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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

八股文(英译:Stereotyped Writing;Eight-Legged Essay),是明清科举考试的一种文体,也称制义、制艺、时文、八比文。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八股文就是指文章的八个部分,文体有固定格式:由破题、承题起讲、入手、起股、中股、后股、束股八部分组成,题目一律出自四书五经中的原文。后四个部分每部分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起来共八股。旧时科举,八股文要用孔子、孟子的口气说话,四副对子平仄对仗,不能用风花雪月的典故亵渎圣人,每篇文章包括从起股到束股四个部分。

八股文章就四书五经取题,内容必须用古人的语气,绝对不允许自由发挥,而句子的长短、字的繁简、声调高低等也都要相对成文,字数也有限制。

开始先揭示题旨,为“破题”。接着承上文而加以阐发,叫“承题”。然后开始议论,称“起讲”。再后为“入手”,作为起讲后引出正文的突破口。以下再分“起股”“中股”“后股”和“束股”四个段落,而每个段落中,都有两股排比对偶的文字,合共八股,故称八股文。其所论内容,都要根据宋代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代圣人立说”。参阅《明史选举志二》,示例:清阮元《四书文话》、梁章钜制义丛话》。《儒林外史》第一回:“此一条之后,便是礼部议定取士之法:三年一科,用《五经》《四书》八股文。

八股文的形式,最早可溯源于唐朝的“帖括”。所谓“帖括”,就是概括地默写某一种经书的注解。唐代虽以、赋取士,但并未完全废除读“经”。

宋代自王安石秉政,以“经义”试士,学子任治一经,考试时发挥“经义”为文字,这不同于唐代专重记忆注疏原文,考试概括来书写答案的“帖经”,而是发挥对经文意义的理解来写文,因而名为“经义”。

元代考试,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书中。这就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了。

明代朱元璋洪武三年,诏定科举法,应试文仿宋“经义”。成化年间,经多名大臣提倡,逐渐形成比较严格固定的八股文格式,八股文的格律形式就此形成了。顾炎武《日知录》中说道:

“经义之文,流俗谓之八股,盖始于明宪宗成化年间(1465~1487),如《乐天下者保天下》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乐天’四股,中间过接四句,复讲‘保天下’四股,复收四句,再作大结。如《责难于君谓之恭》文,起讲先提三句,即讲‘责难于君’四股,中间过接二句,复讲‘谓之恭’四股,复收二句,再作大结。每四股之中,一反一正,一虚一实,一浅一深。若题本两对,文亦两大对,是为两扇立格,则每扇之中,各有四般,其次第之法,亦复如之。故人相传谓之八股。长题则不拘此,亦有联属二句四句为对,排比十数对成篇,而不止于八股者。”

八股文是明清考试制度所规定的一种特殊文体。明清时“科举”考试时写的八股文对内容有诸多限制,观点必须与“朱圣人”朱熹相同,极大地制约了丰富内容的出现。若有与之不同的观点则无法通过考试。文章的每个段落死守在固定的格式里面,连字数都有一定的限制,尤其是起股、中股、后股、束股的部分要求严格对仗,类似于骈文,书写难度甚高。

八股文即制义,或曰制艺,又名时艺、时文、八比文四书文

“制义”,就是按规定格式所写的“经义”。“制艺”一词,制字意义仍如上述,而“艺”则是用六艺之一的意思。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六种科目。“时艺”,就是当时的六艺之一。“时文”就是当时的文章、文体,区别于古文、骈文等。“八比文”意同“八股”,即八段排比对偶的文章。“四书文”是指所出题目,都是《四书》中的,因而叫“四书文”。

三级考试:府试考诸生,俗名“秀才”,只考《四书》八股文。乡试(即在本省考)考举人,首场考八股文。会试(在北京考、包括礼部贡院考及殿试)考进士,首场也考八股文。除殿试而外,府、省、京城三级由小考到中进士考试都是以八股文为主。因为首场作八股文,试官评阅取中取不中,全看首场,首场不入试官眼。二场、三场所写的论、判、案等看也不看了。所以八股文是惟一的考场文字,能否考中,全看学子写八股文的功力如何了。因此,兵部侍郎舒赫德给皇帝上奏折,建议废除八股文。

八股文由两千多年前就称为”古之教者“的远古说起,直到三五百年前的“八股文”鼎盛时代,其教育的根本形式,还是一直沿续着,那就是“私塾教育”,其所谓“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等县学府学、国学类似的国家教育机构,似乎只起一些管理考查作用。

私塾教育的学习年限自由,遍布全国各省农村、城市、甚至穷乡僻壤的地区。“私塾”分为纯粹的“私塾”,和公办的“私塾”,私塾演变成后来的“家有塾”,后来形式是多种多样的。

纯粹的“私塾”包括城、乡有钱人家,为教育其子弟,请教师在家设帐,按年付教师聘金束修;或教师自己在自己家及其他公共房屋,如庙宇、会馆等处设帐招学生来读书,按月或按季节交钱给教师,等于学费,这就是纯粹的私塾。都是个人对个人,故曰纯粹的私。

公办的“私塾”包括,如一个村庄合请一个教师,立个书房,教本村小孩,谁家孩子来读书,就教些束修,像《儒林外史》第二回所写汶上县薛家集周进的书房,是村中付馆金每年十二两银子。来读书的小孩又多少送些“贽见”(即见面时礼金),这就是公办的了。另外如一族人办的义学,或用某项公款办的义学,也都有“公”的成份在内。

从教学程度分,私塾并不像现代的学校那样可分成小、中、大学三级甚至研究院等等,程度级别那样明显。私塾是高低程度浑在一起的,全看教师的水平,有的教师程度很差,只能在三家村的小书房中,教教识字课本“三”“百”“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教到《论语》就困难了。

但是一般的私塾教师,大多是些不第的秀才,他是读完《四书》“五经”,而且会作八股文的,如前举《儒林外史》第二回周进的例子,他在县里考“案首”,即童生小考第一名,自然不但“五经”《四书》烂熟胸中,八股文一定也很不错了。可是时运不济,所谓“文章虽好难入考官眼”,连个秀才也考不上,只能到乡间去作“孩子王”,但这样的老师他教的幅度就比较大了,从启蒙教育,教教识字课“三”“百”“千”小书,一直教完《四书》“五经”,教会作“八股文”,甚至教出名家,教出状元,也一点不稀奇。也还有中了进士,甚至作了官,然后又因种种原因,再作教师的。如《红楼梦》所写贾雨村作黛玉的教师,就是中了进士、放了官又丢了官,才到林如海家教家馆的。自然,这样的私塾教师,不但可以教会作八股文,而且可以把自己的考试经验传授给学生了。明、清两代不少很有名的学者名人,也都是长期教私塾出身的,如明末归有光、清代郑板桥,都作过很长时期私塾教师,郑板桥《道情》十首中咏塾师之作:“老书生,白屋中,说唐虞,道古风,许多后辈高科中,门前仆从雄如虎,陌上旌旗去似龙,一朝势落成春梦,倒不如蓬门僻巷,教几个小小蒙童。”亲切感人,等于是写他自己。

尽管好的私塾教师,能从启蒙教到参加全部科举考试,似乎是连贯制,不分等级。而就学生言,还是可分等级的。大约是这样:一是启蒙教育,即识字教育,约一至二年;二是读书教育,约三至五年;三是开讲、开笔作文教育,约五至八年;四是八股文完篇、练习揣摩、参加科举考试阶段,约八至十年;五是不断温书,不断练习作八股文,争取考中秀才、举人、进士,这就各人情况不同,期限也不一致了。旧时识字课本《七言杂字》中道:“用上十年好功夫,进个秀才不费难。”

私塾教育由识字开始,到学会作八股文,这个教学进程是如何安排的呢?一是识字,由认方块字起,一般几个月或半年之后,读等于识字课本的“三”“百”“千”《名贤集》《神童诗》各种《杂字》(如《五言杂字》《七言杂字》)等等。这些识字课本,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句子短,句子整齐,四声清楚,平仄互对,音节易读,字很大,即使不很聪明的儿童,也很容易读,琅琅上口,很快读熟,句子读熟了,字也记牢了。

一二年间初步完成了识字教育,即开始读书教育。所谓“读”,是读出声音来,琅琅上口,强调读熟背诵。

私塾的教育方法,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比如同时十来个学生,不但可以分别按不同程度读不同种类的书,比如三个读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这类书的,两个读《论语》的,两个读《孟子》的,三个读《诗经》的,两个读《左传》的……都可以同在一个老师的教导下、一个房间中共同高声朗读。

八股文起源于宋元的经义,北宋王安石变法,认为唐代以、赋、帖经取士,浮华不切实用,于是并多科为进士一科,一律改试经义。

考试的文体并无规格,没要求对仗排偶。当时有的考生主动运用排比笔法,写成与八股文类似的文章。被某些历史学家视为八股文发展的开端。

元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宋代。用“经义”、“经疑”为题述文。但把出题范围,限制在《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种经书中。考试时的文章格式还没有限定对仗排偶。王充耘以《书经》登第,“此乃所作经义程式”。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才是最早的八股文雏形。

例如邓之诚在《中华二千年史》卷四“制艺文”道:“宋熙宁中,王安石始废诗赋用经义,元后复罢,迨元仁宗延中,定科举考试法。于是王克耘始选八比一法,名《书义矜式》,遂为八股滥觞。”

明代洪武元年(1368年),诏开科举,对制度、文体都有了明确要求。士人参与科举考试必须通过三场的考试。不过写法或偶或散,初无定规。明宪宗成化年间(1464年-1487年),经王鏊、谢迁、章懋等人提倡,八股文逐渐形成了以讲究格律、步骤,并逐渐形成比较严格的程式。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始由“经义”变为开考八股文,规定要按八股方式作文,格式严格,限定字数,不许违背经注,不能自由发挥。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说过: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清顺治三年(1646年)宣布恢复科举取士,沿用明朝的八股文,做出一些小改变。后来的康熙皇帝意识到科举考试中的八股文“空疏无用,实于政事无涉”,于1663年废止八股文。1665年,礼部侍郎黄机上疏:“先用经书,使阐发圣言微旨,以观心术。不用经书为文,人将置圣贤之学于不讲,请复。”1668年,康熙恢复八股文考试。

1738年,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皇帝:“科举之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之后,发现没人能提出替代科举之方,这次提议暂且结束。

清代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试文格式》谓其定型于明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以后,至清光绪末年始废。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清政府宣布停止科举考试使用八股。1904年,清政府举行了最后一次科举,翌年起废除。

新文化运动后,八股文的形式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因此也用以比喻空洞死板的文章或迂腐的言论。郭沫若《洪波曲》第五章四:“要做出适合领导人们口胃的八股来,大家都已经感觉着头痛。”

1941年1月,苏北行政公署颁布了《公文程式方案》;同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秘书长娄凝先又发表了《怎样使公文科学化》的专论。

1942年是解放区公文改革的一个关键年头:不仅在这年年初颁布了《陕甘宁边区新公文程式》;而且在这一年开展了具有伟大意义的延安整风运动。在整风运动中,毛泽东同志发表了《反对党八股》的讲话,列数了党八股文风的八大罪状,大声疾呼整顿文风。毛泽东所提倡的整顿文风、反对党八股,对公文写作和公文工作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

1948年初,全国胜利已经在望,“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于1月7日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报告文字每一次一千字左右为限”;“内容要扼要,文字要简练,要指出问题或争论之所在”。同时还要求:“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领导亲自动手写请示报告的制度,对公文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进入21世纪,八股文现象仍然存在。比如很多英语作文,采用固定的模板来写。甚至一些考试中,如果不采用推荐的格式和模板,阅卷老师就会对此作文打低分。还有学生毕业论文,很多理工科毕业格式都是固定的。如有些学校就要求学生写毕业论文“第一章绪论,第二章背景知识,第三章理论基础,第四章实验设计,第五章实验结果,第六章结尾”。这也是八股文现象。

不过八股文,不能被全面否定。也有少数内容和文采俱佳的八股文,如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表现了重视民生的良好观点。所以有人说“唐诗宋词明八股”。

八股文是在中国语言、文字、考试制度等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萌芽、产生和发展形成的。 中国文字里的对仗句式,是因语言和文字特征自然形成的。就是说写工整的句子,都应当是自然成对。而且,一切对仗,不单纯是声音、词组的对仗,而是思维逻辑的对仗。《文心雕龙丽辞》篇说:“事对为末,意对为先。反对为优,正对为劣。”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红花”“绿叶”,就是一般的有形事物,客观存在,都看得见,很普通。如写成“绿肥”“红瘦”,便不同了。不但有意思,而且肥、瘦相反,既是意对,又是反对。当然,八股文的对仗句式,完全不同于四六骈文,诗词骚赋,而且最忌沾染词章气。八股中所谓“八股”,就是四组特殊对仗的文字,是特殊、复杂对仗思维的产物。

八股文产生的第二点历史因素,是由宋而后,直至清末废科举,读书人自启蒙识字到开笔作文,主要的学习内容,就是四书、五经,学习这些,考试这些。八股文就是在这样的教育基础,学习内容下的产物。八股文的题目全出自《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而且文字要模拟圣贤口吻,叫做“代圣贤立言”。因而如果没有五经四书,又哪有八股文呢。

第三,八股文是因了考试的需要而产生的。当时考试,不同于现在的多种学科,中文外文数理化等等,而是只有中文写作一种,同一的题目,成千上万程度差不多的人,写一篇文章,没有一些比较机械的严格要求,都随考试者任意去写,这样必然出现大量差不多的文章,你说这篇好、我说那篇好,而说好、说坏也只凭直观,这样就很难确定取舍标准,更难排成名次。因为这不同于大量问答题,单凭记忆知识。

“八股文”便是适应这种考试要求,经长期发展而形成的。

“八股文”之难,如归纳为简单的几句,即“文意根于题、措事类策,谈理似论,取材如赋博、持律如诗严”数语。这几句怎么解释呢?就是文章意思不能随意发挥,必须按题目模拟古人语气写。说事情好像对策,即回答问题,说道理又像写论文。引证资料要像写赋那样掌握渊博的典故,对仗平仄,又要像写律诗那样严格。在此我虽然把主要难点较通俗地解说了一遍,但一般今天读者对此历史事物已时差过远,变化太大,恐怕对“八股文”之难作,看了这些解释,仍然不得要领,无法理解,我在后面再分别作些补充说明。

一是要有过硬的基本功。即要把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

二是要经过由破题到完篇的长时期写作练习,有复杂的写作步骤,按步骤练习,等到会写整篇的“八股文”后,再写各种题目、经过成百篇的写作练习,再在老师及名家不断修改下,才能学会比较熟练地写出符合各种要求的八股文。

三是在一定字数、一定结构,一定句法、句数、中间四组严格对仗的、及其他种种限制之下,写出模拟古人语气的八股,而且又要有新意,在成千上万篇现成八股文之外的新文章,这才有考中秀才、举人、进士的希望,具备了这样的水平,才能有资格参加考试,这就更难了。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韩,清代,字元少,别字慕庐,长洲人。康熙癸丑一甲一名进士,授修撰,官至礼部尚书)

圣人行藏之宜,俟能者而始微示之也。

盖圣人之行藏,正不易规,自颜子几之,而始可与之言矣。

故特谓之曰:毕生阅历,只一二途以听人分取焉,而求可以不穷于其际者,往往而鲜也。迨于有可以自信之矣。而或独得而无与共,独处而无与言。此意其托之寤歌自适也耶,而吾今幸有以语尔也。

回乎,人有积生平之得力,终不自明,而必俟其人发之人有积一心之静观,初无所试,而不知他人已识之者,神相告也,故学问诚深,有一候焉,不容终秘矣。

回乎,尝试与尔仰参天时,俯察人事,而中度吾身,用耶舍耶,行耶藏耶?

汲于行者蹶,需于行者滞,有如不必于行,而用之则行者乎?此其人非复功名中人也。

则尝试拟而求之,意必诗书之内有其人焉。爰是流连以志之,然吾学之谓何。而此诣竟遥遥终古,则长自负矣。窃念自穷理观化以来,屡以身涉用舍之交,而充然有余以自处者,此际亦差堪慰耳。

则又尝身为试之,今者辙环之际有微擅焉,乃日周旋而忽之,然与人同学之谓何,而此意竟寂寂人间,亦用自叹矣。而独是晤对忘言之顷,曾不与我质行藏之疑,而渊然此中之相发者,此际亦足共慰耳。

而吾因念夫我也,念夫我之与尔也。

惟我与尔揽事物之归,而确有以自主,故一任乎人事之迁,而只自行其性分之素。此时我得其为我,尔亦得其为尔也,用舍何与焉?我两人长抱此至足者共千古已矣。

惟我与尔参神明之变,而顺应无方,故虽积乎道德之厚,而总不争乎气数之先,此时我不执其为我,尔亦不执其为尔也,行藏又何事焉?我两人长留此不可知者予造物已矣。

有是夫,惟我与尔也夫,而斯时之回,亦怡然得默然解也。

前文释义:

(一)破题二句,明破行藏,暗破惟我与尔。凡破题无论圣贤与何人之名,均须用代字,故以能者二字代颜渊。

(二)承题四句,三句、五句皆可。承题诸人直称名号,故称颜子。破承皆用作者之意,不入口气。

(三)起讲十句,多少句数并无定法,可以任意伸缩。起处用若曰、意谓、且夫、今夫、尝思等字皆可。“故特谓之曰”下,入孔子口气对颜渊说,“毕生”四句正起,“迨于”三句反承,“此意”二句转合,总笼全题,层次分明,起讲以后,皆是孔子口气。

(四)只用“回乎”二字领起,以无上文,故直接入手。孔子对于弟子一律呼名,颜子名回,字子渊,所以不曰渊而曰回。“回乎”下为起二比,每比七句,句数多少无定,中后比亦然,特起比不宜长,致占中后比地位。用意在题前我尔字盘旋,轻逗用舍行藏而不实作。

(五)为提比后之出题,仍用“回乎”唤起,将“用舍、行、藏、我、尔”字一齐点出,此为五句,但相题为之,句数可以伸缩。

(六)为提比后之两小比,醒出行藏用舍二语,叫起“我尔”,意为中比地步。惟两小比,或有用于中比之下,或有用于后比之下作束比,位置倘或不同,则用意随之而改。令之全篇仍为八股,亦有省去此小比,而全篇文为六股者。

(七)此为二中比,抉发题中神理之所在,锁上关下,轻紧松灵,向背开合,可以参之议论,但仍不宜尽用实笔实写耳。

(八)此为过接,于中比后,即过到题之末句“惟我与尔”、紧接后比。

(九)此为后二比,实力发挥,用题“惟我与尔”末句,总起用舍行藏全题,气势舒达,意无余蕴,全文至此而成篇矣。每比八句,因其中比略长。若中比较短,则后比之文,尽情驰骋,往往至十余、二十句者亦有。

(十)此为全篇之收结,倘有下文,则收结改为落下。

总上言之,凡破题、承题起讲、领题、出题、过接、收结,皆用单句法。起讲中间亦有用对句者,八比则出比与对比必相对以成文,此定体也。举此一篇而分释之,以略见八股之例。其余体格,不及详论。

让科举能够发挥朝廷选任人才的功用

隋文帝开皇七年(587年),开启中国科举取士制度之先河,通过科举考试,按成绩来选取任用人才。科举考试由唐、宋时期的重视个人才气的诗赋、策论转而为明代的以《五经大全》的儒学经义为主,乃是科举制度为追求公平原则的落实。但是由于考试范围的限定化以及题目的不断重复,再加上参与科举考试的考生大幅的增加,因而造成了士子素质参差不齐以及“废书不观”等坏现象。为了解决这一经由科举市场决定政府人才来源所必须承受的“劣币驱逐良币”的风险,于是在科举题目上出现了截题、搭题以及在文章写作上出现了综合了诗赋、策论的八股文等应变措施,这也就是说士子对于题目必须要有一定程度的了解,同时在八股文章的写作能力上也必须具备一定的水平,才能进一步的获取考官的青睐。

是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沉淀升华所得的规范准则

明初大儒唯程朱之式是依,是一种普遍现象,故其于诸子学之观点亦因仍于程、朱,宋濂解缙以及等皆是如此。在明成祖永乐年期修撰的《五经大全》,如以科举制度的发展来看,顾炎武曾质疑“仅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士子”、“…故使治经者以宋儒朱考亭先生之说为宗。上之所取,士之所以取于上;师之所教,弟子之所以传于师,其说皆必出于是。上之所以取而不出于是,由变礼易乐,叛于时王之法也,无所逃当世之责;师弟子所习而不出于是,其罪若伪符节尺量之罪也,徇于路者得而讥之。”,可说是经过宋、元以来,诸儒在经学义理诠释方面的沈淀以及升华所得出的一个共同的规范准则。况且,文章的好坏较难有统一准则,八股文有固定格式,相对来说评判较为公正客观,争议度相对减少。

引发研究古籍文理的风气

在八股文对于外在形式上的“学古”以及风尚的追求之下,士人逐渐重视秦汉典籍于时文方面的运用,因此此时编纂的诸子学书籍也以尽量能符合士子的需求为首要,因而产生了对于古籍进行文章行文脉络的文理、文气以及文法、文句的评点书籍,如沈津《百家类纂》、陆可教李廷机《诸子玄言评苑》、陈深《诸子品节》、翁正春朱之蕃《新锲翰林三状元会选二十九子品汇释评》、焦、翁正春《新锲二太史汇选注释九子全书正集》、归有光文震孟《诸子汇函》、陈仁锡《诸子奇赏》、郭伟《新锲分类评注文武合编百子金丹》、谭元春《庄子南华真经评》、孙、钟之衣《六子全书》、钟惺《老子文归》、陈继儒《老子隽》等书籍的产生皆是为应科举需求而为之评点。

对学术的影响

八股文题目,内容,格式都限制太严。考生们只是按照题目的字义敷衍成文,因此扼杀了作者的创意。结果造成八股文内容空洞,专讲形式,成了文字游戏。读书人为了考取功名专研析八股文,但八股文的限制太严,而且题目限于经书,束缚了读书人的思想,程朱义理之学在科举制度的引导下逐渐僵化。顾炎武言:“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

对政治的影响

读书人“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竭尽一生精力钻研八股文的写法,对政治,社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而有些读书人亦对人情世事缺乏了解,一旦为官,缺乏足够的知识来应付民间大小事情,只好委任幕僚师爷及下级官吏决策事宜,使得吏治日渐败坏,政治难上轨道。

于八股文存废的争议,在康熙、乾隆之间,似乎一直没有间断过。清末徐珂编《清稗类钞》“考试类”有一条记云:“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者矣。’遂罢其议。”可见民间和官方对八股文的争议,从康熙初、经雍正至乾隆,在近百年的漫长时期中,始终没有间断过。不过民间对八股文的争议,常常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人学问很好,甚至八股文写的也很好,却不一定能考中,如《儒林外史》所写的范进,开始考了二十多次,连个秀才也未考上,直到五十四岁还考秀才。但也有的人,考中秀才,多年又考不中举人;考中举人,多年又考不中进士。这种情况,很平常,而这些考不中的人,不少学问都很好,八股文写的也很好。

由于考不中,便愤愤不平,在诗文著作中,便要发牢骚,骂科举制度、骂考试官,骂八股文了。最有名的是蒲松龄,学问那样好,很小就考中秀才,却一生未考中举人,因而在《聊斋志异》一书中,不少篇都对科举考试、八股文、考试官,作了辛辣的讽刺。乾隆二十四年出生,经历了乾隆中、晚期、嘉庆、道光两朝的学者钱泳,多才多艺,一生作幕,未考中过,似乎连个秀才也不是,在其名著《履园丛话》中,就有不少条骂八股文。如说:“或谓文中之有时艺,有似画中之猪。余骇然问故。曰:牛羊犬马,各有名家,亦曾见以刚鬣为点染者乎?今世所谓文字,无不可书屏障,亦见有曾录荆川、鹿门、归、胡、陶、董之制义者乎?”这一则笔记以猪比八股文,其他还有记秀才考试自撰典故,有所谓“自双槐夹井以来”及“九刁九骚,三熏三栗”等笑话,于试者均名列高等。都是笑八股文不通,考试官无知,为考生所骗的故事。李慈铭《越缦堂日记》中《桃华圣解盒日记》光绪元年六月记八股文云:“论其学则不辨汉宋,论其文则不辨之乎,童而习之,破旧之《四书》,长而效之,录旧之墨卷。其应试也,怀挟小策,其应制也,砚摩争光,明人谓三十年不科举,方可议太平。余谓苟不得已,亦当减天下学额三分之二,停选科举三十年,始可与言品节、政事、文学也。”李慈铭道光三十年、即公元一八五年就中了秀才,但直到同治九年庚午,即公元一八七年,足足经过了二十年才考中举人,又过了十年,直到光绪六年庚辰,即公元一八八年才考中进士。前后足足三十年,在科举道路上十分艰难。写这段日记,骂科举制度时,虽已以学问名满京师,但还没有考中进士,固可见科举制度之弊,亦可见其满腹牢骚了。

曾国藩是进士出身,又作了大官的。《曾文正公文集》卷二中说到八股文道:“自制科以《四书》文取士,强天下不齐之人,一切就琐言之绳尺,其道固已隘矣,近时有司,又无所谓绳,无所谓尺,若闭目以探庾中之黄,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于文者,又焉往而不见黜哉?”

这也是认为以八股文取士,这个办法已经很狭隘,而衡文的人又没有水平,没有标准,只凭个人主观瞎摸,许多有品德不苟且为文的人,又怎能不被排斥呢。而曾国藩是锐意功名,特别重视科举的人,而对八股取士,也尖锐地指出其弊端。但却未说明其本质及解决办法,可见纵使如曾国藩这样的人,对八股文也只是表面上消极地认识,并未深入理解。只从衡文“绳尺”着眼,本身就是十分困难的。实际八股文本身的种种困难,从内容命题到表现形式,刁钻严格的限制格律,本身就是为了评文时便于区别高下,也就是所谓“绳尺”,但它毕竟仍然是抽象的,非具体的,况掌握的人水平也大有高低,又哪能百分之百地公平呢?个别“蓄德而苟于文”的倒霉者被黜,自然也是在所难免了。试问古往今来,那一次考试,没有几个侥幸者,没有几个意外倒霉者呢?科举考试八股文是这样,后来的策论考试,以及学校考试、各届高考,不也有类似情况吗?

学人们在著述中说八股文好的较少,但是也有,除康熙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黄机王士桢、雍正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张廷玉、乾隆时反对废止八股文的鄂尔泰等人议论,在前文已引用外,这里再引一两一般学人的意见。王士祯《池北偶谈》记云:“余友一布衣,甚有诗名,其诗终格格不通,以问汪钝翁。曰:此君正坐未解为时文故耳。时文虽然无关诗与古文,然不通八股,理致终无由分明。近见《玉堂佳话》:言作文字当从科举中出,不然,则汗漫披猖,出入终不由户。”这段笔记是十分值得重视的,它似乎已说到八股文的本质上,比黄机、鄂尔泰等人对八股文认识要深刻的多。如用现代的科学观点去分析,那可说的很多,留待列专题细述之。在此先不多赘。

王士祯是反对取消八股的,前面已引过他的话,所见也只一般,但他是清初大诗人,学界泰斗,当时诗人都以列渔洋山人门墙为荣。他是十分聪明的,顺治七年十七岁,以第一名中秀才,顺治八年十八岁,以第六名中举人,顺治十二年,二十二岁会试以第二十六名中进士。少年科第,汪钝翁名琬,长洲人,也是顺治进士,是与侯方域魏禧齐名的古文家,又是少年科第进士出身,自然也是八股文专家。因而他不但不反对八股文,且较有深刻的认识,可以代表八股文争议的另一面。

“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这样与封建政治制度配套的教育制度已十分完整。而且在两千多年前的书中,就称之为“古之教者”,可见其年代的久远,历史的悠长。

首先,士人从研习八股文中受到了儒家伦理道德的熏陶。他们浸淫于《四书》《五经》之中,服膺儒家“修身治国平天下”的理论,并以此作为了人生的言行准则。明代既是八股文的黄金时代,也写下知识分子史最为光辉和悲壮的一页。明代对待臣民以严酷著称,而士人前仆后继,至死不改初衷的何可胜数。所谓正途出身的人们,不说方孝孺、于谦、海瑞,其高风亮节赢得了身前生后名 [1] ;就是晚明的文震孟、黄道周、金声、杨廷枢、陈子龙等人,临危授命,大义凛然,也并非仅以八股文名世。满人入主中原后,极尽怀柔之能事,而顾炎武不事二姓,归庄野服终身,黄周星变名隐逸,方以智削发为僧,具有民族气节的知识分子同样不胜枚举。这些瑰奇英烈之士的产生,不可否认,都有着儒家经典的熏陶和作用。

其次,八股文的写作理论和技巧可为后人借鉴。方苞《四书文》凡例说:“欲理之明必溯源六经而切究乎宋、元诸儒之说,欲辞之当必贴合题义而取于三代、两汉之书,欲气之昌必以义理洒濯其心而沉潜反覆于周、秦、盛汉、唐、宋大家之古文。”明、清之际的时文大家无不经过了上下求索,其作品才达到理、辞、气三者具足的境界。这一理论和实践,对一切文学创作都不无启迪的意义。汤显祖、徐洪祖、吴承恩、曹雪芹都曾参加过科举,不能说他们创作《牡丹亭》《徐霞客游记》《西游记》和《红楼梦》时,一点也不曾从久经浸淫的八股文中得益。吴敬梓《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写道:“八股文若做的好,随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确,作者若不是从旧营垒中来,又怎能写出这等鞭辟入里的作品。朱光潜也有着这个方面的体验,他从八股文里,看到了作者的“匠心”所在(见《从我怎样学国文说起》)。

再次,八股文为后世提供了文精意赅的典范。刘知几《史通》论及文章的精纯云:“理尽一言,语无重出。”八股文在这个方面可谓达到了极限。在明清两代,都严格限制了八股文的字数,这就使得人们不得不在有限的字数里,酣畅淋漓而又字斟句酌地阐论文章的意思。相传明太祖朱元璋曾接下茹太素的一篇奏折,读了半天还未切入正题,恨得牙痒痒的,竟想对他施以廷杖毛泽东在《反对党八股》中也曾提出,“应该研究一下文章怎样写得短些”。八股文的经验实在是医治文章长而空的灵药。明清两代,长文极为罕见;就是抒情叙事,也都玲珑剔透。明代“小品”之盛于一时,可谓并非偶然。

复次,八股文对后世某些文学体式,比如楹联的成熟和发展,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相传五代孟昶的春联,仅是撷取五言近体诗中的一联。楹联的成熟,是到八股文出现之后。它的长短不一、句格不一的骈偶形式,开创了楹联的体制。所以,明清两代八股盛行,楹联也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清代,郁郁勃勃,蔚为大观,产生出了不少名家和佳作。像曾国藩左宗棠等人,虽说政事、军务旁午,仍不失为个中斫轮老手。再,清季的所谓“诗钟”,又是从其破题滥觞而来,这里就不多论了。

八股文之所以遭到那么长久和普遍的讨伐,其主要原因还在宣扬了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以及长久科举历史中产生的弊窦和积怨。前者带有时代的色彩,存而不论;就其后者而言,翻开历史,又有哪一种考试方法到了后来不是问题一大堆呢?顾炎武《日知录程文》说:“唐之取士以赋,而赋之末流最为冗滥。宋之取士以论策,而论策之弊亦复如之。明之取士以经义,而经义之不成文又有甚于前代者。”就如今日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至今不是也已笼罩上了历史的阴影吗?可见八股文在科举中的问题,是考试中普遍存在的痼疾,并不是它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毛病。

优秀八股举例

王鳌《百姓足,孰与不足》(论语颜渊)
  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
  盖君之富,藏于民者也,民既富矣,君岂有独贫之理哉?有若深言君民一体之意,以告哀公。
  盖谓:公之加赋,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诚能百亩而彻,恒存节用爱人之心,
  什一而征,不为厉民自养之计,则民力所出,不困于征求;民财所有,不尽于聚敛。
  间阎之内,乃积乃仓,而所谓仰事俯育者无忧矣。
  田野之间,如茨如梁,而所谓养生送死者无憾矣。
  百姓既足,君何为而独贫乎?
  吾知
  藏诸闾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归之府库,而后为吾财也。
  蓄诸田野者,君皆得而用之,不必积之仓廪,而后为吾有也。
  取之无穷,何忧乎有求而不得?
  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无备?
  牺牲粢盛,足以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资朝聘之费。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给之也,其孰与不足乎?
  饔飨牢醴,足以供宾客之需;车马器械,足以备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应之也,又孰与不足乎?
  吁!彻法之立,本以为民,而国用之足,乃由于此,何必加赋以求富哉!

2014年9月,新学期伊始,浙江省杭州市高级中学高二学生翻看自己的语文教材时发现,这篇名为《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八股文,将是他们要学习的内容。长久以来被称为“封建残余”的八股文,出现在了高中课本当中。 [1-2]

此次杭州高级中学选编的语文教材中,包含的八股文分别是明朝初期王鏊的殿试之作《民既富于下,君自富于上》,著名心学大师王阳明的《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还有一篇则来自与“科举”联系紧密、多次担任科举监考官的曾国藩的《与诸弟书》。 [1-2]

该举动一见诸网络,被若干网民指之为“逆潮流而行”,有网友质疑表示既然历史教科书称其为“封建制度的产物”,面对质疑,主持新教材选编的杭州高级中学语文组教研室组长周伟称,当前中国的孩子在写作上想法好,但写出来的文章却没有“体制”,常会出现把新闻报道写成散文,散文写成议论文等情况,学习八股文则“可以让学生的文章有‘体’”。周伟称,八股文可以反映思维的过程,其中的由浅入深、起承转合都值得学习。 [2]

而推荐王鏊和王阳明两篇八股文的教育研究者高利认为,八股文的价值不可否定:“明清两个朝代600年的八股文,是有合理成分的。知识只是载体,希望学生能够开阔视野,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学。”另外记者获悉,杭州高级中学的校址正是浙江省贡院的旧址,即古代读书人参加科举考试的地方,这也是杭高将八股文选入教材的原因之一。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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