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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鼐

姚鼐(nài)(1731-1815年),字姬传,一字梦谷,室名惜抱轩(在今桐城中学内),世称惜抱先生、姚惜抱,安庆府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清代著名散文家,与方苞刘大并称为“桐城派三祖”。 [1]

乾隆十五年(1750年)中江南乡试,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中进士,授庶吉士,三年后散馆改主事,曾任山东、湖南副主考,会试同考官。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入《四库全书》馆充纂修官,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借病辞官。旋归里,以授徒为生,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培养了一大批学人弟子。姚鼐文宗方苞,师承刘大,主张“有所法而后能,有所变而后大”,在方苞重义理、刘大长于辞章的基础上,提出“文理考据辞章”三者不可偏废,发展和完善了桐城派文论。为桐城派散文之集大成者

姚鼐一生勤于文章,诗文双绝,书艺亦佳。著有《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惜抱轩诗集》10卷、《笔记》10卷、《尺牍》10卷、《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辑成《古文辞类纂》75卷。

清雍正九年(1731)十二月二十日,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的哭声缭绕在桐城南门树德堂内。树德堂里喜气洋洋,街坊们也纷纷前来道贺:姚氏又添了一丁。姚氏是桐城世家大族,人丁一直很兴旺,人们只道姚家又得了一读书种子,不知这种子日后会如此茁壮,直将这阀阅门庭又光大了一重。

桐城姚氏是显赫的吴兴姚氏的后裔,其家族始迁于浙江余姚。一世祖姚胜三随父宦居安庆,由浙江余姚迁居麻溪,五世祖姚旭于明景泰间迁居桐城城里。至姚鼐,其家族居桐城县城已300余年。姚鼐1731年十二月二十日(1732年1月17日)出生于桐城南门的一个官宦书香人家。先祖姚旭为明云南布政使司右参政,姚之兰为江州府知府加按察副使衔,皆载入《明史循吏传》;姚孙曾以“五里三进士(姚孙、龙鲤门许鲤跃),隔河两状元(刘若宰龙汝言)”而闻名遐迩.。高祖姚文然,康熙时任刑部尚书;曾祖姚士基,曾任湖北罗田知县,均贤良清廉,辞世皆享名宦祠祀。伯父姚范,进士及第后为翰林院编修,著有《援鹑堂文集-诗集》,学贯经史,与桐城派祖师之一的刘大情深意笃,使姚鼐得以跟其伯父受经学,跟刘大学文。其祖父姚孔瑛二十六岁时即去世,父淑终生为一介布衣。姚鼐出生时,家庭已衰落, [2]

姚鼐幼嗜学,伯父姚范授以经文,又从刘大学习古文,刘大对姚鼐特别器重,称其“时甫冠带,已具垂天翼”,“后来居上待子耳”。乾隆十五年(1750),他二十岁考中举人后,经过五次礼部会试均名落孙山,直到乾隆二十八年(1763)三十岁第六次应礼部试,才中进士,授庶吉士,3年以后,散馆改主事,分属兵部;旋又补礼部仪制司主事。后历任山东、湖南乡试副考官,会试同考官和刑部广东司郎中等职。乾隆三十八年(1773),清廷开四库全书馆,姚鼐被荐入馆充纂修官。此职本应翰林方可充任,独鼐与休宁戴东源、兴化伍大椿、歙县程晋芳等8人破格当选。《四库全书》成,鼐乞养归里,不入仕途,时年44岁。大学士于敏中梁国治先后动以高官厚禄,均被辞却。

自乾隆四十二(1777)年起,姚鼐先后主讲扬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歙县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致力于教育,因而他的弟子遍及南方各省。其中最著名的有本邑的方东树姚莹刘开;上元梅曾亮、管同;宜兴吴德旋;阳湖李兆洛;娄县姚椿;新城鲁九皋和他的外甥陈用光等。这些学生都是笃守师说,遵桐城家法的文人,对桐城派的传播作用甚大。桐城派古文之传,自方苞以文章称海内,上接震川,同邑刘大继之益振,传至姚鼐则集大成。因此有“桐城家法,至此乃立,流风作韵,南极湘桂,北被燕赵”之说。历城周书昌说:“天下文章其在桐城乎!”

乾隆四十四(1779)年,八十二岁的刘大去世。姚鼐毫无疑义的成为了桐城派的核心。他耗尽心血编纂的《古文辞类纂》终于完成,共75卷,是古文辞赋选本,按照文章的应用分分十三类:论辩、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所入选的作品以战国策、两汉散文、唐宋八大家,以及归有光、方苞、刘大等为主,表明了桐城派推崇古文的传统,为桐城派树立了散文史的“正宗”的地位,体现了姚鼐的文学主张。这本集子很受人们喜爱,有很大的影响。
  乾隆四十九年(1784),姚鼐辞去官职。他希望腾出时间来提倡桐城派主张,开始了他四十余年的讲学生涯。姚鼐先后在江宁、扬州、徽州、安庆先后主持锺山、梅花、紫阳、敬敷书院,“士子得以及门为幸”。他的门下有很多后来成为了桐城派的著名作家,如有名的姚门“四大弟子”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姚莹,以及刘开等,他们使桐城派声势更高。有很多籍贯不是桐城的作家也自认为桐城派

嘉庆十五年(1815)九月十三日(10月15日),85岁的姚鼐卒于南京钟山书院,归葬桐城杨树湾。此时的桐城派在古文上的地位已无可撼动。道光咸丰年间,桐城派在曾国藩及曾门弟子手中又呈一时之盛,一直延续到严复、林纾和新文学的诞生。 [3]

姚鼐与创始人方苞刘大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 [4] 。其在继方、刘已有成就的基础上提倡文章要“义理”、“考证"、“辞章”三者相互为用。所谓“义理”就是程朱理学;“考证”就是对古代文献、文义、字句的考据;“辞章”就是写文章要讲求文采。这些主张充实了散文的写作内容,是对方苞“义法”,说的补充和发展。在美学上,提出用 “阳刚”、“阴柔”区别文章的风格。“阳刚”就是豪放,“阴柔"就 是婉约。两大风格相互配合,.相互调剂,就产生出多样的风格。 同时,又发展了刘大的“拟古”主张,提出“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为文章八要。学习古人,初步是掌握形式(格、律、声、色),进而是重视精神(神、理、气、味),才能达到高的境界。桐城派古文到了姚鼐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姚鼐著有《惜抱轩全集》,所编《古文辞类纂》风行一时,有力地扩大了桐城派的影响。鼐对传统文论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提出富有创见性的“阴阳刚柔说”,这对我国古代散文审美理论和风格特征是一次重大突破。他认为,“天地之道,阴阳刚柔而已。文者天地之精 英,而阴阳刚柔之发也。”文章阴阳刚柔的变化,乃是作者性格、气质、品德的表现。鼐在发展前辈的文学思想上,用阴阳刚柔这个哲学概念来解释文章风格的来源和散文的风格特点,其中包含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

姚鼐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这有其时代的原因。姚鼐在乾隆年间走上文坛。清代的考据风气也在这时开始盛行。人们称这种考据的功夫为“汉学”,与之相对的是势力较弱的“宋学”。学界多推崇汉学,对宋明理学比较厌弃,这往往导致文章的思想性降低。姚鼐不赞成排斥宋学的倾向,同时又针对汉学家、宋学家对文学的轻视态度,提出义理、考证、文章三者不可偏废的主张。这成为桐城派古文理论的纲领。
  “义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姚鼐认为三者的统一才是最高最美的境界,“苟善用之,则皆足以相继;苟不善用之,则或至于相害。”当然,三者有轻有重,考据要为义理服务。姚鼐想调和汉宋,融贯三者,认为作家能兼三者之长的为好作家。这种主张实际上成为了桐城派的文学纲领。姚鼐自己也身体力行,乾隆三十九年(1774),在朝廷任职的姚鼐来到山东,登上了东岳泰山,后来就有了著名的《登泰山记》一文。全篇仅数百字,内容十分丰富,是融考证与辞章的典范。文章从泰山南北的汶水济水写起,内容涉及天门岱祠等诸多古迹,辞章优美。如写登上泰山之后“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来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义理、考据、辞章”对当时和后世都影响巨大。一方面,姚鼐实际上是站在维护理学的立场上,企图调和汉宋的争论,兼采考据的长处,以考据充实理学的空疏,从而提高桐城派古文的价值。一方面,这一主张如果推而广之,那麽可以看作是对文章基本的要求。无论何时都同样有重要意义:“义理”要求言之有物,有思想性;“考据”要求立论扎实,有说服力;“辞章”要求字通句顺,有艺术性。

姚鼐以宋儒之学为治学之本,故指斥考据的汉学家为舍本逐末;但他也不废弃汉儒治经之长。姚鼐“为文高简深古,尤近欧阳修、曾巩,其论文根极于道德,而探源于经训,至其浅深之际,有古人所未尝言,鼐独抉其微,发其蕴,论者以为词近于方,理深于刘”(《清史稿文苑姚鼐传》)。其为文“以神、韵为宗”(方宗诚《桐城文录序》),形成一种迂徐深婉,一唱三叹,而又耐人寻味,意蕴无穷的风格。近代学者章太炎谓之“谨”,刘师培称之“丰韵”,都是对其文风的富于韵味、言简意丰的高度评价。姚鼐的诗歌早年模仿明“七子

”学唐诗,晚年兼取宋人,格意俱高,在当时俨然为一大家,故后人称“惜抱诗精深博大,足为正宗”(程秉剑《国朝名人集题词》)。姚鼐的书法造诣很深,包世臣邓石如、刘石庵及姚鼐为清代书法之冠,将姚鼐的行草书列为妙品,故姚鼐非独特文美,其翰墨亦为世重。鼐著有《九经说》19卷、《三传补注》3卷、《老子章义》1卷、《庄子章义》10卷、《惜抱轩文集》16卷、《文后集》12卷、《诗集》10卷、《法帖题跋》1卷、《笔记》10卷、《书录》4卷、《尺牍》10卷、《古文辞类纂》75卷、《五七言今体诗钞》18卷。《登泰山记》是姚鼐的代表作,主要描绘泰山风雪初霁的壮丽景色。写作特点:首先是以时间为顺序,以游踪为线索,依次记叙了作者游泰山的历程和所见到的景色,剪裁得体,详略分明。桐城派主张的“雅洁"和反对“冗辞”,从这里可见一斑

乾隆二十八年(1763)进士,选庶吉士,改礼部主事,官刑部广东司郎中,历任山东、湖南乡试考官、会试同考官,四库馆开,出任纂修官,曾撰写书录91篇,于道光十二年(1832)汇为《惜抱轩书录》4卷,为其藏书跋尾题记之属。有《惜抱轩四库馆校录书题》1册。历主江宁、扬州等地书院凡40年。治学以经学为主,兼及子史、诗文,曾受业于刘大,论者称他辞近方苞,理深于刘大,三人均为桐城籍,世称“桐城派”。家有藏书楼名“惜抱轩”,藏古文、经、史、字画居多,藏书印有“鼐”、“大季氏”、“惜抱轩藏书印”等。著有《惜抱轩文集》。选辑有《古今辞类纂》、《五七言今体诗抄》。

登泰山记》泰山之阳,汶水西流;其阴,济水东流。阳谷皆入汶,阴谷皆入济。当其南北分者,古长城也。最高日观峰,在长城南十五里。

余以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自京师乘风雪,历齐河、长清,穿泰山西北谷,越长城之限,至于泰安。是月丁未,与知府朱孝纯子颍由南麓登。四十五里,道皆砌石为磴,其级七千有余。泰山正南面有三谷。中谷绕泰安城下,郦道元所谓环水也。余始循以入,道少半,越中岭,复循西谷,遂至其巅。古时登山,循东谷入,道有天门。东谷者,古谓之天门溪水,余所不至也。今所经中岭及山巅崖限当道者,也皆谓之天门云。道中迷雾冰滑,磴几不可登。及既上,苍山负雪,明烛天南。望晚日照城郭,汶水、徂徕如画,而半山居雾若带然。

戊申晦,五鼓,与子颍坐日观亭,待日出。大风扬积雪击面。亭东自足下皆云漫。稍见云中白若樗数十立者,山也。极天云一线异色,须臾成五采,日上正赤如丹,下有红光动摇承之。或曰,此东海也。回视日观以西峰,或得日,或否,绛驳色,而皆若偻。

亭西有岱祠,又有碧霞元君祠。皇帝行宫在碧霞元君祠东。是日,观道中石刻,自唐显庆以来,其远古刻尽漫失。僻不当道者,皆不及往。

山多石,少土。石苍黑色,多平方,少圆。少杂树,多松,生石罅,皆平顶。冰雪,无瀑水。无鸟兽音迹。至日观数里内无树,而雪与人膝齐。

桐城姚鼐记。

——选自《四部丛刊》本《惜抱轩文集》

泰山的南面,汶水向西流去,泰山的北面,济水往东流去。山南面的山谷里的水都流进汶水,山北面的山谷里的水都注入济水。在阳谷和阴谷分界的地方,是古长城。最高的日观峰,位于古长城南面十五里的地方。

我在乾隆三十九年十二月,从京城冒着风雪起程,经过齐河县、长清县,穿过泰山西北部的山谷,越过古长城的界限,抵达泰安府。这个月的丁未那一天,我和知府朱孝纯(子颍)一起从南面山脚登山。四十五里的山路全是用石板砌成的,台阶有七千多级。泰山正南面有三个山谷,中间山谷中的水绕过泰安城下,这就是郦道元所说的“环水”。我们开始顺着中谷进去,路走了一小半,翻过中岭,再顺着西边的山谷走,就到了山巅。古时候登泰山,沿着东面的山谷进去,路上有天门。东边的那道山谷,古时候把它叫作天门溪水,我们没有到达。这次经过中岭到山顶,也有象门户一样的山崖横立在路上,一般人都管它们叫天门。一路上云雾迷漫,有冰很滑,石级几乎不能攀登。等到登上了山顶,只见深青色的山驮着白雪,明亮地照耀着南方的天空。远望夕阳映照下的泰安城,汶水、徂徕山如同图画一样,而半山腰里停留着的云雾象一条带子似的。

戊申这天是月底,五更的时候,我和子颍一起坐在日观亭上,等待着日出。大风卷起积雪扑打在脸上。日观亭东面从脚下起全是迷漫的云雾。隐隐约约地看到在云雾中有几十颗象白色的骰子一样的东西站立着,那是一些山峰。在天的尽头,云层中有一线奇特的色彩,片刻之间,变成了五光十色的彩霞,太阳升起,颜色纯红象p砂,底下有一片晃动的红光托着它。有人说,这就是东海。回头看日观峰以西的山峰,有的被日光照着,有的没有照着,有的红,有的白,颜色错杂,都象弯腰曲背的样子。

日观亭的西面有岱祠,还有碧霞元君祠。皇帝的行宫在碧霞元君祠的东面。这天,观赏了沿途的各种石刻,都是唐高宗显庆年间以后的,那些年代更久远的石刻,全都磨灭缺损了。偏僻而不在路边的石刻,都来不及去看。

泰山上石头多,泥土少。石头是青黑色的,大多方正有棱角,很少有圆形的。杂树少,松树多,生长在石缝里,都是平顶的。到处是冰雪,没有瀑布,也没有鸟兽的声音和踪迹。到日观峰的几里内没有树,而积雪深到人的膝盖。

桐城人姚鼐记。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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