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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大杰

刘大杰(1904─1977),我国著名文史学家、作家、翻译家,笔名大杰、雪容女士、绿蕉、夏绿蕉、修士、湘君、刘山等,室名春波楼。湖南岳阳人。刘大杰曾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安徽大学教授、四川大学中文系主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新中国成立后,刘大杰长期担任复旦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1977年11月26日卒于上海。

刘大杰(1904~1977),岳阳县十步乡庙升塘人,生后不满1岁父死,12岁母又死,由外婆资助进私塾。

刘大杰14岁进岳阳城一家贫民工厂,学织毛巾、制阳伞。晚闻到厂办夜校补习算术、国文等课。在厂积蓄35块银元,于1919年考取武昌湖南旅鄂中学。该校虽不收学费,但伙食、书籍、衣服等费用尚需自理。他向学校请求半工半读,从二年级起,在该校食堂担任养猪工作。他曾写了一首《卖糖儿》的旧体诗,得到国文教师姜济凡的赏识。他聪明好学,取得全班第一名的优秀成绩。

1922年,刘大杰考入国立武昌师范大学,报考数学系,结果被分配在中文系。著名学者黄佩胡小石主讲文学课程对他产生过积极影响。尤其是主讲“文学概论”、“小说创作”的郁达夫教授,给他启迪和帮助更大。1925年冬,武昌师大中文系旧派反对郁达夫,郁愤而辞职。刘大杰同情郁达夫,一道离校来到上海。在郁的鼓励和帮助下,于1926年毕业于武昌师范大学中文系,赴日本留学在东京一个补习学校学习日语。1927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科文学部,专攻欧洲文学。在校3年,经常写点短文寄回国内发表,以稿费维持生活。

1930年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研究院,回国后初任上海大东书局编辑,负责《现代学生》杂志的外国文学和翻译作品的审稿。后任复旦大学、安徽大学、暨南大学等校教授,并与鲁迅林语堂等文艺学术界人士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写了许多短篇小说和文学论文以及评论外国文学的专著,在“北新”、“商务”、“中华”、“启智”等书局出版印行。

1935年7月,受聘担任四川大学教授和中文系班主任。1937年夏,刘回上海探亲。时逢抗战爆发,交通断绝,住上海8年,基本上依靠妻子教书的薪资维持最低生活。他专心写作《中国文学发展史》,垒书80余万字,上卷于1941年元月出版,下卷于1943年写完。另一本是《魏晋思想论》20余万字,于1949年出版。还有一本《欧洲文学史》,写了20多万字,没有写完。在此期间,为家庭生计曾在之江大学上海分校、圣约翰大学兼课。

1942年开始发表作品。

1945年抗战胜利后.任上海临时大学文法科主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在校参加过进步学生组织的民主演讲运动,保护过一些爱国青年。

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任暨南大学校务委员。是年9月,暨南大学文、理、商相关院系并入上海复旦大学,刘任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中文系文学教研组组长、中文系代理主任等职。此后,历任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副主席、中华全国文联常务委员、农工民主党上海市委副主任委员、第四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并任《收获》、《文学评论》、《上海文学》等杂志编委。参加过全国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文学史”教学大纲的制订,《辞海》、《中国历代文论选》的编写工作,主编过《中国文学批评史》。1965年5月20日,刘大杰在上海复旦大学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和鼓励。

刘大杰长期在大学任教,先后开设过 “文学概论”、“文学批评”、“中国文学史”、“欧洲文学史”、“欧洲近代文艺思潮”、“历代诗选”、“历代韵文选”、“中国小说史”、“中国哲学史”、 “专书研究”等课程。在复旦大学工作长达29年,一直到1977年因病辞世。

刘大杰是我国现代著名的作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其著作甚多。早期所写小说、戏剧,有《支那女儿》、《昨日之花》等。翻译的外国文学作品有托尔斯泰的《高加索囚人》、《迷途》,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等10部。文学论文有《论新诗》、《英国花鸟作家赫德生》等7篇。学术著作有《魏晋思想论》、《中国文学发展史》、《德国文学简史》等7部。

新中国建立以后.译作有屠格涅夫的《一个无可救药的人》。还著有《中国古典文学中的问题》、《〈红楼梦〉的思想与人物》、《文学的主流厦其他》等14种著述。所著《中国文学发展史》,具有独特的见解,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声誉。

早年致力于欧洲文学的翻译和研究,中年转向古代文学研究,吸收并运用西方的进化论和社会学的观点解释中国古代文学发展中的各种现象和问题。作品有:《托尔斯泰研究》、《易卜生研究》、《德国文学概论》、《德国文学简史》和《东西文学评论》(全三册)、《魏晋文人思想论》、《红楼梦思想与人物》,另有《古典文学巨著〈红楼梦〉》、《〈儒林外史〉与讽刺文学》等论文多篇。

赋诗四悼郁达夫

著名文史学家、作家刘大杰,1924年在武昌中华大学就读时,郁达夫正在该校任教。天资聪慧的刘大杰以勤奋向上,且酷爱文学引起了郁达夫的注意。当郁达夫得知这出身贫穷的湖南籍学生,年幼时有着边放牛边看书的艰难求知经历时,自然对刘大杰更是关怀有加。甚至,1927年刘大杰去日本早稻田大学深造的费用,亦由爱才的郁达夫慷慨资助。之后,师生交往密切,常有在一起饮酒赋诗的佳话。1945年9月17日,当在南洋苏门答腊从事抗日宣传的郁达夫,被日本宪兵暗杀于丹戎革岱荒野中的噩耗传来时,刘大杰满腔悲愤,为痛失良师,当即执笔蘸墨以泪写就七律悼诗一道。

《闻郁达夫为日帝杀害作诗哭之》

一九四五年秋

飘零半世投荒死,子散妻离泪欲吞;

春夜每难忘旧事,南溟长此望中原

许身报国诚无愧,隐姓埋名再不冤;

凡文平生诗意苦,杜鹃啼血我招魂。

该诗中“南溟长此望中原”是指郁达夫身在印度尼西亚仍时时关心中华大地抗日之国事。“隐姓埋名再不冤”指郁隐居印尼苏西小镇,化名赵廉开设赵豫记酒厂,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而被国民党反动报纸诬为郁达夫已投降日军,郁惨遭杀害则洗清了不白之冤。这首悼亡诗鲜为人知。

在郁达夫的周年祭日,刘大杰痛悼恩师又挥泪写下两首悼亡诗。

《哭郁达夫》

一九四六年

春云旧梦已如烟,醉酒谈诗十七年;

当日谁能怨贾谊,而今我自哭张颠。

休言湖海难逃网,只恨文章不值钱;

窗外潇潇秋意冷,断肠风味写吴笺

《再吊》

一九四六年秋

一曲情无尽,三秋梦不成;

南天魂已断,故国恨难平。

文字倾江海,兵戎问死生;

关山千万里,淡淡月黄昏。

这两首悼亡诗中的七律《哭郁达夫》,在《郁达夫文集》第10册的333页中被认为是刘大杰1935年所作,且诗题为《秋兴寄怀达夫先生》,诗句中仅“醉酒谈诗十二年”的“二”字之差。综观这七律全篇,无疑是弥漫着哀伤的悼念意境,更有刘大杰一九四六年秋作的《哭郁达夫》手迹为证,也许,收入《郁达夫文集》的该诗注释有误。

接着看五律《再吊》,这首诗句“南天魂已断,故国恨难平”有注:“达夫自星加坡寄余诗有句云:‘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恨千回’”原来,郁达夫1942年在新加坡任新加坡文化界抗日联合会主席时,曾思念自己的得意门生,写《月夜怀刘大杰》七律:“青山难忘海云堆,戎马仓皇事更哀;托翅南荒人万里,伤心故国恨千回。书来细诵诗三首,醉后难斟酒一杯;今夜月明清水,悄无人处上高台。”刘大杰在五律中有与老师的亡魂唱和之情,即便是前首七律中的“醉酒谈诗……”亦含此意。

1957年秋,正值郁达夫蒙难12年,华夏古时有按地支轮转12年为一纪之说。此刻又唤起刘大杰对老师的感怀,便撰五律一首以寄托哀思。

《夜夜海南船》

一九五七年秋作

别我三千,思君十二年;

心丹头肯断,路远眼将穿。

祖国歌新貌,文坛仰旧贤;

游魂终不返,夜夜海南船。

这首诗一改前三首那凄凉的意韵。郁达夫为国捐躯异国他乡,亦被政府定为烈士,作者仍夜夜思念他。该诗首句:“别我三千”的“”字,有些书刊已按当今标准的简化字改作“里”,那很不妥。再说,作者诗中显然是海里的意思,因此,这句诗中必须用“”。

古往今来,师生情谊厚重,学生悼亡老师的诗词亦屡见不鲜。但,如刘大杰那般一而再、再而三地先后四次为老师作诗哀悼的似不多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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