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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称无锡国专。原名无锡国学专修馆,于1920年冬创建于惠山之麓,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我国著名教育学家唐文治任校长,是我国20世纪上半叶培养国学精英的摇篮。其办学宗旨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体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抗战期间迁徙于长沙、桂林、上海等地,其中以桂林时间最长并学校处于鼎盛期。1949年4月,无锡解放,经苏南行政公署批准改名中国文学院,1950年秋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1952年,苏南文化教育学院和东吴大学、江南大学数理学院合并,在东吴大学旧址建立苏南师范学院,同年定名为江苏师范学院,1982年改名苏州大学。学校以我国传统文化为教学研究对象,这是我国所仅有的。无锡国专学术空气浓厚,不同流派老师荟萃一堂,被学林传为美谈。

在五四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受到激烈冲刷的大背景下,无锡国专在办学历程中,坚持吸纳传统书院教育的菁华,体现了与当时一般高校不同的鲜明的办学特色。在笔者看来,这种办学特色至少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注重敦品砺节,强调学行合一。

注重敦品砺节,强调学行合一,是无锡国专的重要办学宗旨,并且始终贯彻于三十余年的办学历程中。国专刚成立时,唐文治参照《白鹿洞规》、《东林会约》等,制订了《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其中强调“吾馆为振起国学、修道立教而设”,所以特别看重的是“检束身心,砥砺品行”。这种对品德节行的讲求,要体现在“说”和“做”、“学”和“行”的统一上:“平日读书,皆当体之于心,返之于身,倘被服儒素,不过雅步高论,如陆清献所谓读书自读书,做人自做人,每逢讲说,仅作一席空谈,而于礼义道德,绝无躬行之实,自欺欺人,可鄙孰甚,非吾徒也。”这样的一种意思,唐文治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曾经予以反反复复的强调。

强调敦品砺节,注重修身养性,体现在平时,是从小事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现代词学大师夏承焘抗战期间曾同时在国专沪校、上海之江大学、太炎文学院等校任课,他在《天风阁学词日记》中曾记过一个细节:1942年春节,几个学校的学生都来向他拜年,他发觉国专学生对老师的礼数要比之江等校的学生周全。而当民族危急存亡的关键时刻,则尤重对学生“气节”的培养,唐文治和国专教师们用自身的行动,给学生们作出了最好的榜样。1942年8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强行接管上海交通大学,改名为“国立交通大学”,时在交通大学兼任教授的国专沪校教务长王蘧常与同事五人辞去交大教职,人称“反伪六教授”;王蘧常并作《节妇吟》以自明其志。又汪伪南京政府“教育部”派人劝说唐文治出任伪交大董事长(一说是就任校长),并要挟他签字同意,唐文治从容作答:“行年七八十,此字可不签矣!”夏承焘于几十年后方闻知此事,特为赋《南乡子》一阕,颂赞了唐文治“惊倒胡儿三两语”、“晚节挺风霜,粥生涯歌慨慷”的节行。

二是注重读原著与写作的训练实践。

国专早期学生钱仲联总结无锡国专的教学特色之一,是重视读古籍原著,他说:“教学方面重在教古籍原书,教学生掌握基本知识。即使编教本,也选录大量原著,结合理论,不是那种通论式的东西。”早期国专学生学习所用书目,经部为唐文治编纂的《十三经读本》,史部的传记类为“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编年类为《资治通鉴》和《续通鉴》,文物典章类为《通典》及其续编;子部为浙江书局之《二十三子》和唐文治撰《宋五子大义》;集部有唐文治撰《政治学大义》、段注《说文解字》、《昭明文选》、正续《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这样,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中重要的原典性的著作已基本包涵其中。

读原著之外,重视国文写作,也是无锡国专教学的一个显著特色。写作是一种全面性、综合性能力的训练,它能够带动人的阅读理解能力、分析思考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全面提高。学生的写作训练,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每学期中常规的写作课。钱仲联说:“专修馆特别重视写作(文言文),每两星期作文一次,当堂三小时交卷。一月中两次评分为第一等的,发膏火费银币十元,两次评第二等的发五元(类似奖学金),作为奖励。每次作文,老师都精心批改,有眉批,有总批,批多于改。”二是一学期一次的国文竞赛,又称国文大会、国文大会考,被看作是国专教学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每次比赛时,全校学生集中在礼堂内,选取事先规定的几个题目中的一个,限时写成交卷,经过几轮的评选,评出个人奖和年级奖。因为对写作训练的高度重视,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又因为有写作实践的经验,从而对古人是怎样写作的,能有切身的感悟领会,起到了读书和写作相互促进的作用。

三是顺遂现代教育潮流与坚持国学教育特色。

前文提到,无锡国专早期教学的特色之一,就是读古籍原著。到了立案转制以后,为了使学校纳入到国家高等教育的正规体制之中,也为了适应培养现代教育人才的需要,无锡国专在课程设置等方面有了不少变化,如设立学分制,所有课程分成必修和选修两大类,增设了中国文化史、中国哲学史、文学史、国学概论、哲学概论、西洋文学史、文艺批评、教育学等许多概论性的课程。尽管有了许多变化,但是,在无锡国专整个的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的安排中,对国学重要典籍的阅读研修,对文字、训诂、音韵、版本目录等方面的学术训练,一直占着较大的比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既有厚实的国学功底,又有比较宽博的文化视野,这是无锡国专能够培养出一大批优秀的国学研究和文史教育人才的重要保障。

四是注重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实践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无锡国专也在相当程度上传承了传统书院的特点,于课堂讲授之外,注重培养学生个人读书、自我学习的习惯与能力;而在此过程中,老师对学生始终给予必要的指引点拨,学生和老师始终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互动。如学生陈光汉爱好诗词,经常向陈衍及当时还未在国专任教的夏承焘等名家请教诗词方面的问题。1936年,陈光汉写信与夏承焘讨论诗的宗旨问题,夏承焘即作长信回复,全信以《论诗学与陈光汉书》刊载《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五期上。次年,陈光汉又将他与陈衍讨论诗学方面的问题整理成《陈石遗先生答陈光汉诗学阙疑七则》一文,在《国专月刊》第五卷第三期上发表。此类事例甚多,从中可以看出国专学生善于自我学习、自我研究,同学之间、师生之间交流讨论的风气很盛。

在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自我研究的能力的同时,无锡国专还注重实践训练环节,尤其是让学生参与文史典籍文献的整理实践,在此过程中提高学生的实际研究能力。如1923年10月,唐文治派遣馆生王蘧常、唐兰、吴其昌、吴宝凌、戴恩溥等五人赴宝应刘翰臣家分抄清代学者王懋、朱泽云的《朱集签注》, 七日而成。回无锡后,唐文治又嘱王蘧常,理而董之,厘为四卷,草创凡例,定名为《朱子全集校释》。又1922年唐文治辑校刊刻《十三经读本》,这是一套二十函、一百二十本的皇皇大册。襄校此书的,有唐兰、王蘧常、蒋庭曜、吴其昌、蒋天枢等五十六人,皆为无锡国学专修馆前两届学生。此举固然是为使此书早日刊印完竣;但对参与此事的学生们来说,却是一次极好的专业学习和学术训练的机会。

无锡国专的管理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学生的自我组织、自我管理。学校从三十年代开始,建立了学生自治会,由该会来组织、协调和发动学生,进行学术研究、演讲、参观、集会和娱乐等活动。在学生自治会的组织运作下,无锡国专学生进行学术研讨,邀请专家学者演讲,开展社团活动,自办学术刊物,风气非常活跃。如在社团活动方面,无锡国专先后组织过国风、持恒、秋水、芙蓉、变风等诗社、书法研究会、史地研究会等许多社团组织,“由学生各就性之相近,有专任教师负责指导”;在编创刊物方面,先后编印过《无锡国专季刊》、《无锡国专年刊》、《国专月刊》等,尤其是三十年代中期的《国专月刊》,里面兼收国专教师和学生的成果作品,它不仅是无锡国专办刊时间最长的一份刊物,同时也在当时国内国学研究的学术园地中据有着一席之地。

无锡国专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非常有名的学校,虽然是私立,但名气极大。无锡国专是民国九年年底由施省之捐款创办的,当时名为国学专修馆,馆长是唐文治。国专建立在五四运动后第二年,它的出现可能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国学的激进态度有关。五四以后,在振兴国学方面,国专的努力应该说是很成功的,它的努力有一个特殊意义,那就是在新学术潮流对传统学术形成冲击时,传统学术如何保持自己的生命力,国专的选择是教育,是人才。

1928年,钱基博到国专做了教务主任以后,学校的课程发生了一点变化,“本院原定学程与国立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大致相等”。可见它的教学也有与时代相适应的一面。同年中央大学派员到国专调查教学情况答复:“极称办理完善”。同时大学院还派柳诒征来国专调查并认为:“呈报条例符合成绩优良即于九月二十日批准立案”。以后国专得到教育部经费“每学年洋三千元”。国专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开设党义课、三民主义试验和军事教育训练。

在现代社会里,要想保持完全的传统教育方式,有相当的难度,但国专相对调整好了这个关系。以学员人数说,第一班招了三十人,以后每班也就在三十、四十人之间,最多一次招了五十人。人数虽然不多,但却出了很多国学方面的著名学者,如唐兰、吴其昌、蒋天枢、钱仲联、王蘧常、陈钟凡等,这些学者最后都落脚在了中国的现代大学里。这本集刊出版时,国专已毕业(含修业和函授)学生九届,从他们的籍贯上看,除了少量四川、福建、安徽和广西人外,其余都是江浙人,我从它的这几届校友录上看,没有发现一个北方人。

无锡国专学生的最后去向,特别是到了1949年以后,基本上是在中国各大学里的中文和历史系,这个经历成了他们一生的骄傲。也可以这样说,单就学校的总人数说,国专的学生不算多,但就专业人数来说,却不算少。当时中国大学里中文和历史系的学生人数多则十人,少则三两人是常见的事。国专从时间上说,比清华大学的国学研究院要早五六年时间,所以它的学生中的优秀者又到了清华国学研究院,如吴其昌和蒋天枢,这其实是一个系统。几十年以后再看,中国文史哲的天下,大体可以说就是由这两班人来支撑的,这只要看看从1926年以后清华国学研究院毕业生的名单就可以了。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一为国立、一为私立,而且都没有长期维持下来,它们的中断也预示了国学研究的最后命运。这两个国学教育机构,前后兴起的时间恰好有一段学术上的连续性,正是这种连续性,延续了国学研究的生命。在他们以后,这一领域里再出现像他们那样的大学问家就很难了,这也是清华国学研究院和无锡国专特别为人看重的原因,因为是他们在国学面临冲击的时候,挽狂澜于即倒。历史在事后看有时候很让人害怕,如果没有这两个机构,中国后来的国学研究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真不可以设想。附带说一句,钱穆和钱锺书虽然不是无锡国专出来的,但实际上他们和那里有更深的关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是无锡国专的教务主任,钱穆早年的学术生涯也是在无锡开始的。想不到中国传统学术的生命,最后与一个江南水乡连在了一起。

校长唐文治,太仓人,著名教育家,跟版里某著名人士算是老乡挖。18岁中举人,曾任上海交大校长,无锡三中校长,理学不如马一浮,朴学不如章太炎,其主要贡献在教育。

钱基博,字子泉,别号潜庐,无锡人。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二月初二日生,与弟基厚孪生。曾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校务主任,不过对唐文评价不高。儿子钱钟书,著名学者。侄子钱钟韩曾任东南大学校长。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改名绛,号太炎。浙江馀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章太炎初到无锡国专讲学,对校训“作新民”三字大肆讥讽。

鲍鼎(1898-1973)镇江著名的金石文字学家,兼擅诗文书法。1941年,鲍鼎任大夏大学兼无锡国专教员。主要著作有《张夕庵先生年谱》、《目录学小史》、《金文略例》、《<铁云藏龟>释文》、《<铁云藏龟之余>释文》。

吕思勉(18841957年)字诚之,江苏武进(今常州市)人,著名历史学家。

周谷城,历史学家,教育家。历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和复旦大学教授,代表作《中国通史》上、下册,《世界通史》一、二、三册。

胡曲园(1905-1993)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奠基人。1937年胡曲园赴上海,先后担任上海政法学院、上海法商学院、上海无锡国学专科学校、上海法学院教授。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现代著名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主要致力于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音韵学、训诂学、书法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著作甚丰。为建立中国文学批评史体系做出了贡献。

周予同(18981981)复旦大学教授。1959年起,他恢复了经学史的系统研究,开设全国独一无二的课程“中国经学史”。六十年代初,他和汤志钧合撰了七篇论文,推动了全国学术界重视经学史的研究。

陈衍(1856~1937)中国近代诗人。陈衍是晚清宋诗派的重要诗论家,陈衍是同光体诗人、儒学家、经学家、史学家,也是政治家、经济学家,在清末民初文坛上享有盛誉。与郑孝胥同为闽派诗的领袖,著有《石遗室丛书》、《石遗室诗话》、《石遗室论文》、《史汉文学研究法》等。又选有《近代诗钞》24册。

陈柱,字柱尊,广西北流人,是著名的国学家。他1912年毕业于南洋大学堂(即交通大学前身)附属中学,是唐文治的得意门生,稍后肄业于交通大学电机科,1929年任交大预科国文教员,1930~1939年担任交大国文系主任、教授,为南社社员,曾任无锡国学专门学院教授,大夏大学、暨南大学国文系主任等职。陈柱以诗词擅长,,著有《待焚文稿》一集、二集等,国内颇具影响。西安交大校歌歌词据说来源于其手笔。

朱东润(1896 一1988)泰兴人,当代著名传记文学家、文艺批评家、文学史家、教育家、书法家。早年留学英国,归国后曾任教于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无锡国学专科学校。1952年调复旦大学中文系任系主任,直至去世。

夏承焘(1900~1986),字瞿禅,晚号瞿髯,永嘉县城区(今属鹿城区)人。著名词学家,被誉为“一代词宗”。先后任瓯海公学、温州中学和宁波、严州中学教师,之江大学讲师、副教授、教授,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太炎文学院和浙江大学教授。建国后任浙江师范学院、杭州大学教授。

饶宗颐,字选堂,潮州人,擅史学地理宾),主要成就在甲骨文,敦煌学,楚辞。在人文科学方面,有“北钱南饶”之说(“北钱”,指钱钟书,主要成就中西方比较文学)。在甲骨文方面,饶宗颐被称之为第五堂(甲骨四堂主:雪堂罗振玉,观堂王国维,鼎堂郭沫若,彦堂董作宾)。

冯其庸, 无锡人,早年毕业于无锡国专,人大教授,著名红学家,著有《论庚辰本》《春草集》《曹雪芹家事新考》(PS:新红学由胡适开创,周汝昌对新红学贡献最大)。

钱仲联(1908-2003)原名萼孙,号梦苕,江苏常熟虞山镇人。苏州大学教授,新中国第一批博导。

钱伟长,在国专待了一年,后插班至县立初中。18岁考入清华大学时,身高只有1.49米,成“清华历史上首位身高不达标的学生”,曾以13秒4的成绩夺得全国大学生对抗赛跨栏季军,曾代表国家队参加远东运动会。

范敬宜,毕业于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沪校,曾任经济日报总编辑、人民日报总编辑,现任全国人大常委、科教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及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首任院长。

唐兰(1901~1979)嘉兴人,历史学家,中国古文字学家。就读于无锡国学专修馆3年,主要著作有《殷墟文字记》、《古文字学导论》、《天垠阁甲骨文存》、《中国文字学》等。

王蘧常(1900-1989)嘉兴人,中国哲学史家、历史学家、著名书法家。曾任无锡国专老师,教务长,出版有《礼绝大义》、《王蘧常章草艺术》、《秦史》等。

吴其昌(1904-1944)嘉兴人,三四十年代著名的历史学家,他的名字多跟梁启超联系在一起。吴其昌亦为现代文学史上的多情诗人徐志摩之从表弟,其弟吴世昌是著名红学家。

吴其昌与王蘧常、唐兰合称“国专三杰”。

陈中凡(1888-1982),原名陈钟凡,字觉元,号玄。中国古典文学家。历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中山大学、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教授等职。1927年所著《中国文学批评史》是我国第一部文学批评史。

蒋天枢(1903-1988)字秉南,江苏丰县人,著名文史大家,复旦大学教授。他的名字多跟陈寅恪联系在一起,是他整理了陈寅恪文集。

王绍曾(1910-2007)字介人,号介,又号霞客乡亲。1927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师从国学大师唐文治、钱基博两先生,研治中国古典文献学。我国著名古文献学家、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

无锡国专当年的课表

第一学年第一学期:

必修课:党义,军事训练,散文选,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韵文选,作文训练,看护学

选修课:论语,孟子,国术

第一学年第二学期:

必修课:党义,军事训练,散文选,国学概论,文字学,文学史,韵文选,作文训练,看护学

选修课:论语,孟子,文史通义,国术

第二学年第一学期:

必修课:党义,中国文化史,散文选,韵文选,目录学,修辞学,作文训练

选修课:荀子,王荆公文,音韵学,要籍解题,左传,性理学,国术

第二学年第二学期

必修课:党义,中国文化史,散文选,韵文选,版本学,作文训练

选修课:昭明文选,毛诗,音韵学,要籍解题,史记,左传,国术

第三学年第一学期

必修课:哲学概论,论理学,

选修课:毛诗,礼记,史通,老子,昭明文选,韩昌黎文,钟嵘诗品,史记,吕氏春秋,韩非子,音韵学,要籍解题,国术

第三学年第二学期

必修课:中国哲学史,西洋文学史,教育学

选修课:尚书,周易,尔雅,汉书,墨子,孙子,楚辞,要籍解题,音韵学,国术

毕业论文

1920年12月4日国学大师唐文治筹建无锡国学专修馆

1920年12月4日,国学专修馆由施省之和陆勤之等捐资、唐文治筹建,1921年2月27日(农历正月二十日)开馆,唐文治任馆长。建馆之始,租赁锡山之麓的山货公所为临时馆舍。1921年10月2日迁至学前街文庙尊经阁,后扩建校舍100余间,占地面积3200多平方米。1927年7月,改名为无锡国学专门学校,学制3年,其程度与国立大学相当。1929年12月,又改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31年,唐文治作校歌歌词,以“作新民”为校训。同年开始招收女生。1935、1936年在宝界桥东北堍两次共购地60余亩,拟建新校舍,但因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实施。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学专修馆于11月初迁至南门外王祥巷上课,后又内迁湖南长沙、湘乡和广西桂林、北流等处坚持办学。1939年起招收初中毕业生5年制预科班,同年在上海设无锡国专上海分校。1945年冬,在无锡筹备复校并招生,次年3月开学,分2年制、3年制、5年制,上海仍设分校。同年夏,桂林校本部迁回无锡。当时锡、桂、沪3处共有学生500余人,学生来自21个省(市)。1949年7月19日,学校改名为中国文学院,唐文治、王蘧常分别任正、副院长,设文学、史地、哲学3个系。1950年1月,无锡国专上海分校并入。同年5月,中国文学院并入苏南文化教育学院。无锡国学专修学校以保存国学、继承发扬民族文化为办学宗旨,提倡厚实基础、博览专精。低年级学生注重基础课的学习,高年级学生根据自己的特长分科学习。唐文治十分注重师资,先后延聘章太炎、金松岑、陈石遗、钱基博、吕思勉、周予同、周谷城、蔡尚思、王蘧常、朱东润、钱钟联、胡曲园、张世禄、冯振心等专家、学者到校任教。唐文治主持无锡国专30年,毕业生达1700多人。

2011-02-20 10:47:31 野渡庐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简史

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创办于1920年12月。1928年改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1949年8月改为中国文学院。1950年4月,并入南文化教育学院。其间,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为反对日寇侵略,学校于10月6日向後方搬迁,由长沙至桂林。1939年春,又在上海设分校,于是而有锡校、桂校、沪校的称谓。桂校于1946年复员回无锡,沪校直到1950年方并进锡校。

学校以国学即我国传统文化为教学和研究对象,这是我国仅有的,前後存在32年,规模又很小;然而由于办学别具特色,在各个时期,培养出一批学有精擅的专门家,在海内外赢得声誉,为我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历史写下可贵的一页。1920年11月,浙江钱塘人施肇曾(字省之)通过江太仓人陆起(字勤之)的介绍,敦请唐文治在无锡创办无锡国学专修馆,任馆长。因“讲学家居”是唐文治的“平生之志”,于是慨然允诺。

不尚空谈、贵实行的唐文治,随即在无锡、南京、上海三处招生。因他享有的声望,来报名者异常踊跃,合计近千人。经过评核,录取正额生24名,附额生6名。1921年正月20日开馆,因校舍尚未营建,于是暂借无锡商人的山货公所楼房二幢,权作教育、宿舍,地点在锡山脚下。以“正人心、救民命”为创办国学专修馆的宗旨,对于培育人才,极其重视品德的教养,不仅要“敦品励学”,加强身心的修养,而且尤其注重实践,要身体而力行。根据办学宗旨,又定校训为:“致良知。”

关于教学方式,由于国学专修馆与上海高等工业学堂的性质有文与工之不同,因而教学方式不能简单地效法前者,而是以旧式书院为模式,又因时而有所改进。

在开馆之初,馆长手订《无锡国学专修馆学规》10项:躬行、教悌、辨义、经学、理学、文学、政治学、主静、维持人道,挽救世风。它和上述的办学宗旨相表,对品与学全面而系统地作出了规范,作为国学专修馆学与行的准则。

唐文治的教育思想中,既有理论意义又有实践意义,具有开创性的是他的性情教育之说。为了使学生理解古人文辞所蕴涵的“性情”,并使之深化,他竭力主张读文,讲究读文的方法。正因为如此,读、背诗文,成为无锡国专持之久远的一个传统。唐文治在教学过程中,言教身教。要求学生做到的,自己先身体力行。他对学生管理很严,讲授之馀,每天有计划地分别找学生谈话,检查督促课业,有时要学生当面背诵诗文。但他又极其和蔼可亲,甚而在课馀之地,与学生高歌昆曲。在他的办公室,挂有一副对联:“天生我才必有用,他人爱子莫如馀”。表明他把学生当作子弟一般地爱护。这为无锡国专的师生关系树立了榜样。

1926年12月,随着第三届学生毕业,学校在社会上已获得声誉,日趋稳固。由此时至抗日战争爆发,得到可喜的发展。1927年6月,经商定改专修馆为无锡国学专门学院,并具文呈请国民政府大学院得批示建私立学校。1928年9月20日,大学院批准无锡国学专门学院立案,1929年11月改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

1927年至抗日战争爆发这几年,招生人数不断的增加,1931年又开始兼收女生。招生数的增加,必然是学校规模的扩充。为了适应发展的需要,基本建设逐步拓展。办学宗旨由专修馆时规定的“正人心、救民命”发展而为“研究本国历史文化,明本达用,发扬光大,期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以“作新民”为校训。

从学院立案改为国专,其教学方式,改变了那种日讲月课的旧书院模式,转向西方的学校的学制。在教学实践中,极其强调的是不尚空论,注重实在,要讲读独立著作的原书,即使是那种独立体系的学科,也要尽可能讲原著。

为了礼聘名师、兼容并蓄,校长非常重视师资的合格人选,重视学识,而不重资历。自立案转制至抗战的几年中,先後聘任的教师有陈衍(号石遗)、钱基博(宗子泉,兼任校务主任)冯振(兼任教务主任)曹元弼、朱文熊、杨铁夫、顾实、单填、刘朴、陈鼎忠(字天倪)、陆修祜、叶长青、钱萼孙(字仲联)、魏建猷、童润之、甘豫源、李源澄等(大都给教授名义)。

无锡国专还有一种定制,即每两周举行学术讲座,聘请校内教授讲其所长,并聘校外名家如李根源、金天翮(字松岑)等来校演讲,章炳麟(字太炎)也来过几次。教师各擅所长,学生自然也就不拘一格。无锡国专的教学,一二年级注重基础,甚至三年级时也还不忘基础训练,强调要有扎实的根柢,而後由博返约。为着增强学校的学术氛围,鼓励和促进师生从事学术研究,学校在立案转制後的六七年时间,注重汇编和出版师生的种种学术研究成果。

在无锡国专的校园,读书的、学术的风气是良好的。然而,却不是沉浸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圣贤书”、一潭死水般的迁疏的场所。“经世致用”的传统,学校的教学宗旨,又引导学生们走出教室,一次又一次加入“一二九”运动等爱国主义斗争洪流。特别是年已古稀的唐文治校长,积极地支持了这些活动。学生的爱国运动,成为国专的优良传统。

1937年“七七”事变,继之而起的是上海“八一三”事变,标志着全面抗日战争已经来临。无锡国专和沿海各地的大中学一样,汇成流亡学校的巨流,向内地搬迁。

1937年10月,敌机轰炸无锡。只有少数高年级学生在校上课,唐校长率各年级学生至锡邑南门外王祥巷上课。11月,战线由上海内移,议决内迁。适陈鼎忠(天倪)教授从长沙来函相招,校长便亲率志愿内迁的数十人,会同俞庆棠所率的江教育学院师生,迁校去长沙。1938年起,战事紧急,两湖有被包围的危险,只得再向内迁。2月9日,到达桂林,先後租赁正阳街私房和环湖路私房上课,并招收新生。

1938年6月下旬,学校的课务已结束。唐校长因年事已高,且水土不服。决定向教育部请假返回上海,由教务主任冯振代理校长职务。冯代校长面对重重艰难险阻,不负师命,坚持办学,与民族抗战相始终。其间学校因战局的变化,前後多次搬迁。

抗战胜利,举国欢欣!此时,桂林校舍已毁于战火,就在山围筹备复员回无锡。1946年春节过後,师生由梧州转广州,因交通滞阻,借中山大学残破房屋住宿上课,三月後,乘教育部指定的招商局轮船分两批至沪上转无锡。八年多的搬迁终于结束。

1939年6月底,唐校长由陆景周陪同,由梧州转香港,于7月10日抵上海,1941年3月3日,沪校正式上课,这就是通常称的无锡国专沪校,有学生50馀人。9月起,招收二年制、五年制新生40名。从此直到1949年,春、秋两季招生。

唐校长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把沪校办得有声有色。当时沪校专任教授除王蘧常、王绍唐、郝立权外,有钱锺联、夏承焘、张世禄、陆修祜等。兼任教授占多数,先後有周予同、周谷城、蒋伯潜、朱东润、黄云眉、王佩诤、鲍鼎、朱大可、童书业、魏建猷、金德建、唐尧夫、郭绍虞、胡曲园、吴丕绩、顾宪融、葛绥成、刘诗荪、江锺秀、唐庆诒、李长傅、姚德风、冯邦彦、任中敏、许国璋、方诗铭等,可以说得一时之选。

沪校学生的学风认真而踏实,读书的风气很浓。学校没有图书馆,学生就到上海图书馆等借阅。学生组织国风诗社、史学研究会等学术组织,谈诗作诗,选印诗集,撰写论文,少数还在报刊上发表。师生一面教学,一面仍然关心着社会。而国专的同学,在民族危机和国家前途危难的时刻,走出书斋,参加各种抗日和反对国民党独裁统治的斗争。有的还投笔从戎,进入解放区,有的参加中国共产党从事地下的抗争,无愧为中华民族优秀儿女。

无锡复校是在1946年春节後,桂校师生告别给予多方支持和帮助的广西各界,于五、六月间到达无锡。桂校师生到锡,与无锡师生会合,复员、复校工作便告完成。因校舍不敷应用,只得停办附中。这时,沪校仍相对独立地存在,王蘧常仍返沪,协助校长主持日常事务。锡校则由冯振为教务主任,蒋庭曜为总务主任,王震为训育主任。

锡校从1946年夏至无锡解放,设有三年制、五年制和二年制文书科,只招秋季始业,共招四届,合计约三百馀人。与桂校、沪校一样,仍然推行学年与学分结合的修业年限制。先後聘任教师(教授、讲师)包涵专、兼任的有冯振、蒋庭曜、朱东润、向培良、周贻白、俞瑞徵、王震、李笠、王庸、钱海岳、严济宽、冯励青、吴白陶、周保儒、丁儒侯、郑学、蒋庭荣、欧阳革辛、李锡五、梁崇辅、陈雪尘、谢随知等,教学一仍学校的传统。

从1946年到1949年南解放,无锡和、浙一带的国民党统治区一样,民生凋弊,民怨沸腾。国专的学生和沪、甯以及全国的大学生一起,关心国家的政治和社会的前途。几次重大的事件,迫使他们不能沉默,走出课堂或声援抗议,或游行示威。

无锡国专用心良苦的最後阶段是改院和并入南文教学院。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後,经报请南行政专员公署审批,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改为中国文学院,由唐文治任院长,王蘧常任副院长,严济宪为秘书长,钱海岳为教务长。下设文学、史地、哲学三系。8月11日(公历10月2日)举行改院及开学庆祝典礼。1950年春,沪校奉华东军政委员会教育部令,并入锡校。就在这一学期,校董会已无经费的资助,学生数锐减。经过反覆会商,请求政府将中国文学院并入南文化教育学院语文系,不久就得到批准。于是师生员工一百馀人,全部进入文教学院。

无锡国专培养了大量优秀的中学语文、历史教师以及在文、史、哲领域的研究员和教授,唐兰、吴世昌、王蘧常、蒋天枢、钱锺联、周振甫、朱、王绍曾、魏建猷、邹云翔、朱屺瞻、杨建福、汤志钧、冯其庸、范敬宜以及去台湾的张寿贤、严云鹤、谢鸿轩等则是其中的佼佼者。无锡国专及其办学特色、经验,唐文治的教育思想,为我国高等教育史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永远值得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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