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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设立的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称号,为终身荣誉。 [1]

1955年,第一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产生;1956年5月,学部委员进行了一次增聘。“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5月开始进行学部委员增补工作,之后又中断十年,至1990年再次进行了学部委员增选,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6月,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产生。1998年6月,实施资深院士制度。1998年6月,首次有外籍院士提出转为中科院院士。 [2-3]

据2018年9月中国科学院官网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共有790人,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52人,化学部127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50人,地学部129人,信息技术科学部94人,技术科学部138人;外籍院士91人;已故院士580人,已故外籍院士22人。 [4-7]

1948年,在中央研究院评议会成立的基础上,由第二届评议会主持,完成了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的选举,首批院士81人(其中人文科学组28人,科技专家53人)。

1949年,中国国民党政权在中国大陆垮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央研究院等旧机构被彻底抛弃或改造,院士制度就此作废。 [3]

建国初期

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成立,吸收了前苏联科学院的一些做法,但是在院士制度上,中科院并没有立即仿效苏联,而且建立学部和学部委员制。

1954年6月,经中共中央和政务院的批准,学部开始筹备,并于1955年6月召开中科院学部成立暨第一次学部委员大会。与此同时,开始了学部委员的推选工作,学部委员的入 选资格主要有三条:学术成就、在推动中国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以及忠于人民的事业。之所以称学部委员而不是院士,是因为考虑到院士的称号是很神圣的,必须具有很高的学术水平,而当时中国科技水平还比较落后,学科发展参差不齐,如果为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都搞出一批院士来,不仅难以服众,在国际上影响也不好,因此决定稍缓进行院士的选聘。同时,学部委员不只是一种荣誉称号,更重要的是需要他们承担中国科学院乃至全国科学技术的学术领导工作。因此,一批在学术界关键岗位上的党员领导干部,也被聘为学部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和学部委员在学术方面的领导作用是很有限的,未久即形同虚设。对于多数学部委员来说,“学部委员”这一称号转变为主要是荣誉性的。

1956年5月,学部委员进行了一次增聘,历时约1年。这次增聘主要考虑人选的学术水平,淡化了政治标准,最终从120多人中选出21人。 [3]

1957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委员大会。

1960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第三次学部委员大会。 [8]

政治运动时期

在反右和大跃进之后,知识分子政策趋于极端,经过批判资产阶级科学路线和“拔白旗、插红旗”等运动,11位被打成右派的科技专家被剥夺了学部委员的称号,更多的学部委员受到冲击,被当作批判对象。

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许多学部委员被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批斗,不少人惨遭迫害致死,学部委员的称号名存实亡。 [3]

恢复增选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1979年1月,经中共中央同意,学部恢复活动,学部的原有职权也很快得到恢复。此时,原有的科学技术方面的学部委员已从172人减员为117人,平均年龄达73岁。因此,增补学部委员,以充实和健全学部机构成为当务之急。

1979年5月,国务院批准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学部委员的报告;7月10日,国务院批转了中科院的增补工作报告和增补办法,增选工作随即展开。最初计划通过增选使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300人左右,也就是说最初计划新增约185人。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为了充实学部,吸收更多中青年优秀科学家参与学术领导工作,次年学部委员会议又决定扩大增补名额为330人。按照《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的规定,全体学部委员会议进行无记名投票,得票超过三分之二者可以当选,按照这个规定当选者还达不到原定名额,为使增选者达到和接近既定名额,这一门槛降为“超过二分之一”,这一得票率沿用至2005年。1981年3月,增选学部委员名单经国务院批准后公布,共新增283名,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这是自有学部以来第一次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学部委员。此次增选时,学部委员明确为工作称号,并不是荣誉称号。 [9]

1981年,中国科学院召开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

1984年1月,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在中国科学院第五次学部委员大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指出:“不少担任学部常委工作的学部委员多次恳切地提出,希望减轻他们在科学院的行政事务的负担,更好地发挥他们的学术专长,多为国家的科技决策提供咨询意见。同时,在实际工作中也发现,学部委员和主席团的成员大多数来自院外,要他们对科学院的业务管理工作进行决策,特别是象干部任免、经费分配等问题,都要提交主席团会议讨论决定,也确有困难。”对于这些问题,国务院科技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的调查组和科学院党组经过调查研究之后,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建议:“明确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大会及中国科学院主席团不再是科学院的决策机构,学部委员则仍然是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学部委员大会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学术评议和咨询。这一建议很快得到批准。学部委员转变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荣誉称号。 [3]

增选中断十年

1981年以后,由于在学部委员改为院士这个问题上的存在分歧,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也停止了。 [10]

1983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明确提出,“中国科学院的方针应当是:大力加强应用研究,积极而有选择地参加发展工作,继续重视基础研究。”在这种形势下,中国科学院何去何从都成了问题。

1987年初,中国科学院提出了“把主要力量动员和组织到为国民经济建设服务的主战场,同时保留一支精干力量从事基础研究和高技术跟踪”这一新的办院方针,以适应国家和社会的需求。由于通货膨胀,科学事业费增长停滞,科学研究工作面临十分困难的形势,科学家的收入相对减少,普遍出现了“脑体倒挂”现象,社会上普遍流传:“搞导弹的不如卖鸡蛋的,拿手术刀的不如拿剃头刀的”。有的高龄学部委员甚至不得不申请困难补助。这样一来,学部委员这一“最高荣誉称号”的价值也大大贬值了。这都是学部委员在1980年增选之后又中断了10年的原因。

1990年,学部委员的老龄化问题甚至比1980年增选时更为严重,322名学部委员的平均年龄已超过75岁。5月,钱三强给国务院总理李鹏写信建议增选学部委员。经李鹏总理同意,同年6月,中国科学院和国家科委向国务院报送了“关于增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的请示”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选办法”。“请示”建议新增学部委员约200人,在增选过程中,要坚持标准,决不凑数。为了保证符合条件的优秀中青年科学技术专家进入学部委员的行列,“增选办法”规定,在各学部的正式候选人名单中,年龄在60岁以下的应不少于三分之一。国务院在批准这一报告和“增选办法”的同时,还批准今后增选每两年举行一次,逐步制度化、规范化,计划到2000年,学部委员总人数不少过750人。此次增选历时一年有余,经过300余位学部委员和43个政府部委、26个省市自治区,共169个研究单位、181所高等院校以及近100个一级学会的推荐和初选,共产生有效候选人1079名。最后投票选举出210位新学部委员。

1992年,第六次学部委员大会召开,制定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章程》,就学部委员的称号、选举程序、外籍学部委员的选举程序、学部的职能和任务、学部委员大会、常设领导机构等作了规定。章程再一次明确每两年一度进行学部委员增选,并规定每次增选总名额不超过六十名。各学部的增选名额,由主席团讨论确定。 [3]

过渡性措施

1953年2月,钱三强和另外25名中科院科学家乘火车赴西伯利亚,实地学习苏联如何组织和领导科研工作。苏联科学院是访苏代表团拜访的主要机构之一。钱三强看到,院士制度对苏联科学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回中国后,钱三强便在中科院院务常务会议上总结道,苏联科学院在短短30年间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经验,就在于院士制度“培养起健康的学术风气”。

此次访苏也让当时的中科院党组书记张稼夫觉得,在科学组织机构上,向苏联学习,或能尽快提高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于是,张稼夫在向中央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在目前情况下,成立院士制度或全院性的学术委员会“尚有困难”。由此,中科院在学习苏联的基础上,决定以学部委员制度代替院士制度,作为一种过渡性措施。 [2]

多方建议

1954年10月13日,郭沫若设宴欢迎了一名特殊的外国客人。苏联土壤学家柯夫达被聘请为中科院的苏联总顾问。柯夫达直言不讳地告诉郭沫若:“没有院士,是不能称其为科学院的,只是各个研究所的联合行政组织。”郭沫若很快被柯夫达说服,当这个观点传到分管中科院工作的副总理陈毅那里时,陈毅也被说服了。

1955年6月1日,郭沫若在学部成立大会的开幕词中曾说:“学部的成立为中国科学院进一步建立院士制度准备了条件。”第二天上午,郭沫若又再次强调:“发扬科学民主最好的形式,就是院士制度。”在首届学部大会闭幕的第二天,中科院召开学部联席会议。陈毅也与郭沫若一样,“默契”地提到了“要搞院士制度”。

1979年,出任社科院首任院长的胡乔木主张建立院士制度,1年后,在胡乔木和时任中科院院长、国家科委主任方毅的推动下,中科院、社科院和国家科委联合进行了院士制度筹备工作。钱三强负责草拟的《关于设置科学院院士制度的建议》提出,院士制度与学部委员制度并行,院士没有任期限制,而学部委员有任期。

1980年7月,中国科学院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向国务院递呈送了《关于建立院士制度的请示报告》和《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院士条例(草案)》。《条例》规定,院士是给予中国卓越科学家的最高荣誉,是我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为终身职称。《请示报告》还明确提出第一批院士的名额为200人(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院士)。 [2] 10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中科院与中国社科院建立院士制度,明确提出“院士是中国最高的学术荣誉称号”。

争议搁浅

1981年5月,在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上再次对“院士问题”进行了讨论。

苏步青提出:“我国应该有院士制,院士应有点权威,有一定工作,可以兼任学部委员,与学部的工作结合起来。”陈宗基也说:“应当搞院士制,这是国家的荣誉问题。”

刘恢先则反对他们的意见,提出:“在实行学部委员制度的同时,又实行院士制度,在国际上是没有先例的,这么做等于把现在学部委员的身份降低了。”李国平也批评:“院士制度是在降低学部委员学术水平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对学部委员不礼貌的表现。”

会议闭幕前一天,方毅、副院长李昌收到了已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乔木的亲笔信。这封信提出:“希望学部会议千万不要把院士制度否定了,无论如何不能由学部委员代替。”

由于学部委员之间对“院士问题”争论不休,院士制度再次被搁浅,学部委员称谓仍继续沿用。 [2]

最终建立

1984年12月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决定,拟在中国建立院士制度,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称号改为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主席团执行主席严济慈吴仲华卢嘉锡武衡钱学森随即于1985年1月表示拥护并提出一些建议。

1988年3月,胡克实等41名人大代表在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建议建立院士制度。11月8日,这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了该提案,认为“目前世界上苏、英、美、法、日、印度等国家都实行院士制度,大多已有百余年历史”、“在中国实行院士制度,对于推动全民族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具有重要意义”,终于促使中科院把建立院士制度提上议程。随后,由国家科委牵头,组织相关单位成立了院士制度联合研究组,进行了大量的调研工作,但由于实际主持人的突然去世而中断。

1990年,学部委员的增选工作在停顿10年后,进行了新的增选,确定了两年一度进行增选。但对于建立院士制度问题,中科院仍认为“时机和条件尚不成熟”。然而,这些困难,由于中国工程院的筹备和组建等因素而迎刃而解。

建立工程院的提议由来已久,1992年突然出现转机,筹建工作迅速启动。1993年2月4日,中科院和国家科委联名向国务院呈递了《关于建立中国工程院有关问题的请示》,其中提出:“在讨论和征求意见过程中,大家认为中国工程院成员的称谓,以称院士为好,这既与其荣誉性质相符合,又便于国际联系。同时还建议,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亦改称院士。” [10]

1993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十一次常务会议决定,将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1月,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议批准了这一决定;同月,中科院也随即向全体学部委员发出通知;6月3日至8日,由学部委员会大会改称的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举行,标志着中科院院士制度的建立。此后,学部作为国家最高咨询机构的定位、每两年召开一次的院士大会是中科院学部的最高组织形式等制度一直延续至今。 [2]

发展改革

1994年6月,经过中科院第七次院士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科学院首批外籍院士。

1996年6月3日至7日,中国科学院第八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决定从1996年起,两院院士大会将同时同地联合举行,时间定在每逢双年6月的第一个星期。

1998年6月,中国科学院第九次院士大会召开,实施资深院士制度。 [11]

2000年6月5日,中国科学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2002年5月28日至6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一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2004年6月2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2006年6月,中国科学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召开,将《中国科学院院士章程》中“获得赞同票超过投票人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修订为“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照本学部的增选名额,根据获得赞同票数依次入选”。 [12]

2008年6月23日至27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四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0年6月7日至10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2年6月11日至15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六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4年6月9日至13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2015年的院士增选,谢绝处级以上官员成为候选人,并增加全体院士终选投票机制。 [13]

2016年5月30日至6月3日,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14]

2017年2月,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杨振宁姚期智已依照《中国科学院章程》和《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暂行办法》正式转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中国科学院学部历史上首次有外籍院士提出转为中科院院士。 [15]

2018年5月28日至6月1日,中国科学院第十九次院士大会在北京召开。 [16]

增选院士

增选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增选名额及其分配在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由学部主席团根据学科布局和学科发展趋势确定。

院士候选人由院士和有关学术团体推荐,学部主席团可根据学科发展需要设立候选人特别推荐小组,不受理本人申请。有效候选人由学部主席团审定。

各学部常务委员会组织院士对有效候选人进行评审和初选,产生初步候选人和终选候选人建议人选。评审和初选必须坚持标准,遵循公正、客观的原则,对候选人进行全面、科学的评价。各学部初选实行差额无记名投票,差额比例为百分之二十。各学部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人数,应超过本学部有投票权院士人数的三分之二。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按学部主席团确定的名额,根据得票数依次产生本学部终选候选人建议人选,经各学部常务委员会审查确认后,由学部主席团确定终选候选人。新当选院士由具有投票权的全体院士投票产生。选举实行等额无记名投票,获得赞同票数超过有效票数二分之一的候选人当选。 [1]

外籍院士

选举外籍院士,每两年进行一次。每次选举,每位院士推荐1名候选人,获得不少于5名院士的推荐为有效。外籍院士由全体院士实行无记名投票选举,其选举工作与院士增选工作同年进行。参加投票选举的院士人数,应超过院士总人数的二分之一,获得赞同票不少于投票人数三分之二的候选人当选。 [1]

在科学技术领域做出系统的、创造性的成就和重大贡献,热爱祖国,学风正派,具有中国国籍的研究员、教授或同等职称的学者、专家(含居住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以及侨居他国的中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对年满80周岁的院士授予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称号。

对中国科学技术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在国际上具有很高学术地位的外国籍学者、专家,可被推荐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士。 [1]

院士有权放弃院士称号。院士加入外国国籍后,即为自动放弃院士称号。

当院士个人行为严重违反科学道德、品行严重不端、严重损害院士群体和学部声誉,劝其放弃院士称号。上述情节特别严重的,以及危害国家利益,触犯国家法律的,撤销其院士称号。 [1]

1955年,第一批学部委员为233人。其中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61人;科学技术方面委员172人,两年后增聘18人,达到了190人。

1979年至1981年进行的增选学部委员工作,共新增283名学部委员,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了400名。

1990年至1991年进行的增选学部委员工作,投票选举出210位新学部委员,其中数理学部38人,化学部35人,生物学部34人,地学部35人,技术科学部68人。学部委员总人数达到528人。 [3]

1993年,增选学部委员59人,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0人,化学部10人,生物学部11人,地学部10人,技术科学部18人。 [17]

截至2015年12月底,共有1306名来自全国各部门、各地区(含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学者、专家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选举外籍院士100名。 [18]

据2018年9月中国科学院官网显示,中国科学院院士共有790人。其中数学物理学部152人,化学部127人,生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50人,地学部129人,信息技术科学部94人,技术科学部138人。另外外籍院士91人。 [5]

注:上述表中的数据为2018年9月中国科学院官网显示。

权利与义务

中国科学院院士要积极促进科学技术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努力创新,做出成绩;提倡科学道德,维护科学精神,发扬优良学风,普及科学知识,起表率作用;积极培养人才,推 动科学技术队伍建设;参加院士会议,承担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咨询、评议任务;积极推动科学技术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对国家科学技术重大问题的决策有建议权;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有推荐权;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继续享有上述权利和义务,并享有资深院士津贴,但不担任院士大会常设领导机构成员和各学部常务委员会成员等领导职务,不参加对院士候选人、外籍院士候选人的推荐和选举工作,自由参加院士会议。

外籍院士对中国科学技术发展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有建议权;可应邀出席中国科学院学部组织的有关会议和学术活动;可获得中国科学院学部赠送的有关出版物。外籍院士不享有对院士候选人和外籍院士候选人的推荐权;不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1]

首批学部委员的人数是前中研院院士的3.6倍。这个数量上的急剧增长,并不代表七八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水平的提高,而是出于当时国家发展科学技术事业的迫切需要,反映了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对于科技事业的极大重视。学部委员制是为快速发展中国科学技术事业而采取的举措,如果依循旧体制,显然难以适应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这一批学部委员,在中国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大都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以说他们是现代中国科技事业的奠基人。

1994年,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改称中国科学院院士,决定了中国院士的规模较大,增选数额也较多,势必降低院士的学术资格标准。少数院士的学术表现以及院士增选中的种种问题与院士称号的崇高荣誉很不相符。这些问题,近年来随着全社会对科学技术日益重视,甚至有日益突出的趋势。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王扬宗 [3]

从学部委员到院士,一个称谓的变化不仅意味着荣誉的最终回归,也标志着科学家与国家科技发展同呼吸共命运的不可分割的历史。中国科学报甘晓) [2]

中国科学院院士大会层次高、影响大。周恩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不同时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曾莅临现场并作重要讲话。来自全国不同领域、不同战线的院士大家汇聚一堂,共商国家与学部科技事业发展,成为全国科技界两年一度的重要盛会。中国科学院 [8]

1960年访英尴尬

1960年,时任中科院副院长的吴有训访英时,在英国皇家学会纪念会前一天,会务主持突然通知中国代表团:“明天的大会,只有各国科学院正式院士才有资格参加,请各国与会院士明日穿戴好本国科学院的院士礼服和冠冕,以便识别,否则,会场警卫将拒绝其入场。”听完通知,几名中国代表面面相觑,一时不知如何是好:中国科学院没有实行院士制,更没有院士礼服,要是按照英国人的规矩,中国代表团全都不能入场。“一个东方大国,建国十多年了,竟连一个科学院院士都选不出来,这确实是一个无法向世界说明的问题。”吴有训心里想。吴有训对英国人说:“被你们称为院士的那个名词,在我们中国叫‘学部委员’,我们将身着通用礼服入场。”第二天,中国“院士”们身着中山装走进了会场。 [2]

除名院士

方励之,198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因政治方面的原因被除名。

陈敏恒,1991年当选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因科学道德和经济问题被除名。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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