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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诺雷德巴尔扎克

奥诺雷德巴尔扎克(1799年5月20日-1850年8月18日),法国小说家,被称为“现代法国小说之父”,生于法国中部图尔城一个中产者家庭,1816年入法律学校学习.

毕业后不顾父母反对,毅然走上文学创作道路,但是第一部作品五幕诗体悲剧《克伦威尔》却完全失败。而后他与人合作从事滑稽小说和神怪小说的创作,曾一度弃文从商和经营企业,出版名著丛书等,均告失败。商业和企业上的失败使他债台高筑,拖累终身,但也为他日后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

1829年,他发表长篇小说《朱安党人》,迈出了现实主义创作的第一步,1831年出版的《驴皮记》使他声名大震。1834年,完成对《高老头》的著作,这也是巴尔扎克最优秀的作品之一。他要使自己成为文学事业上的拿破仑,在30至40年代以惊人的毅力创作了大量作品,一生创作甚丰,写出了91部小说,塑造了两千四百七十二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合称《人间喜剧》。《人间喜剧》被誉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百科全书”。但他由于早期的债务和写作的艰辛,终因劳累过度于1850年8月18日与世长辞。

巴尔扎克出生于一个法国大革命后致富的资产阶级家庭,由于他的父母婚后的生活并不美满,所以在巴尔扎克还没有满月时便送给了乳母寄养,只有在礼拜天才能与家人团聚。巴尔扎克排行老大,其后还有弟妹三人。但因为长期在乳母家寄养,所以他的童年既没有得到父母的爱抚,也没有得到多少欢乐。他曾在后来的回忆中说到:“这是任何人命运中所不曾遭受到的最可怕的童年。”

1816年11月,巴尔扎克考入大学法律系。法科学校毕业后,他拒绝了家庭为他选择的受人尊敬的法律职业,而立志当文学家。为了获得独立生活和从事创作的物质保障,他曾试笔并插足商业,从事出版印刷业,但都以破产告终。这一切都为他认识社会、描写社会提供了极为珍贵的第一手材料。他不断追求和探索,对哲学、经济学、历史、自然科学、神学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积累了极为广博的知识。

巴尔扎克读大学期间,父母为了让他尽早熟悉未来职业,曾先后安排他在一位诉讼代理人和一位公证人的事务所见习。几年的见习生活让他受益匪浅,非但熟悉了民事诉讼程序,还从这个法律窗口窥见了巴黎社会的种种奥秘,看到了繁荣景象下的罪恶,为未来的创作积累大量素材。

1819年1月,巴尔扎克从法学院毕业,但也是同年,他拒绝了家人为他安排的公证人事务所的职位,而坚持要走毫无生活保障的文学道路。为了向父母证明自己的文学天赋,他几乎足不出户的奋战一年,完成了处女作诗剧《克伦威尔》。然而结果却令自己大失所望。法兰西学院的一位院士看过剧后表示:“这位作者随便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搞文学。”为了摆脱经济上对父母的依赖,巴尔扎克曾以各种笔名为书商炮制和撰写流行小说,以维持生计。当然,这些纯粹以赚钱为目的的商业性作品不会给他带来所期待的荣誉,后来他甚至否认这些作品出自他的手笔。随后,为了给自己的严肃创作寻求稳定的经济来源,他决定暂时弃文从商。

1822年正当巴尔扎克倍受冷遇,痛苦绝望的时刻,结识了贝尔尼夫人。贝尔尼夫人的母亲曾是王后的侍女,对宫廷的生活,交际的秘密和妇女的命运十分熟悉。贝尔尼夫人比巴尔扎克大22岁,具有完美的娇柔感,高雅的谈吐,沁人肺腑的同情心,以及慈祥的母爱。这一切深深吸引着巴尔扎克,使巴尔扎克感受到从小没有领略过的母爱般的温情。她对他的一生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巴尔扎克把她称为他的母亲、朋友、家属、伴侣和顾问。 [1]

从1825年开始,他先后尝试过出版业,开办过印刷厂、铸字厂,每次都以失败告终。四年的商海沉浮,让他尝够了破产、倒闭、清理、负债的苦楚。最后,母亲出面替他还债。走投无路的巴尔扎克只好放弃,重新进入文学创作。生活中的一切挫折都在他的笔下转化为成功的创作素材。这时巴尔扎克决定要在文学上取得轰轰烈烈的成就。他在书房里放置了一座拿破仑塑像,在塑像的剑鞘上刻下字句:“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完成!”

1829年,巴尔扎克完成长篇小说《朱安党人》。历史小说《朱安党人》(1829)是巴尔扎克用真名发表的第一部作品,描述1800年法国布列塔尼在保皇党煽动下发生的反对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作者赋予英勇的共和国军人以应有的光彩,但也大大美化了朱安党首领孟多兰侯爵,表现出他当时对贵族的同情。为了写这部小说,他曾细心研究有关暴动的历史文献,亲自去布列塔尼调查山川形势和农民生活,访问暴动的目击者和参加者,还从友人柏尔里公爵夫人那里收集许多关于朱安党人的掌故。从写神怪小说过渡到写历史小说,是巴尔扎克走向批判现实主义的第一个重要步骤。他在《朱安党人》中描写的不是古代历史,而是属于当代社会生活范畴的重要事件。着重反映当代社会生活,正是巴尔扎克日后所写的《人间喜剧》的一个特点。

从1829年写《朱安党人》起,巴尔扎克的创作开始进入成熟时期,即《人间喜剧》时期(1829-1848)。在三、四十年代,他除致力于文艺创作以外,还出入巴黎上流社会的沙龙,为几种报刊撰稿,他接触的生活面非常广泛。

巴尔扎克从这时期起,就在现实主义理论方面进行深入探索。他认为小说家必须面向现实生活,使自己成为当代社会的风俗史家;又认为小说家的任务不仅在于摹写社会现象,还须阐明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指出人物、欲念和事件背后的意义。在塑造人物的问题上,他强调特性,也强调共性;他说诗人的使命在创造典型,使典型个性化,个性典型化;又说典型人物应该把那些多少和他类似的人的性格特点集于一身。他还强调艺术必须为社会服务;认为艺术家不仅描写罪恶和德行,而且要指出其中的教育意义;艺术家必须同时是道德家和政治家。

1830年4月,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私人生活场景》两卷出版了。然而,他深深地为法国文学创作者的处境担忧。虽然法国于1791年颁布的《表演法令》和1793年颁布的《复制法令》确定了著作权的原则,但剽窃、抄袭、模仿他人作品的行为仍比比皆是,甚至他的作品也被他人抄袭。 [2]

1831年,巴尔扎克加入保皇党。但是他的政治态度和极端保皇党人也不完全一致。他是党内的自由派,在党员中间不大受欢迎,他甚至公开批评保皇党,说“这个政党令人厌恶”,“这是一个失败的政党。”

1833年8月1日,巴尔扎克在致韩斯卡夫人的信中写道,《欧洲文学》在描写一位皇家卫队的士兵在农家谷仓里讲述拿破仑生活的片断,是抄袭他在《乡村医生》中的一段重要章节。

于是,几个月之后,巴尔扎克在《巴黎杂志》上发表了一封致19世纪法国作家的公开信,再次谈到上面的问题。他不仅描述了作家是怎样成为受害者的过程,同时也呼吁他们团结起来进行斗争。他写道,出路在于他们自身。在于承认他们的权利,在于对他们力量相互之间的认可。为了崇高的利益,他们要组织起来,像剧作家那样成立一个协会(1777年,由法国最重要的戏剧家博马舍倡议建立了保护戏剧作者权利协会)。 [2]

1848年1月,巴尔扎克启程回巴黎去准备他们的新家。9月底,他前往乌克兰,只是他对维埃曹尼亚已不再激动,事实上德韩斯迦夫人和女儿对他也漠不关心,而且更糟的是他这么多年高强度工作所损害的身体健康也来讨债了。在这个漫长的冬季,他患了脑炎、慢性心脏病和支气管炎,他的生命已经步入最后的衰竭期。

经过了漫长的追求与等待,德韩斯迦夫人终于同意结婚了。1850年3月14日,德韩斯迦夫人以怜悯之心愿意满足巴尔扎克长达十几年的愿望。在乌克兰的别尔基切夫市的圣巴巴拉天主教堂,他们举行了婚礼。除了新婚夫妇,只有两位证婚人和一位神甫出席。一个多月后,他们启程回法国。这次旅程对病入膏肓的巴尔扎克是灾难性的。当他们终于回到巴尔扎克精心布置的爱巢时,他已经无法再踏上台阶,死神的脚步已经越来越逼近了。在他最后的日子里,维克多雨果时常来看望他,巴尔扎克对老朋友抱怨说他无法完成《人间喜剧》了。

1850年8月18日夜11时30分,巴尔扎克带着没有完成《人间喜剧》的遗憾离开了人世。文坛上的一颗巨星就这样陨落了,在他生命的尽头,陪伴他的只有给了他一生痛苦也帮助了他一生的母亲安妮夏洛特。依照巴尔扎克的遗愿,他的灵柩将被安放在拉雪兹公墓

巴尔扎克在法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在他之前,法国小说一直未能完全摆脱故事的格局,题材内容和艺术表现力都有一定局限。巴尔扎克拓展了小说的艺术空间,几乎无限度扩大了文学的题材,让社会的方方面面,包括那些仿佛与文学的诗情画意格格不入的东西都能得以描绘。他借鉴了其他文学题材的特点,把戏剧、史诗、绘画、造型等多种艺术形式融入小说创作中,在西方文学史上第一次如此巨大的丰富了小说的艺术技巧。批评家泰纳称赞他道:“真正使他成为哲学家,而且超乎一切伟大艺术之上的,是把他的所有作品,连合成一部作品,部部作品都是互相连接,同一个人物重复出现,而彼此关联……从来没有艺术家聚积了这么多的光辉于其所要描写的人物,而且从来也没有这样的完美……巴尔札克之所以真正伟大,就在他握住了现实,而且握住了全体,他的伟大的系统,又把他的绘画有力地统一起来,忠实而且有趣。”

巴尔扎克对现实主义文学最大的贡献在于他对典型人物形象和社会风俗的细致刻画,并表达人物性格在社会环境中的变化和发展。他以“编年史的方式”描写逐年描绘上升中的资产阶级对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他所创造的人物高老头、葛朗台、高布赛克拉斯蒂涅、吕西安、贝姨、伏托冷等等几乎已经成为文学史不同类型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样板形象,对以后的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人物虽然都很典型,却并不如狄更斯所塑造的人物一样僵化,而是具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3]

主要侧重

作品名称(写作时间)

风俗研究

妇女研究》(1830年)

钱袋》(1832年)

高老头》(1834年)

欧也妮葛朗台》(1833年)

幽谷百合》(1835年)

幻灭》(1837年~1843年)

《费拉居斯》(1833年)

《德朗热公爵夫人》

《金目少女》(1834年)

《恐怖时代的一话》

《兹马尔卡》(1840年)

《一桩无头公案》(1841年)

《舒昂党的人们》(1829年)

《阿尔西的议员》(1847年)

乡村医生》(1833年)

《村里的神棍》(1839年)

农民》(1844年)

驴皮记》(1831年)

《红房子旅馆》(1831年)

《长寿药水》(1830年)

《对于绝对的探索》(1834年)

《无人知道的杰作》(1832年)

改邪归正的梅莫特》(1835年)

刽子手

《募兵》

《海滨的悲剧》

《戈尔涅里乌斯老板》

《加尔文主义的殉教者》

《路行瑞尔的自白》

《两个理想》

流亡者

从当代风俗史家的角度出发,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写了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交替的历史时期,《人间喜剧》被称为“法国社会的百科全书”。这个时期的特征,是金钱逐渐代替了贵族头衔。1830年革命以后,金钱统治的威力尤为强大。资产阶级以捞钱为生活目标,他们通过各种方法和手段来达到目的,而更多的是用欺诈和暴力进行掠夺。巴尔扎克在《人间喜剧》中,描绘了从拿破仑帝国、复辟王朝到七月王朝这一历史时期法国社会的不同阶级、不同阶层、不同职业、不同的活动场所,使作品成为一个由两千多个人物构成的广阔的社会画面,从中可以看出封建主义必然为资本主义所代替的规律,和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病。 [4]

巴尔扎克也是拿破仑的热烈崇拜者。拿破仑的形象在《人间喜剧》中得到多次反映,如在《乡村医生》(1833)、《一桩神秘案件》(1841)、《三十岁的女人》(1831-1842)、《夏倍上校》等作品里。同时,作者也着力描写了和拿破仑相联系的帝国时代军官的形象。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赞赏的心情描述共和主义的英雄人物。例如在作者笔下,《幻灭》中的米希尔克雷斯蒂安是一个具有丹东圣鞠斯特气魄的政治家。他提倡欧洲联邦制,对欧洲贵族阶级威胁很大。1831年巴黎共和党人起义时,他和一个普通士兵一样,在战斗中英勇地死去。他的牺牲引起所有认识他的人们的深切哀悼,人们经常怀念他。又如《农民》(1844)中的尼兹龙,是一个农民出身的共和主义老战士,“坚强得像钢铁,纯洁得像黄金。”他放弃他在大革命中应得的财产,甘愿过贫苦的生活,曾把独子送到前方去参加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他憎恨有钱的人,他特别受到农民的爱戴。 [5]

日益得势的资本主义侵入农村后所产生的变化,在《农民》中得到深刻的反映。《农民》描写的是贵族大庄园土地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小土地所有制的冲突,而农民处在这两种社会力量中间,就像“虫子夹在锤子和铁砧之间一样”。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高利贷商人高贝丹和里谷战胜了代表贵族大地主利益的蒙戈奈将军,但是被高利贷商人和富农吸引到这场残酷斗争中来的农民却毫无所得,他们只不过陷入一种新的奴役,遇到了更狠毒的主人。巴尔扎克在这里描写了资产阶级革命后农村在地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剥削下的贫困状况、农民对剥削者的强烈憎恨,以及农民由当时的经济地位所决定的对高利贷商人的依赖关系。

在《人间喜剧》中,巴尔扎克以同情的态度描写了劳动群众的贫苦生活。在叙述里昂纺织工人起义时,他指出这次起义的正义性和社会原因:“定货停止的时候,工人因饥饿而死亡;即便是在有工可做的时候,他几乎是半死半活地度日。任何一个苦役犯也比他们幸福。”(《纽沁根银行》)

巴尔扎克力图在《人间喜剧》中概括十九世纪前半期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全貌,把小说写成一部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风俗史,但是其中没有包括“工人生活场景”;三、四十年代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人间喜剧》中只是得到零星的、间接的反映。巴尔扎克写了农民的贫困生活和悲惨命运,但他对农民暴动始终采取否定态度,把农民反抗贵族的斗争说成是残忍的、野蛮的报复行为(《农民》)。他赞扬共和主义英雄,歌颂拿破仑的功绩,但他对封建贵族的同情也是显而易见的。他这种复杂的政治态度和思想倾向,正是他那自由化的贵族保皇党立场的反映,这里既有封建主义因素,又有资本主义因素。

巴尔扎克着重描叙了物质环境,如住宅、住宅的周围、城市、街道以及室内装潢和日常生活用具等。对什么样的人就安排什么样的环境。浪漫派作家通过大自然描写来抒发人物的内心感受,巴尔扎克则借助于物质环境的描写来刻画人物性格(但有时也不免失之烦琐),这是巴尔扎克一个独创的手法。他把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他的作品暴露了资本主义世界的脓疮溃疡,指出资产阶级如何仇视人类感情和才能的正常发展,使人们陷于良心泯灭、道德堕落的境地。一部《人间喜剧》事实上就是一部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控诉书。 [6]

莎士比亚悲剧影响

巴尔扎克描写的情欲人物与莎士比亚的激情人物相似。他们都擅长描绘各种激情。在莎士比亚笔下,他的著名典型具有偏执狂式的激情,哈姆雷特的复仇心理,麦克白的野心,奥瑟罗的嫉妒,李尔王的父爱,伊阿古的阴险,苔丝狄蒙娜的温顺,麦克白夫人的凶残,理查三世的残暴,罗密欧朱丽叶的专情,安东尼的贪色,等等,这些激情在人物身上超过和压倒了其它感情,造成种种损害和痛苦,他们是人性原发感情的爆发,具有强大的原始力量,把人物引向毁灭自己或损害别人的悲剧结局,读来撼人心魄。

莫里哀喜剧人物影响

莫里哀笔下的人物,都是单一性格,作者采取了喜剧的夸张手法来刻画人物身上某种单一的吝啬、虚伪、盲从、虚荣等情欲,以此表现社会的众生相和丑恶面。用莫里哀自己的话说就是,暴露本世纪人的缺点,莫里哀所写的人物没有一个不会在街上遇到。巴尔扎克深受其影响。

但丁《神曲 地狱篇》影响

但丁神曲》描写了人类的种种情欲泛滥给人类带来的苦难,人类因经受不了情欲的诱惑而遭受苦难,在痛苦与迷惘中挣扎,在地狱与炼狱里遭受惩罚和经受考验。带给人类灾难的是人类自身性格的弱点和人类的种种欲望。 巴尔扎克说过:“但丁的天堂,这种理想的崇高表现,这种永恒的蔚蓝色彩,在心灵中并不存在,向生活的各种事物去索取它,这种欲望任何时候都是违反自然的。”巴尔扎克否定了人间有但丁的“天堂”,而认为“地狱”的存在才是自然的。

人物再现手法是巴尔扎克人物塑造的一大特色。

人物再现有多种形式:一是小说人物在不同作品中反复出现,一些重要人物往往出现过二三十次,在多部小说中反映他们的不同经历,最后构成这个人物的完整形象。这是一种主要的再现手法;二是通过小说人物的叙述,说明小说所发生的事在社会上屡见不鲜,而这些事例都散见于其他小说之中,作者把人物和事件都一一排列出来;三是并列出同一阶层人物的代表,或把小说人物的性格作一对比,而这些人物都是在不同的小说中出现的。

巴尔扎克强调艺术家要创造伟大的典型,通过典型去反映现实,人物要典型化,典型要个性化。

关于如何塑造典型,巴尔扎克指出:“为了塑造一个人物,往往必须掌握几个类似的人物”;文学采用的也是绘图的方法,它为了塑造一个美丽的形象,就取这个模特儿的手,取另一个模特儿的脚,取这个的胸,取那个的肩”(《“古物陈列室”、“冈巴拉”初版序言》),对这种“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的作法,使作家笔下的人物从肖像到性格都具有鲜明、突出的特点,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巴尔扎克象素描家一样,只需寥寥数笔就能把人物的外形特征勾画得惟妙惟肖,而且与其内在性格相得益彰。在《高老头》中,重要人物如伏脱冷,次要人物如伏盖太太,都是这方面成功的例子。在性格塑造上,他既注意把握人物的本质特征,又赋予人物鲜明的个性,使形象栩栩如生,面目各异。高老头的两个女儿就是既有共同点,又绝不会被混淆的人物。大女儿由于混入了贵族圈,因而高傲、跋扈,二女儿由于还被排挤在上流社会之外,又遭到情人的遗弃、丈夫的虐待,因而阴郁、伤感。同样敲诈父亲的钱财,前者是毫夺,后者是巧取。作为艺术形象,都是共性与个性相结合的典型。

1883年,法国文学家协会为纪念巴尔扎克对法国文学所作出的丰功伟绩,也为感谢他为保护文学创作者的权利和为促成建立文学家协会所作出的积极努力,决定出资为他雕刻一尊纪念像。第一位雕刻家未能完成任务于1891年谢世。后来罗丹被选定继承这一重任。在长达7年的工作中,罗丹多次改变自己的构思,最后决定了一种他认为最能表现巴尔扎克特点的神态:翘首天空,发丝散乱,身体被宽大的睡袍裹住略向后倾。 [7]

巴尔扎克是19世纪法国伟大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欧洲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和杰出代表,是一位具有浓厚浪漫情调的伟大作家,一边因奢华的生活而负债累累,一边以崇高深刻的思想创作出博大精深的文学巨著。他的生活趣事层出不穷,而作品更被誉为“法国社会的一面镜子”。在他逝世时,文学大师雨果曾站在法国巴黎的蒙蒙细雨中,面对成千上万哀悼者慷慨激昂地评价道:“在最伟大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名列前茅者;在最优秀的人物中间,巴尔扎克是佼佼者之一。”

巴尔扎克以自己的创作在世界文学史上树立起不朽的丰碑。 [8]

戈蒂耶是第一个站出来热情地赞扬巴尔扎克的天才。此后乔治桑波德莱尔福楼拜左拉对他赞誉有加。

人道主义斗士法朗士对文体非常苛求,他深情地说:“他是他那个时代的社会的洞察入微的历史家。他比任何人都善于使我们更好地了解从旧制度向新制度的过度”,特别强调:“从塑造形象和深度来说,没有人能比得上巴尔扎克。”

后来的作家莫洛业说:“巴尔扎克不仅仅是十九世纪的优秀作家,他堪称最伟大的小说家,这在今天几乎是一致的看法。”

莫里亚克指出:“《人间喜剧》是神书,是巴尔扎克人物之林的条条大道。”

左拉:“几乎常常是青铜的,大理石的,既做的很多,又很坚固。”

泰纳《巴尔扎克论》:“金钱问题是他最得意的题目……他的系统化的能力和对人类处的明目张胆的偏爱创作了金钱和买卖的史诗。” [1]

巴尔扎克的创作为小说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使小说获得了空前的表现力。 他艺术气魄宏伟,生气勃勃,和显示生活一样丰富多彩,却比现实更加集中、凝练和强烈。

勃兰兑说:“巴尔扎克虽是个拙劣的文体家,却是一个最上流的作家。”

马克思恩格斯曾给予巴尔扎克以很高的评价。马克思认为巴尔扎克是一位“对现实关系具有深刻理解”的著名作家,恩格斯写道:“不错,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是对上流社会必然崩溃的一曲无尽的挽歌;他的全部同情都在注定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让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而他经常毫不掩饰地加以赞赏的人物,却正是他政治上的死对头,圣玛丽修道院的共和党英雄们,这些人在那时(1830-1836)的确是代表人民群众的。这样,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他在当时唯一能找来未来的真正的人的地方看到了这样的人,这一切我认为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是老巴尔扎克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恩格斯认为他的辉煌巨著《人间喜剧》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的胜利”,“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在表现手法上“除了细节真实外,还更真实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我从这里(《人间喜剧》),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的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上学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巴尔扎克作品的深刻性由此可见。

在葬礼的仪式上,他的朋友维克多雨果为这位天才献上了悼词:“……他的一生是短暂的,但却非常充实,他的作品比数不清的日子还要丰富。悲哉!这位力量惊人、从不疲倦的工作者,这位哲学家,这位思想家,这位作家,这位天才,在我们中间经历了所有伟人都不能避免的那种充满风暴和斗争的生活。今天,他在平和宁静之中安息了。现在,他超脱了一切争吵和仇视。在同一天,他进入了坟墓,但也进入了荣誉境界,他将继续在飘浮于我们头顶的云层上面,在我们祖国的众星中间闪耀光芒……”

巴尔扎克在政治上是一个正统派,他的伟大的作品都在注意要灭亡的那个阶级方面,但是尽管如此,当他所深切同情的那些贵族男女行动的时候,他的嘲笑是空前尖刻的,他的讽刺是空前辛辣的。 [1]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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