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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指国民总收入直接与生产要素相联系的分配。任何生产活动都离不开劳动力、资本、土地和技术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得这些要素必须支付一定的货币,这种货币报酬就形成各要素提供者的初次分配收入。

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创造它的物质生产领域进行的分配。经过这次分配得到的收入,也称原始收入。初次分配主要由市场机制形成,政府通过税收杠杆和法律法规进行调节和规范,一般不直接干预初次分配。

初次分配是指企业单位内部的分配,其依据主要是效率原则,即根据各生产要素在生产中发挥的效率带来的总收益多少进行分配,高效率获得高回报。再分配(也称社会转移分配)指,在初次分配结果的基础上,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法律等措施,使各收入主体之间实现现金或实物转移的一种收入再次分配过程,也是对要素收入进行再次调节的过程。

初次分配,即初次收入分配。在社会分配中,初次分配注重效率,是按贡献分配。该贡献包括对创造利润有益的各种因素,如资金、技术、管理、生产资料、劳动力、信息、市场、营销等。谁能利用这些要素作出贡献,就能分到一杯羹。这样群策群力,效率便得以提高。

初次分配是更为基础性的分配关系,它要解决的,主要是货币资本的所有者与人力资本的所有者的利益分配问题,不仅数额大,而且涉及面广,如果在初次分配中出现重大的社会不公正,在政府再分配中就很难加以扭转。初次分配市场中调节机制的缺失,会导致分配秩序混乱,从而造成收入差距扩大,现实情况也正是如此。

由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有制结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因此,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是在国有经济集体经济非公有制经济的各企业中分别进行的。

国有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三部分:

(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成为国家集中的纯收入,由国家统筹安排,在全社会范围 内使用;

(2)以企业基金形式留归企业支配,用于企业发展生产、集体福利、职工奖励等方面;

(3)以工资形式根据按劳分配原则分配给企业职工,由职工个人 支配和使用。

城镇集体经济初次分配:城镇集体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

(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财政,形成国家集中的纯收入;

(2)以 合作基金形式上缴集资单位,形成统一支配的集体收入;

(3)以企业基金形式留给企业;

(4)以工资形式分配给职工,形成职工个人收入

农村集体经济的初次分配:农村集体经济由于普遍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所以,要以承包农户为单位进行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承包农户创造的国民收 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

(1)以公积金、公益金形式留给集体,用于扩大再生产和集体福利

(2)以管理费形式提留给乡村政权组织;

(3)以个人收入形式留归农户。

个体经济单位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两部分:

(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

(2)税后利润全部形成个体劳动者个人收入

私营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三部分:

(1)以税金形式上缴国家;

(2)以工资形式分配给企业职工

(3) 以企业主收入形式归企业主支配。 “三资企业”的初次分配:“三资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在初次分配中分解为四部分:除按注册投资比例分一部分给外方投资者外,其余部分的分配与一般企业相似,分别以税金、企业基金、工资形式,形成国家收入企业收入和劳动者个人收入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是对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深化,科学地界定了按效率分配与按公平分配的不同领域,避免了适用范围的混淆,同时也合理地界定了企业与政府在分配工作中不同职责。

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必将促进经济迅速发展。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有利于实现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鼓励更多的人通过市场竞争走上富裕之路,激发不同生产要素所有者追求高效率的投资热情,创造更多的财富,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改革实践证明,如果没有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不可能有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增强。

再分配注重公平,有利于保持社会稳定。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由于人们所拥有的禀赋不同、对生产要素占有的差异,按生产要素分配必然带来社会成员 收入上的差距,差距过大则有失社会公平。而且,收入结构的失衡会导致消费结构的失衡,最终影响经济总量的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平衡,反过来又影响企业的效率。 所以,再分配要充分发挥政府的调节功能,实现收入分配的相对公平,限制社会各类人员之间收入差距的过分悬殊,通过税收、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措施,使高收入 者个人、阶层、行业或机构收入的一部分再转化为社会的收入,并使低收入阶层成为收入再分配的主要获益者。

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能调节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实现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一对矛盾。如果完全按效率原则进行分配,必然会产生较大差距,与公平原则相矛盾,不符合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但分配越平均,效率越低,也不符合社会主义本 质的要求。强调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则将二者辩证地统一起来:初次分配效率优先,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对社会贡献越大收入越高,这本身也体现 了公平;再分配注重公平,照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有利于普遍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时公平也是一种效率。这样,政府按照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原则,制定路线 方针政策,促进企业生产效率的提高和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按照再分配注重公平的原则,通过强化政府在收入再分配中的主导作用,理顺分配关系以控制收入差距,制定相关法律以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健全以养老、医疗、伤残为主的社会保障制度,积极扩大就业和再就业渠道,从而为经济持续健康快速的发展奠定稳定的社会基础。

一般来说,衡量一国国民收入初次分配是否公平的主要指标是分配率,即劳动报酬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如果劳动者的报酬总额占GDP的比重越高,则说明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越公平。

市场经济成熟的国家,上述三项指标各自所占比重都很高。以美国为例,国民总产值的70-是劳动报酬,其他国家的分配率也普遍都在54- ~65-之间。而中国的情况恰恰相反,目前初次分配存在着资本所有者所得畸高、财政收入大幅增长、劳动所得持续下降的局面。职工工资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逐年下降,1991年为15.3-,1996年为13-,2000年下降到12-,2005年下降到11-,同时行业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也持续扩大。

当然,强调初次分配的公平不是要否定效率,否定市场机制。鉴于发展还是我们的第一要务,正确的国民收入分配观念和做法应该是:平衡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以初次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主,以政府再分配的公平与效率的统一为辅,实现国民收入分配的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具体而言,就是提高劳动者尤其是农民、农民工及城市工薪者的劳动报酬及福利待遇,让劳动者所得在GDP中所占比重达到50-以上,并适当降低资本所有者的回报,同时控制财政收入的增长步伐,彻底打破行业垄断,真正体现初次分配中的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

总之,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是整个社会收入分配公平性的基础,而劳资关系又是市场经济国家根本的社会关系,只有通过初次分配平衡了资本利益与劳动利益的关系,才能从全局平衡社会总体利益格局,进而促进经济和社会协调发展。

社会主义国民收入的初次分配,直接涉及到国家、企业(集体)和劳动者个人的经济利益。因此,在分配中必须采取各种正确的政策措施,统筹兼顾三方面的利益,注意经常调节三者的矛盾,以便更好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

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发展看,初次分配的机制还需进一步规范和完善。特别是,要通过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明晰和规范所有者、经营者和生产者的权、责、利关系,形成国有资产收益与职工个人收入相互制衡的关系,建立健全企业内部分配的自我约束机制。要改进现行的弹性工资总额计划、企业 工效挂钩的办法,特别要把国有资产的保值增殖作为挂钩的重要考核指标,并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对国有企业和国家或集体控股企业,要建立工资分配的民主管理和 民主监督制度。此外,非公有制经济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由于也直接涉及各方面的物质利益关系,同样需要处理好。

胡锦涛在十七大上作报告时说,“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他还强调,要“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收入分配政策是改革开放后党代会报告的重要内容。此前,中国收入分配的主要原则是: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

“党代会报告将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提上日程,意味着广大低收入者的收入增长将会提速,有利于缩小令人不安的贫富差距。”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说。

他说,低收入者往往只有自身的劳动力可以作为获取财富的来源,而富有者除了劳动力,还有资本。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将使那些只能凭劳动力赚取收入的低收入者,更多地分享到经济发展的果实。

“只有低收入者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增长快于富人,中国的贫富差距才可能缩小。”林毅夫说。

中央党校科社部教授吴忠民指出,中共对初次分配也要体现公平的强调,意味着老百姓不仅能从再分配中得到好处,在初次分配中也能保证自己的权利,不用光等着政府救济。

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对中国未来发展构成了潜在威胁。虽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

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

“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吴忠民说。

他指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初次分配领域如果不重视公正问题会增大再分配的难度,从而形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吴忠民说。

林毅夫指出,一些拉美国家出现的发展停滞现象即“拉美陷阱”,与收入分配不当有很大关系。那些国家在初次分配丧失效率和公平而出现大量贫困和失业人群时,政府为了获取选民支持,出台许多超出发展水平的高福利政策进行二次分配,结果造成很高的财政赤字,出现频仍的财政和金融危机。

在初次分配时,由于各人的能力、社会地位、机遇等的不同,造成分配的不公。如有时,一个电话传递一个信息,便能得到高额的中介费。由于初次分配存在不公的弊端,才出现二次收入分配。二次收入分配是按需分配,是对社会全体居民的福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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