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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鸿钊

宋鸿钊,妇产科专家。毕生致力于妇产科医疗、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中国最早从事计划生育研究工作者之一。在宫内避孕器和口服避孕药研究方面作出贡献。在滋养细胞肿瘤研究方面也取得居国际领先地位的成就。

宋鸿钊(1915 08.13 - 2000 02.17),妇科肿瘤学家。江苏苏州人。1943年毕业于协和医学院。1945年在苏州开业。1948年起任北平协和医院住院医师。建国后,历任协和医院妇产科副主任、教授,暨南大学名誉教授,中华医学会妇产科学会副主任委员。是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常委。五十年代即致力于绒毛膜上皮癌的研究。创用大剂量化学药物治疗恶性滋养叶细胞肿瘤方法,取得根治的疗效,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著有《滋养叶细胞肿瘤的诊断和治疗》。

宋鸿钊,1915年8月13日出生于江苏苏州。祖上曾任清代康熙太子太傅、文华殿大学士,其父中榜后曾任知县,后致仕,以儒医济世,50余岁病故,时宋鸿钊才方4岁,家道中落。宋鸿钊由母亲抚养成人,宋氏家教极严,兄弟8人,姐妹两人,多有成名者,宋鸿钊排行第七。其弟宋鸿锵是中国著名的药物化学家。1985年国家科委举行的全国科技大会上兄弟二人在不同领域中分别受特等奖和一等奖,这也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苏州宋氏祖居有花园一所,系元代著名画家倪云林在堆砌苏州著名园林“狮子林”时利用剩余花石砌成。宋氏兄弟将此捐给国家,惜未整体保留下来。其中一幢精雕细刻的楠木花篮楼,现移筑苏州寒山寺,作招待外宾之用。部分假山石舫等作为扩充拙政园之用,均保留尚好。祖传康熙南巡图粉本(著名画家王所画)在“文化大革命”被抄走后,又被人盗走,经追回,现捐存南京博物院收藏。尚有古今《图书集成》一部抄走后散失,兄弟决定追回后亦将向国家捐献。

青年时代的宋鸿钊因耻于“东亚病夫”之讥,立志学医。1934年毕业于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后即考入东吴大学医预科。1937年医预科毕业后考入北京协和医学院,适值芦沟桥事变,因交通受阻,未克成行,便在东吴大学生物系续读,1938年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年方进入北京协和医学院。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校被迫停办,1942年转国立上海医学院红十字会医院完成临床实习,次年取得上海医学院毕业文凭,此后在上海、苏州等地工作。1948年北京协和医学院复校,宋鸿钊即回院,由该校董事会补授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中央军委接管了协和医学院,宋鸿钊一直在该校妇产科工作,先后担任过总住院医师、助教、讲师、副教授等职,现任中国医学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协和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同时是广州暨南大学、华西医科大学、西安医科大学三校名誉教授,深圳市人民医院、常州市妇产科医院、广州市妇女保健院及计划生育和围产研究所以及济南市妇女保健院顾问,中华妇产科学会主任委员,《中华妇产科杂志》主编。1985年和1994年任香港大学客座教授。1994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

1953年宋鸿钊积极提倡并亲自进行了计划生育的科学研究工作,成为中国计划生育学的开拓者之一。他亲自编写的计划生育科学普及读物近10种,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近百篇。他受中央卫生部的委托,编写了中国第一本计划生育教材《避孕指导手册》。在研究方面,除担任卫生部委托的许多避孕药具的鉴定工作外,还与北京市妇产医院王大婉教授合作,制成金属塑料混合避孕环,该环试用效果良好,被称为“北京型宫内节育器”。为减少口服避孕药的副作用,宋鸿钊又率先组织全国性的减少剂量的研究,发现剂量减少至国外用量的四分之一,仍可保持良好的避孕效果。这一剂量后来成为中国口服避孕药的标准用量。他曾担任中华医学会、北京市和卫生部等各级计划生育指导委员会的委员兼秘书,并被聘为国家科委计划生育科学研究委员会委员兼秘书,国务院计划生育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等。他还参加了1956年和1963年由中国科委领导的两次全国妇产科和计划生育科研规划的制定与修定,并担任卫生部妇产科与计划生育两个专题委员会的秘书。

在研究计划生育的同时,宋鸿钊注意到绒毛膜癌对中国妇女的危害。绒毛膜上皮癌(绒癌)是一种恶性程度极高的,从胎盘组织滋养细胞变成的肿瘤,故又名“恶性滋养叶细胞肿瘤”。常发生于正常分娩、流产或葡萄胎后,在黄种人中发病率远高于白种人,对中国及东南亚妇女威胁较大。此病特点是很早就可以通过血液循环扩散到全身,病情发展很快,而一旦转移,绝大多数病人均在半年内死亡,故本病被公认为最凶险的不治之症之一。宋鸿钊及其同仁30多年坚持不懈地努力,创造出了大剂量多途径用药的有效疗法,使大部分病人得到根治。

1949年他们沿用国际上通用的方法切除子宫来治疗绒癌,效果极差,仅少数尚无转移的病人有希望存活。这一阶段宋鸿钊观察了这种肿瘤的病理特点,并建立了一套诊断方法和诊断标准。他曾试用几种药物治疗这一肿瘤,但毫无效果。1955年宋鸿钊在研究避孕药物时发现有些中、西药物引起流产的原因是它们强烈破坏组成胎盘的滋养叶细胞的生长。但由于毒副作用大,不宜用作避孕药物。但绒癌正是由滋养叶细胞恶变而成的,是否可以用它们来治疗绒癌呢?开始他试用一些中草药,证明它们虽有一定作用但不持久,乃改用当时治疗急性白血病的毒性很大的化疗药物6-巯基嘌呤(6-MP)。此药可使白血病病人存活期延长,对胎盘组织又有较强的破坏作用。试用的结果令人失望,几个病人还未完成一个疗程就都死亡。但他在争取到的一例尸检中发现病人体内的瘤组织确已出现大片坏死。宋鸿钊感到6-MP对绒癌的杀伤力是可以肯定的,但当时通用的“安全的”常规给药方法剂量小,疗程长,而绒癌病程发展迅猛,病人来不及等到药物充分发挥作用,即已死亡。要克服这一矛盾,显然只有加大剂量,缩短疗程。宋鸿钊坚决而谨慎地开始加大剂量的治疗试验。当剂量加大到常用量的一倍时,果然出现了明显的疗效,北京协和医院第一例已有肺转移的绒癌病人治愈出院了,以后又经反复试用,找到了最合适的剂量与疗程,又有许多病人治愈出院。

随着剂量的加大,疗效得到提高,药物的毒副作用自然也增加,不久就出现了两个死亡病例,另一个也因药物的副作用得了败血症,危在旦夕。各种冷嘲热讽也随之而来。他冷静地分析了死亡的病例,发现只要找到克服药物毒副作用的办法,绒癌是可以治愈的。宋鸿钊不分昼夜细心观察积极治疗合并败血症的病人,终于使病人转危为安,治愈出院。以后又进行了大量实验室工作,取得了控制副作用的经验。这一疗法更趋完善,开始推广,绒癌的治愈率提高到40-,绒癌的治疗出现了突破。宋鸿钊和同仁再努力寻找新的有效药物,终于找到了5-氟尿嘧啶(5-FU)大剂量治疗的方案,使绒癌治疗效果又有进一步的提高。这时,剩下的还有一些治疗效果不够满意已有全身广泛转移的极晚期的病人。“文化大革命”中,这项治病研究工作被诬为“拿病人做实验,残害病人的罪行”。许多研究资料散失,实验动物被处死,许多可以救治的病人死亡,宋鸿钊也遭到批判。在农村的“锻炼”中,他的近视眼由几百度增加到两千余度,宋鸿钊从此只能把眼睛贴近纸面阅读。所有这些挫折都没有使他消极退缩,不能公开进病房去看病人,就将病历偷偷地带回家中研究。林彪倒台后,宋鸿钊刚恢复工作,立即重新制订规划,对晚期绒癌进行了更深入细致的研究,他们注意到晚期病人往往全身有多处转移灶,过去从一个途径给药,由于药物在体内分布不匀,获得有效剂量的转移灶可以消灭,其他转移灶的治疗效果就差。只要有一个转移灶没有及时控制,病人仍可能死于绒癌。为了使各处的转移灶都能在同一时期内获得足够剂量的有效药物,他们乃采用了多种药物多种途径给药的方法,并获得了成功。许多极晚期的病人也获得了新生。有个全身已有8个脏器20多处转移的奄奄一息的绒癌病人,也治愈后重新走上了工作岗位。

从1959年开始到1985年为止,他们共治疗了绒癌病人655例,恶性葡萄胎695例,10余年中,绒癌的治愈率由过去的不到10-提高到80-以上,恶性葡萄胎的治愈率几乎是100-!治愈的病人均经过长期随访,存活最长的已有30 年,最少的也有10年。这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绒癌病例系列研究。

在取得这一重大成就的同时,宋鸿钊在绒癌治疗方法中还取得了另一个重要的突破。过去通用的治疗方法是常规地切除子宫(绒癌的发病地),病人不问年龄,用药3天后遂即切除子宫。许多年轻的病人从此丧失了生育能力。特别是尚未生育就得了绒癌的病人被治愈后为此感到十分痛苦,有过企图自杀或几乎精神失常者。宋鸿钊在研究的早期已经发现,有些用药后切除的子宫中,癌组织已经消失,看起来保留子宫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这样的子宫能否受孕?经过大剂量化疗的病人卵巢功能有无影响?受孕后胎儿能否正常发育?会不会出现畸形?宋鸿钊等严密观察,对上述问题全都给予了令人信服的答复。截至1990年,治愈后的绒癌病人已生育了400多个孩子,定期随访证明这些孩子的生长发育正常,多数已超过5岁,最大的已超过30岁,有的参了军服完役已复员,有的进入了国家运动队,有的成了画家,尚未发现智力低下者。不少病人又有了第三代,最大的也已8岁。对这些孩子的染色体分析,也无异常发现现在即使不需要生育的病人也不再切除子宫,这既免除了手术的创伤,也使得没有手术条件的基层可以进行绒癌的根治。

在研究治疗方法的同时,宋鸿钊和他领导的小组还根据积累的大量临床病理资料进行发病机制的研究,阐明了一些具有应用价值的理论问题。如从绒癌肺转移的发生发展和治疗后消退的规律,确定了肺部转移灶各种类型X射线表现的病理基础及临床意义,特别是发现了一些早期肺转移的X射线表现,提高了诊断水平,又如通过大量脑转移的临床与病理资料发现了易被忽视的脑转移的前驱症状,这有助于提前发现并及时治疗,同时采用脑动脉或鞘内注射化学药物,使脑转移的绒癌病人病死率由过去的100-下降到30-上下,而且病人治愈后很少出现后遗症,这方法与国外用放射治疗脑转移的治疗方法相比效果好而副作用小。

宋鸿钊等提出了绒癌的临床分期方案,国内外20多年的临床应用,证明这一分期方法简单,符合临床分期的各项要求,已由世界卫生组织(WHO)推荐给国际妇产科联盟(FIGO)采纳为国际统一临床分期。此外,他们还发现了绒癌引起的特殊并发症,如急性肺原性右心衰竭、急性广泛性肺栓塞、盆腔动静脉瘘等。

过去关于绒癌的发病情况都用医院收治的这类病人数与孕产妇人数的比例来表示,这不能说明这类肿瘤在人群中真实的发病情况,为了弄清这一情况,宋鸿钊等于1978~1981年组织了全国26个省、市、自治区对与绒癌有直接关系的葡萄胎进行了发病率的调查,共调查了300多万妇女(约占全国生育年龄妇女的百分之一),获得比较准确的人群发病情况,还找到几个高发地区,为今后进一步研究绒癌的发病原因提供了线索。1983年开始与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NCI)进行了流行学调查,取得大量数据,为今后制定预防措施创造了条件。

美国医生哈金斯用雌激素治疗晚期前列腺癌,开辟了激素治疗肿瘤的新领域,获得了1966年的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但雌激素只能减轻前列腺癌的症状,并不能使病人得到根治。宋鸿钊等取得的成果不仅为绒癌创造了一整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还在药物治疗实体性恶性肿瘤史上,树立了第一个取得根治的成功先例。宋鸿钊曾被邀去欧洲、南北美洲、非洲、亚洲和大洋洲20多个国家参加各种会议,进行学术交流或讲学。1978年始为美国防癌协会名誉会员,1980年后任国际滋养细胞肿瘤学会执委(四届主席),1989年起为国际妇科肿瘤学会正式成员。80年代中,宋鸿钊即被英国剑桥传记中心录入(《世界名人录》)和(《世界著名人物录》)。1990年被选为中国工程院(医药卫生学部)院士。1996年被英国(伦敦)皇家妇产科医师学院选为名誉院士。

宋鸿钊在研究绒癌根治中不畏险阻。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他们可以整天在病人床边观察,甚至帮助陪伴的家属解决生活困难,赢得了病人与家属的支持,不少家属在病人死后,含泪自愿献出亲人的尸体供解剖。

为了推广他们的经验,宋鸿钊等从1972年开始,先在医院内举办绒癌专题学习班,每年两期,每期半年,已举办30多期。自1978年起又到全国各地举办短期讲习班。到90 年代已为中国27个省市、自治区举办了40多次,每次学员100~300人,并帮助几个大区建立了研究中心。现在许多专区级以上的医院均能收治这类肿瘤,每年救治病人数以千计。

宋鸿钊曾用中英文发表绒癌方面的论文90余篇(其他妇产科方面的论文30余篇),刊载于国内外有影响的杂志上,文章发表后常有许多国家专家来函索取抽印本,并在许多论著中引用了他的资料。宋鸿钊还是一个热心的科普作家,他编写的妇女保健、优生优育等科普读物数10种,参加编制科普电影、录像5部。他是中国科普创作协会会员,并在1990年5月北京召开的第四届全国科普协会上获得荣誉会员称号。

1宋鸿钊.滋养细胞肿瘤诊断和治疗.见:“实用肿瘤学”编写组,主编.实用肿瘤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1.

2 杨秀玉,宋鸿钊,王元萼,等.恶性滋养细胞肿瘤所致盆腔动静脉瘘.中华妇产科杂志,1988,23:91.

3宋鸿钊.滋养细胞肿瘤.见:王淑珍等,主编.妇产科理论与实践.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81,第17章.

4宋鸿钊.见:张志义,主编.肿瘤的化学治疗.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第20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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