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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平羽

徐平羽(19091986),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江苏高邮人,毕业于上海大夏大学肄业,是文化部副部长 [1]

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左联;1936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干事,延安抗大区队长,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中共苏中区委敌工部、城工部部长,山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1949年后,历任南京市文教接管委员会主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1960年调任中华人民共和国 文化部部长;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61年9月,国务院派出由文化部副部长徐平羽率领的10余名专家学者,组成敦煌工作组前往莫高窟进行考证抢救 [2]

徐平羽(19091986),原名王为雄(一说王元健)别号红豆村人,化名白丁,1909年出生于江苏高邮县城,早年接受马克思主义,投身革命。

1928年考入上海大夏大学,1929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支部书记。1930年春因领导学潮被捕,秋被营救出狱。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1年上半年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以组织员身份回高邮重新组建被破坏的高邮地下党组织,1932年因身份暴露离开高邮,在上海参加“左联”,1936年赴西安从事统战工作和地下工作。曾向张学良进言,对其逼蒋抗日起了一定作用。

1937年初赴延安,在抗大学习,任区队长和政治教员。1938年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秘书长、副团长、教导总队政治教员,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中共苏中区委敌工部、城工部部长,山东野战军纵队政治部副主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黄河大队副大队长、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后任陈毅司令员秘书,政治部宣传科长兼军事法官。

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军管会文教委员会主任、首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

1950年3月9日,遵照中央文化部通知,中央博物院筹备处更名为国立南京博物院,属中央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领导。华东文化部部长徐平羽兼任首任南京博物院院长,任职时间1950年3月~1956年1月。1950年调往上海,任上海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人民委员会秘书长,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他领导的越剧《红楼梦》和舞剧《小刀会》的创作演出,成为文艺事业的优秀成果。1960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艺术文物工作。此间积极推动戏剧创作和戏曲革新,领导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建设以及敦煌莫高窟抢救 [2] ,为保护弘扬祖国优秀文化遗产做出了重要贡献。

“文革”前夕,曾当面抵制江青对周恩来同志的攻击,遭其仇恨,“文革”中被投入牢中关押七年之久,终致全身瘫痪。

1975年彻底平反,任文化部顾问;1986年9月23日与世长辞。

徐平羽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著名文化战士,精于收藏书法,有较高的艺术水准;他还曾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1]

平生徐徐展羽翼,大江南北任翱翔。历尽艰辛傲霜雪,神游九霄舞霓裳。这是张爱萍将军于1986年为徐平羽逝世所写的挽诗。徐平羽,原名王为雄,字元健,别号红豆村人,曾化名白丁。1909年生于江苏省高邮县一个书香之家,先祖为蒙古族,其父曾任高邮第一县立高等小学校长,辛亥革命时,曾为革命军筹备粮草。平羽从小就受到严格的家教,背诵古诗文,在青砖上临帖习字。青年时代,又喜好字画印鉴,擅长体育运动,炼就了一副结实的体魄。

1924年,15岁的平羽考入南京东南大学附属中学,开始参加学生运动。1929年,进入上海大夏大学读书,受恽代英等革命家影响,加入共青团,任团支部书记,次年转为共产党员。因积极领导学生运动,遭逮捕。但他坚不吐实,半年后被释放。1931年,受中共江苏省委派遣赴高邮秘密开展工作。是年正值高邮遭受特大水灾,他组织群众救灾,在泰山庙为死难者召开追悼会,并发表演讲。次年因身份暴露,又离邮赴沪,在“左联”大众社工作。

1936年,受地下党派遣,赴西安在博古领导下从事青年学生运动,并冒险向张学良进言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对“张杨兵谏”起了鲜为人知的作用。1937年初,去延安抗大高干队学习,毕业后被派往新四军部工作,曾任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秘书长、副团长。1939年,又先后任陈毅司令员秘书、政治部宣传科科长兼军法官、军政治部民运科科长等职。

皖南事变”前夕,任苏中行署第一任秘书长。1943年任苏中区党委敌工部部长。是年秋,策动八、九个敌伪据点同时起义,诱杀了一部分汪伪特务。

抗战胜利后,任华野七纵队政治部副主任。1946年春,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为党的国际统战工作作出了贡献。

1949年4月,南京解放后任南京市军管会文教委主任、南京市教育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1950年调往上海,历任华东军政委员会高教处处长、文教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市人委秘书长、华东暨上海市外宾招待委员会秘书长、上海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等职。

1955年,受“胡风事件”牵连,被停职审查10个月。后恢复职务,率中国艺术团访问欧洲五国,回国后任上海市宣传部副部长兼文化局局长。

1960年,调任文化部副部长,分管文物艺术工作,为文博事业和戏曲革新作出贡献,特别是对兴建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革命博物馆以及敦煌莫高窟的抢救性维修工程起了重要作用。常书鸿先生为此特在徐平羽追悼会上献上一副挽联曰:“孤鸿鸣沙侧万里无云痛莫高垂危,平羽临绝塞兴工建修喜国宝得救”。

徐平羽同志为人襟怀坦荡,刚正不阿爱憎分明

“文革”前夕,江青曾借口“西洋音乐”问题诋毁周恩来总理。毛泽东主席把徐平羽叫去对质,平羽当着江青的面进行抵制,致使江青怀恨在心。加之30年代,他在上海从事地下党工作时,对江青的丑史又有了解,故在“十年内乱”中遭到了“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严重迫害,先在北京轮番批斗,又被揪到上海批斗半年,后又被押回北京被捕入狱达7年之久,身心受到严重摧残,先是左眼失明,手足偏瘫,而后全身瘫痪。到1975年中央为他彻底平反时,几成废人。此后又老病在身,常年住院,终于1986年9月23日在北京逝世,结束了他77年的风雨人生

徐平羽,1909年9月生于江苏高邮,原名王元健,又名白丁,肄业于上海大夏大学。他在军政界的名号要响亮得多。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参加左联。1936年后担任过新四军服务团副团长、苏北行政委员会秘书长、黄河大队政委,第三野战军随营学校政治部副主任等,也算是戎马半生

徐平羽曾在各处文化部门任职,历任南京市教育局局长,南京博物院院长,上海市文化局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就连文革中被批斗,也是因为”包庇”所谓牛鬼蛇神的黑画。他的收藏几乎是伴随着解放战争的步伐一同前进的。1946年,时任苏皖边区政府交际处处长的徐平羽正式开始购藏书画作品。从那时起直至1966年”文革”的20年间,他以自己的全部收入投入其中,生活开支则全靠夫人的薪金,甚至将夫人过年为儿子做衣服的布票买布做了画套,痴迷程度可见一斑。

徐平羽的书斋名为”玉莲斋”,又名”清箱书屋”,收藏了许多精品佳作。书斋中自明代、清代至现代的诸多大家都有所涉及,像吴门的祝枝山、文征明、唐伯虎、邵弥,昆山的夏昶,山阴的徐渭,华亭的董其昌,清初的四大名僧,黄山的梅清,娄东的王原祁,到现代的齐白石、黄宾虹、张大千、傅抱石等等。最主要的是”扬州八怪”,或多或少有些收藏同乡作品的情感因素,也标示着他的审美取向。

现代画家则大多与他有交往,如黄宾虹、吴湖帆、傅抱石、贺天健、谢稚柳、吴作人、黄胄、程十发等,大概也是他解放后从事文化领域工作的关系,很多藏品都题有上款。

在北京荣宝2006秋拍《玉莲斋藏画》专场中,傅抱石的《西风吹下红雨来》,就有作者的长题,记述了他们十载交往。 [5]

1957年反右派中,徐平羽作为主管上海外事口(包括市国际活动指导委员会即后来的市外办、市外事处、市对外友协、市专家工作处四个部门)的负责人,在对外事口干部定性上报时,力排众议,坚持外事口干部中没有右派,不划右派。市委黄庆熙同志表示,“尊重徐平羽同志的意见”,因而,上海外事口未划右派。这在“浊浪排空,惊涛裂岸”的反右派运动中,特别是在以“左”闻名全国的柯庆施领导下的上海,徐平羽这样干,需要有多大的胆识和勇气,是可以想象的。特别是他刚因胡风案被审查回来,就顶住压力,敢于这样做,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黄庆熙同志这样做,也是很不容易的。

徐平羽在上海外事口不划右派,保护了一批干部,这不仅在上海是绝无仅有的,恐怕在全国范围也是罕见的。这是大好事、这是奇迹,不应当被湮没、被遗忘。我们亲身经历过反右的人,对反右是不会忘记的。事实上,在上海外事口,也跟其他部门一样进行了反右,给一批干部定了性,只是由于徐平羽的坚持,才未划右派。而原来属于外事口的国际旅行社上海分社,此时已划归市机关事务管理局,就划了不少右派。

当年在外事口直接参与此事全过程的龚炳孙同志(社科院文学所研究员),已经去世三年了。去世前曾跟我说,要我有机会写出来,来纪念徐平羽同志的功德,不使湮没,特写如上。 《炎黄春秋》2000年第6期 作者:沈德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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