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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格之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1968年的改革)

布拉格之春捷克语Pra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ská jar ;俄语: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军事行动代号:多瑙河行动,英文:Operation Danube)才告终。

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事件一样,完全抛弃了旧有的社会主义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入侵者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1956年,赫鲁晓夫苏共二十大做的秘密报告中对于斯大林提出了批评,波兰匈牙利等国的共产党体制面临了很大的危机。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并没有受到很大的冲击,但是进入60年代之后,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兼总统安东尼诺沃托尼的统治开始动摇。尤其在恢复50年代大清洗牺牲者的名誉问题、经济增长减缓问题、斯洛伐克的自治主张等问题上,诺沃托尼受到了很大的抨击。

1967年,在第四次捷克斯洛伐克作家协会大会上,帕维尔科胡特、米兰昆德拉伊凡克里玛等作家开始批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0月末,学生在布拉格 市区又发起了关于学生宿舍设施的抗议游行,最终被党部派出的警察队伍镇压。此外,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斯洛伐克共产党方面对于诺沃托尼的政策也提出了强烈的不满。在这种情况下,苏共领导人勃列日涅夫非正式访问捷克斯洛伐克。诺沃托尼期望得到苏联的支持来平息事态,但是勃列日涅夫认为这只是捷共党内的问题,并没有明确的表态支持[当时他说“Это Ваше Дело(这是你们的问题。)”]。结果,在没有消除党内对立的情况下,党中央委员会大会在12月召开,会上一致批评诺沃托尼的领导,他对第一书记和总统的兼任的结束也在所难免。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内改革运动。从60年代初开始,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发展遇到严重困难。虽然从1967年开始实行新经济体制但形势仍未好转。经济困难导致部分工人罢工。在政治方面,当时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兼共和国总统的诺沃托尼对经济改革和为50年代初政治冤案的受害者平反采取消极抵制态度,压制批评和民主,在党内外引起强烈不满。在民族关系方面,由于1960年制定的宪法取消了斯洛伐克的民族自治权,民族矛盾也进一步尖锐。在这种背景下,捷共中央于1967年10、12月和1968年1月连续举行全体会议,就国内的困难、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党的领导方法等问题展开辩论。1968 年1 月中央全会决定解除诺沃托尼第一书记的职务,由杜布切克接替。同年4月中央全会又对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进行了重大改组,并通过了指导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行动纲领》。 5月中央全会决定于当年 9月提前召开党的第十四次代表大会,同时号召同国内出现的“反共主义倾向”和“保守观点”作斗争,7月中央全会通过了新党章草案。

当时公布的文件宣称,捷共改革的目标是“创立一个新的 、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民主和人道的社会主义模式”。改革的内容主要有:①关于党的领导体制和党内民主。认为一切权力由党的机构集中和垄断,只会削弱国家和社会机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党的领导作用主要应该是集中人民的意志和反映社会的需要,为社会的发展提出正确的方向和目标,制定方针政策,并通过党的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去贯彻实行;必须充分发挥和保障选举产生的党的各级领导机构的权力,工作机关不能独揽大权;党政重大职务不能由一人兼任,防止权力过分集中 ,担任党内职务以4年为一届,不得超过两届;党员有权批评党的各级领导人。②关于国家政治体制和公民权利 。主张实行多元化政治体制,使各阶级、阶层和集团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民族阵线内都有自己的政治代表 ,在民族阵线内各政党都是平等的伙伴 ;实行责任内阁,政府对通过普选产生的议会负责;确保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保证公民迁居包括迁居国外的自由;制定新闻法,取消新闻、书刊、广播电视的检查制度;给一切受过迫害的人平反。③关于经济体制 。强调计划与市场相结合 ,扩大企业的权限,企业作为相对独立 的商品生产者有经营自主权 ,自负盈亏;允许企业自愿结合,自由竞争,独立地进行外贸活动;成立工厂委员会,其中2/3的代表由职工直接选举产生,工厂委员会有权决定厂长的任命和撤换,决定利润分配和职工福利等。④关于民族关系。将国家体制改为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共和国的联邦制,保证斯洛伐克族同捷克族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运动受到了当时以苏联为首的华沙条约成员国(苏联、保加利亚、民主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干预和武装干预。改革以失败而告终。

以空降兵为拳头的苏联红军奇袭布拉格机场、快速控制捷克斯洛伐克领土的军事行动,被作为当代闪击战以及空降兵使用的经典战例被载入世界空降兵战史。国防大学出版社《世界空降兵战例精选》中指出:在布拉格事件中,苏军大胆迅猛的突击、战前的电子对抗、战略欺骗以及指挥通讯系统的高效率运作,充分体现了20世纪70年代华约国家在C4I系统合成作战上的优势,并使美国和北约国家感到忧虑。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发起了名为"布拉格之春"的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苏联看来,此举有脱离苏联控制的倾向。为了实行统一的“苏联体制”,苏决定对捷进行武装干涉。6月下旬,“华沙条约组织”在捷境内举行军事演习,演习结束数日参演部队才撤离捷境。7月之后,局势有所缓和。1968年8月3日晚华约在捷签署联合声明,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了。

8月20日晚11时,布拉格机场接到一架苏联民航客机信号:“机械事故,要求迫降”,未予拒绝。客机一降落,数十名苏军突击队员冲出机舱迅速占领机场。几分钟后,苏第103近卫空降师 [1] 乘30架安-12型运输机,从驻地白俄罗斯维捷布斯克起飞,在战斗机和轰炸机掩护下,以每分钟1架的间隔空运到布拉格。1小时后,一辆苏联大使馆的汽车引路,苏军士兵直扑布拉格

与此同时,时任苏联国防部副部长兼苏联陆军总司令的伊万格里戈里耶维奇巴甫洛夫斯基大将指挥 [2]

来自苏军驻德部队集群的第1近卫坦克集团军5个坦克师(第6近卫、第7近卫、第9、第20、第90近卫)4个摩托化步兵师(第14近卫、第20近卫、第27近卫、东德第11)直捣布拉格;

由苏军驻德部队集群第20近卫诸兵种合成集团军及其指挥的5个摩步师(第1近卫、第3近卫、第6近卫、第18近卫、第35近卫)、3个坦克师(第11近卫、第40近卫、东德第7)、1个空降师(第7近卫空降师)、保加利亚人民军一部(第7摩步师摩步22团)负责切断捷克西部边界线;

由波兰人民军5个师(机4师,坦10、11、16师,空降6师)构成的波兰第2集团军进攻北部; [3]

这三个集团军在西方向上由北方部队集群统一指挥,后者还拥有包括4个特战旅和航空兵在内的直属队; [4]

由驻匈牙利苏军4个师(第13近卫坦克师、第19近卫坦克师、第93近卫摩步师、第254近卫摩步师),匈军1个师(摩步8师),保加利亚军一部(第2摩步师第12摩步团)构成南方面军,从南部进攻; [5]

由喀尔巴阡军区第38诸兵种合成集团军为基础组织喀尔巴阡方面军,包括8个摩步师(第17近卫、第30近卫、第48、第51、第66近卫训练、第70近卫、第128近卫、第161),2个坦克师(第15近卫、第31)和1个炮兵师(第55),从东向西进入斯洛伐克地区; [6]

此外。还动用了一系列运输航空兵和前线航空兵集团军及其他兵团。 [7]

同时苏军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捷军开始全面电子压制。

21日拂晓,苏军占领布拉格,逮捕杜布切克。

在进攻开始6小时后,苏军控制了捷克全境。几十万捷军全部缴械,北约也没来得及作出任何反应。

这次代号为“多瑙河”的军事行动是苏军的一次典型方面军群进攻战役。西方向主攻,西南方向配合,共动用4个集群/军区下属的1个坦克集团军和4个诸兵种合成集团军26个师约30万人。但由于进攻过快,两个战略方向的后备坦克集团军均未出动,只动用了各集团军,师,团的直属坦克,共有900余辆坦克和约8000辆装甲运输车。

鉴于所有人都还没忘记1956年发生在匈牙利的悲剧,杜布切克并没有组织抵抗,在这次事件中仅有80个捷克人被杀,与匈牙利事件相比大大减少。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代替杜布切克,成为了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布拉格之春是一次有重大意义的国际政治事件,标志着华约内部的裂痕已经渐渐显现,可视为东欧剧变的前奏与导火索。

(英语:Prague Spring ;捷克语:Praské jaro;斯洛伐克语:Praská jar; 俄语: пражская весна),是1968年1月5日开始的捷克斯洛伐克国内的一场政治民主化运动。这场运动直到当年8月20日苏联及华约成员国武装入侵捷克才告终。

在共产党领导人亚历山大杜布切克的领导下,捷克斯洛伐克显示出越来越强烈的独立倾向。杜布切克在国内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提出了“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的方案,保留了部分旧有的传统。这个方案并不像1956年匈牙利的改革一样,“匈牙利十月事件”完全抛弃了旧有的传统。然而,苏联依然将这视为对其领导地位的挑战,也是对于东欧地区政治稳定的一种威胁。在冷战期间,这是华沙条约成员国所不能接受的。此外,1938年捷克斯洛伐克拒绝苏联的援助而宁愿屈服于希特勒的那段历史,都依然清楚地存在于苏联每个人的记忆之中。在捷共内部也存在有一部分少数派尤其在高层领导中拒绝放松党对社会的控制权,并且密谋在苏联的领导下推翻改革者的领导。

与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不同,1948年捷克斯洛伐克通过一场平稳的政治变革使捷共上台,并没有发生如同匈牙利一样的暴力革命和社会动荡。但是,苏联期望在其盟国中推行苏式的斯大林模式。并且在必要的时候可以通过武力来强制实现。这种政策因为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而被称为勃列日涅夫主义,其实这种政策最早从斯大林时代就开始存在,只是勃列日涅夫首次将其公之于众而已。苏联的这种霸权主义直到1980年代后期,才被戈尔巴乔夫辛纳特拉主义所取代。

捷克斯洛伐克的这段民主化进程,1968年在8月20日深夜开始的20万华约成员国军队和5000辆坦克的武装入侵后宣告失败。事实上,在入侵前不久,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大会已经准备支持改革派,并削弱新斯大林主义者的力量。在一个工厂里,捷共通过了改革方案,但是冷酷的入侵将这一切努力都付之东流。

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中只有少数批评,因为在冷战时期,由于核对峙的存在,西方国家无法挑战苏联在中东欧地区的霸主地位。

这次军事入侵导致了约有10万人左右的难民潮,其中包括了许多精英知识分子。

这次事件也影响了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宣扬列宁主义左翼人士的地位,最终也导致了这些政党的部分崩溃。

1968年1月5日

1968年1月5日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会上,诺沃托尼的第一书记职位被亚历山大杜布切克取代。

这次大会的结果,导致了对新闻出版物的事先审阅制度的废止,并且使得对于诺沃托尼体制中的核心党干部以及内阁成员的批评的升温。同年2月,与诺沃托尼关系密切的国防部领导叛逃到美国。这位高层干部不仅因为挪用公用资金而被调查,而且在之前与另一位将军合谋企图发动政变,维持诺沃托尼的权力统治。这起事件成为当时媒体关注的焦点,并且使批评的矛头指向了当时仍留任总统的诺沃托尼。到了3月份,诺沃托尼领导层的主要党政干部都相继离职。其中包括内政部长、总检察长的辞职,这些人的离去导致与苏联(尤其是克格勃)关系紧密的安全机构的改革浪潮。同年3月21日,诺沃托尼终于提出辞职,新任总统为二战英雄路德维奇斯沃博达。

同年4月,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过了行动纲领。在这份文件中,提出了“新型社会主义模式”,内容包括:

修正共产党的权力集中

恢复在大清洗中牺牲者的名誉

联邦制为原则解决“斯洛伐克问题”

强调企业自身责任,引进市场机制,进行经济改革

言论和艺术活动的自由化

外交政策上,在强调与苏联的同盟关系的同时,也通过引进科学技术强化与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

之后,又成立了以欧德里希切尔尼克为总理的新内阁班子。副总理为主张改革计划经济的经济学家奥达锡库,另外,在50年代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罪名被判处终身监禁古斯塔夫胡萨克也成为内阁成员。国民议会议长由受国民欢迎的约瑟夫斯姆鲁科夫斯基担任,国民战线议长由弗朗切克库里盖尔担任,至此,捷克党政的主要部门都被改革派掌权。整个社会在“行动纲领”的指引下,开始进行深入的改革运动。其中,工会、青年组织、社会民主党以及KAN, K-231等非共产主义政党开始积极活动。在此同时,关于改革内容的分歧也日益明显,逐渐形成了对于改革运动的激进化表示怀疑的集团,他们希望与苏联接触,在斯洛伐克地区重视联邦化的倾向。

根据华约各国的约定,6月份将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举行联合军事演习,考虑到苏联军队即将到来以及同盟国的忧虑,在5月末召开的党中央委员会大会上,捷克领导人强调了右派修正主义的危险性,并将在国民战线范围以外活动的政治组织视为“反共活动”,并且表明了将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地位的态度。另外,也决定提前在9月份召开第14次共产党大会,给其他国家造成了将坚持改革路线的印象。这是因为在临时党代会上不可能再让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中央委员再任,如果党员正式大会顺利召开的话,改革派实力将会巩固自己的地位,使改革不会半途而废。

同年6月27日,由瓦茨里克起草的“两千字宣言”在主要报纸上刊登。其内容与“行动纲领”并无多少变动,因此也使得苏联将这个宣言视为“反革命”的先兆。

在1月份权力层交替的时候,波兰和东德首先表示了关注。1月中旬,勃列日涅夫访问两国,哥穆尔卡与瓦尔特乌布里希都表示“反社会主义”的影响将超越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境,会波及到社会主义阵营全体,因此各国的共产党体制的基础将受到严重动摇。尤其在波兰,3月发生了学生游行,其中有人提出了“也给波兰一个杜布切克”的口号,因此哥穆尔卡对此更加担心。另外,在2月22日举行的1948年革命纪念庆典上,勃列日涅夫等各国首脑纷纷出席,各国领导人都切身感受到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气氛,也注意到媒体上开始出现对共产党直接的批评文章,于是对这场改革运动产生了强烈的忧虑。

从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开始到苏联军事干预的8个月间,以苏联为首的华约各国通过会谈中的批判、联合军事演习等方式,从政治上、心理上、军事上尽力阻止捷克斯洛伐克的共产党体制的解体以及改革运动对本国的波及。

德累斯顿会议

(1968年3月23日)

诺沃托尼辞去总统的事件使苏联领导层感受到强烈的危机,于是在德累斯顿,召开了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等国参加的多国首脑会议。从此次会议直到8月军事干预为止,除罗马尼亚外的华约5个成员国多次就捷克斯洛伐克的局势举行多国会谈。由于在会前捷克领导层被通知本次会议是讨论各国经济问题,因此在会议刚开始就遭到各国严厉批评的杜布切克代表团无法就改革运动做出充分的答复。在会上,除匈牙利之外的四国代表团一直认为这场改革运动是反革命的先兆,并担心会侵蚀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对此表示这场改革的主旨在于强化共产党体制,并且得到了国民的多数支持,然而并没有得到其他各国的理解。

(5月4日、8日)

随着“行动纲领”的通过和改革运动走向高潮,捷克国内对于共产党体制和苏联的同盟关系的批评也日益增多。对此,勃列日涅夫领导层感到非常忧虑。在这种情况下的5月4日,访问莫斯科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杜布切克、切尔尼克、斯姆鲁科夫斯基等)与苏联领导层进行了会谈。在此之后,8日,哥穆尔卡、乌布里希等各国首脑在莫斯科集中,听取了勃列日涅夫关于苏捷两国会谈的报告,并随即决定提前实施华约组织联合军事演习,并支援对于改革报有怀疑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5月中旬、苏联总理阿列克谢柯西金与国防部长安德烈格莱乔相继访问捷克斯洛伐克。

1968年6月18日至30日间,华沙条约成员国联合军事演习在捷克斯洛伐克举行。本次演习含有多层目的:一为了牵制在9月份临时全党大会中改革派势力的增长;二为了军事介入做好预先准备。另外,在军事演习结束后,各国军队并未立即撤退,这导致捷克斯洛伐克国民逐渐怀疑军事介入的可能性。

(1968年7月14日-15日)

在“两千字宣言”出台后,苏联领导层将其视为反革命的证据,并对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发出了召开多国会议的建议。(同样的建议也从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等国发出)但是,捷克斯洛伐克中央在研究该建议之后,反而向苏联提出首先举行两国会议,在调整意见的基础上,举行包括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等国参加的多国会议。然而,苏联中央拒绝了这个建议,并通知将于14日在波兰举行多国会议。会议前日的13日,受勃列日涅夫的委托,卡达尔与杜布切克、切尔尼克等人会谈,试图说服其参加华沙会议,但是捷克方面反复主张之前的意见,未接受劝说。于是,在华沙集会的苏联、波兰、东德、匈牙利和保加利亚的领导人,在捷克斯洛伐克缺席的情况下,就这场改革运动展开了讨论。其中,保加利亚代表团提出了请求军事干预,各国都表示对改革运动的危机感,最终,苏联领导层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发出各国共同签署的照会,表示将全面支援对反革命势力的斗争

1968年7月20日 在匈牙利疗养地巴拉顿湖畔,对改革持批判态度的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比利亚克与苏共政治局委员兼乌克兰共产党第一书记的谢雷斯托举行秘密会谈。其间,谢雷斯托指出军事干预的实施必须要有捷克斯洛伐克内部的要求才能实行。

(1968年7月29日-8月1日)

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在两国交界处的切尔纳举行两国会谈。会议原定举行一天,最终却延长至4天。会后发表的公开声明只提及将于8月3日在布拉迪斯拉发召开多国会议。苏联在会谈中迫使捷克斯洛伐克做出了一些让步,双方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共识,因此没有直接作出军事介入的决定。然而,关于这些共识,两国的认识存在根本性差异,这也是日后军事介入的诱因之一。这些共识的内容包括:

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恢复新闻审阅制度,加强对媒体的控制

解散非共产党派系的政治组织

撤换部分改革派领导人

(1968年8月3日)

布拉迪斯拉发举行了东德、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苏捷两国的会议,会后发表了共同声明。在这次会议中,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内部的“健全势力”发出的请求军事支援的信件送到了勃列日涅夫的手中。

军事介入决定

布拉迪斯拉发会议后,苏联的媒体对捷克的改革提出了批评,但是总体来说局势似乎有所缓和。但是,关于切尔纳会谈中达成的共识的实行上,苏联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分歧日益明显。勃列日涅夫在9日和13日两次与杜布切克举行电话会谈,迫使其实行共识的内容,但是杜布切克以准备9月的临时全党大会为理由,没有明确答应其要求。

至此,苏联方面认为在杜布切克体制下,很难阻止这场改革运动的继续发展,只有通过军事介入才能打开僵局。在8月15日到8月17日这3日召开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最终决定对捷克斯洛伐克实行军事介入,次日,华约各国领导人被召集到莫斯科,听取了这个决定,并表示一致同意。

军事介入

1968年8月20日深夜,以苏军为主的华沙条约盟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迅速占领了其全部领土。

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失败

军事介入是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干部中的保守派建立工农革命政府计划的一个部分。但是,在武装入侵当天的干部会议忙于准备9月9日的党员大会,而保守派准备的情况报告以及替换杜布切克领导层、成立新的领导核心的请求被打乱了步骤。因此,军事介入的报告传达到党干部会议的时候,保守派尚未能占领会议的大多数,因此会议最终决定发表指责军事入侵的声明。

这样,由于苏联宣称这次武装干预是应捷克斯洛伐克的要求,两者的声明成了针锋相对的矛盾。但是,建立工农革命政府的计划依然在第二天于布拉格宾馆以及苏联大使馆内筹划。最终交涉的结果是,斯沃博达总统决定首先应释放杜布切克和与勃列日涅夫领导层直接交涉,拒绝了建立新政府的计划。

第14次临时全党大会

1968年8月22日,在布拉格的一处工厂内,匆忙地召开了第14次临时党员大会。这次大会是由布拉格党委负责人博夫米卢西蒙向杜布切克建议的,并通过广播和党的机关报向全国宣布。这样。在军事占领的非常事态下,1112名(最终为1219名)党员到会(由于交通原因,斯洛伐克代表只有15人参加,这也是后来斯洛伐克方面主张大会无效的理由之一)。大会最终声明,指责非法的军事介入,并支持被拘禁的杜布切克为首的领导集体。

国民抵抗

军事入侵当天,国营电台除了播放国歌外,没有对外作任何广播。国际电话以及新闻社的对外电报也被封锁。只有唯一没有能被限制的业余无线通讯,将这个事件在全世界公布。

社会反应

对于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武装入侵,21日,应美国、英国、法国及加拿大等国的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会中,巴西、加拿大、丹麦、法国、巴拉圭、英国和美国提出“入侵是违反联合国宪章的干涉内政行为,要求立即撤离”的决议案,最终10票赞成、3票弃权和2票反对,由于苏联行使了常任理事国的一票否决权,该决议未能生效。此外,加拿大提议联合国秘书长向布拉格派遣特使。武装入侵当天正在南斯拉夫访问的哈耶克外交部长在24日到联合国指责武装入侵。但是由于缔结了《莫斯科议定书》,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撤回了议题,最终在联合国的议论失去了实际效果。

此外,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方面认同杜布切克政府的改革运动,但另一方面却没有采取任何具体行动。这是因为这起事件发生在“《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签订、限制战略武器谈判的开始以及对于改善美苏关系的期待”等背景之下,美国担心由于捷克斯洛伐克事件的影响,导致了上述进程的中断。另外,由于当时美国正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沼之中,对于提供北越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约翰逊政府也无法作出积极的支持举动。因此,与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相比较,更为重视同苏联的关系的约翰逊政府的反应,恰好说明了在冷战格局下美苏互不干涉其势力范围的不成文规则。

在克里姆林宫的谈判

苏联在入侵后,面对国际舆论以及捷克斯洛伐克方面消极的抵抗之后,也决定接受斯沃博达总统的要求,从23日开始,在克里姆林宫展开双方谈判。但是,勃列日涅夫与以“反革命势力”罪名被拘禁的杜布切克的会谈遭到了非议。在莫斯科聚集的华约其他成员国首脑,始终坚持成立工农革命政府,并强硬地建议如有必要可以实施一定期限的军事占领。另外,在25日的苏联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对于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所采取的解决事态的方案,也有人表示异议。

莫斯科议定书

经过4天的会谈,26日,两个领导层签署了“莫斯科议定书”。其内容有15项,再次确认了控制媒体、更换改革派的切尔纳会谈的“共识”事项,同时明确宣布22日临时召开的全党大会的无效性。此外,对于干预军队的撤退问题,并没有明确撤军的时间。

勃列日涅夫主义

这次事件之后,西方社会将苏联此次为武装介入所作的正当化理论,称为“限制主权论”或“勃列日涅夫主义”。这个理论主要通过9月26日苏联《真理报》所载论文《主权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义务》以及11月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第5次全党大会上勃列日涅夫的演讲被明确化。主要内容即:“一国的社会主义危机也是社会主义阵营全体的危机,其他国家不能对此毫不关心,为了保护全体的利益,可以超越一国的主权。”这个理论从阶级的观点重新评价了主权,将保卫社会主义置于尊重主权和不干涉内政原则之上。另外,勃列日涅夫主义并不是为了将军事干预正当化而在事后仓促形成的理论,在此之前的华沙信件和布拉迪斯拉发宣言中就有所体现。事实上,这个方针与斯大林、赫鲁晓夫时期的苏联对东欧政策基本一致,虽然冠以勃列日涅夫之名,却不是他的独创。

正常体制建立

从莫斯科归来的杜布切克领导层,对国民发表了继续改革的声明。但是,迫于苏联以及国内亲苏派要求执行《莫斯科议定书》的压力,杜布切克的回旋空间日渐狭窄。例如,在入侵军队撤退问题上,随着10月暂定驻留条约的签订,实际上将驻捷军队合法化(直到1989年东欧剧变才最终撤离)。另外,对于改革派的压力,最终也集中到国民爱戴的斯姆鲁科夫斯基身上,他被撤去了国民议会议长的职务。

另一方面,10月28日开始实施《行动纲领》中提出的联邦制。1969年1月1日,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正式成立。

1969年1月16日,查理大学的学生扬巴拉夫为抗议军事干预和改革的倒退,企图自焚。3月,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世界冰球锦标赛上,捷克斯洛伐克队战胜了苏联队,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后,众多的国民走上街头,拍手称快。此后,又出现了在布拉格围攻苏联航空公司办公点的事件。这一切都反映了捷克斯洛伐克国民对于苏联的厌恶和仇恨。苏联将这一系列事件定性为反革命势力的阴谋,要求杜布切克予以制止。

1969年4月,古斯塔夫胡萨克接替杜布切克就任第一书记,继续实行“正常体制”,至此,“布拉格之春”宣告结束。

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事件导致人们对苏联的“列宁斯大林”模式的失望,使人们认清了在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不允许有与苏联认同的民主相左的模式存在。它一方面使苏联的威权达到了顶峰,为入侵阿富汗开了先例;另一方面也使与苏联关系交恶的中国认识到苏联不会容许异己的存在,与美国改善关系并对抗苏联的威胁的意愿日趋强烈,最终促使了中美建交。

苏联镇压“布拉格之春”事件后,苏联扶持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禁止言论自由,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以清除西方自由思想。捷克斯洛伐克的知识分子分化成两派,一派迫于苏联的压力,发表申明赞成苏联;另一派则不屈服于苏联入侵,开始发表反苏言论,公开抨击苏联行为。这也导致了有关于反映“布拉格之春”的作品大量涌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其中的故事背景就发生在“布拉格之春”的前后,反映的当时捷克斯洛伐克人的看法与生活状态。这部小说使米兰昆德拉成为全球著名的小说家,而这部小说也在1988年被翻拍成电影《布拉格之恋》(《生命不能承受之轻》)

“布拉格之春”是试图在另一种社会主义的基础上,解决因强加在捷克斯洛伐克头上的苏联模式而引起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它是捷克斯洛伐克根据本国国情,为加速经济发展,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而在政治、经济方面进行改革的有益探索。它的目的是建立一条适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可悲的是,来自苏联克里姆林宫的严寒冷冻了这场改革,“布拉格之春”夭折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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