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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

刘志丹,名景桂,字子丹、志丹中国工农红军高级将领,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 [1] 1996年,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2009年9月14日,他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之一。

刘志丹(19031936), [2] 陕西保安县(今志丹县)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工农红军高级指挥员 [3]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军卓越的36位军事家之一 [4]西北红军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人之一。

刘志丹原名刘景桂,字子丹。1903年10月4日诞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

刘志丹于1921年考入陕北联合县立榆林中学,曾任学生会主席,组织领导学生运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1924年冬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 [1]

刘志丹从青年时期起就投身革命。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奉党的命令,入黄埔军官学校。大革命时代,刘志丹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等职,积极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战争。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奔走于湖北、安徽、陕西等省,从事组织起义的工作。1928年,与其他人一起组织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1]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西北反帝同盟军,任副总指挥及参谋长,后来,反帝同盟军改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支队,刘志丹历任副总指挥、总指挥等职。1932年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仍负领导责任。1935年秋,红二十六军与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会师,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这年秋天,刘志丹受到机会主义分子诬陷,被关押起来。毛主席、党中央到达陕北,刘志丹才得到释放,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任、北路军总指挥、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军长等职。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军东征,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光荣牺牲,时年33岁。后来,毛泽东为他题碑:“群众领袖,民族英雄。”周恩来为他题词:“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5] 1943年,张闻天为他题词:“子丹同志的路线,是我党领袖毛泽东同志的路线,是我党的布尔什维克的路线,是真正中国的马列主义的路线。子丹同志,精神不死!洛甫题一九四三年十月。” [6]

1931年9月,阎红彦吴岱峰率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大队突破黄河天险进入陕甘,刘志丹和谢子长按照陕甘省委的指示,与吴岱峰、阎红彦一起将晋西游击大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总队,对外暂称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后任总指挥),与谢子长率部转战陕甘边,创建革命根据地。,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1933年9月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指挥部副总指挥兼参谋长。11月后历任红26军42师参谋长、师长,率部北上庆阳合水,与地方武装相互配合,开展游击战争。1934年2月至4月,刘志丹指挥部队九战九捷,以劣势兵力取得了西华池等战斗的胜利,挫败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一次“围剿”,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进一步巩固和发展了革命根据地。同年5月任中共陕甘边军事委员会主席,后兼任军政干部学校校长,与军校政委习仲勋、常务副校长吴岱峰一起亲自编写《军事教育大纲》《政治工作训令》等教材。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红26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会合后组成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前敌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率红26军、红27军主力,以围点打援、出敌不意、各个击破的战法,经两个多月的机动作战,攻克延长、延川、安定、安塞、保安、靖边6座县城,歼灭大量敌军,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甘边苏区的第二次“围剿”。8月,在陕北、陕甘边苏区第三次反“围剿”中,刘志丹指挥红军主力,歼灭国民党晋军1个团,迫使晋军主力撤回黄河东岸。三次反“围剿”斗争胜利后,陕北、陕甘边两块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北上抗日红军长征之后的落脚点。9月,红26军、红27军与长征到达陕北的红25军会师,组成红15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10月参与指挥劳山战役。后在“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肃反”中被逮捕,备受折磨,但他始终坚持原则。不久,中共中央到达陕北,毛泽东、周恩来等迅速纠正了陕甘苏区党内“肃反”的错误,刘志丹从而获释。此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红军北路军总指挥兼第28军军长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等职。

刘志丹经常教育部队顾全大局,绝对服从中共中央的领导和调遣。在他的影响下,陕北红军与中央红军团结一致,共同对敌。1936年3月,刘志丹率红25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北迭克敌军。4月14日在中阳县三交镇(现属柳林县,)战斗中英勇牺牲,时年33岁,柳林县三交镇南一公里许的党家寨鏊子圪达现有“刘志丹将军牺牲处”石碑。

1936年,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以志永久纪念。1940年 ,西北局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在县城北修建了志丹陵园,1943年陵园建成,将志丹灵柩运回志丹县。4月19日起灵柩于子长县,并召开了“公祭刘志丹烈士大会”。4月23日延安各界万人举行公祭大会,由西北局书记高岗主持,朱德任弼时秦邦宪林伯渠等讲了话,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赠送了白绸挽联。24日,刘志丹烈士的灵柩在高岗、林伯渠、吴岱峰、边区民政厅长刘景范(刘志丹之弟)、张秀山康天明王世泰马锡武曹力如等护送下运回志丹县,4月26日抵达县城,当地群众祭奠者络绎不绝。5月2日召开了万人公祭大会,高岗介绍了志丹的生平事迹,林伯渠、张秀山等先后讲话,尔后安葬于志丹陵园内。1947年胡宗南进攻边区,陵园遭到严重破坏,1953年照原样修复,1975年又进行了修葺,使陵园面貌焕然一新。

1903年10月4日,生于陕西省保安县(今志丹县)金丁镇,名景桂,字子丹。

1922年,考人榆林中学,与魏野畴李子洲等共产党员教师交往甚密,深受民主、进步思想熏陶和影响。

1923年,当选为榆林中学学生自治会长,积极组织学生开展各项进步活动。同军阀井岳秀等封建势力作斗争。

1924年,加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不久接任书记。

1925年,转为中共党员。

秋,被党组织派往广州黄埔军官学校学习。

1926年初,入军校四期步兵科第一团二连学习,不日转入炮兵科。北伐战争开始后,刘志丹参加了北伐誓师大会。

10月,于黄埔军校毕业,被派往冯玉祥国民军联军工作,任第四路军政治处长。在马鸿逵部建立了政治机关,进行新式训练,使这支部队成为攻打军阀刘镇华,解围西安,东出潼关,配合北伐的一支劲旅。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与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员被“礼送出境”。后在中共陕西省委从事秘密交通工作。

1928年1月,陕西省委派刘志丹与唐澍、谢子长到达洛南县,参与以中共党员许权中为旅长的陕军新编第3旅的起义组织工作,任参谋主任。

不久,率一批干部到豫陕边界地区开展农民运动,培训赤卫队骨干。

4月,参与领导了以新3旅为骨干力量的渭华起义,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

5月,震惊西北的渭华起义爆发,刘志丹任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主席。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陕北,任中共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主持特委工作。在召开的中共陕北特委红石峡会议上,他提出了著名的通过白色、灰色、红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的策略。

1929年7月,刘志丹出任省委候补常委。后到陕甘边界从事兵运工作,领导创建了南梁游击队。

1930年前后,刘志丹、谢子长在陕甘边界一带开展革命活动。

1931年10月,和谢子长等将南梁游击队与陕北游击支队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不久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副总指挥、总指挥,总结过去失败的教训,学习井冈山斗争的经验,开辟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苏区。

1932年1月,刘志丹任西北反帝同盟军副总指挥兼第二大队队长。

2月,西北反帝同盟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先后任总指挥、三支队队长。

年底,红二十六军二团成立,任政治处长、参谋长,领导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在“左”的错误领导下,红二团南下失败,刘志丹等辗转回到照金,出任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参谋长。

11月后,任红二十六军四十二师参谋长、师长。

1934年5月,任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在刘志丹的正确指挥下,红四十二师与红军游击队密切配合,打垮了国民党陕甘当局对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的“围剿”,在陕甘边界十多个县的广大农村建立了苏维埃政权。

1935年2 月,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建立,刘志丹先后出任西北工委委员、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领导第二次反“围剿” 斗争中,率领红军先后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六座县城,使红色根据地扩大到东临黄河,南到淳化耀县,西接庆阳,北抵长城的广大区域,使陕甘、陕北两块根据地完全连成一片。主力红军发展到5000多人,游击队扩大到4000余人。

1935年9月,红二十五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组成红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参与指挥了劳山战役。

10月初,西北根据地发生严重错误的肃反,刘志丹等被捕人狱,中共中央及中央红军长征到陕北后在毛泽东同志的亲自过问下获释,先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副主任和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警备司令、红军北路军总指挥、红二十八军军长、西北军委委员等职。

1936年3月,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由罗峪口附近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迭克敌军。

1936年4月14日,在攻打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时牺牲,年仅33岁。

1936年4月24日,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举行追悼大会,沉痛哀悼刘志丹将军。毛泽东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6月,中共中央决定将保安县改为志丹县。

1943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举行刘志丹将军移陵公祭典礼,朱德、任弼时致辞。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等党、政、军领导为其题词,表达了党中央和人民群众对刘志丹将军光辉一生的崇高敬意和高度评价。

1993年,为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90周年,江泽民同志题词:“学习刘志丹同志的革命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996年,刘志丹被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确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36位军事家之一。

2003年9月28日下午,经中共中央批准,解放军总政治部、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刘志丹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曹刚川出席并发表讲话。 [7]

“追求真理,救国救民”是刘志丹一生的宿愿。他从青少年起,就对除暴安良的英雄人物十分崇敬。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他在新文化、新思想的影响下,崇尚科学民主,反对封建压迫。他生长在贫瘠落后的陕北,亲眼目睹了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的凄惨景象,对旧中国的黑暗状况十分不满,立志救国救民,决心从根本上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社会。1922年,他考入榆林中学,在共产党员魏野畴、李子洲等老师的教育指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认识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1924年冬,他毅然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决心“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

1926年初,他按照中共陕西党组织的决定,投笔从戎,考入广州黄埔陆军军官学校。这是他军事生涯的开始。大革命失败后,刘志丹深深地懂得中国共产党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他说:“我们没有枪杆子,只靠笔杆子不行。结果人家一翻脸,我们就只有滚蛋。”这是他对大革命失败教训的深刻反思,也是对党内右倾机会主义严重危害的深刻认识。从此,他更加坚信毛泽东提出的“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著名论断,为创建党所独立领导的革命武装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战斗历程。

组织领导渭(南)华(县)起义,是刘志丹创建革命军队的起点。1928年5月,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同唐澍、谢子长等领导我共产党控制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三旅,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队伍相结合,正式宣布起义,公开打出工农革命军的旗帜。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我党在国内举行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武装起义,具有重要影响。但是,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起义军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刘志丹却毫不灰心,继续投入战斗。1928年冬,他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达榆林担任陕北特委军委书记。他鉴于当时陕甘地区各派军阀正在竭力扩张势力,即于翌年四五月间在红石峡主持召开陕北特委会议,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据此,会议决定采取以“红色”“白色”“灰色”三种形式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武装。

在创建根据地斗争中,刘志丹采取了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根据地建设三者紧密结合的方针。他认为,只有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在一定范围内开辟农村根据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只有进行土地革命,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根据地才能得到巩固;只有建立起巩固的根据地,武装斗争才不至于变为流寇式的战争,才可能避免迅速失败的命运。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南梁地区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民间武装改编为党所直接领导的南梁游击队,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成立了中共队委会,按照古田会议的精神,对这支部队进行了艰苦细致的教育和改造,使之不断成长壮大为一支活跃的革命武装力量,为尔后组建正规的红军和开辟革命根据地创造了重要条件。1932年12月,又按照中共临时中央、陕西省委的决定,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是陕甘地区建立的最早的一支正规红军,是进行武装斗争、开展土地革命和创建革命根据地的骨干力量。但是,由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这支仅组建半年多的弱小红军在南下渭华途中遭到失败。刘志丹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批判“左”倾错误,并于1933年11月恢复了红二十六军,新组建了第四十二师,使得革命武装又有了新的发展。

陕甘边与陕北两地区的红军会师,是西北地区红军发展的里程碑。1935年1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红二十六军北上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谢子长(因伤势严重于2月21日逝世)领导的红二十七军会合。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在周家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从此,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在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志丹等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力量。刘志丹亦被朱德称赞为“忠实英勇的红军领导”。 [8]

1936年4月14日,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战役中,作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红二十八军军长的刘志丹,身先士卒,亲临一线指挥,不幸中弹壮烈牺牲。毛泽东获悉后十分悲痛。他说:“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后来,他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又语重心长地说:“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刘志丹同志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这是对刘志丹光辉一生的最好褒奖。 [9]

提出三色论

所谓“红色”,就是发动组织工农群众,建立党所独立领导和指挥的人民军队。刘志丹认为,人民军队是进行革命战争的骨干,必须走毛泽东开创的井冈山道路,才能使陕甘地区的革命斗争有光明的发展前途。他把分散的、弱小的群众武装逐步集中起来,先建立游击队,后上升为正规红军。这种办法与毛泽东建军路线是一致的。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根据全国抗日救亡的新形势,率部同吴岱峰阎红彦等部会师,并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

所谓“白色”,就是派共产党人到白军中开展兵运工作。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大胆尝试。红石峡会议后,他返回家乡保安,采取合法的斗争方式,把该县民团改造成为党所掌握的革命武装。随后,他多次打入国民党军,以合法身份发展革命武装,多次被捕和关押。经党组织和南汉宸、杜斌丞等著名人士的营救而获释。刘志丹为了创建革命武装,以非凡胆略,一次次打入军阀部队,出生入死,毫不退缩,表现了一个共产党人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英雄本色。

所谓“灰色”,就是派人争取、教育和改造绿林武装,为创建人民军队准备群众基础和武装力量。这是刘志丹发展革命武装的一项成功实践。他认为,陕甘地区有许多绿林武装,其中不少人出身贫苦,侠肝义胆,由于生活所迫,铤而走险,被“逼上梁山”。他们同官僚军阀、地主豪绅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复杂。只要有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改造,他们就有可能走上革命的道路。

创造三窟论

刘志丹是实事求是的光辉典范。他创造性地开辟了西北革命根据地,为探索走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道路作出了独特贡献。渭华起义失败后,他深深感到根据地对于革命成功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向井冈山学习”,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经过广大军民的艰苦努力,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后来又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毛泽东同志高度评价说:刘志丹创建的陕甘边根据地,用“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使民得土地

实行正确的土地政策。刘志丹认为,中国革命战争实质上就是农民战争。领导这样的战争,必须把农民问题放在核心的位置上,引导与动员他们参加革命战争、建立革命政权。为此,他采取了许多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最大限度地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成为红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源泉。与此同时,刘志丹始终同人民群众心连心。他每到一地,总是深入群众,关心群众的疾苦,为群众伸冤除害,帮助群众解决实际困难,深受广大人民群众的崇敬和爱戴,被群众亲切地称为“老刘”,在人民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周恩来称赞他:“上下五千年,英雄万万千,人民的英雄,要数刘志丹”。

广筑统一线

实行正确的统一战线政策。刘志丹常说:“革命需要建立统一战线,敌人越少越好,朋友越多越好。我们增加一份力量,敌人就减少一份力量。”他坚决主张在政治上消灭地主阶级,而在生活上要给一般地主以生活出路,允许富农分得一部分好田,使地主、富农也有安身立命之本。同时,他对根据地周围的民团和地主武装也采取区别对待政策,打击反动的,争取中间的,团结友好的。实践证明,他实行的这些灵活的政策和策略,对于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巩固红色政权,起到了重要作用。

搞活经文教

实行正确的经济政策。刘志丹认为,在战争年代如果不重视经济建设,革命战争的物质条件就没有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就得不到改善。因此,他同根据地的其他领导人决定成立银行,发行布币,开办牧场和实行集市贸易,吸引外来商人经营,使根据地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军民生活有了改善。他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还创办了列宁小学等,使根据地的文化教育事业也有所发展。

正是由于刘志丹创造性地实施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才使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全国仅存的一块具有战略基地作用的革命根据地,成为党中央和各路红军结束长征的立足点和党中央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刘志丹作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建者之一,立下了重大功勋,永载革命史册。

积极反围剿

刘志丹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实际出发,创造性地提出和实施一系列正确的战略战术,粉碎了敌人的多次“进剿”、“会剿”和大规模“围剿”,取得辉煌的战绩。

在战略指导上,他注重把握全局,运筹帷幄,正确决策。在第二次反“围剿” 中,刘志丹立足战略全局,缜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集中兵力,首先打击刚刚入陕的高桂滋部第八十四师。他认为:高部是“围剿”陕北根据地的主力,但他人地生疏,没有同我军作战的经验,更不善于山地作战,集中兵力首先打退其进攻,对于巩固和发展陕北根据地,乘胜打通与陕甘边根据地的联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高桂滋与陕北军阀井岳秀矛盾很深,难以协同作战,便于我军利用矛盾,各个击破。

他命令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主力北上陕北,与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协同作战;留下红二十六军第四十二师一部就地开展游击战争,骑兵团相机向外线游击;地方游击队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活动,牵制和打击敌人。于是,形成了主力红军与游击队相结合、游击队与群众武装相结合,主攻方向与牵制方向相配合,外线作战与内线作战相配合的阵势,充分发挥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他还成立了前敌总指挥部,亲自担任总指挥,加强对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由于战略决策正确、部署和指挥得当,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重大胜利。

刘志丹获悉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到达陕北保安,非常兴奋。他认为,这是事关战略全局的大事,要求陕甘地区的各级党组织,迅速动员全体党员和人民群众,欢迎红二十五军。并派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习仲勋、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刘景范前往迎接。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同红二十五军会师后,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为了迅速打破敌人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被人们称为“活地图”的刘志丹,提出了一个理想的伏击区劳山,并积极协助军团长徐海东指挥了著名的劳山战役,全歼敌东北军两个团及一个师直属队,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战役战斗指挥上,刘志丹灵活机动,战法独特。他认为,处于防御地位的弱小红军,要打破强大之敌的“围剿”,必须抓住关节点,不能蛮干浪打;必须周密部署,有取胜的把握。在第三次反“围剿”之初,他周密地分析了敌情,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打击西渡黄河不久、态势孤立、立足未稳的阎锡山晋绥军。他认为,打退晋绥军的进攻,对于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具有关键意义。1935年8月2 0日,他率部在绥德、吴堡地区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在定仙(今定仙焉镇)一仗就歼敌一个团,迫使入陕之敌退回山西。

避强击弱,是刘志丹灵活用兵的重要指导思想。他说:“打仗一定要灵活,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刘志丹善于捕捉战机,出敌不意,攻敌不备,以劣胜优,敢于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深入敌后,发动进攻,打破敌军的“围剿”。西北红军正是在这种正确思想指导下,仗越打越精明,战绩越来越辉煌,特别是西华池一仗,歼敌一个团部及两个整营,创造了步骑协同作战的范例。

严治军明赏罚

刘志丹在指挥作战中,还十分重视培养部队勇猛顽强的战斗作风和严明的纪律。他治军严格,赏罚严明。对于作战勇敢、表现突出的指战员,及时给予表彰;对于违反纪律的,不论哪一级干部,都坚决处罚。由于西北红军执行了严格的纪律,从而提高了广大指战员的政治觉悟,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0]

在创建西北红军过程中,刘志丹十分重视党在军队中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他认为,党对人民军队的坚强领导,是红军发展壮大的根本保证。按照古田会议精神,在部队团以上单位设有党委,连设有支部;建立了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机关,实行政治委员制;实行民主制度,在连、营、团各级设立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一致、优待俘虏、瓦解敌军等原则。同时,同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进行坚决斗争。并且规定红军除了打仗以外,还要担负开展群众工作、筹款、建立革命政权等项重大任务,使西北红军真正成为了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新型人民军队。

培养军政骨干

在西北红军建设中,刘志丹高度重视对党的干部的培养训练。他认为,加强干部培养,是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决定性因素。除了在战争实践中摔打、训练干部以外,他坚持开办红军随营学校、军政干部学校,亲自兼任校长,亲手制定教育方针,审定教学大纲和教学计划,经常给学员讲课。在他的正确领导和培养教育下,陕甘地区涌现了一大批军政骨干,后来许多人成为治党、治国、治军的栋梁之才。

识大体顾大局

在贯彻执行党的各项任务中,刘志丹总是率先垂范,以大局为重,光明磊落,严于律己,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具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怀和共产党人的坚强党性。他一生虽然短暂,却经历坎坷,几多磨难,多次遭受“左”倾错误的排挤、诬陷和打击,多次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特别是在错误的肃反中,他和一批干部被关押。但他对党和人民的解放事业始终忠贞不渝。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率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后解救了刘志丹。刘志丹获释后,毛泽东、周恩来亲切地接见了他,并深情地对他说“你和陕北的同志受委屈了”。刘志丹十分感动,对党中央表示衷心感谢。他还多次告诫受冤屈的同志和西北红军指战员:“革命利益高于一切,要识大体,顾大局,绝对服从中央的领导,听从中央的调遣”。在他的带领下,西北红军同到达陕北的各路红军亲密无间,情同手足。周恩来说:“刘志丹同志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这是对他的高度评价。

1934年11月4日至6日,在南梁荔原堡城中心的关帝庙,召开了有刘志丹、吴岱峰、习仲勋、惠子俊杨森、张秀山、马文瑞、张邦英蔡子伟张策、黄子文、张庆孚等领导人和100多名工农兵代表参加的重要会议。会上,通过了《政治决议案》《军事决议案》《土地决议案》《财政决议案》《粮食决议案》等文件和法令。

大会选举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和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部。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边金山任副主席,吴岱峰任参谋长。习仲勋被选为陕甘边苏维埃政府主席,贾生秀和牛永清为副主席。朱志清任陕甘边赤卫军总指挥,郑德明任副总指挥,梅生贵任副总指挥兼参谋长。 [5]

为纪念刘志丹烈士,中共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并在城北建刘志丹陵园,有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题词石刻。

刘志丹烈士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被毛泽东同志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11]

刘志丹的军事生涯虽然共十年零四个月,其中领导西北与国军作战有八年时间,他阵亡时33岁,在与中共内部"左"倾运动的内耗中,刘志丹表现出高尚风范,其中主要有三点:

1935年10月初,中共西北武装根据地的搞“肃反运动”,造成刘志丹和其他人被关押。刘志丹虽然多次被中共左倾人物排挤,诬陷和打击,被撤职、降职甚至被关押,但他对中共组织忠贞不二。

周恩来称赞"刘志丹对党忠贞不二,很谦虚,最守纪律。他是一个真正具有共产主义品质的党员。"

1943年4月23日,朱德在延安举行的近万人参加的刘志丹烈士公祭大会上,代表党中央和八路军指出,"刘志丹是创造红军的模范",他的"这种精神和毅力,就是建军的基本条件。""如果有人要问共产党员是什么样子,那么就请看刘志丹同志。"

刘志丹十分重视身先士卒、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等重要建军原则,有爱民、爱兵意识,他作风民主,平等待人,关心群众疾苦,尽力为群众排忧解难;他善于利用社会矛盾,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毛泽东说过一段话:"一个人死了开追悼会,群众的反映怎样,这就是衡量的一个标准。有些人高高在上,官位很大,称首长,好像老百姓都拥护他,其实这不能说明问题,要看最后的盖棺论定,要看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落不落泪。有些干部死了,我看老百姓就不见得落泪,他是自封的群众领袖。因为你做了官,老百姓不得不和你打交道,其实公事一办完,人家就掉头而去,不大理睬你了。真正的群众领袖,到开追悼会那一天,老百姓会觉得他死了很可惜。至少不会觉得死了也好,可以省下小米。刘志丹牺牲后,陕北的老百姓伤心得很,这说明他是真正的群众领袖。"毛泽东的话是对刘志丹的最好褒奖,而且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12]

中国军事博物馆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展区里,有一支精致玲珑的手枪每天吸引着众多参观者的目光。这是一支比利时FN公司制造的M1900式7.65毫米勃朗宁手枪。在中国有“枪牌撸子”的绰号。此枪的特殊之处是枪的握柄两侧有刘志丹亲手刻下的“抗日救国”4个字。

枪的主人刘志丹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四期,大革命失败后领导了陕西渭华起义,与谢子长等一起创建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1932年夏,刘志丹率部转战数百里,歼敌1400人,缴获各种枪1200多支,建立了以照金、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这支勃朗宁手枪,就是在照金镇一带打垮敌军后缴获的。

1935年2月,刘志丹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指挥所部连夺延长、安定、保安等6城,在20多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使陕北、陕甘边苏区连成一片,成为中共中央和各路长征红军的落脚点。此时,中央红军长征已过遵义,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刘志丹得知消息后十分振奋,便用小刀在随身携带的手枪握柄上方两侧刻下了“抗日救国”,以表心志。1936年4月,刘志丹率红28军参加东征战役。在晋西中阳县三角镇与敌军作战时,他被敌人机枪子弹击中左胸,壮烈牺牲,时年仅34岁。此后,刘志丹使用过的这支勃朗宁手枪几经周折,于1959年由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为国家一级文物。 [13]

2009年9月10日,在中央宣传部、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党史研究室、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解放军总政治部等11个部门联合组织的“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和100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评选活动中,刘志丹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2]

2017年3月,位于延安市志丹县的刘志丹烈士陵园被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每年清明节和烈士纪念日,都会有大批党员干部、群众和学生前来缅怀先烈,重温历史。 [14]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习仲勋与刘志丹等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区革 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作出巨大的贡献。
  在创建陕甘边区革命根据地的艰难岁月中,习仲勋对刘志丹的领导艺术、人格魅力感受颇深。回首往事,特别是回忆刘志丹对自己的关心和爱护,他的笔下增添了浓重的感情色彩。1998年,刘志丹诞辰95周年,习仲勋与马文瑞撰文纪 念,文中写道:
  “志丹同志虽然比我们长十岁,但我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却感到他是一位很好相处的同志,随和的好导师、好领导,也是好朋友、好兄长。他的确是一位 光辉四射的革命家。”
  “刘志丹的谈话,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习仲勋13岁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5岁转为共产党党员。1932年,习仲勋 在甘肃两当组织兵变,失败后到耀县杨柳坪找陕甘游击队,在那里,见到了心仪已久的刘志丹。
  对于第一次见面,习仲勋始终记忆犹新,他在回忆文章中写道:我很早就听说 过刘志丹的名字,也听到过他进行革命活动的许多传说。在传说中,常把刘志 丹描绘成一个神奇的人物,但是初次见面,我得到的印象,他却完全像一个普 通战士。他质朴无华,平易近人,常同战士们坐在一起,吸着旱烟袋,谈笑风 生。同志们都亲切地叫他“老刘”。
  刘志丹紧紧握着习仲勋的手。其时习仲勋只有19岁,没有斗争经验,并因为两 当兵变失败,心情很沉重。刘志丹鼓励说:“干革命还能怕失败?失败了再干嘛。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的次数要比你多得多。”
  这次见面给习仲勋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刘志丹的音容笑貌深深铭刻在他的脑 海中。习仲勋回忆道:“他(刘志丹)的态度真诚坦率,好像有一种吸引力, 立刻使人对他产生亲切的信任感。我们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那样,相视很久。 他脸庞清瘦,鼻梁很高,目光深邃而温和,总带着笑意。”
  刘志丹知道习仲勋搞兵变前担任过营委书记,搞过群众运动,还坐过牢,于是 感情更加接近。刘志丹说:“几年来,陕甘地区先后举行过大大小小70多次兵变,都失败了。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 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割据,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局面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 地方和回旋的余地。现在最根本的一条,是要有根据地。”
  虽然是初次见面,但刘志丹那种坚韧不拔的信念、为真理献身的精神,给习仲 勋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尤其是刘志丹提出“走井冈山道路”的见解,更令习 仲勋钦佩不已。后来,习仲勋在回忆录中写道:“刘志丹的谈话,给了我们很 大的启发,也给我们指明了今后革命的道路。”
  “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

在这段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刘志丹与习仲勋彼此知心,有说不完的话。关于如 何建立根据地,刘志丹说出他的主张:“我们应该在敌人统治薄弱的地方,三 不管的地方,各种地方势力有矛盾的地方,去建立几个游击区,逐步发展成根 据地。在敌人进攻面前,互相配合,牵制敌人,你在这儿打我,我在那儿打你 ;你去打他,我拖你的腿,分散敌人的兵力,瞅准弱点,伺机消灭敌人。这就 是古人说的‘狡兔三窟’。这两年我们先后在甘肃的华池地区、三原武字区、 旬邑和照金地区建立了游击区和小块根据地,我们的回旋余地就很大。特别是 武字区和照金这两块根据地,像两把短剑,刺向西安,牵扯了敌人的兵力,对 我军在陕北广大地区纵深活动很有利,因而这两年我们不断壮大了起来。”
  习仲勋一面听一面点头。
  刘志丹了解习仲勋,知道他的长处与短处,语重心长地说:“现在我们党的领 导干部,大部分是中学生或大学生,不了解实际。基层干部又大都不识字。你 是中学生,又会种庄稼,了解农民,这是你的长处。”
  刘志丹鼓励习仲勋多做社会调查,学会团结各阶层的人士,听取不同意见,并 带着他一起深入农村,了解民情。他们每到一村,见了老人就问候,坐到一堆 ,从种地说到生活,无话不说,无话不谈,就像一家人。这样的社会调查,习 仲勋很有收获,感到每天都能学到很多实际的有用知识。
  与知己在一起,只恨光阴流逝太快。刘志丹要离开照金根据地了,两人依依不 舍。刘志丹把他的特务队(警卫队)留给习仲勋,并叮嘱:“打仗一定要灵活, 不要硬打。能消灭敌人就打,打不过就不打。游击队要善于隐蔽,平常是农民 ,一集合就是游击队;打仗是兵,不打仗是农民,让敌人吃不透。”
  这段时间虽然短暂,但对习仲勋的一生影响极大。回顾这段难忘的时光,习仲 勋说:志丹同志和我在一起相处时,的确是我的老大哥,从工作上到生活上都 十分关心我。他还深有体会地说:“我一生注意听不同意见,听民主人士的意 见,注意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就是遵从志丹同志的教导和从那时的实际经验得来的。”
  刘志丹喊了一声“立正”,并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
  1932年12月24日,中央决定把陕甘工农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六 军”。这时搞“左”倾的省委领导同志杜衡来到红军,指责刘志丹在工作中搞 的是“逃跑主义”、“上山路线”、“右倾机会主义”、“不懂马列”,撤了 他的职,强令红军北上,打通去苏联的“国际路线”,结果碰了钉子。1933年6 月,他又强令南下,说关中地区人口稠密,物产丰富,秦岭地势险要,搞根据 地能攻能守。刘志丹劝他不要感情用事,他反骂刘志丹是“老右倾机会主义, 没有资格讲话”。习仲勋也劝杜衡说:“有志丹同志,才有今天的局面,他稳 扎稳打,有一整套办法,他又懂军事,你应该听他的意见。”杜衡骂他:“你 黄毛小子懂得什么!山沟能有马列主义,全是鼠目寸光!”结果部队南下到蓝田,被国民党重兵包围,全军覆没。

刘志丹等化装回到照金,正在养伤的习仲勋知道了,马上去见他。大难之后又 重逢,心情无比激动,彼此紧紧拉着手,再也不愿松开。看着刘志丹更加消瘦 的身体、深陷的眼窝,习仲勋眼里含着泪花说:
  “你的处境真难啊!回来了就好,先把身子养好再说。”
  “我们又上了‘左’倾机会主义的大当,又吃了一次大亏,真叫人痛心。”刘志丹说。
  不久,杜衡离开部队跑到西安叛变了。刘志丹说:“搞极端的人,会从一个极 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因为他一切以自己的权力为中心,怎样对他有利他就怎么 来。我们队伍中马列主义水平还低,识破不了这种人,使他还能猖狂于一时。 ”
  1934年,共产党拟在南梁(今甘肃华池县内)建立了革命政权,刘志丹主张投票 选举。那时,根据地文化很落后,交通不便,有些同志说:“这种情况,要啥 民主呢!”刘志丹说:“原始社会尚知道选有能力有本领的人作首领,何况现在 的人?”
  老百姓拥护刘志丹的主张,说:“共产党就是和国民党不一样。”他们积极参 加选举,庄严地投出自己神圣的一票。因为习仲勋在照金做过政府副主席,在 群众中有很高的威望,被选为南梁革命政府(后改为苏维埃政府)主席。那一年 ,他才21岁。
  为适应革命需要,陕甘边特委和革命委员会于1934年10月在南梁创办了红军干 部学校。校址设在荔园堡,后迁驻豹子川的张岔。刘志丹兼任校长,习仲勋兼 任政委。一次,刘志丹正给学校学员讲话,看见习仲勋来了,马上喊了一声“ 立正”,向习仲勋敬了一个军礼,并欢迎习主席给大家讲话,弄得习不知所措 。事后刘志丹对习仲勋说:“我们共产党员要拥护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政权, 如果我们不敬重,老百姓也就不在乎了。”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刘志丹带头维护习仲勋的威信,是对政府工作最大的支 持。习仲勋深有体会地说:“刘志丹的行动真是有感召力,我一个20岁的青年 ,从此更受到了大家的拥护,特别是比我年长的同志,也都很尊敬我。我想, 大家尊敬我,我越要虚心,我见了他们更要尊敬,对年长的同志请他们多指教 ,对我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多批评,军政军民关系更融洽了。”
  见到这种情况,刘志丹特别高兴,鼓励说:“你做得好,有你这样的作风,咱 们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革命政府成立不久,迎来了十月革命节。边区政府决定要举行庆祝活动,并举 行阅兵式。有人提议,双喜临门,庆祝活动要搞得排场一些,修个阅兵台,再 搭个彩门。刘志丹则说:“能少花一点钱就少花些,阅兵台就不要修了,就用 原来的戏楼,把地平一下,四周贴上标语就行了。”
  1934年11月7日,在荔园堡戏台前,举行了庆祝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周围数十里的群众 和红军、游击队、赤卫军大队共3000多人。在热烈的掌声中,刘志丹、习仲勋 分别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之后,刘志丹向习仲勋颁发了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 大印。在阅兵典礼上,习仲勋检阅了部队,受到红军、游击队及数千名群众的 热烈拥戴。
  凡是到刘志丹曾经战斗或生活的地方,习仲勋都要讲述刘志丹的事迹 刘志丹的谆谆教诲,使习仲勋受益匪浅;而刘志丹密切联系群众的一言一行, 更对习仲勋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新的苏维埃政权把廉洁建设当作头等大事。刘志丹说:“群众最痛恨反动政权 的不廉洁,无官不贪。我们一开始就要注意这个问题。穷要有骨气,受冻受饿 也不能取不义之财。”苏维埃政权制定了惩处条例,贪污10块大洋就要枪毙。
  习仲勋回忆道:“现在看起来这处分未免太重,但那时老百姓最恨贪官污吏, 盼望有为民理政的‘清官’。刘志丹了解群众的心情,才制定严格的法规,以 警戒自己的同志。而且,那时的10元也是一个不小的数目。有了这条法令,在 干部中确实没有发生过贪污事件。对干部,特别是负责干部,要求更严格,犯 了纪律,犯了严重的错误,都要受处分。高岗犯过纪律,也受过撤职的处分。 ”
  刘志丹爱护战士干部是有名的,他平等待人,大家很少称他“总指挥”、“军 长”,而是称他为“老刘”。有一次,一个小战士也叫他“老刘”。习仲勋马 上说到:“这娃一点礼貌也没有。”刘志丹笑着说:“那就得叫我伯伯了。这 不成了家长?”习仲勋说:“不是,不是,应该叫刘总指挥。”刘志丹说:“ 这不是太嗦了吗!”所以,“老刘”就成了大家对他的称呼。
  刘志丹有一个家门比他长一辈的青年来参加红军,他比刘志丹还小几岁,刘志 丹一见就说:“三叔,你来参加红军,也给咱刘家增光了。”
  习仲勋说:“你是这样叫他,叫我们咋办?”刘志丹说:“他一参军,就按战 士对待。”
  从这些小事中,习仲勋看出刘志丹办事很讲人情,所以习仲勋以后见了群众中 长辈就称呼“干大”、“干妈”,年龄大些的就称“老哥”、“大姐”,小点 的就称“老弟”、“大妹子”等。大家都说:“主席一叫人,让人心里热乎乎 的。”
  一年冬天,习仲勋衣服破了,补丁落补丁。刘志丹的妻子同桂荣见了,就买布 给他做了一件棉衣,缝好后用板压着,自己坐在上面往下压。习仲勋见了说: “嫂子,能穿就行了,不要费心。”同桂荣笑着说:“你是个漂亮小伙子,衣 服也要穿得漂亮些。”
  刘志丹的父亲刘培基老先生,是前清的秀才,开始不赞成儿子搞革命。1934年 春,国民党抄了他的家,烧了石窑,刨了祖坟,还杀了他好几个亲属。逼得刘 老先生和一家老小走投无路,躲进敌占区。习仲勋知道此事后,马上派人寻找 ,把他们接到了根据地。
  刘志丹从前线回来,看到自己的家属接来了,就说:“咱们红军现在不准带家 属,我怎么能带这个头?”
  习仲勋说:“他们不是一般同志的家属,在敌占区很难生存,不能一概而论。 ”
  刘志丹忙于工作,顾不上回去看望。习仲勋还以为他和父亲赌气,开玩笑说: “刘老先生现在变成赤贫了。再说,还有刘嫂子和孩子,你快去看看他们吧!”
  刘志丹说:“工作太忙,有空一定去。”
  不久,刘志丹叫妻子到被服厂当工人,把父亲送到了亲戚家,不给公家增加负 担。同桂荣要上班,不能带孩子,只好让4岁的女儿独自在荒山坡上玩耍。刘志 丹见了很担心,一再提醒妻子要看好孩子,不要让狼叼走了。
  这些小事,一件件一桩桩,习仲勋看在眼里,记在心中。不仅如此,习仲勋在 担任中共关中特委书记、绥德地委书记、西北局书记期间,每到一地,如果是 刘志丹曾战斗或生活的地方,他都要向干部群众讲述刘志丹的事迹,教育干部 群众,使刘志丹的革命精神发扬光大。
  “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1935年9月,徐海东、程子华等率红二十五军,由鄂豫皖苏区经陕南长征到陕北 ,习仲勋和陕甘边军委主席刘景范前往永宁山迎接。陕北群众也像接待亲人一 样,腾房子,碾米磨面,送猪羊,热情慰劳。这年9月,红二十五军与陕北红军 合编为红十五军团,由徐海东任军团长,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当时, 中央红军长征已进入甘肃,越过六盘山。蒋介石调集10万之众,向陕甘和陕北 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第三次大“围剿”,妄图一举摧毁这最后一块红色根 据地,阻止中央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徐海东、刘志丹亲密台作,率领红十五 军团,在延安以南的劳山地区,消灭了敌人一个师又两个营,击毙了敌师长何 立中,给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以迎头痛击。
  在这大敌当前的紧要关头,“左”倾路线的推行者,竟然在革命队伍内进行所 谓“肃反”。他们把刘志丹、习仲勋,以及陕甘边根据地县以上干部、陕北红 军营以上干部全都被抓了起来。
  他们被分别关押,只有在放风时,才能见面。习仲勋看到刘志丹身体更加瘦弱 ,很想上前和他讲话。刘志丹示意,不要过来,以免惨遭毒打。习仲勋想起刘 志丹过去说的话:“最可怕的是暗箭伤人。但这也难免,要经受得起这种考验 。”于是,大家就进行坚决斗争,怒斥“左”倾分子是“败家子”、“法西斯 分子”。
  “满天乌云风吹散,毛主席来了晴了天!”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1935年10月 19日,党中央和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到了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当了解到根据地的严重形势后,毛泽东立即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并派出王首道 等代表中央去瓦窑堡接管了保卫局。后来,党中央和毛主席一到瓦窑堡,立即释放了刘志丹和其他被捕的人,恢复了他们的工作。
  刘志丹出狱后,根据地军民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刘志丹释放了!”“陕北根据地得救了!”
  1936年初,刘志丹率部队东征抗日。那时在党校任三班主任的习仲勋在回瓦窑堡途中,碰到了正奔赴前线的刘志丹、宋任穷。他俩跳下马来,同习仲勋紧紧 握手。
  刘志丹语重心长地说:“仲勋,向受过整的同志都说说,过去了的事,都不要放在心上,这不是哪一个人的问题,是路线问题,要相信党中央、毛主席会解 决好。要听从中央分配,到各自岗位上去,积极工作。后方的工作很重要,我 们有了巩固的后方,前方才能打胜仗。你要带头做好地方工作。”刘志丹再次 让习仲勋转告其他战友:“不要想自己的委屈,坚持革命意志,我们的一切是 为了人民大众,不是为了个人。”
  习仲勋听了深为感动,心里想,一个人能这样一贯以大局为重,委曲求全,真是少见。
  他们分手后,东征的红军旗开得胜,捷报飞传,顺利地打过了黄河。但是,令习仲勋没有想到的,1936年4月14日,在山西中阳县三交镇战斗中,刘志丹不幸中弹阵 亡。3个月前的那次告别,竟成了永诀。
  噩耗传来,正在环县随军西征的习仲勋悲痛万分,他向同志们说:“志丹同志 的心里,只有人民,只有国家,只有党,他短暂的一生,做了那么多的事,受 尽了煎熬,却没有一个怨字,这是人之楷模啊!”
  刘志丹的革命精神,永远留在习仲勋心中,他一生都在向这位老大哥学习。 1993年10月4日,是刘志丹诞辰90周年。习仲勋撰文纪念,文章写道:
  “说起来,志丹同志感人的事情太多了,我在志丹同志身上学的东西很多,以 后我工作很自然就用上了。我今年已80岁了,但想起来,他的教诲还很有用, 好作风是可以代代相传的。在纪念他90诞辰的时候,不忘他的革命精神,学习 他的革命作风,就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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