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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广仁

康广仁(1867年-1898年9月28日),本名有溥,字广仁,号幼博,又号大广,广东南海人,康有为之弟,清末维新派

早年不事举业,认为国家弱亡,皆由八股锢禁人才所致。曾作过浙江小吏,后耻于官场污秽,腐败而辞官。1897年初,在澳门创办《知新报》,任总理,旨在“发明民政之公理”,旋赴上海,倡设女学堂,并与梁启超等设立戒缠足会,遭守旧份子诋毁。后闻康有为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即积极响应,主张在外交上联合英国,在内政上废八股取士之制,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更多的维新爱国志士。1898年春,与梁启超结伴入北京,助康有为拟新政奏稿,奔走呼号不遗余力。

戊戌政变因梁启超带病往北京应付官试,与他同行,因而被捕,被捕入狱,谈笑自如,宣称“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不久与谭嗣同等同时遇害,合称戊戌六君子。事年31岁。

康广仁历来反对科举制度,从不参加应试,并认为国家弱亡,皆因八股锢塞人才所致,变法图强应广开学校,讲求实用之学,以培养爱国志士。所以,康广仁对办学办报兴致盎然。

康广仁认为八股文有害人才的发展,因而每次应试都放弃作答,20岁后曾在浙江当小吏,其后曾当保甲差、文闱差。在戊戌变法中,康广仁劝其兄康有为:“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弟旦夕力言,新旧水火,大权在后,决无成功,何必冒祸……”。又在致何易中的信中指出:“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地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衢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故常谓但竭力废八股,俾民智能开,则危崖上转石,不患不能至地。今已如愿,八股已废,力劝伯兄宜速拂衣,虽多陈无益,且恐祸变生也。”

变法失败,六君子下狱论死,广仁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他对谭嗣同说:“今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我辈死,中国强矣。”

1898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宫廷政变,将“百日维新”扼杀于摇篮之中。康有为有幸事先得密报,死里逃生,潜往海外。而康广仁却在北京南海会馆被捕,他在狱中谈笑自若,视死如归;9月28日,与谭嗣同戊戌六君子,被杀害于菜市口,临刑前他昂首向天,大声喊道:“中国自强之机在此矣!”牺牲时年仅31岁。 [1]

康君名有溥,字广仁,以字行,号幼博,又号大广,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厉鸷,明照锐

断,见事理若区别白黑,勇于任事,洞于察机,善于观人,遂于生死之故,长于治事之条理,严于律己,勇于改过。自少即绝意不事举业,以为本国之弱亡,皆由八股锢塞人才所致,故深恶痛绝之,偶一应试,辄弃去。弱冠后,尝为小吏于浙。盖君之少年血气太刚,倜傥自喜,行事间或弛,逾越范围,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场,

使之游于人间最秽之域,阅历乎猥鄙奔竞险诈苟且冗势利之境,使之尽知世俗之情伪,

然后可以收敛其客气,变化其气质,增长其识量。君为吏岁余,尝委保甲差、文闱差,阅历宦场既深,大耻之,挂冠而归。自是进德勇猛,气质大变,视前此若两人矣。

君天才本卓绝,又得贤兄之教,覃精名理,故其发论往往精奇悍锐,出人意表,闻者为之咋舌变色,然按之理势,实无不切当。自弃官以后,经历更深,学识更加,每与论一事,穷其条理,料其将来,不爽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资为谋议焉。

胶州、旅顺既失,南海先生上书痛哭论国是,请改革。曰:“今日在我国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则惟当变科举,废八股取士之制,使举国之士,咸弃其顽固谬陋之学,以讲求实用之学,则天下之人如瞽者忽开目,恍然于万国强弱之故,爱国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历年所陈改革之事,皆千条万绪,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当以全副精神专注于废八股之一事,锲而不舍,或可有成。此关一破,则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

盖当是时犹未深知皇上之圣明,故于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及南海先生既召见,乡会八股之试既废,海内志士额手为国家庆。君乃曰:“士之数莫多于童生与秀才,几居全数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革乡会试而不变岁科试,未足以振刷此辈之心目。且乡会试期在三年以后,为期太缓。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变童试、岁科试,立刻施行然后可。”乃与御史宋伯鲁谋,抗疏言之,得旨俞允。于是君请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国改革之期今尚未至。且千年来,行愚民之政,压抑既久,人才乏绝,今全国之人材,尚不足以任全国之事,改革甚难有效。今科举既变,学堂既开,阿兄宜归广东、上海,卓如宜归湖南,专心教育之事,著书译书撰报,激厉士民爱国之心,养成多数实用之才,三年之后,然后可大行改革也。

时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优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阅兵废立之事,渐有所闻,君复语曰:“自古无主权不一之国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虽天睿圣,然无赏罚之权,全国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满人之猜忌如此,守旧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当出京养晦矣。先生曰:“孔子之圣,知其不可而为之,凡人见孺子将入于井,犹思援之,况全国之命乎?况君父之难乎?西后之专横,旧党之顽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犹且舍位亡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义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复曰:“阿兄虽舍身思救之,然于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学,欲发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众生者,他日之事业正多,责任正重,今尚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自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经华德里筑屋之下,飞砖猝坠,掠面而下,面损流血。使彼时飞砖斜落半寸,击于脑,则死久矣。天下之境遇皆华德里飞砖之类也。今日之事虽险,吾亦以飞砖视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计也。”自是君不复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陈奏,有所兴革,君必劝阻之,谓当俟诸九月阅兵以后,若皇上得免于难,然后大举,未为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敕任,有所赐赉,必诣宫门谢恩,赐召见焉。南海先生先后奉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督办官报局,又以著书之故,赐金二千两,皆当谢恩,君独谓“西后及满洲党相忌已甚,阿兄若屡见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变,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后,上书极少,又不觐见,但上折谢恩,惟于所进呈之书,言改革之条理而已,皆从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决意不出都,俟九月阅兵之役,谋有所救 护,而君与谭君任此事最力。初,余既奉命督办译书,以君久在大同译书局,谙练此事,欲托君出上海总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诏,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诏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恋阙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即行,弟与复生、卓如及诸君力谋之。”盖是时虽知事急,然以为其发难终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独留,遂及于难,其临大节之不苟又如此。君明于大道,达于生死,常语余云:“吾生三十年,见兄弟戚友之年,与我相若者,今死去不计其数矣。吾每将己身与彼辈相较,常作已死观;今之犹在人间,作死而复生观,故应做之事,即放胆做去,无所挂碍,无所恐怖也。”盖君之从容就义者,其根柢深厚矣。

既被逮之日,与同居二人程式谷、钱维骥同在狱中,言笑自若,高歌声出金石。程、钱等固不知密诏及救护之事,然闻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厉声曰:“死亦何伤!汝年已二十余矣,我年已三十余矣,不犹愈于生数月而死,数岁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犹愈于抱病岁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则中国之强在此矣,死又何伤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国变法,皆前者死,后者继,今我国新党甚寡弱,恐我辈一死后,无继者也。”君曰:“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矣,何患无继哉?”神气雍容,临节终不少变,鸣呼烈矣!

南海先生之学,以仁为宗旨,君则以义为宗旨,故其治事也,专明权限,能断割,不妄求人,不妄接人,严于辞受取与,有高掌远摧陷廓清之概。于同时士大夫皆以豪俊俯视之。当十六岁时,因恶帖括,故不悦学,父兄责之,即自抗颜为童子师。疑其游戏必不成,姑试之,而从之学者有八九人,端坐课弟子,庄肃俨然,手创学规,严整有度,虽极顽横之童子,戢戢奉法惟谨。自是知其为治事才,一切家事营辨督租皆委焉。

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孙武令,严密缜栗,令出必行,奴仆无不畏之,故事无不举。少年曾与先生同居一楼,楼前有芭蕉一株,经秋后败叶狼藉。先生故有茂对万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爱护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则君所锄弃也。先生责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乱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检其阁上旧书整理之,以累世为儒,阁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举而付之一炬。先生诘之,君则曰:“是区区者尚不割舍耶?留此物,

此楼何时得清净。”此皆君十二三岁时轶事也。虽细端亦可以见其刚断之气矣。君事母最孝,非在侧则母不欢,母有所烦恼,得君数言,辄怡笑以解。盖其在母侧,纯为孺子之容,与接朋辈任事时,若两人云。最深于自知,勇于改过。其事为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轻许可,及其既任,则以心力殉之;有过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盖光明磊落,肝胆照人焉。

君尝慨中国医学之不讲,草菅人命,学医于美人嘉约翰,三年,遂通泰西医术。欲以移中国,在沪创医学堂,草具章程,虽以事未成,而后必行之。盖君之勇断,足以廓清国家之积弊,其明察精细,足以经营国家治平之条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国以没。其所办之事,则在澳门创立《知新报》,发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设译书局,译日本书,以开民智;

在西樵乡设一学校,以泰西政学教授乡之子弟;先生恶妇女缠足,壬午年创不缠足会而未成,君卒成之,粤风大移,粤会成,则与超推之于沪,集士夫开不缠足大会,君实为总持;

又与同志创女学堂,以救妇女之患,行太平之义。于君才未尽十一,亦可以观其志矣。君雅不喜章句记诵词章之学,明算工书,能作篆,尝为诗骈散文,然以为无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盖皆以余事为之,故遗文存者无几。然其言论往往发前人所未发,言人所不敢言。盖南海先生于一切名理,每仅发其端,含蓄而不尽言,君则推波助澜,穷其究竟,达其极点,故精思伟论独多焉。君既殁,朋辈将记忆其言论,裒而集之,以传于后。君既弃浙官,改官候选主事。妻黄谨娱,为中国女学会倡办董事。

论曰:徐子靖、王小航常语余云,二康皆绝伦之资,各有所长,不能轩轾。其言虽稍过,然幼博之才,真今日救时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盖为兄所掩,无足怪也。而先生之好仁,与幼博之持义,适足以相补,故先生之行事,出于幼博所左右者为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笃挚,惟复生与幼博为最。复生学问之深博,过于幼博;幼博治事之条理,过于复生,两人之才,真未易轩轾也。呜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两君者可复得乎?可复得乎?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时余适自湘大病出沪,扶病入京师,应春官试。幼博善医学,于余之病也,为之调护饮食,剂医药,至是则伴余同北行。盖幼博之入京,本无他事,不过为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于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十六岁时,不喜欢帖括而不喜欢学习,被父亲和兄长责怪,便自荐当小孩的老师。别人以为他在玩,便试试他,找来八九名小孩做其弟子,上课时甚为庄重严肃,更自创学规,令顽皮骄横的小孩都很听话。其他人才知道他有办事能力,便委托他负责不少家事。他令出必行,奴仆都很怕,因此没有事办不成。

康有溥将他居住的楼前的芭蕉锄走,康有为斥责他不仁,康有溥说那芭蕉没有用,只会烦扰人。

康有为叫康有溥检查、整理阁上的旧书,康有溥竟将数代传下的帖括一把火烧掉。康有为问他原因,他反问康有为是否这些区区的东西也不能放弃,并认为留下那些东西,那座楼就不会清净。

以上各事,可见康有溥为人刚断。

被杀真相

“六君子”当年被杀的罪名是与康有为结党 所谓“戊戌六君子”,系指在戊戌年被慈禧勒令杀害的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等六人。此六人均与当年之维新运动有关,其中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四人乃光绪皇帝戊戌年新任命之军机章京;杨深秀乃山东道监察御史;康广仁乃康有为之胞弟。 1898年9月28日,朝廷下达杀害“六君子”之上谕,称:“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大逆不道,着即处斩,派刚毅监视,步军统领衙门派兵弹压。”次日,内阁所奉朱谕将“六君子”之“大逆不道”的罪名具体化。朱谕称: “主事康有为首倡邪说,惑世诬民,而宵小之徒,群相附和,乘变法之际,隐行其乱法之谋,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陷害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又闻该乱党私立保国会,言保中国不保大清,其悖逆情形,实堪发指。……康有为实为叛逆之首,现已在逃,着各直省督抚,一体严密查拿,极刑惩治。举人梁启超与康有为狼狈为奸,所着文字,语多狂谬,着一并严拿惩办。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深秀、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杨锐等每于召见时,欺蒙狂悖,密保匪人,实属同恶相济,罪大恶极,前经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稽延日久,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该犯等情节较重,难逃法网,傥语多牵涉,恐致株连,是以未俟复奏,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2]

被厨子出卖的康广仁

康广仁比较温和稳健,不如梁启超那般激进,他最激烈的改革意见是主张废除八股文考试,考近代科学。对于维新变法,他曾经劝康有为:“阿兄回广东或上海,梁启超去湖南,专心办教育,著书立说,激励文人的爱国心,培养众多实用人才,三年后必有一定的成就,然后再来推行变政,救中国大行改革,才可能有希望成功。”康广仁在给朋友的信中也表达过对维新变法的看法:“阿兄规模太大,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少……而皇上又无权,怎么可能成功呢?”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康有为、梁启超等4人正在北京南海会馆打牌,清军大队人马向会馆扑来。邻院有个厨子看到清军,知道是来抓康氏兄弟的,赶忙跑来通风报信。梁启超得信,立即起身,塞了一把银子给厨子,匆匆离去,因而脱险。 [3]

康广仁也给了厨子钱,并换上了厨子的衣服。但是,他临走前又犹豫不决,二返其院,于是发生了变故。清军包围了南海会馆,康广仁自家的厨子(非报信的那位厨子)因为前两天康广仁因故打了他一下,正怀恨在心,看到大队清兵和康广仁彷徨的样子,知道清军是来抓他的,便趁机报复,向清军告发了他,康广仁因而被捕。因为康广仁秘密出入宫廷充当康有为和光绪之间联络员的角色,所以慈禧深恨他,9月28日那天,第一个被杀的就是他。由于宫外男人秘密出入宫廷是皇室的丑闻,所以在正式的官方通报之中,并没有提到康广仁的这一大“罪状”。 [3]

康广仁作血溅京华后,清政府将他们的遗体弃市3日,遂抛向郊外。从此,康广仁的遗骨葬于何处,成为一大悬谜。有的说,被百姓厚葬于京郊;有的说,被维新派余党迁葬于上海……

经康有为在大陆的儿媳,上海文史研究馆馆员庞莲老人的讲述并求证有关史料,终于弄清了康广仁的墓址。

当时,康广仁家人及维新余党,在一个凄风苦雨的夜晚,将他的遗骸偷运至香港,默默掩埋。康有为之母及元配夫人张云珠逃往香港居住后,便十几年如一日,守护着康广仁的坟茔。1913年8月9日,康母去世,康有为由日本奔丧归港,是年12月1日,康有为租“海明”轮,运母与弟灵柩回广东南海县老家,浅葬母与弟于银塘乡之后冈。

康有为疼爱这位英年惨死的幼弟。他无论住在上海新闸路辛家花园,还是住在愚园路“游存庐”,经常肃立在奉有康广仁遗像的“三本堂”前,久久地凝视乃弟的英俊形象。

康有为到上海生活,常常感到对不起浅葬故乡的母与弟。1914年,他最宠爱的三太太何旃理病逝,悲痛之余,他决定将母、弟迁葬,与三太太同葬在一处山明水秀的胜迹。康有为曾多次游览江苏的大茅山,此乃道教圣地,林木森森,浓荫蔽日,峰壑泉流,浑然天成。康有为晚年迷信风水堪舆之学,他见大茅山集伟岸与灵秀于一炉,遂出重金请风水先生,一同上山寻找最佳的陵寝地。最后,他们选定大茅山积金峰下的青龙山,认为此山有龙首龙尾,坐北朝南,状似巨龙腾飞,乃吉祥之处。1920年6月16日,康有为携全家披麻戴孝,扶着3具至亲的灵柩,在吹鼓手、道士那悲怆、沉郁的号角和诵经声中,完成了葬礼。是时,康有为在亲人墓前涕泪交加,长跪不起。

1927年早春,康有为做七十大寿前夕,突然心思变化,常常念叨人以叶落归根为好,表示要将3位亲人的遗骨从大茅山迁回故乡厚葬。在以后的许多年中,康有为的幼子康同凝庞莲丈夫,1978年去世)一直想完成父亲的遗愿,可惜天不假年。然而,因康氏后人绝大部分在海外,都没有精力去完成迁葬之事。

康有为3位亲人的坟冢地处偏僻,“文革”中又被扒毁,如今,康广仁墓葬大茅山的史实连当地人也不清楚了。唯康母墓前的半截残碑,被大茅山的道士移至印宫保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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