,曾国藩的长子曾纪泽,也约他湘乡一晤。于是到了湖南。顺道游览南岳,登祝融峰。也去拜访了曾纪泽。

纪泽是曾文正公长子,字颉刚,即世称的曾惠敏公,文正逝世时,遗命纪泽,谓杨某可堪重用。以是纪泽希望与杨仁山见见面。光绪四年七月,朝命曾纪泽为出使英法两国大臣,纪泽约杨仁山同行襄助。杨仁山便以参赞名义,随曾纪泽到了欧洲,在欧三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在英伦结识了日本的真宗僧人南条文雄。以后三十年间,他和南条保持友谊,不曾中断。南条在日本为杨仁山搜购得中国唐代散逸的佛经注疏近三百种,杨仁山以之在刻经处刻印流通。

光绪六年,曾纪泽改派为出使俄国大臣,约杨仁山同行,杨仁山坚辞回国。曾纪泽要保举他做官,他也坚辞不受。纪泽不得已,给他长子杨自新保举了一个六品同知。

杨仁山回家后,仍忙他的刻经事业。惟这时经书愈刻愈多,不但经书积存的多,而经版的积存也愈来愈多。木版印书,一片木版刻十行,一行刻二十个字,一本十万字的经书,就要刻出五百片经版。古语“汗牛充栋”,指的就是竹简或木版而言,杨仁山为了解决经版保存的问题,他和刻经处的人去了几次苏州,到元墓山香雪海看土地,想建一处永久的藏版之所,终以经费未集,土地也没有购成,直到光绪二十三年,他在南京延龄巷建了新宅,才解决了经版的保存问题。这所巨宅,他后来捐给了金陵刻经处,列为公产,被列为政府保护的文物单位。

考察

光绪十二年,贵池刘芝田出使英国,以杨仁山曾随曾纪泽使英,娴于英国国情,坚约杨仁山同行为助。杨仁山情不可却,仍以参赞名义随行,二度赴英伦。杨仁山这次在英四年,他考察英国政治制度,和工业发达的原因,领悟到泰西各国富强之道,在于以实学为本。他建议刘芝田,上种种条陈给清廷政府,无奈这时西太后当国,所上条陈有如泥牛入海。杨仁山为此对时政颇感灰心。光绪十六年,刘芝田回国出任广东巡抚,杨仁山也由英回国。此后他即未再出山任事,惟以刻经弘法为职志。

传道育才

光绪二十一年,锡兰人达磨波罗居士来华,由英国传教士李摩提太之介绍,与杨仁山在上海会晤。达磨波罗以复兴印度佛教为目标,希望得到杨仁山的支持。杨仁山对达磨波罗的抱负十分赞同,曾计划训练出一批精通英文、梵文的青年,到印度去协助达磨波罗弘扬佛教,这就是他后来创办「洹精舍」的原因。

杨仁山晚年(六十岁以后),追随他学佛的弟子为数颇多,如谭嗣同、桂伯华、李证刚、黎端甫、蒯若木、孙少侯、梅撷芸、欧阳渐等,是其著者。光绪三十四年,杨仁山在金陵刻经处内,创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新式教育的佛教学堂洹精舍。洹精舍冬季开学,翌年初春,太虚法师也入精舍就读。

弟子

杨仁山门下众多弟子中,入民国后,实以太虚大师与欧阳渐居士二人最为突出。二人同为佛教思想界之巨擘,对近代佛学之复兴发生了重大的影响。

杨仁山居士,由一段情缘,促成他进入佛门,于佛经中找到安身立命之处。他之创办刻经处,影响到后来各地继起的刻经处,如北京刻经处、天津刻经处。他之创办洹精舍,门下人才辈出,促成了中国佛教的复兴。他是近代佛教复兴的启蒙者,美国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的宏姆斯韦尔契教授誉之为“中国佛教复兴之父”,杨仁山可当之无愧。

杨仁山是晚清最重要的佛学推动者 , 于一八六六年创金陵刻经处 、 刊印佛书无数。可是 , 日本藏经书院想把他自己的著作汇为全集, 刊入《续藏》 时, 他提出的书单却非常怪异 。他说:“鄙人著述甚少 , 已刊成者 , 有阴符、 道德、 冲虚、 南华四经 《发隐》 一册, 佛教初学课本一册。 ” 佛学初学课本 , 乃是佛教三字经之类的东西, 除此之外, 就都是对道家典籍的阐释了 。这对一位著名佛学大德来说 , 不是甚为奇特吗 ? 何以如此?

杨仁山自己说:“幼时喜读奇书 , 凡道家兵家以及诸子莫不购置” 〈阴符经发隐序〉。友人张尔田 〈杨仁山居士别传〉 也说他年轻时, “黄老庄列之术, 靡不探颐” , 则是老庄乃其素习也。且又因仁山虽学佛, 却并不废道, 主张佛道相通, 故 《等不等观杂录 卷五 与沈雪峰书》云: “奉赠拙作 《阴符经发隐》 , 并送孙绍鼎此部一册 。孙君信罗近溪之语 , 不出明了意识边事。若能进而求之 , 将如来一代时教, 究彻根源 , 则知黄老孔颜法源无二致, 不被后儒浅见所囿也”。

早年喜读道书, 后来学佛了, 但又主张佛道相通 , 所以他就取道书来笺释 , “以佛道相通”之旨解之 , 其原委大抵如是。但此中亦非毫无周折, 《杂录》 卷六 〈与郑陶斋书〉 云:鄙人学佛以来, 近四十年, 始则释道兼学,冀得长生而修佛法 , 方免退堕之虞。两家名宿,参访多人 , 证以古书 , 互有出入, 遂舍道而专学佛。如是有年 , 始知佛法之深妙, 统摄诸教而无遗也 。盖道家首重命功, 佛家直须命根断。命根断, 则当下无生, 岂有死邪? ……若认定金丹秘诀修成之仙, 或为仙官, 或为散仙 , 总不出上帝所统之界 , 不过高于人界一等耳, 虽寿至千万岁, 亦有尽时也。 ……昔昙鸾法师舍陶宏景所传之仙诀, 专修十六观法, 往生净土 , 岂非人杰也哉, 愿与同志效之。②

这是显斥道教求仙之说, 欲人如昙鸾般舍仙诀而求无生。可见仁山对道教之说有弃有取 。取者, 如 〈与陈南陔书〉 云 :“自弱冠至今 , 以释氏之学治心、 以老氏之道度世 , 与人交接, 退让为先” ( 杂录? 卷五) 。弃者, 则为金丹修仙之类, 〈代陈栖莲答黄掇焦书二〉 说 :“道家之阳神, 乃佛经之业识也。所证果位, 在欲界以下。必须超出三界, 永脱轮回 , 方称大丈夫事业 。若论三教, 儒道之高者 , 始能与佛理相通 , 皆是菩萨影现, 行权方便耳, 至于 《吕祖全集》 , 无意求观 , 恐防阅经功课也” ( 卷八) 。又 〈与黎端甫〉 批评邓厚广 “不假乩坛 , 但心念某神 , 神则附体 , 信笔疾书皆神之所为” 的做法是:“以 《楞严》 证之, 即天魔飞精附人之类也” 会将学道的人牵入魔网 。不但如此, “道家所说元始天尊, 即佛经大梵天王。佛未现身,大梵天王自以天地万物由我一念而生, 故又名为大我慢天 。佛现身时 , 梵王帝释, 请佛说法 , 恭教供养。是佛为十法界之尊, 帝释但为欲界三十三天之尊 , 梵王但为色界初禅之尊 , 有世间出世间之别也” ( 卷六) 。这些言论 , 均表明了他颇有舍道专佛的部分 , 认为道家只有一小部分, 也就是义理最高者, 始能与佛相通 。

当然 , 这种态度 , 就一位护教者来说, 仍算是宽容的 , 他对其他教可就没那客气了。例如婆罗门与基督教 , 他就完全不能接受, 且说基督教出于婆罗门。〈与夏穗卿书〉 道 : “基督天方之学, 皆以事天为本, 其源出于婆罗门, 而变其规模也 。婆罗门教最古 , 以大梵天为主, 或有宗大自在天者 , 皆从人道而修天道 , 不出六凡之表。佛教兴, 而婆罗门之明哲者多从佛教 , 利根上智, 现证阿罗汉果, 即出六凡而为四圣之初门。可见佛教非出于婆罗门也。西人在印度考求各教, 但求形迹可据者载之 , 谓佛教后出 , 遂以婆罗门以其源” ( 卷六) 。

邓厚广把上帝做为太极之总纲、 伏羲为次总纲、 儒道释为分见之总纲, 被他痛斥:“此等言语 , 为西教之先道, 他日必有因此而舍三教, 专崇基督者, 其害可胜哉? ” 也是基于同样的敌视之心 ③ 。就是在佛教内部 , 他也一样有检别 、 有弃取。例如他要人勿阅 《吕祖全书》 , 亦同教人勿阅 《金刚经》 五十三家注 。他批评道教中金丹求仙与游神之法, 亦同样抨击佛教内部 :“禅宗一派空腹高心, 西来大意, 几成画饼。台教一派,尚能讲经 , 惟泥于名相, 亦非古法” , 对日本净土真宗更不敢苟同, 与之反覆辩论 , 集成 《阐教编》 一帙 。

于此 , 便可见他对道教某些部分固有讥评,整体上看却无恶感, 而且还显得出努力会通的模样。就是贬抑或否弃道法 , 亦仍将之收摄到佛教里去说。例如说道家之阳神即佛经之业识、 道家之元始天尊即佛经之大梵天王之类 。这也就是杨仁山论道书的基本方法 : 尽量由佛教义理去理解道书 , 说佛道相通 。但并非所有道书均可以或值得如此做 , 只有少数经他捡别择取者 , 亦即只有义理最高者, 才能在他的解释下与佛相通 。

经他挑选出来的 , 就是上文提到过的 :《道德经》 《南华经》 《冲虚经》 《阴符经》 , 他分别为它们做了 《发隐》 。而经由他这样的处理 , 也可见得他是最看重《阴符经》 的 。他用佛理解释道书, 首先做的亦是 《阴符经发隐》, 次为老, 再次为列, 复次为庄 。

依 〈阴符经发隐序〉 说, 摩尼宝珠既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则一部 《庄子》 自然可令众生随根受益。但杨仁山又并不认为只从人乘天乘声闻乘读 《庄子》 是对的 , 所以他要强调老庄列出世的一面, 亦即佛乘菩萨乘的部分。而且 , 凡不能读出老庄列子书中为这些 “与佛经相表里” 成分的人 , 他就觉得只是俗解 、 是大违老庄列子的本意, 故勉人 “观内外典籍 , 须具择法眼 , 才不随人脚跟转” ( 阴符经发隐序) 。像此处, 他批评史迁不懂庄子 、 大违庄子本意 , 把自己读出来的《庄子》 书之性质, 迳视为庄子本身的含意。都明显呈现了这种态度 , 自矜正解, 且即以己之所解为老庄列子之本怀 。 [1-2]

《杨仁山居士遗著》 金陵刻经处 1919年印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出版二册。其书计含“大宗地玄文本论略注”、“佛教初学课本”、“十宗略说”、“观无量寿佛经略论”、“论语发隐”、“孟子发隐”、“阴符经发隐”、“道德经发隐”、“冲虚经发隐”、“南华经发隐”、“等不等观杂录”、“阐教编”共十二种。

《先秦诸家发隐》并非解读先秦诸子全书,而是选取先秦诸子中能够与佛理相互发明的篇章。纵观全书,与其说是用佛理来解读先秦诸子,不如说是作者借《先秦诸子》来阐释佛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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