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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田录

《归田录》,笔记。宋代欧阳修作。二卷。凡一百十五条。欧阳修晚年辞官闲居颍州时作,故书名归田。多记朝庭旧事和士大夫琐事,大多系亲身经历、见闻,史料翔实可靠。书之体例略近李肇的《国史补》,所记如太宗知李汉超、仁宗恭俭、陈尧咨、卖油翁等,含意深刻。 [1]

归田录〔宋〕欧阳修撰归田录卷一

太祖皇帝初幸相国寺,至佛像前烧香,问当拜与不拜,僧录赞宁奏曰:“不拜。”问其何故,对曰:“见在佛不拜过去佛。”赞宁者,颇知书,有口辩,其语虽类俳优,然适会上意,故微笑而颔之,遂以为定制。至今行幸焚香,皆不拜也。议者以为得礼。

开宝寺塔在京师诸塔中最高,而制度勘精,都料匠预浩所造也。塔初成,望之不正而势倾西北。人怪而问之,浩曰:“京师地平无山,而多西北风,吹之不百年,当正也。”其用心之精盖如此。国朝以来木工,一人而已。至今木工皆以预都料为法。有《木经》三卷,今行於世者是也。

国朝之制,知制诰必先试而後命,有国以来百年,不试而命者才三人:陈尧佐杨亿、及★忝与其一尔

仁宗在东宫,鲁肃简公 (宗道) 为谕德,其居在宋门外,俗谓之浴堂巷,有酒肆在其侧,号仁和,酒有名於京师,公往往易服 (一作衣) 微行,饮於其中。一日,真宗急召公,将有所问。使者及门而公不在,移时乃自仁和肆中饮归。中使遽先入白,乃与公约曰:“上若怪公来迟,当托何事以对 幸先见教,冀不异同。”公曰:“但以实告。”中使曰:“然则当得罪。”公曰:“饮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 (一作罪大) 也。”中使嗟叹而去。真宗果问,使者具如公对。真宗问曰:(一作公) “何故私入酒 ”公谢曰:“臣家贫无器皿,酒肆百物具 (一作俱) 备,宾至如归,适有乡里亲客自远来,遂与之饮。然臣既易服,市人亦无识臣者。”真宗笑曰:“卿为宫臣,恐为御史所弹。”然自此奇公,以为忠实可大用。晚年每为章献明肃太后言群臣可大用者数人,公其一也。其後章献皆用之。

太宗时亲试进士,每以先进卷子者赐第一人及第。孙何李庶几同在科场,皆有时名,庶几文思敏速,何尤苦思迟〔一〕。会言事者上言:“举子轻薄,为文不求义理,惟以敏速相夸。”因言:“庶几与举子於饼肆中作赋,以一饼熟成一韵者为胜。”太宗闻之大怒,是岁殿试,庶几最先进卷了,遽叱出之。由是何为第一。〔二〕

参知政事丁公、 (度) 晁公 (宗悫) 往时同在馆中,喜相谐谑。晁因迁职,以启谢丁,时丁方群牧判官,乃戏晁曰:“启事更不奉答,当以粪墼一车为报。”晁答曰:“得墼胜於得启。”闻者以为善对。

石资政 (中立) 好谐谑,士大夫能道其语者甚多。尝因入朝,遇荆王迎授,东华门不得入,

遂自左掖门入。有一朝士,好事语言,问石云:“何为自左 (去声) 掖门入 ”石方★班,且走且答曰:“★为大 (音★)王迎授。”闻者无不大笑。杨大年方与客棋,石自外至,坐於一隅。大年因诵贾谊《鹏赋》以戏之云:“止於坐隅,貌甚闲暇。”石遽答曰:“口不能言,请对以臆。”

故老能言五代时事者云:冯相 (道) 、和相 (凝) 同在中书,一日,和问冯曰:“公靴新买,基直几何 ”冯举左足示和曰:“九百。”和性褊急,遽回顾小吏云:“吾靴何得用一千八百 ”因诟责久之。冯徐举其右足曰:“此亦九百。”於是烘堂大笑。时谓宰相如此,何以镇服百僚。

钱副枢 (若水) 尝遇异人传相法,其事甚怪,钱公後传杨大年,故世称此二人有知人之鉴。仲简,扬州人也,少习明经,以贫佣书大年门下。大年一见奇之,曰:“子当进士及第,官至清显。”乃教以诗赋。简天禧中举进士第一甲及第,官至正郎、天章阁待制以卒。谢希深为奉礼郎,大年尤喜其文,每见则欣然延接,既去则叹息不已。郑天休在公门下,见其如此,怪而问之,大年曰:“此子官亦清要,但年不及中寿尔。”希深官至兵部员外郎知制诰,卒年四十六,皆如其言。希深初以奉礼郎锁厅应进士举,以启事谒见大年,有云:“曳铃其空,上念无君子者;解组不顾,公其如苍生何 ! ”大年自书此四句於扇,曰:“此文中虎也。”由是知名。

太祖时,郭进为西山巡检,有告其阴通河东刘继元,将有异志者,太祖大怒,以其诬害

忠臣,命缚其人予进,使自处置。进得而不杀,谓曰:“尔能为我取继元一城一寨,不止赎尔死,当请当尔一官。”岁馀,其人诱其一城来降。进具其事送之於朝,请赏以官。太祖曰:“尔诬害我忠良,此才可赎死尔,赏不可得也 ! ”命以其人还进,进复请曰:“使臣失信,则不能用人矣。”太祖於是赏以一官。君臣之间盖如此。

鲁肃简公立朝刚正,嫉恶少容,小人恶之,私目为“鱼头”。当章献垂帘时,屡有补益,谠言正论,士大夫多能道之。公既卒,〔三〕太常谥曰“刚简”,议者不知为美谥,以为因谥讥之,竟改曰“肃简”。公与张文节公 (知白) 当垂帘之际,同在中书,二公皆以清节直道为一时名臣,而鲁尤简易,若曰“刚简”,尤得其实也。

宋尚书 (祁) 为布衣时,未为人知。孙宣公 * 一见奇之,遂为知己。後宋举进士,骤有时名,故世称宣公知人。公尝语其 (一无此字) 门下客曰:“近世谥用两字,而文臣必谥为文,皆非古也。吾死得谥曰‘宣’若‘戴’足矣。”及公之卒,宋方为礼官,遂谥曰“宣”,成其志也。

二年,枢密使田公 (况) 罢为尚书右丞观文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罢枢密使当降麻,而止以制除。盖往时高若讷罢枢密使,所除官职正与田公同,亦不降麻,遂以为故事。〔四〕真宗时,丁晋公 (谓) 自平江军节度使除兵部尚书参知政事,节度使当降麻,而朝议惜之,遂止以制除。近者陈相 (执中) 罢使相除仆射,乃降麻,庞籍罢节度使除观文殿大学士,又不降麻。盖无定制也。

宝元、康定之间,余自贬所还过京师,见王君贶初作舍人,自契丹使归。余时在坐,见都知、押班、殿前马步军联骑立门外,呈榜子称“不敢求见”,舍人遣人谢之而去。至 (一无此字) 庆历三年,余作舍人,此礼已废。然三衙管军臣僚於道路相逢,望见舍人,呵引者即敛马驻立,前呵者传声“太尉立马”,急遣人谢之,比舍人马过,然後敢行。後予官於外十年而还,遂入翰林为学士,见三衙呵引甚雄,不复如当时,与学士相逢,分道而过,更无敛避之礼,盖两制渐轻而三衙渐重。〔五〕旧制:侍卫亲军与殿前分为两司。自侍卫司不置马步军都指挥使,止置马军指挥使、步军指挥使 (一止作马步军指挥使) 以来,侍卫一司自分为二,故与殿前司例为三衙也。五代军制已无典法,而今又非其旧制者多矣。

国家开宝中所铸钱,文曰“宋通元宝”,至宝元中,则曰“皇宋通宝”,近世钱文皆著年号,惟此二钱不然者,以年号有“宝”字,文不可重故也。

太祖建隆六年,〔六〕将议改元,语宰相勿用前世旧号,於是改元乾德。其後,因於禁中见内人镜背有乾德之号,以问学士陶谷,谷曰:〔七〕“此伪蜀时年号也。”因问内人,乃是故蜀王时人。太祖由是益重儒士,而叹宰相 (一有之字) 寡闻也。〔八〕

仁宗即位,改元天圣,时章献明肃太后临朝称制,议者谓撰号者取天字,於文为“二人”,以为“二人圣”者,悦太后尔。至九年,改元明道,又以为明字於文“日有并”也,与“二人”旨同。无何,以犯契丹讳,明 年遽 (一作遂) 改曰,是时连岁天下大旱,改元诏意冀以迎和气也。五年,因郊又改元曰宝元。自景初,群臣慕唐玄宗以开元加尊号,遂请加景於尊号之上,至宝元亦然。是岁赵元昊以河西叛,改姓元氏,朝廷恶之,遽改元曰康定,而不复加於尊号。而好事者又曰“康定乃谥尔”。明 年又改曰庆历。至九年,大旱,河北尤甚,民死者十八、九,於是又改元曰,犹景也。六年,日蚀四月朔,以谓正阳之月,自古所忌,又改元曰至和。三年,仁宗不豫,久之康复,又改元曰。自天圣至此,凡年号九,〔九〕皆有谓也。

寇忠愍公 (准) 之贬也,初以列卿安州,既而又贬衡州副使,又贬道州虽驾,遂贬雷州司户。时丁晋公与冯相 (拯) 在中书,丁当秉笔,初欲贬崖州,而丁忽自疑,语冯曰:“崖州再涉鲸波,如何 ”冯唯唯而已。丁乃徐拟雷州。及丁之贬也,冯遂拟崖州,当时好事者相语曰:“若见雷州寇司户,人生何处不相逢”比丁之南也,寇复移道州,寇闻丁当来,遣人以蒸差别逆於 (一作迎於) 境上,而收其僮仆,杜门不放出,闻者多以 (一作公) 为得体。

杨文公 (亿) 以文章擅天下,然性特刚劲寡合。有恶之者,以事谮之。大年在学士院,忽夜召见於一小阁,深在禁中。既见赐茶,从容顾问,久之,出文藁数箧,以示大年云:“卿识

钱思公①虽生长富贵,而少所嗜好。在西洛②时尝语僚属,言平生惟好读书,坐则读经史,卧则读小说,上厕则阅小辞③,盖未尝顷刻释卷也。谢希深亦言:“宋公垂同在史院,每走厕,必挟书以往,讽诵之声,琅然闻于远近,其笃学如此。”余因谓希深曰:“余平生所作文章,多在三上,乃马上、枕上、厕上也。盖惟此尤可以属思④尔。”

翻译:

钱思公虽然出身富贵之家,但是没什么嗜好。在西京洛阳曾经告诉僚属,说这一生只喜欢读书,坐着的时候就读经史,躺在床上就读各种杂记,上厕所的时候就读词典、小令。大概从来没有半刻离开书的时候。谢希深也说:“ 同在史院的宋公垂,每当去厕所都夹着书,诵读的声音清脆,远近都能听到,也是如此的好学。”我于是告诉希深,说:“我平生所作的文章,多在三上,就是马上、枕上、厕上。大概只有此等之处可以构思吧。”

①钱思公:钱惟演,北宋“西昆体”代表作家之一。下文提及的谢希深(谢绛)、宋公垂(宋绶)也以文学知名一时。

②西洛:西京洛阳。

小辞:指短小的诗词。

④属思:思考,构思。

(宋)太祖时,以李汉超为关南巡检,使捍北虏,与兵三千而已。然其齐州赋税最多,乃以为齐州防御使,悉与一州之赋,俾①之养士。而汉超武人,所为多不法,久之,关南百姓诣阙②,讼③汉超贷民钱不还,及掠其女以为妾。太祖召百姓入见便殿,赐以酒食,慰劳之,徐问曰:“自汉超在关南,契丹入寇者几?”百姓曰:“无也。”太祖曰:“往时契丹入寇,边将不能御,河北之民岁遭劫虏,汝于此时能保全其资财妇女乎?今汉超所取,孰与契丹之多?”又问讼女者曰:“汝家几女,所嫁何人?”百姓具以对。太祖曰:“然则所嫁皆村夫也。若汉超者,吾之贵臣也,以爱汝女则取④之,得之必不使失所。与其嫁村夫,孰若处汉超家富贵?”于是百姓皆感悦而去。太祖使人语汉超曰:“汝须钱,何不告我而取于民乎?”乃赐以银数百两,曰:“汝自还之,使其感汝也。”汉超感泣,誓以死报

翻译:

宋太祖的时候,让李汉超担任关南巡检,派他抵御北方的少数民族,只给了三千士兵而已。然而他辖地内的齐州交的赋税最多,太祖就任命他为齐州防御使,把一个州的赋税全部给了他,让他用这个钱来养士兵。但是李汉超是一名武人,所作所为很多都违法,时间长了,关南的百姓就跑到京城告状,告李汉超借了老百姓的钱不还,还有就是抢夺老百姓的女孩子当妾。宋太祖在便殿召见百姓,并赐给他们酒食,安慰他们,慢慢地问他们:“自从李汉超在关南,契丹进犯还有吗?”百姓说:“没有了。”宋太祖说:“从前契丹侵犯,边将不能防御,河北的老百姓每年遭抢劫俘虏,你们那个时候能保全你们的资财和妇女吗?如今李汉超在你们身上夺取的,和契丹比起来哪个多?”宋太祖又问被抢了女儿的人说:“你家几个女儿,嫁给了什么人?”老百姓就详详细细地回答。宋太祖说:“女儿所嫁的都是农夫呀。像李汉超这样的人,(正)是我的宝贵的臣子,(他)是因为爱你的女儿才娶了她,娶了之后一定不会让她流离失所。与其嫁给农夫,哪里比得上嫁进李汉超家富贵呢?”于是老百姓都感到喜悦就离开了。宋太祖派人告诉李汉超:“你需要钱,为什么不告诉我而要去老百姓那儿抢呢?”就赐给李汉超数百两白银,还说:“你把钱还给老百姓,让他们感激你。”李汉超感激得流下了眼泪,发誓以死报效宋太祖。

①俾:使。

②阙:宫殿。

③讼:控告。

④取:同“娶”。

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祖籍庐陵(今属江西)。少孤,贫而好学。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先后担任过知制诰、翰林学士、枢密副使等职。他是范仲淹“庆历新政”的拥护者,并和尹洙、梅尧臣等人倡导诗文革新运动,堪称北宋文坛的泰山北斗。欧阳修注意提携后进,曾巩、王安石、苏舜钦、苏轼父子等都出于他的门下。他在诗词文等多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著作等身。欧词格调清新,语言明丽。 [2]

欧阳修曾与宋祁合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又喜收集金石文字,编为《集古录》。有《欧阳文忠公文集》。诗歌《踏莎行》。并著作著名的《醉翁亭记》。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词集名。北宋欧阳修作。三卷。南宋罗泌编次。收入《欧阳文忠公文集》,又有影宋刻单行本。明毛晋《宋六十名家词》本改题《六一词》,仅一卷,据前本而有所删节。另有影宋本醉翁琴趣外编》六卷,多有《近体乐府》未收之词。公集三代以来金石刻为一千卷。代表作有《醉翁亭记》  欧阳修一生著述繁富,成绩斐然。除文学外,经学研究《》、《》、《春秋》,能不拘守前人之说,有独到见解;金石学为开辟之功,编辑和整理了周代至隋唐的金石器物、铭文碑刻上千,并撰写成《集古录跋尾》十卷四百多篇,简称《集古录》,是今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史学成就尤伟,除了参加修定《新唐书》250卷外,又自撰《五代史记》(《新五代史》),总结五代的历史经验,意在引为鉴戒

欧阳修四岁丧父,随叔父在现湖北随州长大,幼年家贫无资,母亲郑氏以荻画地,教以识字。欧阳修自幼酷爱读书,常从城南李家借书抄读,他天资聪颖,又刻苦勤奋,往往书不待抄完,已能成诵;少年习作诗赋文章,文笔老练,有如成人,其叔由此看到了家族振兴的希望,曾对欧阳修的母亲说:“嫂无以家贫子幼为念,此奇儿也!不唯起家以大吾门,他日必名重当世。”十岁时,欧阳修从李家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甚爱其文,手不释卷,这为日后北宋诗文革新运动播下了种子。 仁宗天圣八年(1030)中进士。次年任西京(今洛阳)留守推官,与梅尧臣尹洙结为至交,互相切磋诗文。元年(1034年),召试学士院,授任宣德郎,充馆阁校勘。三年,范仲淹上章批评时政,被贬饶州欧阳修为他辩护,被贬为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康定元年(1040年),欧阳修被召回京,复任馆阁校勘,编修崇文总目,后知谏院庆历三年(1043年),任右正言知制诰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推行“庆历新政”,欧阳修参与革新,提出改革吏治、军事、贡举法等主张。五年,范、韩、富等相继被贬,欧阳修上书分辩,因被贬为滁州(今安徽滁县)太守。后又改知扬州、颍州(今

安徽阜阳)、应天府(今河南商丘)。 元年(1049)回朝,先后任翰林学士、史馆修撰等职。至和元年(1054年)八月, 与宋祁同修《新唐书》,又自修《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二年(1057年)二月,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主持进士考试,提倡平实文风,录取苏轼、苏辙、曾巩等人,对北宋文风转变有很大影响。嘉三年六月庚戊,欧阳修以翰林学士身份兼龙图阁学士权知开封府。五年,拜枢密副使。次年任参知政事。后又相继任刑部尚书、兵部尚书等职。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上表请求外任,不准。此后两三年间,因被蒋之奇等诬谤,多次辞职,都未允准。 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王安石实行新法。欧阳修对青苗法有所批评,且未执行。三年,除检校太保宣徽南院使等职,坚持不受,改知蔡州(今河南汝南县)。此年改号“六一居士”。四年六月,以太子少师的身份辞职。居颍州(今属安徽省)。五年闰七月二十三日,欧阳修卒于家,谥文忠。欧阳修陵园位于河南省新郑市区西辛店镇欧阳寺村。该园环境优美,北依岗阜,丘陵起伏,南临沟壑,溪流淙淙。陵园肃穆,碑石林立,古柏参天,一片郁郁葱葱,雨后初晴,阳光普照,雾气升腾,如烟似雨,景色壮观,故有“欧坟烟雨”美称,为新郑古代八景之一。

欧阳修前期的政治思想,反映了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对当时经济、政治和军事等方面的严重危机,有较清醒的认识。主张除积弊、行宽简、务农节用,与范仲淹等共谋革新。晚年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思想渐趋保守,对王安石部分新法有所抵制和讥评;但比较实事求是,和司马光等人的态度是不尽相同的。 欧阳修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继承了韩愈古文运动的精神。作为宋代诗文革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他的文论和创作实绩,对当时以及后代都有很大影响。 宋初,在暂时承平的社会环境里,贵族文人集团提倡的西昆体诗赋充斥文坛,浮华纂组,并无社会意义,却曾风靡一时。为了矫正西昆体的流弊,欧阳修大力提倡古文。他自幼爱读韩愈文集,出仕后亲自校订韩文,刊行天下。 他在文学观点上师承韩愈,主张明道致用。他强调道对文的决定作用,以“道”为内容,为本质,以“文”为形式,为工具。特别重视道统的修养,提出“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答吴充秀才书》),“道纯则充于中者实,中充实则发为文者辉光”(《答祖择之书》),“学者当师经”,师经才能用“道”来充实自己。但他又假正了韩愈的某些偏颇。在对“道”的解释上,他把现实中的“事”,看作是“道”的具体内容。他认为学道而不能至,是因为“弃百事不关于心”(《答吴充秀才书》)。他反对“务高言而鲜事实” (《与张秀才第二书》)。在对待“道”与“文”的关系上,主张既要重“道”,又要重“文”,认为“文”固然要服从于“道”,但非“有德者必有言”,并且列举了许多例子说明“自诗、书史记所传,其人岂必能言之士哉”,指出:“言以载事,而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见于世”。所谓“事信言文”,就是内容要真实,语言要有文采,做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这是欧阳修对创作的基本论点。 他取韩愈“文从字顺”的精神,大力提倡简而有法和流畅自然的文风,反对浮靡雕琢和怪僻晦涩。他不仅能够从实际出发,提出平实的散文理论,而且自己又以造诣很高的创作实绩,起了示范作用。 他的主张得到了尹洙梅尧臣苏舜钦等人的热烈赞同。后来,知贡举(主管考试进士)时,又鼓励考生写作质朴晓畅的古文,凡内容空洞,华而不实,或以奇诡取胜之作,概在摒黜之列。与此同时,他又提拔、培养了王安石、曾巩、苏轼、苏辙等一代新进作家。这样,他倡导的诗文革新运动就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欧阳修是杰出的应用文章家。他一生著述颇丰,《欧阳修全集》(中国书店1986年版。本文所引欧文皆出此集)有文章2651篇,应用文2619篇,可见他的文章写作主要是应用文写作;还撰有《新五代史》74卷,《新唐书》75卷。他不仅应用文写作颇有建树,而且对应用文理论贡献也很大。 创立应用文概念。目前论者都认为应用文一词最早见于南宋张侃的《跋陈后山再任校官谢启》:“骈四俪六,特应用文耳。”(拙轩集卷五)张只涉及应用文取“四六”的语言形式,严格说来还不能说明确了应用文概念。北宋的欧阳修在《辞副枢密与两府书》中云,五年十一月奉制命授枢密副使,“学为应用之文”。这里的应用文是指公文文体。他在同一年的《免进五代史状》中自述为得功各事无用之时文,得功名后,“不忍忘其素习,时有妄作,皆应用文字”。“文字”即文章。这里的应用文指实用文章。可见,欧阳修是从文体形式、实用性质两方面来明确应用文概念的,他已把应用文当作独立的文章体裁。 构筑了应用文理论的大体框架。如上所述,他认为应用文的性质是实用的。他赞扬苏洵的应用文章“实有用之言”(《荐布衣苏洵状》),黄校书策论“中於时病而不为空言”(《与黄校书论文章书》)。欧阳修关于应用文的实用性质是很明确的。他认为应用文的特点有三。一是真实。欧阳修认为写史要“立传纪实”(《进新修唐书表》)。所谓“纪实”,就是应像《春秋》一样褒贬善恶,“传其实而使后世信之”(《魏梁解》),“求情而责实,别是非,明善恶”(《春秋论中》),“书事能不没其实”(《唐于鲁神道碑》)。他还认为诏令“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论慎出诏令札子》),用当今的语言来表述,就是要与实际相符。欧阳修主张应用文真实,一是为了应用,二是为了传於后世。二是简洁质朴。“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正史类》),赞扬孔宙碑文简质(《后汉泰山都尉孔君碑》),朝廷诏书应“复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华”(《论李淑奸邪札子》),铭应“言简而著”(《内殿崇班薛君基表》),“师鲁之《志》,用意特深而语简”(《论<;尹师鲁墓志>;》),“文书甚简”(《乞洪州第七状》),简洁质朴是欧阳修文章批评的标准之一。三是得体。他赞扬刘敞追封皇子公主九人的公文典雅,“各得其体”(《集贤院学士刘公墓志铭》),“体”指内容而言,欧阳修谓之“大体”。“公於制诰,尤得其体”(《谢公绛墓志铭》),他赞扬谢希深的制诰尤得西汉制诰之体,“体”指文体。“考其典诰誓命之文,纯深简质,丁宁委曲,为体不同”(《崇文总目叙释正史类》),“体”指语体。欧阳修主张应用文应合大体、文体、语体,其理论已相当精深。 欧阳修对公文的贡献很大。他写有公文一千一百零二篇,公文理论也很系统。公文内容“必须合於物议,下悦民情”;形式“取便於宣读”,采用“四六”的语言形式(《内制集序》),开苏轼改革骈文之先河。他自责其公文有“无以发明”,“意思零落”,“非工之作”,“拘牵常格”的毛病,主张内容要完整出新,有条有理;形式既要规范,又要创新。他按公文的行文方向,把公文分为三类:“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则曰符曰檄,问讯列对;下而上者,则曰状;位等相以往来,曰移曰牒。”(《与陈员外书》)他认为符、檄是下行文,状为上行文,移、牒为平行文;并明确公文不能“施於非公之事”。欧阳修虽未明确上行文、平行文、下行文的概念,但为刘熙载按行文方向分类打下了基础。(摘自《应用写作》月刊1997年第2期《欧阳修应用文论》)

欧阳修在文学创作上的成就,以散文为最高。苏轼评其文时说:“论大道似韩愈,论本似陆贽,纪事似司马迁,诗赋似李白”。但欧阳修虽素慕韩文的深厚雄博,汪洋恣肆,但并不亦步亦趋。 欧阳修一生写了500余篇散文,各体兼备,有政论文、史论文、记事文、抒情文和笔记文等。他的散文大都内容充实,气势旺盛,深入浅出,精炼流畅,叙事说理,娓娓动听,抒情写景,引人入胜,寓奇于平,一新文坛面目。他的许多政论作品,如《本论》、《原弊》、《上高司谏书》、《朋党论》、《新五代史?伶官传序》等,恪守自己“明道”、“致用”的主张,紧密联系当时政治斗争,指摘时弊,思想尖锐,语言明快,表现了一种匡时救世的怀抱。他还写了不少抒情、叙事散文,也大都情景交融,摇曳多姿。他的《释秘演诗集序》、《祭石曼卿文》、《苏氏文集序》等文,悼念亡友,追怀往事,情深意挚,极为动人;他的《丰乐亭记》、《醉翁亭记诸作,徐徐写来,委婉曲折,言辞优美,风格清新。总之,不论是讽世刺政,还是悼亡忆旧,乃至登临游览之作,无不充分体现出他那种从容宽厚、真率自然的艺术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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