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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羊方尊

四羊方尊是商朝晚期青铜礼器,祭祀用品。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现属炭河里遗址。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四羊方尊是中国仍存商代青铜方尊中最大的一件,其每边边长为52.4 厘米,高58.3厘米,重量34.5公斤,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尊的中部是器的重心所在,尊四角各塑一羊,肩部四角是4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同时,方尊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 [1] ,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位列十大传世国宝之一 [2]

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有人面方鼎等。

1938年4月的一个上午,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的转耳仑山上(后来属炭河里遗址公园),姜景舒、姜景桥、姜喜桥兄弟三人正在半山腰垦荒栽种红薯。忽然锄下“当”的一声金属碰撞声,引起了他们的注意。一件硕大的金属器物出现在姜景舒兄弟眼前。他们不知道这个墨绿色、带有4只卷角羊头的东西为何物,猜想肯定是个宝贝。

如获珍宝的三兄弟,不停地打量着这件宝贝,并用工具敲敲打打,不小心竟将器物的口沿敲掉了手掌心大小的一块碎片。姜景舒把它抱回家后,用老式的杆称称了重量,大约64市斤,虽然并不清楚这件宝贝到底有何价值,但不凡的外形和如黑漆般的色泽,让姜景舒以为挖到了“乌金”,倍加珍惜。 [3]

姜景舒挖到宝贝的消息很快在镇上传开了,由于长沙历来就是青铜文物出土的宝地,文物贩子在乡村往往布有很多眼线,因此黄材镇万利山货号的老板也在第一时间得到了消息,他当即开出了四百大洋的价钱要购买这件后来被称为“四羊方尊”的稀世珍宝。那时的姜景舒还只有17岁,生活在一个有10多口人的大家庭里,家里就靠爷爷做豆腐、父亲做短工的微薄收入度日,听说这件东西能卖个好价钱,也就只能忍痛割爱了,毕竟在当时能够解决温饱问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在经过当地保长、甲长和乡绅的层层盘剥后,四百大洋最后到姜景舒手上就只剩下二百四十八块了。姜景舒在卖掉宝贝时还下意识地将那片敲下来的碎片留下来做纪念。1976年,他将残片献给了国家 [1]

说明: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有人面方鼎等。

四羊方尊在被黄材镇的古董商买进后,很快辗转到了长沙县靖港镇某商号,一些心怀不轨的商人通过文物贩卖的渠道秘密放出消息,打算密卖宝物,内定起价二十万大洋。

当时的长沙因文物盗掘走私现象严重,政府部门对出土文物走私现象的查处也十分严厉。四羊方尊出土的消息很快被长沙县政府得知。为防止奸商贪利将国宝卖给外国人,长沙县政府立即派警员前去查处此事,并将四羊方尊没收,上交了湖南省政府。宝物充公之后,被放在了时任湖南省主席张治中的办公室里,张治中虽然知道这是个宝物,但并不知道它有什么价值,竟把宝物作为笔筒放在几案之上达3个月之久。

不久,日寇进逼长沙,四羊方尊被送到了湖南省银行保管。1938年11月,国民党湖南省政府和省银行均迁往沅陵。为了不让完整的长沙城落入日寇之手,当局决定实行“焦土政策”。11月12日,延续两天两夜的大火,烧毁了长沙城近80-的建筑,史称“文夕大火”。这把火不但烧掉了长沙城,也使四羊方尊在战乱中遗失了 [1]

1938年四羊方尊出土、截获的消息,曾轰动三湘,其时,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均在长沙。解放后,向来关心文物的周总理,于1952年亲自责成文化部派人追查四羊方尊的下落,经多方查询,最后得知四羊方尊在随湖南省银行内迁沅陵的途中,车队遭到日机轰炸,运载四羊方尊的车辆不幸中弹,四羊方尊被炸成了20多块。之后这些碎片就一直被丢弃在湖南省银行仓库的一只木箱内,十几年无人问津 [1]

得知这一信息后,经文化部指示,相关部门迅速通过专家会诊、攻关,经过将近一年的时间终于把破碎的四羊方尊修复了。所幸,修复后的四羊方尊几乎看不出破损的痕迹。这样,经过战火洗礼的四羊方尊才又得以重新面世,并成为了我国国家特级文物。

1952年,湖南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专家蔡季襄在中国人民银行湖南省分行的仓库中,找到这个破碎的宝贝。又过了两年,修复四羊方尊的重任落在了国内文物修复大家张欣如身上。张欣如上世纪30年代便在河南省开封市的“倾古斋”学习古玩修复,1954年4月,张欣如调至湖南省文管会,当年5月,便接到任务修复四羊方尊。清洗碎片、烙铁焊接……每天,张欣如都把30多公斤的方尊放在腿上,一手扶着,一手作业,丝毫不敢分心。两个多月后,四羊方尊终于修复成功,再次展现出3000年前的瑰丽身影。美中不足的是,尊的口缘部分始终还缺一块残片。原来,农民姜景舒在卖尊给古董商时,曾有意识留下锄掉的一块碎片作纪念。这事儿于1976年才被湖南省博物馆原馆长高至喜发现。为此,高至喜远走宁乡县,千方百计寻找到姜景舒两兄弟。至此,尊口上的云雷纹残片才终于完璧归赵。

1954年,湖南省博物馆成立,1956年省文管会将四羊方尊移交省博物馆收藏,1959年国庆10周年时,四羊方尊调往中国历史博物馆展出,以后就一直留藏在该馆。四羊方尊作为全国排名第三的十大传世国宝曾多次出国展览,并作为中国古文物的精华和古代青铜工艺的杰作编入中小学历史教科书和各类教材 [1]

四羊方尊器身方形,方口,大沿,颈饰口沿外侈,每边边长为52.4厘米,其边长几乎接近器身58.3厘米的高度。长颈,高圈足。颈部高耸,四边上装饰有蕉叶纹、三角夔纹和兽面纹。肩、腹部与足部作为一体被巧妙地设计成四只卷角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羊头与羊颈伸出于器外,羊身与羊腿附着于尊腹部及圈足上。整器花纹精丽,线条光洁刚劲。尊腹即为羊的前胸,羊腿则附于圈足上,承担着尊体的重量。羊的前胸及颈背部饰鳞纹,两侧饰有美丽的长冠凤纹,圈足上是夔纹

方尊颈部饰由夔龙纹组成的蕉叶纹与带状饕餮纹,肩饰高浮雕蛇身而有爪的龙纹,尊四面正中即两羊比邻处,各有一双角龙首探出器表,从方尊每边右肩蜿蜒于前居的中间。全体饰有细雷纹。器四角和四面中心线合范处均设计成长棱脊,其作用是以此来掩盖合范时可能产生的对合不正的纹饰,既掩盖了合范痕迹,又可改善器物边角的单调,增强了造型气势,浑然一体 [4] [5]

据考古学者分析,四羊方尊是用两次分铸技术铸造的,即先将羊角 与龙头单个铸好,然后将其分别配置在外范内,再进行整体浇铸。整个器物用块范法浇铸,一气呵成,鬼斧神工,显示了高超的铸造水平。四羊方尊集线雕、浮雕、圆雕于一器,把平面纹饰与立体雕塑融会贯通,把器皿和动物形状结合起来,恰到好处,以异常高超的铸造工艺制成。

在商代的青铜方尊中,此器形体的端庄典雅是无与伦比的。此尊造型简洁、优美雄奇,寓动于静,被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这件器物被认为是传统泥范法铸制的巅峰之作,由于这件杰作达到的水平令人难以置信,一度被误以为采取了新的铸造工艺 [4]

注:图册资料来源 [6]

四羊方尊以四羊、四龙相对的造型展示了酒礼器中的至尊气象。羊成为青铜重器着力表现的对象,有其独特的象征意义。先秦时期,人们对羊的个性有两个归纳:善良知礼;外柔内刚。羊“跪乳”的习性,被视为善良知礼,甚至被后世演绎为孝敬父母的典范;外柔内刚也被引申出许多神圣的秉性,传说的始祖皋陶敬羊,《诗经召南》中也有“文王之政,廉直,德如羔羊”的说法。羊最通俗或民间化的象征意义便是“吉祥”,至少从汉代开始,羊就与吉祥联系在一起,汉代瓦当、铜镜等铭刻中多见“宜侯王大吉羊(祥)”铭文,吉祥有时直接写成“吉羊”。

湖南出土的以四羊方尊为代表的着力表现羊的青铜器,既保留了原始的图腾崇拜,又有替代羊作为牺牲献祭给神明的意思,同时还包含了对羊等家畜养殖兴旺的期盼,也可能萌芽了后世关于羊的种种观念 [4]

四羊方尊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2]

2000年5月,中国历史博物馆首次遴选馆藏青铜器十大顶级国宝,四羊方尊位列其中 [7]

2013年08月19日,四羊方尊被确定为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的文物名单 [8]

出土的同类青铜器有人面方鼎等。

2012年,河北省学者梁勇称,经过其实地调查和考证,出土于湖南宁乡的国宝四羊方尊首次出土地应该在河北省广宗县。梁勇说:“四羊方尊这个在上世纪80年代就通过历史课本闻名遐迩的商代礼器,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其主要介绍文字称,1938年出土于湖南宁乡。经过我多次实地考察和研究,它的首次出土地应该在河北省广宗县。”

广宗首次出土地说,得到了广宗县政协主席李云豪和威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李金鹏、广宗县地方志办公室主任谷华池等人的支持。他们经过几十年的深入调查认为,民国时期的广宗县县长姜谧荣与四羊方尊有很大的关系。《广宗县志》中记载:姜谧荣(1900~1986年),湖南宁乡县黄材区月山乡龙泉村左家滩人,1929年毕业于中国大学,1931年考取广宗县长。“因为当时战乱,他有可能为了保护国宝,将其带回家乡暂时埋藏起来。”梁勇称,这一说法在广宗县还有见证人和文字依据。

湖南省宁乡县文物局副局长李乔生针对梁勇“商代的宁乡属三苗之地,不属商文化圈”的观点,提出异议。李乔生表示,在四羊方尊出土地周围,经考古发掘,发现有商代文化层,出土红烧土和方格纹、绳纹等陶片,时代与四羊方尊相同。不仅如此,四羊方尊、人面方鼎和大型的铜铙等这些青铜器不可能为中原商器,在中原出土的数十万件青铜器中,尚未见到一件相同的器型。

对于外人带入的说法,李乔生说:“四羊方尊发现时影响很大,如果是姜谧荣所为,他和他的后代会有说法的。”但李乔生同时也认为,四羊方尊并非宁乡本地生产。李乔生表示:“四羊方尊可能是商末中原贵族南迁,带来先进的工艺和技术的产物。”

据曾主持炭河里遗址考古发掘的湖南大学教授向桃初介绍,在该遗址西北发现和清理了7座西周贵族墓葬,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陶器。向桃初认为,这些出土器物的文化面貌和风格一致,都包含有商文化和地方文化的因素,说明以往黄材一带出土的大量青铜重器和炭河里城址有直接关系,亦属同一个文化共同体 [2] [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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