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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廷儒

周廷儒(1909~1989),中国地貌学家,地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历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教授、系主任,兼任中国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地理学报》副主编等职。30年代初,曾到大理及鸡足山进行野外工作。还参加嘉陵江考察队;参加中央研究院西北史地考察团;参加华南地貌考察。

他与施雅风陈述彭撰写的《中国地形区划草案》首次提出中国地形三大区划分的思想。在中苏合作新疆综合考察工作中任中方地貌组组长,与人合作编写了《新疆地貌》一书。重建了第三纪和第四纪的自然地带和自然区。

1909年2月15日生于浙江省新登县松溪乡官塘村(今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 [1]

1927年毕业于嘉兴秀州中学

1929年至1933年,由浙江省官费保送,进入广州国立中山大学地理系。学习毕业,获学士学位。并留校担任地貌学助教。

1935年至1937年,在杭州高级中学任教。在任教期间,完成他的早期区域地理着作《扬子江下游及其区分》,立论极具特色。

1938年,抗战爆发后转至昆明,任教于西南联大史地系,讲授自然地理。1940年至1945年,调任前中央研究院在重庆北碚建立的地理研究所,应聘为助理研究员,后晋升为副研究员,并应复旦大学之聘在史地系任兼职副教授,主讲地貌学。在北碚地理所任职6年,主要从事开发大西北,对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国土、资源等方面作了实地考察与研究,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

1946年至1948年,获中英庚款名额,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留学。受“文化景观”学派创始人美籍德国学者索尔教授的影响,以1942年西北考察所收集的资料为基础,融汇自然地理条件与人文现象,撰写论文“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民族迁移的历史和地理背景”,获硕士学位。

1949年至1983年,应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黄国璋的聘请,于1950年回国,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并兼任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清华大学地理系教授。1952年秋,开始担任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主要从事地貌学、古地理学、中国自然地理等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任职长达30年之久。198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地学部委员(院士)。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在职期间历任:中国地理学会第三届常务理事、第四届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报副主编、国家教委教材编审委员会地理组委员、北京市第五、六届政协委员。

1989年7月18日卒于北京。

青少年时期的周廷儒, 生活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苦难岁月中。他的出世,给一个不算富庶的小商家庭带来了欢乐和苦恼。父亲的过早去世,使小学刚毕业的周廷儒,为了减轻家庭的负担,不得不远离家乡到三四百里以外的一个教会中学去读书,由于他的勤奋努力,学业一直非常优良。为了贴补伙食费用,他利用课余时间,靠帮助教师批改低年级的英语作业和试卷来赚点钱,中学毕业后他就开始了工作。可以看到,在青少年时代的周廷儒,就具有较强的独立生活和工作的能力。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贪污腐败,又激起他继续求学的心愿,他觉得只有学好本领,才能报效祖国。这时正值广州中山大学地理系在浙江招生,他以优异的成绩独占鳌头(在50名考生中,只录取5名),从此周廷儒走进了这所名牌高等学府。在外国专家(德国区域地理学家)克雷德纳和地貌学家潘塞、国内著名的地质学家朱庭祜教授的亲自指导下,经常进行野外实习,在大学的四年学习中,先后考察了广东、广西很多地方,特别是南岭和华南沿海海岸一带。他以“广州白云山地形”的毕业论文,在1933年获得了学士学位。大学毕业后留校为德籍教授潘塞当助手。两年后由于旧友的聘请,他又到浙江杭州高中担任地理课教员。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他到了大后方,在西南联大地理系张席教授的指导下,研究云南西部大理、宾川一带的地貌、古地震,撰写了“云南大理地区的地震与地貌的关系”等研究论文。同时在西南联大史地系讲授“普通自然地理学”课程。1941年,中英庚子赔款办的“中国地理研究所”在四川重庆北碚成立。他应聘去担任助理研究员,后又提升为副研究员。他先后参加了“嘉陵江考察队”,并沿江步行了800里,把考察结果撰写成论文和绘制了《嘉陵江曲流分布图》,为以后嘉陵江的开发与利用的研究工作奠定了基础。“西北史地考察团”是由地理研究所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联合组织的,考察路线由兰州沿湟水谷地过青海湖到柴达木盆地,再翻过祁连山,穿河西走廓到敦煌,沿途搜集资料,最后与李承三教授合作,编写出《青海地理考察纪要》,以及他自己编写的《环青海湖山牧季移》和《从自然现象证明西北历史时期气候之变迁》等论文,这些文章在今天开发大西北中仍有参考价值。

周廷儒先生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有一条最宝贵的经验,那就是学无止境。1946年,他得到了中英庚子赔款补助留学的机会,到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分校学习深造。这所学校集中了国际地理界很多著名的学者,包括有“文化景观学派”的创始人,美籍德裔学者索尔、美籍瑞典学者莱利等。周先生一面攻读有关的课程,一面在索尔的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他以在西北史地考察中搜集来的,有关祁连山、青海地区的人文地理与自然地理资料为基础,从地理学综合观点出发进行了深入分析。写出“甘肃走廊和青海地区民族迁移的历史和地理背景”的论文,受到了索尔教授的高度赞赏,获得硕士学位。周先生正满怀志趣继续攀登博士学位时,听到了伟大祖国解放的消息,他沉浸在幸福的时刻里,接着又收到好友、当时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主任黄国璋教授的聘请,毅然闯过重重难关,在1950年初,回到了祖国的怀抱。从此,他立下誓言,要把知识和才能,无私地奉献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周先生在学生时代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好学生,走上工作岗位以后,又是一个勤奋进取的好学者。他从事地理教育和科学研究已有50多个春秋,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部分土地,写出了一批有价值的考察报告和文章、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在他的教学生涯中,时常强调要把书本知识学活,让学生到大自然中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他除了讲授地貌学、测量学、中国自然地理等课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带学生从事野外实习和考察工作,从实践中获得真正的知识,锻炼学生野外工作的能力。 ?

解放初期,周先生与广大教师密切合作,结合工农业生产的中心任务,为祖国的建设事业出力。1951年,他参加了内蒙古地区的铁路选线勘察工作,克服了种种困难,完成了考察任务。1952年,他又参加了由中国科学院地理研究所组织的华南地貌考察队,这对周先生来讲是旧地重游,很快他就完成了华南地貌区划的考察任务。

1956年至1959年,周先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组织的“中苏合作新疆综合考察队”,这次考察规模大,时间长,成果之多实属少见。他们计划第一年考察北疆,采取三条路线,登上阿尔泰山的南坡,两次穿越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又考察了天山北麓玛纳斯河山前等地区。第二年考察了天山山脉,到了哈密及山南山北很多地方,主要考察了地貌、冰川、冻土、草场资源、山前地带的水系等情况,还重点考察了伊犁河谷地带和大小尤尔多斯盆地。第三年考察了南天山、塔里木盆地塔里木河等。对塔里木河的变化多端,以及在水资源的利用问题上,各有关单位发生了分歧意见,此时,周先生亲自率队考察了塔里木河中游的河道变迁,并与赵济合作,写出了“新疆塔里木河中游的变迁问题”的论文。以大量的事实阐述了在干旱区,由于冰川补给水量及沉积特征而形成的河道变迁的规律性,从而提出对河道整治开发利用的方针,协调了各用水单位的矛盾。此文得到了国内外专家的好评,当时由苏联科学院翻译成俄文,收集到苏联科学院出版的《昆仑山与塔里木河》一书中。此外,对于博斯腾湖的考察,周先生认为不能只图一时用水,就大量将湖里的水调出去,必须保持湖内一定的水量,否则湖水就会变干,浓缩变咸,鱼要死,芦苇也要枯萎。因此应该从长远的观点来对待整个湖泊的命运。最后一年的野外工作,主要考察了昆仑山区,对地貌、冰川、火山等问题进行了研究。在不断总结考察成果的基础上,他与新疆考察队地貌组的合作并由他主编的《新疆地貌》一书,已于1978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同行们的好评。

开创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研究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要想身临其境地观察到大陆、平原、山脉和海洋的巨大变化是做不到的。地球发育史上,短暂的自然现象及其演变,虽不能亲见,但可从历史记载,地球本身的遗迹并借助于仪器、分析试验等手段,测出其全部过程。人们利用这些史料和实地考察所得的资料,推论出在以前的地质时期自然界的变化,重建过去的地理环境,这就是古地理。在了解古地理的基本概念。周廷儒说:“我在长期从事地貌、区域自然地理的考察和研究中发现,现代地表自然界的每一个特征,都有一定的发展历史,如果不去查明它的全部历史过程,要想了解现代自然界规律的特点是不可能的。只有了解过去,才能更好地知道现在。而只有了解现代自然地理过程,才能为预报将来的发展方向提供依据。因此,研究古地理不仅是为了了解现代,更重要的是为了预报将来。这种预报对于正确从事大规模改造自然的实际工作,可以起到重要的作用。”阐明了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现实意义和科学价值。例如,为解决中国东部土壤“南酸北碱”的问题,合理地制订出改造方案,就必须弄清楚过去的形成条件和发生强度,以便了解现代过程的性质和将来的发展方向。再如,研究古地理也有助于解决自然进化问题,以及地球生命起源等理论问题。第三,只有揭示地质时期沉积作用各种条件的演变,才能探明矿床带的形成,这对寻找矿产提供了可靠依据。特别是应用全部古地理知识编制古地理图,能够清楚地阐明沉积矿,如煤、石油、天然气、盐、石膏、外生铀矿等的分布规律。因此,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更具有实际意义,它将为中国寻找经济建设所需的大量资源财富作出贡献。

“如何揭示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面貌?”周廷儒说:“在第三纪和第四纪时期,自然界给遗留下来许多和现代有关的痕迹,易于进行观察和对比,再应用综合的观点和专门的方法(如岩性分析、生物化石的特征、重力计算、重力测量、古地磁和孢粉分析等综合鉴别的方法)重建地球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才能全面了解新生代古地理的面貌。”

周廷儒教授之所以能开创一条研究中国新生代古地理的道路,这是他几十年来长期从事野外考察的结果。他撰写的《中国第三纪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新疆第四纪陆相沉积的主要类型及其和地貌气候的发展关系》、《关于新疆最近地球历史时期的古地理问题》、《论罗布泊的迁移问题》、《中国自然地理》丛书中的《新生代古地理部分》篇“近30年来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研究的进展”和“古地理学”等论着,都揭示了第三纪、第四纪时期地理环境的面貌,为研究和发展中国新生代古地理奠定了基础,这正是周廷儒教授在中国地理学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中国地形区划草案》,科学出版社,1956年

《南疆塔里木河中游的变迁问题》,科学出版社《论文集》,1959年。

“中国第三纪与第四纪以来地带性与非地带性的分化”,《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0年,第2期。

“中国自然区域分异规律和区划原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63年第1期。《中国东部第四纪冰川作用的探讨》,科学出版社《论文集》,1982年。

“中国第四纪古地理环境分异”,《地理科学》,3期,1983年。

“新生代以来中国自然地带性的变迁”,《中国第四纪研究》,1985年,6卷2期。

“环境古地理学的发展方向开展地理环境学预测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版),1988年增刊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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