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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汉纪

"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后汉纪》是编年体东汉史。记事溯自新莽元凤四年(17年)绿林起义,止于汉献帝延康元年(220年)曹魏代汉。全书30卷,21万余字。作者袁宏(328-376年),字彦伯,东晋阳夏(今河南太康)人。他幼年丧父,家中生活比较清苦。在艰苦的环境下,他刻苦力学,终有所成,少年时代就以文思敏捷、文章华美而闻名于世。他曾作过桓温等人幕僚,后任东阳郡太守,49岁时死于任所。袁宏亦是著名文学家,他一生著述宏富,所著《后汉纪》、《三国名臣赞》现仍存世,《东征赋》、《咏史诗》、《竹林名士传》等都已失传。

清乾隆三十七年,乾隆皇帝弘历下诏,开四库全书馆,次年敕修“四库全书”。自唐宋以后,历代王朝便形成了收集编纂典籍的传统,唐代有《艺文类聚》、《北堂书抄》,宋代有《太平御觉》、《册府元龟》,特别是明代永乐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共二万二千九百三十七卷,收入图书七八千种,堪称鸿篇巨制。清朝康熙、雍正年间,清王朝又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一万卷。到了清乾隆年间,安徽学政朱筠以为《永乐大典》收录图书未为尽全,因此上书建议向民间广泛征求佚书,同时,设立专门机构,对翰林院所藏《永乐大典》进行校辑。于是,乾隆皇帝下诏开设四库全书馆,委派纪昀等著名学者一百六十余人,开始编纂《四库全书》。

编纂《四库全书》首先是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图书,从乾隆三十七年开馆征书,至乾隆四十三年,历时七年,共征集图书一万二千二百三十七种;然后是整理图书,由四库馆臣对内府藏书以及从各地征集的图书进行校订,提出应抄、应刻、应存的具体意见。其中,应抄、应刻之书被认为是合格的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而应存之书则不能收入四库全书,仅仅是在《四库全书总目》中存目。《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成为中国历史上卷帙最多的一部著作。
  《后汉纪(史部26)》的出版发行无论是对于历史文献的研究整理,还是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与思想文化的研究,其积极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同时,由于《四库全书荟要》本来就是书中精品,再辅之以现代的印刷技术,这套书也理所当然地应该成为大小图书馆和个人收藏的珍品。
  《后汉纪(史部26)》为四库全书之一,四库全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收入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装订成三万六千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本册为后汉纪影印本。

卷首
  卷一
  卷二
  卷二
  卷三
  卷四
  卷五
  卷六
  卷七
  卷八
  卷九
  卷一
  卷一一
  卷一二
  卷一三
  卷一四
  卷一五
  …… [1]

《后汉纪》的撰写,经历了近十年的时间。袁宏所以采取编年体裁记录东汉史事,是受了荀悦《汉纪》编写成功的影响。《后汉纪》继《汉纪》而作,但袁宏面临的写作条件却比荀悦困难一些。当年荀悦撰写《汉纪》的时候,只有《汉书》这一部已确立了权威地位的纪传体西汉史,他运用较高的史学识见和编撰技术,对《汉书》加以剪裁,就写成了卓有成就的新著作。袁宏著《后汉纪》的前后,关于东汉史的著作有好多种,它们各有短长,袁宏所依据的资料要比荀悦繁富,遇到的困难和付出的功力更比荀悦多一些。另外,在同类著作上,他有不少竞争对手,他必须在水平上超过他们,才能让自己的著作站住脚。经过历史的选择,现在关于东汉史的著作,只有范晔所著《后汉书》和袁宏所著编年体《后汉纪》保存下来,说明这两部书确有过人之处。

袁宏在《后汉纪》里表现了综铨史事的才能。他发挥编年体的长处,以时间为经,理出了东汉一代历史的发展线索;

以人物、事件为纬,展示了同时期各事件间的联系,及各人、各事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容易使人们建立起对东汉史的整体印象。他以8卷的篇幅写光武时期约40年的历史。以光武帝事业的发展为基本线索,综述吕母,赤眉、新市、平林诸起义军的始末,以及王莽的覆灭、群雄的兴败,又叙述了东汉开国功臣们的生平及战绩,头绪繁多而有条不紊,人物众多而各有特色,关系错综而无纷乱之感,清楚地交待了东汉兴国这一历史事件。他以后6卷写黄巾起义以来,董卓当权、群雄混战、曹操得势、赤壁之战,以致曹魏代汉,也是铨综得当,脉络清楚,堪称全书最详细、精彩的部分。

袁宏用他的实践,丰富了编年史体的表现手段。他在书中使用"言行趣舍,各以类书"(《后汉纪序》)的编撰方法,这比荀悦的连类列举有些发展。袁宏往往把时代略近的同类人物放在一起加以记述,如卷五写了闵仲叔,又写了王丹、严先、周党王霸、逢萌,这都是以隐士终身或度过长期隐居生活的人物。卷十一写章帝礼遇江革,因写江革的生平,并写毛义、薛苞,这都是以孝著称的人物。这种写法,吸收了纪传体的长处,扩大了编年史可能容纳的范围。

袁宏在书中还为自己提出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后汉纪序》)的要求,力图以某种类型的人物去感染读者。

这个要求为《后汉纪》带来了笔下传神的气氛。如卷二十三写郭泰轶事:"钜鹿孟敏,字叔达,客居太原,未有知名,叔达曾至市买甑,荷担堕地,径去不顾。时适遇林宗郭泰)。

林宗异而问之:'甑破可惜,何以不顾'?叔达曰:'甑既已破,视之无益'。林宗以为有分决,与之言,知其德性。谓必为善士,劝使读书游学。十年,知名当世。""初汝南袁闳盛名盖世。泰见之,不宿而退,汝南黄宪邦邑有声,天下未重,泰见之,数日乃去。薛祖恭曰:'闻足下见袁奉高,车不停轨,銮不辍轭。从黄叔度,乃弥日信宿。非其望也'。林宗答曰:

'奉高之器,譬诸泛滥,虽清易挹。叔度汪汪如万顷之波,澄之而不清,桡之而不浊。其器深广,难测量也。虽往稽留,不亦可乎'?由是,宪名重于海内"。这里所写郭泰的鉴识和风度,可以说达到了"观其名迹,想见其人"的要求。

袁宏表现了更多的文章家的才华,却缺少一点历史家的审慎态度。他更喜欢品藻人物,重视对人物才情风貌的描写,有更多的清谈趣味,这与体现在他身上的世族名士风尚是不可分割的。

《后汉纪》成书于范晔后汉书》之前。它给《后汉书》供应了丰富的历史材料。由于编年与纪传两种体裁有不同的撰写要求,因此《后汉纪》与《后汉书》在东汉史的记述上,此简彼繁,此详彼略的情况是大量存在的,《后汉纪》的史料价值并没有因《后汉书》的问世而有所降低。

袁宏比过去的历史家都更强调历史记述的政治意义。他在《后汉纪序》里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撰史观点:"夫史传之兴,所以通古今而笃名教也。丘明之作,广大悉备。史迁剖判六家,建立十书,非徒记事而已,信足扶明义教,网罗治体,然未尽之。班固源流周赡,近乎通人之作,然因藉史迁,无所甄明荀悦才智经纶,足为嘉史。所述当世,大得治功已矣。然名教之本,帝王高义,韫而未叙。今因前代遗事,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按他的思想,历史著述应包括两个功能:一是网罗治体,大得治功,是指政治上的成败得失说的。另一个就是扶明义教,是指封建伦理上的是非说的。

他认为对第一个作用,前人很注意并作了些工作。而后一个作用,则发挥得相当不够,所以他要在书中弥补前人的不足,"略举义教所归,庶以弘敷王道。"

袁宏认为,名教就是维护封建秩序的法宝,而名教的根本,又在于君臣之道。因此他论述的重点是君臣关系。君臣关系是封建等级制度的最集中表现,他拿天地高下的自然现象和父子相继的血缘关系套在君臣关系上,把封建君臣关系说成自然的规律和永恒不变的准则。从这一点出发,他对刘秀背叛更始政权,另起炉灶有所非议。对于曹魏篡夺汉家天下的行为,也作了批评。他指出汉朝还未灭亡,曹魏不该取而代之,既已取而代之,就不该再用禅让之类骗局来美化自己,已经夺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吹嘘自己可以与尧、舜比德,这不是太欺罔天下了吗?他对汉魏替兴的看法与陈寿截然不同。他以名教观点看历史事变,对后来的封建史家有很大影响。袁宏强调君臣之义,在当时是有现实意义的。当时桓温大权在握,时刻准备重演汉魏禅让的把戏。袁宏攻击曹操,实际上是在讽刺桓温。

名教的另一个方面是规定一般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袁宏在书中反复阐述了人们应遵守封建秩序,遵守三纲五常等人伦准则的思想,摆出了一副说教的面孔。

袁宏也看到历史上的一些变化,主张礼制上的改革。他指出了三代历史上传贤和授子的变化、刑赏的变化、婚制的变化等。他强调天下形势就如同下棋一样,是变化多端的,因此不可拘泥于一定之规,而应随时随地改变礼制、政策等。这样的看法,还是很难得的。

袁宏还主张百家并存,不同学术流派自由发展;反对皇帝奢侈,反对酷刑和滥刑,主张德刑并用,以德教为先,继承和发挥了某些儒家传统思想。

《后汉纪》卷十,专有一段记述佛教,对佛教教义作了宣扬。在史书中以正式记载的形式称颂佛教这是首例。袁宏宣扬名教,又颂扬佛教,这正是当时正宗学者的特点,反映佛教势力已经侵入了史学领域。

《后汉纪》三十卷(安徽巡抚采进本)

晋袁宏撰。宏,字彦伯,阳夏人,太元初官至东阳太守,事迹具《晋书文苑传》。是书前有宏《自序》,称尝读《后汉书》,烦秽杂乱,聊以暇日,撰集为《后汉纪》。其所缀会《汉纪》

(案:此《汉纪》盖指荀悦之书涉及东汉初事,非者张书也)、谢承书、司马彪书、华峤书、谢沈书、《汉山阳公记》、《汉灵献起居注》、《汉名臣奏》,旁及诸部《耆旧先贤传》,凡数百卷。前史阙略,多不次序。错缪同异,谁使正之。经营八年,疲而不能定,颇有传者。始见张所撰书,其言汉末之事差详,故复探而益之云云。盖大致以《汉纪》为准也。案《隋志》载书三十卷,今已散佚。惟《三国志注》及《后汉书注》间引数条。今取与此书互勘,《记》所有,此书往往不载,其载者亦多所点窜,互有详略。如《记》称“卢芳,安定人,属国夷数十畔在参蛮,芳从之,诈姓刘氏”。此书则作“刘芳,安定三川人,本姓卢氏。王莽末,天下咸思汉,芳由是诈称武帝后,变姓名为刘文伯。及莽败,芳与三川属国羌胡起兵北边”。以及朱穆论梁冀池中舟覆、谏父写书事,皆较《记》为详。《记》称明德马皇后不喜出游,未尝临御窗牖。此书则作性不喜出入游观。《记》称杨秉尝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财也,天下以为名公。”此书删下一句。又如序王龚与薛勤丧妻事,《记》先叙龚而追叙勤。此书则先叙勤而后叙龚。叙吕布兵败,劝王允同逃事,《记》叙在长安陷时。此书追叙於后。亦颇有所移置。而核其文义,皆此书为长。其体例虽仿荀悦书,而悦书因班固旧文,翦裁联络。此书则抉择去取,自出鉴裁,抑又难於悦矣。刘知几《史通正史篇》称:“世言汉中兴,作史者惟袁、范二家,以配蔚宗。要非溢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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