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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森(中国近代清史学家)

孟森(1869-1938年1月14日 [1] ),字莼孙,号心史,著作多以此署名,世称为孟心史先生。江苏武进人。孟森是被公认的中国近代清史学科的一位杰出奠基人。他的著作代表近代清史学科第一代的最高水平,是近代清史研究发展的一块重要里程碑。 [2]

清末秀才,屡试举不中,以授学为业。秉性耿直,负才不羁,有“清狂之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被送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政专业。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从日本学成回国。和郑孝胥张謇等人到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主张全国立宪。辛亥革命爆发后,孟森目睹清政府垮台已成定局,放弃宪政立场,响应革命。 [3] 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史。民国三年(1914年),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着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民国十九年(1930年),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撰成讲义《清朝前纪》。不久,复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讲授《满洲开国史》,编纂《明元清系通纪》。鉴于清朝入关后,讳言在关外曾臣于明朝的历史,致使其入关前史事多有湮没,孟森开创满洲开国史的研究,着力对清朝入关前后的历史资料进行发掘、梳理和考订。此间,他还讲授明、清断代史,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

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孟森病逝于北平(今北京),享年六十九岁。

孟森生于清同治七年(1868年),光绪八年(1882年),孟森十四岁的时候,师从里中名师周载帆读书,自幼负大才,“拓弛不羁,有轻狂之名”。 [4]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盛宣怀于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孟森受聘为教员。后因好议论,指责校方课程安排不当,引起教务长不满,转入该校附设的译书院,主持翻译任务, [4] 有日本人为助手,因此得略通日文。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孟森入江阴南蓄书院读书,并任师范馆教员,以应科举之选,博取功名。南首书院属洋务运动的产物,本着“中体西用”宗旨,新学、旧学课程兼而有之。受此影响,孟森于制艺应举之外,不断涉猎有关时务的书籍,自谓“于制艺应举之外,稍稍窥见学术、事功、文章、经济之靳向”。 [5]

十九、二十世纪之交,中国掀起了一股留学日本的热潮。光绪二十年(1894年),郑孝胥出使日本回来后,其言语行动给孟森影响很深,他在获得康生资格后,乃决定加入留学日本这个行列。到达日本后,很快进入东京法政大学,攻读法律,同时对政治、经济等学科知识也如饥似渴地汲取吸收,日渐精进,“森自此即留意于政治,不若以前之顽固矣”。 [6]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他与朋友杨志洵合作译述《日本军队给与法》,堪称当时中国绍介日本军队后勤保障制度的先驱。他在该书“提要”中指出,日本“武备修明,士饱马腾,实足以雄视东亚”,而中国欲变法革新,模范列强,“读是书者,其亦当深明于法外之意”,不可拘泥学习,必须因势利导,法其所以为法,探究其“法外之意”,讲求实效。

光绪三十年(1904年)学成回国。 [7] 次年(1905年),郑孝青赴任广西龙川兵备道。 [8] 孟森入广西边防督办郑孝胥(四品衔)幕,郑孝胥聘用他为记室,待之如上宾。 [4] 孟森利用幕府中收藏的笺奏、函牍、札答等大量公私文献资料,撰成《广西边事旁记》,主要为颂扬郑督办广西边防政绩而作,而立言以郑为“将之良者,恒兼宰相器”,则所期非人矣。

光绪三十年(1904年)冬,郑辞广西边防大臣职, [9]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2月2日,孟森随郑之上海。 [10] 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4月到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4月在日本留学。4或5月由日本归国。 [10] 5月18日,孟森经郑孝胥、张元济介绍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政法部、国文部,此时孟森刚从日本回国不久。 [11-13] 孟森在商务印书馆与人同译《民法要义》,该书作者正是日本法政大学校长梅谦次郎。 [14] 孟森在商务印书馆编译所还编了《咨议局章程讲义》和《地方自治浅说》,于宣统元年(1909年)出版。 [15]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12月,由张赛、郑孝青等共同发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孟森成为其中的骨干,主张君主立宪,并为之奔走呼号,积极活动。此后历任江苏教育总会附设的法政讲习所主讲,江苏咨议局书记长,赴奉天、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等省考察宪政,并联络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敦促清廷速开国会、改行君主立宪的联合请愿运动。“虽与革命党主张武装暴动的旨趣不同,但二者对唤起民众、加速清政府垮台的效果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16]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孟森接任《东方杂志》主编职,随之重订编辑体例,革新版面,增辟栏目,改良尤多。他还经常亲自撰文,讨论君主立宪,提倡宪政民主。在一篇文章中明确指出“宪政筹备不能据官文书以为定评,必须社会程督,始有实效。” [17] 可见孟森十分重视民众在社会改革中的巨大能量。

宣统元年(1909年)五月,孟森当选江苏省咨议局议员,以其所著《各省咨议局章程笺释》中有云:“以议院为国家立法机关,以政府为国家行政机关,以法院为国家司法机关,三权分立,而君主独揽之”,是孟森对君主立宪政体之主张十分明确。宣统二年九月(1910年10月),他被派往奉天(今辽宁省)、吉林、黑龙江、直隶、山东各省考察宪政,希望能联合各省咨议局,共同发起国会请愿运动,上奏清廷,请求速开国会成立立宪政府。次年,他陪同张謇再次北上,联合各省咨议局向清政府请愿,敦促清廷召开国会会议。

宣统三年(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垮台已成定局。孟森为程德全指挥的江浙联军进攻南京起草誓言,仍为立宪派的主张进行最后的游说,如云:“其日夜所希望,惟求改专制为立宪,使吾中华大国,得一位置于列强之间”;“欲求政体之廓清,端赖国体之变革”;“非仇故君,非敌百姓”;“无汉无满,一视同仁,为国为民,务求在我,将泯贵贱亲疏为一大平等,即合行省藩属为一大共和” [18] 。显然,孟森所主张偏重君主立宪,而所谓“共和”亦与革命党人理解迥异。

孟森逐渐放弃宪政立场,响应革命,成为江苏、浙江上流名士的代表,与革命军取得联系,疏通关系。苏州“光复”后,他被推选为江苏省临时参议员代表,为江浙沪联军攻打张勋在南京的“辫子军”起草宣言。

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孟森被推为共和党干事。民国元年(1912年)秋,与民族实业家张謇【江苏南通人,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年)恩科状元】因建议组织中美银行和改革盐政以减轻政府财政困难,受到袁世凯的青睐。随之第一届国会议员选举开始,于是南下参加竞选,并于年初在江苏第三区当选为国会众议员。后他加入进步党,又被众议院选举为宪法起草委员,参与中华民国第一部正式宪法的起草工作。他主张政府形式宜采责任内阁制,限制总统权力,恰与国民党领袖宋教仁的观点不谋而合。后袁世凯下令解散国民党,国会参众两院因法定人数不足也处于瘫痪状态,宪法起草委员会也自行解散,孟森遂南下返回家乡,转而提倡实业。其间应北洋政府邀请,亦曾几次北上赴会参政议政。

民国二年(1913年)11月,在上海时事新报》发表《朱三太子事述》,后世公认此为孟氏转向明清史研究之始。次年上海时事新报馆出版孟氏《心史史料》一册,列目有《满洲名称考》、《清朝前纪》、《清国号原称后金考》、《朱三太子事述》,已略见其研究清史之早期规模。

进入民国后,孟森为了配合其所从事的议会活动,曾撰写了一些政治论著:译书有《平民政治》(原为英国布鲁士J.B.Bryce所著,孟森据日译本译成中文)、《日本民法要义》(日本梅谦次郎著)与《统计通论》(日本横山雅男著);自己撰有《法学通论》与《财政学》两书,均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问世。此为孟森壮年有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而其所译所撰究均与所学有关,非投合时流所可比拟。孟森还注重对清代“公案”即历史疑案的研究,为此,他十分重视利用第一手档案资料,相继发表了不少篇有关清史专题的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清始祖布库里英雄考》、《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八旗制度考实》以及《奏销案》、《科场案》、《朱方旦案》、《金圣叹考》等,后来多被收入《心史丛刊》一、二、三集中。上述各文涉及前朝典章,国故闻,事无巨细,有见必述,考证具见功力,论断令人折服,在当时的学术界引起强烈反响和很多人的重视。自此,孟森的论著被认为是有关清史问题的权威之作。

民国十二年(1923年),曹锟通过贿选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通过的“曹锟宪法”,以国民党为代表的反对派主张根本上否决此部宪法,而以“五权宪法”取而代之。孟森亦在反对之列,在《申报》发表《民主国之宪法》一文,阐发“主权在民”的思想,指出民主国家宪法,却万万不可由“冒民之名,因以为利”,“以少数间接之民,箱制多数直接之主”,是绝不可能实现的。要求奉还国民的“制宪权”,号召“主人翁固当自动收回之”。 [19]

民国十八年(1929年)起,孟森就聘于南京中央大学历史系为副教授,开清史一课。越年,他出版了《清朝前纪》,再越年(1931年),北上应聘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讲授满洲开国史,并印发《明元清系通纪》讲义,迄至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夏,先后又印《明史讲义》与《清史讲义》。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孟森在北京大学开设《满洲开国史》课程,讲授满洲开国史。北大开始印行他的《清初三大疑案考实》和《清史讲义》、《明元清系通纪》。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出版了他的《八旗制度考实》,这是孟森研究清初政治组织的重要著作。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春,北大师生集会庆祝孟森七十寿辰,他撰写学术论文《香妃考实》以答谢。至年夏,又先后印《明史讲义》和《清史讲义》。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其巨著《明元清系通纪》己经出版了十六卷。其前后主北大明清史讲坛七年有余,可谓老骥伏杨,终日汲汲嗜学尤力,七年之间成书数百万字,可谓著作等身,远迈旧日所作之总和。由此最终奠定了其在明清史研究领域的大师地位,后学更奉为“我国近代清史学派的开山祖”。 [20]

卢沟桥事变后,孟森是四个留守北平的教授之一。此年8月,他撰《海宁陈家》一文,以庆祝北京大学四十周年纪念,亦是日军虽占领北平而不能迫使他放弃学术研究。该文脱稿以后不久,日本侵略者胁迫其交出《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线图》,遂忧愤成疾,10月就诊于协和医院。在医院作《十月十八日病中作》一诗云生死如观掌上纹,已登七十复何云。病深始欲偷余息,才尽难胜理旧闻。长谢朋筋来简约,只亲药裹似丝葬。姗年璧积前朝史,天假成书意尚殷。在诗中依然以完成清史的写作自任。11月,郑孝胥到北平探望孟森病情,孟森满腔义愤,作《枕上作有赠》诗一首,其中“君不见贵由赵孟何如贱,况有《春秋》夷夏辨”, [21] 指斥郑孝胥,表现了一位爱国知识分子高尚的民族气节。而此后病情日渐严重,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1月14日去世。

清末民初,孟森逐渐脱离政治活动,开始专力于治清史。民国三年(1914年),他以“心史”之号发表《心史史料》第一册,着重对清朝入关前的历史进行系统研究。民国十九年(1930年),孟森受聘于南京中央大学,讲授清朝入关前历史,撰成讲义《清朝前纪》。不久,复受聘于国立北京大学,讲授《满洲开国史》,编纂《明元清系通纪》。鉴于清朝入关后,讳言在关外曾臣于明朝的历史,致使其入关前史事多有湮没,孟森开创满洲开国史的研究,着力对清朝入关前后的历史资料进行发掘、梳理和考订。此间,他还讲授明、清断代史,著有《明史讲义》、《清史讲义》,对史实进行考订叙述,多有发明创见;所作评议,亦具精辟独到之处。其中《清史讲义》,在利用《清实录》、《清史稿》的同时,又兼采档册及《朝鲜李朝实录》等鲜为人用的史料,是一部水平较高的断代史专著。他还先后发表明清史及其他断代史论文近百篇,多收入《心史丛刊》、《清初三大疑案考实》中,另有少量未发表过的文章,1949年后由中华书局编入《明清史论著集刊》及《续刊》中。主要有《清太祖起兵为父祖复仇事详考》、《女真源流考略》、《横波夫人考》、《海宁陈家》、《清世宗入承大统考实》、《太后下嫁考实》、《世祖出家考实》等。孟森治史在传统方法上吸收了近代史论研究方法,开创了明清断代史研究之先河。

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是其一生学养的结晶,是一部揭发清世隐晦之秘密的空前伟著 [22] 。《明元清系通纪》是可以补明清两史的网漏,在孟森著作中具有特别的地位。此书中“明元”谓明代的纪元,“清系”谓清代的世系。其中记事居十之八,考订居十一强,论评说明居十一弱 [23] 。《明元清系通纪》的主要成就有二,一是为满族先世自禅让传说时代至金元之际发展史研究之补充。孟森之论证,进一步将远古之肃慎与明代之女真联系起来,具有极大科学价值与政治意义。二为明代清室先世活动之研究。孟森将女真划分为三部分,以建州女真为重点。肯定始祖布库里雍顺始居斡朵里城。永乐年间,族人相继归附明朝,猛哥帖木儿为建州左卫指挥,自猛哥至努尔哈赤共七世,孟森编年系月论述其活动,遂使清室先世延绵不绝之世系得以完全明确。此项研究揭破三百年对历史之隐晦、捏造,意义重大。 [24]

孟森谢世后,尚留有大量著述遗稿、读书笔记和日记等。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此前保存于商鸿逵、单士元等人手中的部分遗稿除个别篇章经过整理发表后,皆已散失净尽,学界对其他遗稿的去向一无所知。 [25] 近代以来,历经劫难,其间虽有不少散佚,但仍保留了十分可观的一部分。2010年4月,孟森家属将家中所保存的孟森著述遗稿无偿捐赠给北京大学国际汉学家研修基地,作为永久庋藏,并提供给学界研究利用。 [26]

孟森社会风俗史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风俗习惯方面,如节庆、礼仪、俗语等,并取得一定成就。

中国文化中避讳现象最为严重,关于避讳起源,孟森认为“礼言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则讳非事生人之礼也……后世既讳生人之名,并讳其字,汉季魏晋。下逮六朝,变而益厉” [27] 。孟森举例北宋吴处厚青箱杂记》北宋名宦“杜祁公”一事,认为东汉之初讳真正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束缚他人,此后讳才变得越来越严厉,不讳者被认为是枉法贼。“两宋是避讳最严而繁的时期……元代是封建社会中避讳最为宽松的时期,明代次之。清初,避讳尚宽,但到康熙以后再次加严,并往往成为制造文字狱的一个借口。” [28] 孟森还列举明代祝允明枝山前闻》记载因讳成笑柄之事,“江西一令,尝讯盗。盗忽对曰:‘守守愚不敢。’令不知所谓,问之左右,一胥云:‘守愚者其号耳。则知今日贼亦有别号矣。此等风俗,不知何时可变’……吾以为苟无讳名之习,则此风可变矣” [27] 。孟森注意历史上避讳问题并独列成章,兼带历史与文学的研究方式,搜集丰富的避讳史料,为避讳学的研究增添重要一笔。

中国古代风俗中留下许多称谓、俗语,这些称谓、俗语因地域、民族不同其含义也不尽相同,更有些随着时代发展原意已随之改变,容易让人产生误解。孟森认为“杜撰”一词由来已久,并非来自于杜默。“包弹”一词,孟森以杨慎《古今谚》“褒弹是买主,喝采是闲人”为依据予以考证,得出“褒弹乃褒贬之意,故无瑕疵者曰没包弹,实则没褒弹,犹言无可褒贬也” [27] 。明代有明确法令规定,戴绿头巾者为龟奴,成为一种定制,孟森考证“绿巾为娼夫之服,又不始于明代。明程明善《啸余谱》,载词曲源流,引子昂先生言曰:‘娼妓之词,名绿巾词。’赵子昂由宋人入元,其为此言,恐不但为元初娼夫之制服……可决其自宋以来,即以绿巾为娼夫之标帜矣” [27] 。这些词语经孟森考证,更易于后人理解。

中国礼仪种类繁多,不同时代、不同场合礼仪要求也不一样,礼仪的起源与演变也是社会风俗史研究的重要内容。孟森《心史笔粹》中《请安》和《唱喏》,就是考证古代的礼仪起源及演变。“清一代行请安之礼,盖自辽即有之,历金、元皆然。清承前代,为东夷之旧俗……据此则元代亦行请安礼,辽与元皆然,金可知矣。” [27] 唱喏也是古代礼仪的一种,“流俗有此名词,初不知其实状……盖唱喏为古同行之礼。北虏不唱喏,宋人怪之,名为哑揖。至明而记唱喏为古礼,当自元代废之……元行哑揖,中土遗民亦必有因仍唱喏,历若干年而后泯也” [27]

何龄修:孟森是重视以正史、以官修史书作为基本史料的清史学家。 [29]

王钟翰:不过三十余年,而撰述之富,成就之大,影响之深,自非后辈末学所能望其肩背者也。 [30]

郑天挺:孟森先生是一个爱国者,他壮年的游学,中年的从政,以及热心于介绍国外政法经济学说,都是想把中国富强起来。不仅如此,我们完全可以说,他的一生,不管是为学,还是从政,皆贯穿者“爱国”这样一条主线。先生东渡扶桑,寻求的是新知,为的是富国强兵;先生主张君主立宪,希望地方自治、司法早日独立,为的是中国能够自立于世界强国之林;先生著书立说,倡宪政民主,反独裁专制,兴办杂志,提倡实业,也是为中国的兴旺发达;乃至晚年勤于考证,求真是,辟讹说,丝毫不存狭隘民族成见,在大是大非面前,行得稳,站得牢,大义不屈,“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真正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品德。

商鸿逵:先生(指孟森)治史,善于发现问题,考证一事,必有所为而为。并且长久积累资料,深入探索实情,求明真相原委。

杨向奎:孟森先生不喜高谈阔论,在课堂授课读讲义,以致课时未满,学生已散去,先生不以为忤,异日仍如是。 [31]

(参考资料: [32-34] [3]

(参考资料: [34-36]

题联

庋藏不富已连甍,公有胜私储,还借何烦一酒;方策犹存知望郡,新钞完旧帙,流传敢负百年心。孟森题江苏省常州图书馆

挽联

家传伏胜之经,无奈斯文天将丧;忧在宗周之陨,不知视息世何心。代挽龚宝铨之配章夫人

道不同初未相谋,逢此百忧,岂料造车终合辙;天下溺爱之以手,殁而犹视,应怜并世几愚公。代梁启超挽黄克强

世言政治有关,果尔则政治家,必成人道之蟊贼;国以工商为宝,如公乃工商界,能造时势之英雄。挽夏粹芳

民意之冤大白,而独以一死遗君,不会苍生遽尽;中国之难果纾,犹可为九原告慰,试看今日何如?挽汤觉顿

士子之气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满洲国成立后,郑孝胥出任总理大臣兼文教总长。孟森痛恨交友不慎,作诗规劝无效后,遂与之绝交。孟森与郑孝胥早年相识,一起进行筹备预备立宪等活动,颇有深交。至此两人分道扬镳、不再往来。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冬,北平沦陷后,日本宪兵武装前往北京大学研究院文科研究所强迫索取其早期作品《宣统三年调查之俄蒙界限图考证》,这是他于清宣统元年 (1909年) 开始测绘俄蒙交界地图原本,曾刊载于天津《大公报图书副刊》而被日本军部所注意。孟森气愤至极,遂步行回家,祭拜祖先灵位并写下“白发孤儿辞先灵”诗句后卧床不起,直至逝世。孟森先生提倡养士子之气,这种士子之气在民族危亡之时表现的正是爱国情操。孟森先生虽是一介书生,其著作中处处洋溢着爱国情操,他以身作则,面对列强侵略,大义凌然,表现了视死如归的爱国精神。 [37]

孙子:孟庆瑞等兄妹七人。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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