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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系军阀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出生在奉天故称奉系。

1907年,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旅,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师长。

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就任陆海军大元帅,代表北洋政府行使统治权,成为国家最高统治者。

1928年6月4日,当张作霖所乘由北京返回奉天专列驶到皇姑屯附近的京奉、南满两铁路交汇处桥洞时,被日本关东军预先埋好的炸弹炸毁,张作霖身受重伤,当日逝世,享年53岁。

奉系军阀是北洋军阀主要派系之一。因首领张作霖奉天人,故称奉系。奉天即现在的辽宁省,省会沈阳亦称奉天。

1907年,没落的清政府将东北地区改建奉天、吉林、黑龙江三个行省,称“东三省”,徐世昌为总督,调北洋新军一部分分驻各省。驻奉天省新军为第二混成协,奉天省原有旧军八路四十营。

1909年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统由巡防营务处节制,张作霖任中、前两路统领。后巡防营中、前两路改编为第二十七师,张作霖任该师师长。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于奉天海城一个小商之家。其父张有财嗜赌,在张作霖十四岁时,在赌场与人结仇,被人打死。父亲死后,张作霖投奔外祖父家。由于他好吃懒做,不务正业,且嗜赌如命,结果一事无成。他读过几天书,做过卖货郎,当过流浪儿,也曾入清兵营当过兵。

二十岁时,有幸娶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之女,住到了岳父家。婚后过了一段时间,张作霖又禁不住赌瘾,便去弄钱参赌,结果输多赢少,还结下不少仇家,最后只好串联了十几个散兵游勇和地痞无赖,结为一帮,当起土匪来。不到半年,张作霖手下已扩充到四、五十人。

另一匪首金寿山,势力比张作霖大,想把他的一帮招收归己,但张作霖不干。金寿山便突袭张作霖,张作霖狼狈逃往八角台,八角台的匪首张景惠接纳了他,因赏识他的才干,还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了他。不久,张作霖与另一匪首汤玉麟结成绿林伙伴,势力不断扩充,成了辽西一霸。

张作霖虽然当上了匪首,但也深知难成大气候,所以他也时时寻找招安的机会,企望将来能在军界政坛一展鸿图。

1902年,机会终于到来,清朝将军增祺家眷路过八角台奉天张作霖汤玉麟商议,将增祺老婆一行中途劫夺,押解到新立屯,好生招待。增琪老婆大惑不解,只求饶命,张作霖却下跪道:“张作霖冒犯夫人,你老多多海涵。我们是八角台的大团,是保境安民的,夫人有何吩咐,在下愿为效命。”增祺老婆安下心来,说:“只要你能保证我们一行平安到奉天,我一定向增祺将军建议收编你们。”张作霖立即称谢,第二天派人护送增祺老婆上路,平安到达奉天。增祺老婆将此事告之,增祺亦为之动容,奏明朝廷,将张作霖的部众收编入省巡防营,张作霖任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从此,张作霖由匪首变成了清朝地方军官和堂堂营官。

日俄战争期间,张作霖从容应付两个帝国主义,使自己的队伍壮大起来。

1906年清政府整饬地方部队,新民府巡防马步营扩编为五个营,任命张作霖为前路五营统带

1907年,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之命,张作霖于4月26日智剿辽西巨匪杜立三,被清朝廷圣旨嘉奖,张作霖被升为奉天巡防营前路统领旅长职),驻防郑家屯。

1908年,又被调防到洮南一带追剿被沙俄收买的蒙古叛匪陶克陶胡、白音大赉等,经过两年的艰苦战斗,击毙白音大赉,生擒六十三牙什,将陶匪逐出国境,取得重大胜利。清廷赏顶带花翎,以记名总兵,擢升为洮辽镇守使,所部由5营增至7营,统兵为3500人。

1911年辛亥革命后,东三省总督赵尔巽调张作霖带兵进奉天。逼走蓝天蔚,篡夺国民保安会领导权。张作霖还兼任了中路巡防营统领,所带部队由7营增至15营,又做了保安会的军政部副部长。

1912年9月28日,张作霖为27师中将师长,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兼巡按使

6月,总统黎元洪改各省将军为督军,巡按使为省长,至此张作霖为奉天督军兼省长。

1918年9月7日,徐世昌总统特任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

1921年5月30日,北京政府任命张作霖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特区都统。

1922年6月8日,东三省议会联合推举张作霖为东三省保安总司令。1

1922年7月22日,成立东三省陆军整理处,实行整军经武。同时与孙中山、段祺瑞卢永祥结成同盟。

1924年9月,孙中山派孙科到奉 [1] 。张作霖提出盼望孙先生早日北上 [1]

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张作霖、冯玉祥、段祺瑞各派代表迎接孙中山 [1]

12月5日,孙中山到曹家花园访张作霖 [1] 。张作霖父子迎候 [1]

1925年春,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北边防督办 [2]

1926年11月29日,张作霖被拥戴为安国军总司令 [2]

1927年6月18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国家元首 [2]

1928年6月4日,在返回奉天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制造的皇姑屯炸车案中以身殉职 [2] 。终年54岁 [2] 。孙中山说:“雨亭(张作霖)把东三省治理得很好,不过外有日本掣肘,处境也很难。如果国家统一了,建立革命的中央政府,地方的事就好办多了。 [1]

旧派: 张作霖

大部分人和张作霖一样是绿林出身的,张作霖用计赶走了皖系督军段芝贵,在奉天省独揽大权。

张作相、吴俊升、张景惠汤玉麟张海鹏张宗昌马占山、许兰州

新派: 张学良(张作霖的儿子)

新派又有“士官”派和“陆大”派之别。“士官”派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陆大”派以郭松龄李景林为首领。曾任张学良老师的郭松龄尤为张学良所倚重,不过后来大学派等人反叛奉系。一些人物如孙烈臣于学忠、郭松龄和李景林等虽为新派但同时为张作霖效力己久,是新旧派过渡人物。

“士官”派:姜登选韩麟春、于珍、常阴槐、王树常、于国翰、邢士廉等人。

“陆大”派: 郭松龄李景林 [3]

1909年,奉天军队改为中、前、左、右、后五路,张作霖升任中、前两路统领。

张作霖早就想独霸奉天,第一步,他要想办法赶走督军段芝贵。

1916年,袁世凯称帝,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段芝贵是帝制的积极支持者。张作霖与冯德麟密商,彼此配合,用威逼恐吓手段将段芝贵赶走。冯德麟先让军队在夜间在城内放枪,然后张作霖亲自跑到督军府告诉段芝贵说,冯德麟把二十八师开过来,要惩办帝制祸首。段芝贵吓得浑身发抖,恳求张作霖想办法。张作霖劝他出走。段芝贵立即电请中央到天津养病,并从银行取出公款200万及军火若干,调专车离奉。张作霖即致电冯德麟,让他派兵拦截段芝贵的专车,没收其公款及军火。段芝贵到北京后,大骂冯德麟是土匪,当即向袁世凯提出辞职,并推荐张作霖奉天督军。于是,袁世凯发布命令,任张作霖为奉天督军,任冯德麟为军务督办。

驱段是张作霖和冯德麟共同密商行动的,冯德麟还出了大力,皆因他唱黑脸,张作霖唱白脸,结果督军一职让张作霖捞去,冯德麟当然不甘心,两人又开始了明争暗斗。

1917年7月,张勋在北京搞起复辟。张作霖得知后,便与谋士袁金铠商量,决定让冯德麟以奉天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北京与张勋接洽。张作霖的打算是,若复辟成功,自己是有功之臣;倘若失败,便把责任推到冯德麟身上,正好除去一个心腹之患。冯德麟不知是计,欣然前往。结果,张勋复辟失败,张作霖马上发电拥护共和,而冯德麟在京则以“背叛共和罪”被免职罢官。张作霖假意为他说情,替他在北京谋了个总统府军事顾问的闲职。冯德麟的二十八师被张作霖控制,张作霖独揽奉天的大权。

张作霖独揽奉天大权后,开始向日本靠拢以求安定与发展,同时与段祺瑞联合,1918年9月,段祺瑞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巡阅使,使他的权力又提高了一步。吉林督军孟恩远,素与张作霖不和,张作霖为了达到由奉系统一全东北的目的,千方百计促使北京段祺瑞政府罢黜孟恩远。

1919年7月6日,北京政府下令调孟恩远赴京供职。孟恩远拒不服从调动。张作霖以武力相威胁,派军队分四路讨伐吉林。孟恩远的部将、吉林督军总参谋长兼第一师师长高士傧等军官,坚决抵制北京政府的命令的张作霖的军事进攻,率吉军万余人集结在长春、农安、伊通一带与奉军对抗。

7月19日,日本驻军故意在吉军驻地宽城子挑起武装冲突,双方互有伤亡。事件发生后,日军即以此为借口,要吉军撤离长春三十里以外。吉军被迫撤出长春。接着,日本公使又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段祺瑞立即下令将孟恩远、高士傧免职。高士傧还想继续抵抗,但吉军中许多官兵已被奉系收买,整个军事陷于崩溃状态。孟恩远、高士傧不得不先后卸职,离开吉林。宽城子事件是日本军方支持奉系军阀张作霖称霸东北的一个重大事件。在日本军方的帮助下,张作霖不战而胜,赶走了孟恩远,夺取了吉林的政权,进而控制黑龙江,完成了称霸东北的事业,成了名副其实的“东北王”。

张作霖虽已成为独霸东三省的大帅,然而他还心犹未足,他还想进取中原,主政北京,只不过在当时,直、皖两大军阀正在激烈争斗,而以他为首的奉系军阀,暂时还只能充当配角。张作霖原来是合作于皖系段祺瑞的,后来皖系声名狼藉,张作霖也见风使舵,加入反皖的行列。

尤其是1919年6月徐树铮出任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控制了西北地区以后,对奉系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于是,1919年底到1920年初,张作霖与曹锟组织了北方八省反皖同盟。

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日本看到皖系已声名狼藉,便抛弃皖系,大力扶持奉系,指使奉系联直倒皖。7月13日,张作霖以张景惠为关内奉军司令,自己亲率大军入关,并发布《讨伐段祺瑞檄》,指责段“排除异己,把握政权”,“弄权卖国,残民黩武”,“穷其罪状,罄竹难书”。7月14日,战争正式爆发。7月17日,直军吴佩孚在西路涿州一带大获全胜,俘虏皖军西路指挥曲同丰。同日,张作霖指挥奉军第二十七师、第二十八师分驻马厂和军粮城一带配合直军作战,皖军东路指挥徐树铮不战而逃。7月19日,段祺瑞被迫通电辞职。7月23日,直奉两军进驻京都。张作霖终于实现了入主北京的愿望,与直系曹锟共同把持了北洋军阀政府

张作霖在直皖战争中联直倒皖,奉系乘机派兵入关,把势力扩张到京山铁路沿线和内蒙古等地。直皖战争结束后,直奉两系共同把持了北京政权。可双方为了争夺更多的势力范围,各不相让。长江流域各省,是两系争夺的焦点。争夺的结果,是奉系的扩张计划屡遭失败,直系势力日益膨胀。

1922年6月,吴佩孚张作霖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直奉合作,把持了中央政权。吴佩孚、张作霖互换兰谱,结为兄弟。

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很快攻克湖南,直指湖北,北伐军在两湖和浙赣节节胜利,吴佩孚退入河南,孙传芳又重新投靠张作霖,与张作霖化敌为盟友。

1926年11月,孙传芳亲到天津见张作霖,并与张宗昌等提议,为了便于对抗北伐军,宜组织一支统一的军队,由张作霖出任最高军事首领。于是,12月1日,张作霖出任安国军总司令,张宗昌、孙传芳为副司令,杨宇霆为总参议。

12月27日,张作霖再次以黄土铺地的仪式进入北京。他想以“临时总统”或“大元帅”的名义于元旦在北京主政,迫不及待地尝一尝当“元首”的滋味。但杨宇霆却极力反对,劝他在军事上没有把握之前,不要过早行事,以免到处树敌。张作霖听从了劝导,但心有不甘,说:“我终究非干一次不可。”

1927年4月,冯玉祥部及阎锡山部亦改称国民革命军,和北伐军一起夹击奉军,张作霖的统治已摇摇欲坠。然而,张作霖还未忘实现自己的“元首”美梦。

1927年6月,孙传芳张宗昌等人按张作霖的意图,推戴张作霖为“大元帅”。

6月18日,张作霖在怀仁堂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就职仪式冷冷清清。张作霖有气无力地念了就职“誓词”后,孙传芳、张宗昌、吴俊升、张作相等向他三鞠躬,就这样,“大元帅”就算上任了。这是北洋军阀的末代政府,称中华民国军政府。一般俗称安国军政府。在《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令》中,规定大元帅率陆海军;代表中华民国行使最高统治权;军政府置国务员辅佐大元帅政务;国务院设总理及各部总长。就这样,张作霖在行将灭亡之前,终于爬上了他梦寐以求的最高宝座。他和段祺瑞一样,虽无“大总统”之名,而行“大总统”之实。只不过,张作霖的末日高升,只是一阵回光返照而已。

6月20日,内阁组成:潘复为总理、王荫泰为外交部总长、何丰林为军事部总长、沈瑞麟为内政部总长,阎泽溥为财政部总长,姚震为司法部总长,张景惠实业部总长,刘向清为农工部总长,刘哲为教育部总长,潘复兼任交通部总长。潘复内阁是中华民国北京政府第四十六届内阁,也是最后一届内阁,同时,也是张作霖统治时期唯一的一届内阁。

1927年4月以后,国民党右派实行“清党”,另外,蒋介石汪精卫李宗仁胡汉民等派系争权夺利,阻滞了北伐的进程,给北洋军阀尤其是奉系军阀以喘息的机会。

1927年秋冬,冯玉祥阎锡山联合讨奉,遭到奉系的有力还击。尤其是奉军张学良与晋军傅作义的涿州争夺战,双方动用了坦克、飞机和毒气等各种武器,激战了三个多月,其强攻固守闻名全国,成为张学良和傅作义的成名之作。冯玉祥、阎锡山面临张作霖的沉重压力,为解北方之危,呼吁国民党各军共进声援,全力讨奉。

1928年1月,蒋、冯、阎、桂四派为了共同完成对奉系军阀的北伐,暂时取得妥协。

2月,蒋介石将其嫡系部队改编为第一集团军,自兼总司令;改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改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阎锡山为总司令;将两湖各军改为第四集团军,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对此,张作霖也作了部署:决定对京汉、津浦路采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采取攻势。任张宗昌为津浦路总指挥,孙传芳为鲁西大名方面总指挥,张学良为正太、京汉方面总指挥,张作相为京绥路总指挥,出动兵力约六十万人对抗国民革命军七十万之众。

4月9日,蒋介石下达总攻击令,国民革命军与奉军展开激战。不久,张宗昌军与孙传芳军即遭受重创,损失了山东大部。

4月30日,张宗昌、孙传芳弃济南而逃。当北伐军进占济南,准备继续北进时,日本政府决定进行武装干涉,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北伐军对日采取妥协让步方针,决定绕道北进。

5月中、下旬,张作霖丢失了邯郸、保定石家庄大同、张家口等地。张作霖不得已向南京方面发出“息争议和”通电,蒋介石也有心与张作霖妥协,因冯玉祥坚决反对,只得作罢。张作霖又想勾结英美,以取得支持。但英美等见张作霖大势已去,不愿与之交往,就连长期与张作霖勾结的日本帝国主义者,也准备除掉张作霖,以乘乱进占东北。

6月1日,北伐部队占领沧州、河间后,分三路由津浦、京汉、京绥等线大举向京津全面推进,逼近北京郊区。张作霖已见大势已去,6月3日,命张学良留守北京,当夜带着吴俊升等乘专车离开北京,同时下达总退却命令。

6月4日五时三十分,张作霖乘坐的专车行至沈阳附近的皇姑屯时,被日军埋设的炸药炸毁。吴俊升当场被炸死。张作霖轰炸重伤,被急救回帅府,于上午九时三十分死去。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皇姑屯事件

皇姑屯事件发生时,张学良正与南京政府的代表在北京举行和平谈判,接到奉天督署“立即返奉”的电报后,即化装乘车驰返沈阳。

6月19日,在奉军元老的推戴下,张学良出任奉天军务督办。

7月4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司令,兼东三省阅使,年仅二十七岁的陆军上将张学良,从此开始主政东北,人称“少帅”。

张作霖被炸死后,奉军全线向东北撤退,集结于滦河以东,东北局势一片混乱。自张学良回东北以后,东北局势初步得到稳定。但东北地区何去何从,则是摆在张学良面前的一件必须立即解决的大事。张学良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国耻家仇集于一身,他决定不顾日本的军事、政治、经济的压力,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谋求国家统一。

日本帝国主义原本企图乘皇姑屯事件后的混乱之机,攫取东北更多利益,谁料张学良竟能平静无事地继续大业,稳定局势。日本见无机可乘,便改变手法,引诱张学良在东北建立一个独立的政权,与南京政府对抗,但遭到张学良的断然拒绝。张学良派出王树翰邢士廉徐燕谋为代表与蒋方联络,于是南京和沈阳之间信使往来。日本力图阻止中国南北统一,干涉东北易帜,派出原驻华公使林权助赴沈阳向张学良施加压力,声言“如东三省蔑视日本警告,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义正词严加以驳斥,不管日本威逼利诱,均未动摇他易帜和统一的决心。

东北易帜,不仅外受日本阻挠,奉军内部也不一致。老派的张作相,新派的杨宇霆等,都担心易帜后,日本会进行武力干涉;奉军也会受南京政府吞并,失去自主地位。张学良苦口婆心,晓以大义,取得内部的一致。

1928年10月,张学良代表邢士廉第三次赴宁,终于与南京方面达成四点协议:

(一)东北设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学良为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

(二)设置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人选须经中央同意。

(三)东三省及热河省委员人选,由张学良推荐,中央明令任命。

(四)易帜不能待至民国十八年元旦,应提前数日办理。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与张作相、万福麟联名通电,宣布服从南京国民政府,东三省、热河省同时“改旗易帜”,即将过去时东北悬挂的五色旗取消,改悬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12月30日,南京政府任命张学良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长官。奉军改编为东北边防军,简称东北军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出任奉天、吉林、黑龙江、热河省政府主席。不久,将奉天省改称辽宁省,省会奉天改称沈阳,全国出现了统一的局面。

东北易帜虽然实现了,但是东北集团的内部并不完全统一,特别是张学良与杨宇霆的矛盾,积渐已久。杨宇霆,1886年生,奉天法库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历任奉军参谋长、东北陆军训练总监、奉军军团长、安国军总参议等要职,是张作霖的“智囊”及左右手,奉军新派首领。由于他所处地位的特殊,养成了专断跋扈、盛气凌人的作风,对张学良也全不放在眼里。在张作霖被炸前后,杨宇霆与常荫槐结成死党,私自扩编自己的武装实力,并有意驾空张学良,反对东北易帜

1929年1月10日下午,杨宇霆、常荫槐一同见张学良,要求成立东北铁路督办公署,以常荫槐为督办。张学良认为此事涉及外交,要慎重处理。杨宇霆不但不听,反而逼张学良马上签字。张学良痛下决心,要芟除杨、常,以稳定东北政权。于是,借口晚饭后再谈。晚上,当杨、常再次来见张学良时,被早已做好准备的卫士双双击毙在大帅府老虎厅。杨常事件后,张学良的权力更集中,并树起了少帅的威严,提高了声望,巩固了易帜后的东北政局。

张学良易帜,服从中央政府,接收由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于5月间派兵搜查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逮捕三十九名苏联人。7月又下令解除中东路苏方局长、副局长以及各处处长职务,并驱逐回国,以武力回收中东路。

7月14日,苏联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中东路现状。张学良不予理睬。

7月18日,苏联宣布与中国绝交。

7月20日,兵分三路向中国军队发起攻击,东北军惨遭失败,伤亡严重,被俘八千多人,旅长韩光第等战死,张学良被迫派代表与苏联政府谈判,12月22日签署《伯力会议草约》,两国息争,恢复冲突以前状态。

中东路事件使张学良吃了一亏长一智,此后,他致力于发展中东的经济,振兴实业,同时,大力发展教育、科学和文化事业,亲自兼任东北大学校长一职。

1930年5月,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开始,张学良严守中立,力主和平,极力避免东北军卷入这场内战。但交战双方都把张学良看作决定胜负的筹码,极力进行拉拢。而事实上,东北军倒向那一方,则意味着那方取胜。最后,张学良认为倒向蒋介石一边,有利于国内统一。于是,1930年9月,张学良率十余万东北军入关,9月21日占领天津,9月26日进驻北平。至此,平津、河北的政权遂被东北军全部接收。

10月9日,张学良在沈阳宣布接受蒋介石委任的中华民国海陆空军副总司令一职。为了“感激”张学良参战助已赢了这场战争,蒋介石于11月特邀张学良及夫人于凤至到南京。蒋介石以最隆重的仪式和规格接待张学良夫妇,并亲自陪他们谒中山陵,游览汤山。于凤至拜宋母为干娘,与宋霭龄宋美龄以姐妹相称。

蒋介石又推张学良为国府委员,并授张学良以节制奉、吉、黑、晋、冀、察、热、绥八省区军队之全权,并将北平、天津、青岛三市及河北、察哈尔两省划归张学良管辖。大批奉系人物进入南京政府当高官,如张作相、王树翰出任国府委员,张景惠任中政委兼军事参议院院长,刘尚清任中政委兼内政部长,鲍文樾任参谋部次长等。蒋介石的“盛情”及“信任”也感动了张学良,他表示“誓尽精诚,以拥护中央”。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多次在东北借机寻畔。如6月初,日本参谋本部派遣军事间谍中村震太郎大尉等到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被中国屯垦军逮捕并处死。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事件”为借口,反诬中国官兵“对日本皇军进攻”,是对日本帝国“闻所未闻的侮辱”。蒋介石多次电令张学良:“无论日本军以后在东北如何挑畔,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

9月上旬,南京政府采取妥协退让的政策,将中国屯垦军第三团团长关玉衡关押审判,借以平息事端。然而,十天后,九一八事变即爆发。

9月18日夜间,日本关东军板垣征四郎等将领的策划下,故意炸毁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诬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遂炮击沈阳,并向驻守北大营的中国军队王以哲旅进攻。这就是日本侵华的九一八事变,亦称柳条湖事件。事变之夜,张学良、万福麟在北平,张作相在锦州。其时,张学良正偕夫人于凤至及赵四小姐等在前门外中和戏院看梅兰芳演出的《宇宙锋》。张学良命令在东北的军队撤往关内。

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随后,日军分兵占领东北各地。至1932年1月,仅三个月一百天,中国东三省完全陷入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东北沦陷,激起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人民纷纷要求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张学良表示对东北问题负责,特向南京政府引咎辞职。12月,他被罢免了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务,改任北平绥靖主任。

当时,在东北尤其在黑龙江省尚有一部分中国军队。

1931年10月10日,张学良电令部属黑河警备司令兼步兵第二旅旅长马占山(吉林怀德人)为黑龙江省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马占山受命后,没有执行蒋介石“不予抵抗”的命令,毅然组织了嫩江桥的阻击战,中国官兵在劣势条件下与日军浴血奋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1932年2月,日军以允许黑龙江自治为条件,诱使马占山赴沈阳参加伪满洲国“建国”筹备会议,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职。马占山从沈阳到长春后,了解到日军扶植傀儡的真相,遂于4月2日潜回黑河,重整旧部,组织保卫团和民众义勇军,成立黑龙江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

5月14日,马占山在黑河召开出征誓师大会,随后部队南下,于5月28日到达海伦,与北犯的日军展开激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马占山率领少数人马退入苏联境内。

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三省后,即策划建立一个傀儡政权。清逊帝宣统溥仪于1924年10月冯玉祥北京政变后被逐出故宫,后移居天津日租界。九一八事变后,在日军土肥原的诱胁下,由天津秘密到了东北。

1932年2月16日,在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等操纵下,以奉军元老、张作霖的结拜兄弟张景惠出面召开了伪满洲国建国会议,以傅仪出任“执政”,清朝余孽郑孝胥出任国务总理,张景惠以及奉军将领原辽宁省主席臧式毅等出任要职,定都长春“就职”。

1934年3月1日,“满洲国”改名“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伪满洲帝国是日本侵略者一手扶植的傀儡政权,是日本统治中国东北的政治工具。

1945年8月,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帝国灭亡。

伪满洲国灭亡时,溥仪被苏联军队拘捕,1950年8月由苏联移交中国,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

1959年12月获特赦,后任全国政协文史研究专员,全国政协委员,1967年10月17日在北京病逝。

日军占领东三省,建立伪满洲国后,南京国民政府向国际联盟提出控诉,要求按照国际盟约及九国公约,制裁日本,迫其撤出东北。国联派遗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视察,张学良对此也存有幻想。后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三地同时发表。张学良认为,中国虽有数点不能满意,但仍可以接受。可是日本根本不把国联放在眼内,公然退出国联,视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为废纸,使蒋介石、张学良依靠国联解决问题的幻想完全落空。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这回,张学良已忍无可忍,命令东北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张学良决心用赤血抵抗,保卫国土,洗刷自己以及东北军“不抵抗”的污名。不久,山海关失陷,日军向热河进逼,蒋介石答应派刘戡、黄杰、关麟征三师北上支援,同时又派军政部长何应钦、财政部长宋子文、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等二十多位军政大员于2月初前往北平,以帮助张学良谋划。张学良将东北军编成两个集团军,约二十余万人。张学良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指挥万福麟军团等东北军主力;张作相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指挥孙殿英军团、汤玉麟军团等。

热河抗战于2月21日开始,日伪军十余万人,分兵三路向热河进攻:北路由通辽侵开鲁,中路由义县犯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日伪军所到之处,奸淫、烧杀、抢掠,无所不为。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兼任第五军团总指挥,但他在日军入侵面前惊慌失措,不思抵抗,竟然急扣二百余辆军车,把他多年搜刮而来的私人财物,装运到天津租界

3月3日,他放弃省会承德西逃丰宁。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万福麟军团及孙殿英军团等不是望风溃逃就是观望不前。

3月4日,日军先头部队一百二十八人不费一枪一弹即占领承德。张学良闻承德失守,当即下令通缉汤玉麟,并命令万福麟等立即率部反攻。但各部为保存实力,纷纷后退。旬日之间,热河全省沦陷。

热河之变,遭到全国人民同声谴责,汤玉麟被撤职查办,后寓居天津,1935年7月病死。除了处罚汤玉麟,蒋介石又将丢失热河的责任转移到张学良身上,迫他辞职。其实,蒋介石并没有真心支援张学良热河抗战,这一次,还是要找替罪羔羊。张学良深知此事,于3月11日通电下野,东北军改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四人分别统率。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一职由蒋介石授意张学良推荐何应钦接任。

3月12日,张学良飞往上海,准备出洋。在出洋之前,张学良接受宋子文、夫人于凤至、女友赵绮霞(赵四小姐)及儿女的规劝,用一个月的时间把烟(毒)瘾戒除。

4月11日,张学良在顾问瑞纳(澳大利亚人,1928年起任张学良私人顾问)、于凤至赵绮霞及儿女等陪同下,乘轮船到欧洲旅行。张学良不知道,此番出洋,何时才能返回祖国。

1934年1月,蒋介石为了驱使东北军参加“围剿”红军,特地电召张学良回国。张学良历任鄂豫皖三省“剿共”副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西北“剿共”副司令并代理总司令(总司令为蒋介石)等职。起初,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对进攻革命根据地还是很卖力,指望通过“围剿”的胜利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从而扩充实力,以便有朝一日能打回老家去。但是,张学良在和红军的较量中,不断损兵折将,109师在1935年10月于陕北直罗镇被全歼,师长牛元峰战死。

1935年10月底,张学良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和五全大会。五全大会后,张学良来到上海,会见了爱国人士杜重远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其时,日本发动华北事变,企图使冀、察、绥、鲁、晋五省脱离中央政府,实行“华北自治”。国民政府竟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12月7日决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适应日本提出华北政权特殊化要求。

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运动,运动迅速向全国发展,形成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主张和全国炽热的抗日气氛,使张学良看到了出路和希望。

1935年底,张学良回到西安,他首先同驻守西安的西北军(十七路军)将领杨虎城,就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进行了磋商。其实杨虎城早就同共产党有联系,双方不谋而合。

1936年3月,张学良与红军代表李克农在洛川进行了会谈,达成了局部停战协定。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历史性的会谈。两人在诚恳愉快的气氛中作了竟夜的长谈,达成了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联合,逼蒋抗日的协议。

从延安归来后,张学良积极地着手进行各项准备工作,培养抗日力量,宣传抗日思想,支持以共产党人为骨干的群众抗日运动。但是,张、杨的所为激怒了蒋介石,他派来侍从室组长晏道刚担任“西北剿总”的参谋长,特务头子曾扩情担任政训处长,闵湘帆为“西北剿总”经理处处长,从军事、政治、经济三个方面对张学良加以监视,并在西安设有特警宪情报机构大小一百二十多处,搜集张、杨联共抗日的具体证据。8月29日,西安的国民党特务,秉承蒋介石的指令,逮捕了在张学良身边工作的北平学联代表宋黎。张学良闻讯后,极为震怒,不仅抢回了宋黎,而且还派兵包围省党部,查抄了特务档案,造成了轰动一时的“艳晚事件”。

1936年10日20日,蒋介石率领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一班军政大员飞抵西安,亲自催逼张、杨督兵“剿共”,然后又匆忙奔走于洛阳、太原等地部署“剿共”事宜。

10月29日,是蒋介石五十岁生日。张学良阎锡山同赴洛阳祝寿,趁机劝蒋介石停止内战,结果,遭到蒋介石的训斥。

12月4日,蒋介石又回到西安,蛮横地要挟张、杨:要么督兵“剿共”;要么将部队调往安徽、福建,由“中央军”进驻西安“剿共”,并内定蒋鼎文为“西北剿共总指挥”,自己亲自督战。事已至此,张、杨决定第一步“苦谏”,“苦谏”无效,第二步则实行“兵谏”设法捉蒋,逼蒋抗日。

12月7日及以后,张学良几次到蒋介石的驻一临潼华清池,向蒋苦口劝谏,痛哭陈词,但蒋介石却勃然大怒说:“现在他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计划也不会改变。”

12月11日晚间,张学良从临潼回到西安,决定实行兵谏,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

兵谏的行动,是由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分头进行的。十七路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的蒋军军政大员,解除蒋军部队的武装,以及封锁机场,扣留飞机等。东北军负责到华清池捉蒋介石,由105师师长刘多荃、团长白凤翔,及张学良的卫队营长孙铭九率部执行任务。为了保证捉蒋成功,张学良事前还带着刘、白二人去临潼认识蒋介石,并察看了地形。

12月12日凌晨,刘多荃等率部秘密开往临潼,12日5时,东北军在晨雾之中,冲进华清池。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击溃了蒋介石的卫队,包围了骊山。最后,在半山腰的一块巨石旁边捉住了浑身发抖、狼狈不堪的蒋介石。

西安事变,举世震惊,形势变得异常复杂。事变后,张、杨联合发出通电,说明事变动机完全出于抗日救国,对蒋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八项主张。同时,致电中共中央,请速派代表来西安共商大计。

12月17日,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张学良完全赞同中共代表团关于“西安事变”的解决办法。

12月23日,宋子文代表蒋介石与张、杨及中共代表谈判。

24日,谈判结束。

蒋介石对张、杨答应的条件是:

一、准备抗日。

二、陕甘宁青新五省交张、杨负责。

三、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月五百万元薪饷,按月由中央拨给。

四、停止剿共,红军改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

五、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人员,一律不究。

蒋介石对共产党答应的条件是:

一、日本侵入华北,必须抗战。

二、划陕甘十八县、宁夏三县,共二十一县为边区自治政府,属中央管辖

三、中央承认共产党军队编成三个师。四、中央逐月供给军费六十八万元。

五、如与日本开战,中央每月供给枪弹八百万粒。

六、以上条件在手续上必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就这样,通过三方的谈判,尤其是共产党和张、杨的努力,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开创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全国人民共同抗日的新局面。

近代中国东北军事工业薄弱,上世纪20年代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期间,先后创办了奉天军械厂、东三省兵工厂、奉天粮秣厂、奉天被服厂、东北航空工厂、奉天迫击炮厂等一系列军工企业,东北军事工业迅速发展起来。与国内其他地区军工企业相比,东北的军事工业虽然起步较晚,但起点高、发展速度快,很快便后来居上,成为同行业的佼佼者。其科学技术被用作军转民来施行东北新建设运动

种类多、涵盖广、规模大,国内首屈一指

每一个企业又下设多家分支机构。生产产品除满足战争需要的武器、弹药外,还生产飞机发动机零部件、试验架、机身、机翼、尾舵、螺旋桨、冷气机、始动机、冷气始动机、单力始动机、冷气救火机、飞机架尾车、飞机铁平车、通信钩、信号枪、放烟筒、机关枪转盘、炸药架、炸弹悬吊机、炸弹上子、炸弹投置器、机关枪连动机、航空仪器、航空照相机零件、航空无线电零件,以及粮食、食品、服装、鞋帽、帐篷、锅灶、铁桶、木器、印刷品等百余种产品,涉及生产、生活各个领域。

设备优、技术新、重研发,产品精良国内领先

以东三省兵工厂为例,兵工厂鼎盛时期所属各厂的机械设备约合万台以上,可谓数量庞大、种类齐全、技术先进、国内领先。兵工厂所属枪弹厂设备最初是1919年由上海兵工厂引进,当时日产子弹一万发;1922年从日本引进设备,日产子弹能力达到10万发;1924年从德国购进七九尖弹机器,日产子弹10万发以上。在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同时,加强技术革新,设备、工艺在生产过程中逐步得到改善,基本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生产,产品性能日趋稳定,精密度也逐步提高。枪弹产量可达日产30万发,1929年枪弹生产鼎盛时期,日产子弹40万发。兵工厂所属炮厂、炮弹厂、铸造厂等引进当时最先进的设备,对于钢材纵断、切削、车光旋堂、装配零件等操作过程,完全实现机械化、自动化。炮厂引进有制造十生的五的口径大炮的生产设备。铸造厂添设炼钢熔炉,中级钢料已能自制,其他普通生产设备如车床、刨床、铣床、钻盘、钳台等均能制造,即使复杂的机器设备也能制造。小型工具如样板桩模配件,各厂都有制造所,随时可以制造,无需外购。铸造厂对于枪筒钢,初炼失败后,改由电炉试炼,经过几十次的反复冶炼,新产品的质量和化学物理性能,均合乎枪筒钢的标准,冶炼获得成功。至此,枪筒钢由国外进口改为厂内供应,节约大量成本。 [4]

品 种

名 称

产量(月)

附 注

13式7.9mm口径步枪

17式6.5mm口径轻机枪

13式7.9mm口径重机枪

400-4000支

最高40挺

最高100挺

月产量由400支增加到4000支

13式、17式指民国13年、17年制造

3.7cm日式平射炮

7.5cm日式野炮

7.5cm日式山炮

7.5cm克氏山炮

7.5cm日式高射炮

7.5cm日式迫击炮

7.7cm奥式野炮

10cm奥式榴弹炮

10.5cm日式加浓炮

15cm日式榴弹炮

24cm日式榴弹炮

370门

108门

72门

1门

4门

11门

300门

300门

12门

21门

2门

13式克氏45cm山野炮

钢性铣榴150cm榴弹炮

钢性铣榴及破甲弹

30cm平射炮钢性榴弹

克氏7.5cm钢性榴弹

7.5cm山野炮榴霰弹及燃烧弹

10.5cm加浓炮钢性铣榴弹

10cm榴弹炮钢性榴弹

7.7cm山野炮钢性榴弹

1923 年开始制造,1924 年出品。

初制钢性铣榴弹改作钢性榴弹, 因种类多并且口径及工作难易不 同故月产量不固定。

自制钢性榴 弹后,因力求增加产量,对于钢 性铣榴弹需求日渐减少

6.5mm枪 弹

7.9mm枚弹

无烟火药

安全火药(TNT)

黄色炸药

2-24吨

12-120吨

3-30吨

硫酸

硝酸

100-300吨

100-250吨

工作母机

修理机关车

每月产10部

每月修理3台

在火药和炸药方面,东三省兵工厂拥有当时国内最为先进的工业技术。继江南制造局龙华火药厂开始生产最早的无烟火药后,1920年10月奉天军械厂开始生产无烟火药,后并入东三省兵工厂。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无烟药厂采用汤姆生置换硝化法。关于无烟药的成型,各厂均采用水压机成型。1924年东三省兵工厂向德国购买以甲苯为原料,用三段硝化法制造TNT和以苯酚为原料,经磺化、硝化制造苦味酸的机器设备。这是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具有生产规模的炸药工厂,投入生产后,产量不断增加,月产TNT从12吨增至120吨,苦味酸从三吨增至30吨。此外,东三省兵工厂还安装有三吨电炉,能自行炼制普通工具钢,能制造各种通用工具机,有月产工作母机10台,修理机动车三辆的记录。为加强科学技术研究工作,1928年,兵工厂成立了科学研究会,各厂厂长和技师、技士作为委员,每星期集会一、二次,对外称为俱乐部。自杨宇霆任督办后,派药厂厂长洪中为会长,各厂厂长、技师等为委员,集中人才研究兵工和与兵工有关的科学技术,介绍各国学术上的新发明和尖端技术经验,以增进会员研究兴趣,提高和改进兵工厂的技术。研究会办有《东三省兵工厂科学研究会》杂志,介绍国内外兵器动态、兵器研发技术等相关内容。由于引进先进技术设备,重视产品的技术革新、更新换代,仅仅十余年间,东三省兵工厂的生产能力(见表一)、综合实力跃居全国领先地位。“不仅全国第一,即日本人亦为之侧目”,日本人称东三省兵工厂为“东方第一”。 [4]

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形成

奉系军阀产生的社会基础,与各派军阀虽然相同,但具体环境和条件有很大差别:

其一,在形成的时间和背景上的差别。北洋军阀嫡系直系、皖系形成于清朝末期。1895 年,清政府 为维护风雨飘摇中的统治地位,任命袁世凯为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练兵,从此以袁为首的能够左右政治 的强大军事集团初露端倪。袁世凯以其掌握的军事实力为后盾,逼迫清廷退位,革命派妥协,窃得辛亥革命果 实。北洋军阀嫡系就是这样形成的。

而南方军阀的形成虽然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时期,但正式形成均在护国 战争末期及其以后,滇系、桂系军阀都是利用护国战争的声威,将势力扩大到邻省(滇向黔、川发展,桂向粤、湘 发展) ,从而形成了以唐继尧为首的滇系军阀和以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川、黔、粤、湘系军阀也多在这一时 期形成。

奉系军阀形成的时间,与南方军阀形成的时间大致相同,但背景却有很大区别。奉系军阀是以张作霖率 领的军队为基础,逐步发展而形成,即这支军队是通过镇压奉天辛亥革命、维护清王朝在奉天的统治而逐渐发 展起来的。因此,奉系军阀形成的时间与南方军阀相同,背景不同;形成之初的宗旨却与北洋军阀的直、皖两 系非常相似。

其二,军阀人物出身上的差别。近代军阀人物的出身是多种多样的,但主要有四种:一是清代的武官,清 朝灭亡后,这些人掌握着军队,演变为近代军阀,这种情况在军阀人物中占多数。二是行伍出身,他们这些人 由于作战勇敢、带兵有方,逐渐地由士兵演变成为控制一支军队、占领一块地盘的军阀,冯玉祥就属于这一类。 三是受过新式军事教育的军人,近代意义上的军事学校,中国在19 世纪末20 世纪初才有。受过新式军事教 育的有些毕业于国内学校,有些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随着军事发展的进程,这类人物在军阀队伍中逐渐增 多。四是土匪头子出身,由土匪头目演变成为军阀,这是由中国近代社会的特点所决定的。张作霖是这类人 物的典型。奉系军阀与南北各派军阀相比,不仅其头目是土匪出身,而且其领导集团的核心人物多有绿林经历,如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汲金纯阚朝玺等。后来,王永江杨宇霆张学良等参与帷幄,奉系军事集团首 领出身结构有所改变,但奉系仍然是以绿林出身的人物为核心。这一点与南北各派军阀相比,是明显不同的。 一个出身绿林的人物,由于有了枪有了地盘,当上了小头目,势力不断扩大,而被朝廷收编,由此便逐渐发展成 为一个大军阀,这不仅在中国,就是在世界其他国家也是不多见的。

始终没有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

中国近代军阀,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过渡时期的产物。从严格意义上说,军阀不可能提出适应时代需要 的政治理念,但这不等于他们完全没有指导思想,不等于完全没有意识形态。由于各派军阀头目出身、所受教 育的不同,在意识形态上是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这是中国近代社会新旧两种因素互相交织而又矛盾冲突的 产物。

军阀头目们的共同信条是:争兵、争枪、争地盘、争势力。认为兵多、枪多地盘就大,地盘大势力自然就大。 但为了战胜对手,争取舆论,他们中的多数人也明白意识形态的作用。如果将其五花八门的意识形态分类的 话,可分为三种,一是尊孔读经的封建道统类。二是利用资产阶级民主立法类。三是占封扶乩迷信类。将奉 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意识归入上述三类中的哪一类,都不太确切。张作霖戎马一生,崇尚武力,追求权势是明 确的,但在意识形态上始终没有一个明确、统一的政治理念。

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区位优势

我国东北犹如“东方雄鸡”的鸡首,囊括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东部四省区,地处边陲,广阔丰饶。在 这里居住着汉、蒙、回、满、朝鲜、鄂伦春等各族人民。现在这里是世界上著名的工业基地、能源基地和商品粮 基地,以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地域单元和经济大区。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独特的地理环境也构成了其统治的区位优势。东北的地理环境有两大特点: 一是与外界相对隔绝。二是自然资源丰饶。以此独特的地理环境和丰饶的自然资源,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 了地理上和资源上的区位优势。第一,在军事上,处于进可攻退可守的战略地位。东北在地缘上自成一体,与 关内联系仅有西南一隅的渤海湾沿岸狭长的走廊,而且又有山海关要冲可供据守。山海关古称榆关,相传于 公元583 年隋文帝时所筑,后为唐朝防御契丹的边郡重镇,素有“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之称。山 海关既是关内防御北方的关隘,同时也是关外自成一体的关隘。张作霖多次率奉军入关,争霸中原,胜时向南 挺进,败时退回关外,对方轻易不敢出关征讨。第一次直奉战争奉系惨败,直系追击至山海关,双方摆开阵势 对峙,最终谈判言和。国民党新军阀四大集团军战败奉军后,最终仍以政治解决东北易帜问题的提出和实现, 当然这里有诸多因素,其中地缘上的优势地位是最为重要的。当时国内各派军阀,无论左右全国政权的大军 阀,还是盘踞一隅的地方军阀,都不具备奉系这种地缘优势地位。如直系和皖系都位于华中,边界相互交错, 与其它派系冲突难于避免,也不利于内部的据守与巩固。第二,在经济上,控制着资源富饶人口密度较小的地 区。在以农业经济占绝对比例的国度里,经济上的优势主要体现在农业经济上。东北地区开发较晚,与关内 各省区相比人口密度小,并有大量荒地可供开发。但随着关内人口不断迁入,加上其它各种因素,东北地区的 农业近代化发展较早,而且进展快成就大。东北地区的农业机械化、农场经济、规模经营、企业化生产,尤其是 粮豆的商品化、专业化、区域化生产,自近代以来便形成了地方优势。因此,在奉系统治的16 年间1912 至 1928 年,东北地区的人口不断增加,耕地面积也不断扩大,粮食产量迅速增长。而且,土地面积和粮食产量的 增长比人口增长的比例大[2 ] (P71) 。在奉系统治时期,东北地区的工业经济与关内各省区相比,发展也较快。 这些都为奉系军阀的统治提供了经济上的支持。

总之,奉系军阀之所以由地方军阀逐渐发展成为左右全国政权的大军阀,地理上的有利条件和充足的经 济支援是其它军阀所不具备的。

内部统治具有较强的稳定性和凝聚力

军阀政治决定了军阀派系之间的你争我夺、混战不断的政治局面,同时也决定了军阀派系内部勾心斗角, 矛盾重重。奉系军阀在本质上是不能违背这一规律的,但同国内其他各派军阀相比,它的内部统治是相对稳 定的,张作霖作为该集团的首领也具有较强的凝聚力。

在奉系军阀的历史上,曾经出现三次大的动荡:第一次是因用人分歧引发的汤玉麟离张出走事件。最后, 汤玉麟虽然带一旅人马出走,但奉系内部统治的稳定,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第二次是第一次直奉战争的失 败。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后,徐世昌遵照直系的旨意,下令免除张作霖的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及省长各 职,听候查办。任命吴俊升为奉天督军,冯德麟为黑龙江督军,袁金铠为奉天省长,史纪常为黑龙江省省长。 这是直系以奉攻奉,分化瓦解奉系的一着。吴佩孚想“藉此以离间张作霖旧部,而迫其下野。”以中央政府的权 威,利用战败之机,瓦解一派军阀是很容易成功的。结果,冯德麟、吴俊升、袁金铠史纪常四人却联合通电: “对此乱命,拒不承认”(《北洋政府京畿卫戍司令部档案》) ,拒绝接替张作霖本兼各职。由此可见,张作霖虽然打 了败仗,但在奉系军阀中的地位还是巩固的,这不是北京政府一纸空文所能改变的。这其中的原因,一是他尚 有实力;二是他在奉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别人无法替代。第三次是郭松龄倒戈反奉事件。郭松龄突然举兵反 奉,张作霖感到突然,当郭军攻克山海关、连山、锦州后,张便惊恐万状,不知所措,并准备逃亡。在这期间,张曾“下诏罪己”,承认因连年战祸,影响人民生活,表示在反郭战争结束后,将引咎告退。这当然不是张作霖的 心里话,只是缓解矛盾争取舆论的一种姿态而已。郭军失败后,对此要有所表示,才符前言。于是张主持会议 提出让贤,他让袁金铠宣读通电,并准备于次日发表。通电大意是:“作霖才德菲薄,招致战祸”,“今后将东北 行政交王公岷源(永江) 、军事交吴公兴权(俊升) ”, “本人甘愿避路让贤”。还没等念完通电,吴俊升站起来说: “我一天也担当不了,你不干,咱们一块撂下!”王永江也急忙表态:“唯有大帅在,我得随时请示,才不致误国。” 接着到会者几乎都发言表示,现在“决不是大帅引退之时。”在这种情形下,张作霖说:“照大家这么一说,我还 得干! 行,将来有人出来主持东北大局,我一定让贤。”这出“让贤”的滑稽剧,大家心里都明白。但它也再次表 明,在如此巨大事件后,张作霖在奉系暨东北的统治地位,仍是十分稳固无人能替代。

当时,国内各派军阀首领对派系控制的能力,与张作霖相比相差甚远。段祺瑞属北洋派元老,可当直皖一 战失败后,便失去了对皖系的控制,皖系也从此一蹶不振。吴佩孚的能力与威望不在张作霖之下,可在第二次 直奉战争中失败后,直系便分崩离析,冯玉祥独树一帜,孙传芳也另起炉灶,一些小股力量虽然继续追随着吴 佩孚,吴也多方努力重整旗鼓,但直系始终未能恢复元气。比较而言,奉系军阀的内部统治是稳定的,张作霖 的统治地位是巩固的。

能够保持统治区域内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北洋军阀统治时期,是中国近代社会秩序最混乱时期,政权更迭频繁,军阀混战不断,经济遭到严重破坏。 在这样一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奉系统治的东北地区,却相对保持社会稳定,经济发展。这是奉系军阀能够发展 成为大的军阀集团的根本原因。

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的12 年间,首先保证了区域内部的统一。在1916 年,除东北外,全国多数省区都被 两三个或更多的军阀所瓜分,每个军阀所能指挥的军队都非常有限。因此,为争夺控制一省或数省地盘和政 权的争斗从未间断。而奉系统治的东北,却保持相对统一和稳定的局面。

其二,免受战争的直接破坏。从1916 年到1928 年间,除各省小军阀之间的频繁战争外,全国性的大战有 7 次:1917 年的反复辟战争,1918 年的湖南战役,1920 年的直皖战争,1922 年的第一次直奉战争,1924 年的第二 次直奉战争,1925 年底的郭军反奉战争,1927 至1928 年的奉军对抗北伐军的战争。在这7 次大的战争中,由 奉系扮演主要角色的有4 次。而只有1 次郭军反奉战争是在东北区域内进行的,而且时间较短。这就使东北 避免了战争的直接破坏。

其三,能够实行有效的行政管理。奉系军阀在东北统治的12 年里,由于地理上的优势地位及内部统治稳 固等特点,得以能够保障其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诸如在剿匪治安保障社会稳定方面,在吸纳外来人口、制定 农村经济政策,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在开发矿业、建设铁路、制定民族工业政策,促进工业经济发展方面, 在投资兴办教育以及文化事业发展方面等等,都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

社会的相对稳定,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尽管这种发展还比较缓慢,但与国内其它省区比较已相当可观。在 奉系统治期间,东北地区出现了人口、土地、粮食三者成正比同步增长的态势。1912 年至1928 年,东北净增人 口1065. 8 万人。1914 年至1930 年,东北耕地面积净增10406670590 亩。1912 年至1930 年,东北地区粮食净增 1008620695 吨。由此得出这样一个比例关系:即每增加一口人,则扩大9. 8 亩耕地,多产10182 斤粮食[2 ] (P71) 。 粮食生产历来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同时也是工业经济发展的基本条件。

在奉系军阀统治时期,东北民族工业也有一定的发展。以1905 至1914 年和1915 至1924 年两个9 年的民 族企业增设数字为例,纺织业前9 年共建立了15 家,后9 年共设立88 家;豆油业前9 年共设立54 家,后9 年 共设立75 家;酿酒业前9 年共设立28 家,后9 年共设立78 家;制粉业前9 年共设立2 家,后9 年共设立14 家[3 ] (P43) 。从世界历史发展的进程上看,这个时期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战后时期,为中国民族工业发展 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同时也应看到帝国主义特别是日俄两大强邻在东北经济发展中的垄断地位,给东北民 族工业发展带来的困难。所以,有如此程度的发展,已属难得。美国学者包华德认为“张作霖统治满洲的时 候,国内军阀混战的物力损失,农业、经济上的瘫痪,人力摧折这些现象并未在满洲出现”[ 4 ] (P11) 。这种比较性 结论,说明奉系军阀在其统治期间,与其它各省区的军阀相比较,具有保障统治区域内社会稳定、经济正常发 展的突出特点。

奉系军阀政治集团,统治东北10 余年,并多次问鼎中原,数度操持北京政权,其首领张作霖居然还爬上了 北洋政府时期末代元首的宝座等等,通过研究该集团的这些特点,可使我们深入地理解近代中国社会,对今天 也仍有重要的启迪作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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