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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指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梁启超等数千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

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公车上书

拼音:gōng che shàng shū

解释:公车:汉代负责接待臣民上书和征召的官署名,后也代指举人进京应试。原指入京请愿或上书言事,也特指入京会试的人上书言事。

出处:《史记东方朔传》:“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凡用三千奏牍。”

《汉书张敞传》:“天子思敞攻效,使使者即家所 在召敞。敞……即装随使者诣公车上书。”

例句制台原是不得已之举,台民不甘臣日,~反抗,列名的千数百人。

用法:作宾语、定语;用于政事

典出

《史记滑稽列传》载:汉武帝时,齐地人东方朔喜欢古代流传下来的书籍。他广泛地阅读了诸子百家的书,因此学富五车,满腹经纶。他到长安后,到公车府那里给皇帝上书,共用了三千个木简。公车府派两个人一起来抬他的奏章,才勉强抬得起来。武帝花了两个月才读完东方朔的奏章,读完后龙心大悦,下令任命东方朔为郎官。

典义

汉制规定,吏民上书言事均由公车令接待。上书人多有因此而被大用者。指普通人向当权者上书言事

其背景源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中国败于日本。1895年春,乙未科进士正在北平考完会试,等待发榜。《马关条约》内割让台湾及辽东,赔款白银二亿两的消息突然传至,在北京应试的举人群情激愤。台籍举人更是痛哭流涕。4月22日,康有为写成一万八千字的“上今上皇帝书” [1] ,十八省举人响应,一千二百多人连署。5月2日,由十八省举人与数千市民集“都察院”门前请代奏。

根据传统的历史学教材所载:反对者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等主张。上书被清政府拒绝,但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之后,康有为等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在北京上海等地发行报纸,宣传维新思想。严复谭嗣同亦在其他地方宣传维新思想。之后,光绪帝启用康有为等,史称戊戌变法百日维新)。

“公车上书”提出了四项解决办法:

一、下诏鼓天下之气;

二、迁都定天下之本;

三、练兵强天下之势;

四、变法成天下之治。

康有为指出前三项还只是权益应敌之策,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大计。

虽然,公车上书戊戌变法都先后失败,但是维新思想从此唤醒和激励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救亡图存,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并拉开维新变法的序幕。“公车上书”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变法思潮已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活动,对社会的影响和震动很大,康有为从此取得了维新运动的领袖地位。 [2]

2005年北京大学历史学教授茅海建先生在《近代史研究》第3期和第4期上发表《“公车上书”考证补》,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档案及其已公开发表过的档案文献,从政治决策高层的角度,重新审视公车上书的背景、运作过程及其影响力。其观点是:“公车上书”是有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组织的上书,其数量多达31件,签名的举人多达1555人次,且上书已达御前;另一个是由康有为组织的18行省举人联名上书,那是一次流产的政治事件。而且康有为组织的18省联名上书,并不是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由此学术界进行了广泛而激烈的讨论,并且对“公车上书”进行了进一步的审视和研究。

历史的更正: 关于“戊戌变法”的所有“定论”中,“公车上书”都是一个重要情节。随手翻出《中国近代史辞典》(上海辞书82年版)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派李鸿章赴日本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定《马关条约》,激起全国人民强烈反对。

梁启超联合在北京会试的举人一千三百多人于松筠庵会议,联名上书光绪皇帝。上书虽被都察院拒绝,但在全国广泛流传,是资产阶级改良思潮发展为政治运动的起点,史称公车上书。”对于这样一件教科书中言之凿凿的事情,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断然质疑:“这说法大可怀疑。”

姜先生用自证、它证、反证的方法,论证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公车上书”的这件事,作者又考出翁同当日日记。再据宫廷档案证明“被拒”之不存在。签名者342人;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

历史在细节中!有时候,“证实”不厌其烦,“伪证”一条足矣!人家把日子一天天翻着篇的给你看,你才发现,那几个条件都不对,时间、地点、人物和人数都合不上那篇要闻播报,所以它基本上是个假新闻!接着,又从心性、品性、目标、手段、官场制度、入仕之途、宣传包装、历史作用等等分析康有为其人,揭示出这一道“假新闻”的生发原因。

近代史,咱们都是读过的。有人告诉你迥异于以往的细节,让你不得不重新审视过去的“知识”;而且,作者使用的是优美的散文文笔,让你在舒适的阅读状态下感受一种获得的惊怵。书要弄成这样,还不值得读吗?

姜鸣先生的名字,十多年前就听说的一个上海人,沉溺于清末北京掌故,而且是关于北洋水师的那时候我跟着钱钢先生筹办《三联生活周刊》,知道他和姜明踏访胡同名人旧迹的事情,而且还以此作为“作业”布置给正在培训的记者们。以后,看到那本《龙旗飘扬的舰队》的小册子,说北洋水师历史的,知道就是这个“姜鸣”了,再以后,那部充实、扩大了的同名著作又由三联书店“再”版,于是一见倾囊,毫不含糊。读书时,那种娓娓道来引人入胜材料坚实故事生动再加上观念新锐的写法,让我们这种历史的半吊子沾上就放不下。买书人经常是就认某个作者甚至就认某个编辑,这大概就是“品牌”了。我对黄仁宇、吴思、茅海建,以及编辑潘振平的“信从”就是这样包括姜鸣。

历史就是历史。当那些事情发生、演进的时候,有的是某种利益或价值的遵从,原是没有什么革命、反革命,进步、倒退,爱国、卖国,好人、坏人的界说的。那些标签是后人按彼时的遵从制作的,即使采信,也该先读一遍那些标签的分类手册,看看是不是那么回事。历史学家姜明在书中告诉我们,签了《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是明知道要担千古污名而自去肩承苦涩的;甚至名满天下的变法第一烈士谭嗣同,当年也曾开出过一份向英、俄出卖蒙古、新疆、青海国土,以筹款变法的策论呐!

常识上,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标签与内里时常是两回事。比如康有为编造的关于“公车上书”的假新闻,作者就有观照历史的通达之判:“在他身上,既有关心国家命运,希望变法图强的强烈愿望和奋不顾身地投入现实运动的实践精神,又有急功近利、虚荣自负、狭隘偏激的性格缺陷,这就是历史给予中国的不成熟的改良维新运动的领袖形象。

关于公车上书,史学家姜鸣先生的新著《天公不语对枯棋》中详细论证了康有为自称这件事其实相当可疑。史称的“公车上书”,作者又考证了翁同当日日记。再根据宫廷档案,同样证明“上书被拒”之不存在。签名者人;因此,作者认为,所谓康有为发起的“公车上书”作为历史事件其实并不存在,顶多只能称作“公车集会”或“公车拟上书”而已。所以说公车上书的事情是有的,在当时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影响并形成了对维新变法有利的社会风气应该也是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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